鄉土文學向何處去？（文學新觀察）

白 燁

《 人民日報海外版 》（ 2013年01月22日 第07 版）

　　舊有的鄉土文學寫作開始走向終結

　　鄉土題材，一向是當代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創作的主脈。但在2012年度的長篇小說創作中，要想找到傳統意義上的鄉土題材作品，已經不很容易了。這裡的「傳統意義」，是指那種以鄉土社會為舞台，以鄉土人物為主角的相對純粹的鄉土題材作品。與鄉土生活有關的長篇小說寫作，更多地體現於城鄉交叉地帶的城鎮生活的描寫，以及那些帶有田野調查意味的紀實類作品。這種明顯可見的變化，也許帶有某種標誌性意義，即舊有的鄉土文學寫作，開始走向終結，而新型的鄉土文學寫作，由此正式開啟。鄉土文學的時代轉型，由此拉開了它的新的帷幕。

　　城鄉交叉地帶所以形成新的寫作重心，與社會生活近年來的巨大變異密切相關。從新時期到新世紀以來，舊有的鄉村在現代性的強力主導之下，以城鎮化、產業化、空巢化等多種方式，從生存方式、生活形態，到生產方式、人員結構等，都發生了劇烈又重大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方興未艾，始終變動不居。這種持續的新變，使得大部分的鄉村走向了城鎮化，而新的城鎮又與鄉村脫不開干係，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雜狀態。鄉土文明的整體性已不復存在，變動中的城鄉現實又充滿不確定性，這些都給作家們認識和把握新變中的鄉土現實帶來極大的難度。

　　小說新作體現鄉土向城鄉位移

　　2012年，一些以鄉土題材寫作見長的著名作家，如劉震雲、李佩甫、賈平凹等，均以表現城鄉交叉地帶的小說新作，體現出了創作視點的拓展與位移，他們更為關注和在意的，是不斷變動的基層社會，或變亦不變的城鄉生活。走出傳統的鄉土題材範疇，立足於新的生活基點，他們在精彩依然的作品中，體現著他們的個人的創作進取，也折射著文學走向的某些脈動。

　　劉震雲的《我不是潘金蓮》，由李雪蓮的家事如何由小變大，由少成多，又如何由私人事件成為公共事件，婚變事件成為政治事件的描寫，真實而坦誠地揭示出了當下城鄉社會普通平民的基本生態，那就是從村、鎮、縣，到公、檢、法，各個領域都有自己固有的規則，潛在的利益。而這種自成系統的規則與利益總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個看似冠冕堂皇，實則不辦實事的公共秩序。對於如李雪蓮這樣有冤屈又愛較勁的婦人來說，這一秩序不僅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使問題越積越多。可以說，李雪蓮20多年來一直告狀又沒有結果的遭際，既是她個人命運的一個悲劇，也是以雞蛋碰石頭的方式，對基層社會平民生態的一個測試。測試的結果是：基層職能部門看起來井然有序，實際上卻少有為民做主的積極作為，作者在李雪蓮「我不是潘金蓮」的自我辯白里，發出的其實是一聲無奈又憤懣的呼喊，它引發人們對於普通人生存境況的警醒與省思，應該是多層次，多方面的。

　　李佩甫的《生命冊》，立足於中原文化的腹地書寫主人公「我」如何從鄉村走向城市，無論如何行走，走得多遠，都難以脫開鄉土的血緣與牽連。從鄉村到省城，從省城到北京，再從北京到上海，「我」輾轉著一路走來，身份也從大學老師轉變為「北漂」槍手、股票市場上的操盤手，以及一家上市公司的負責人。但生「我」養「我」的無梁村，始終「我」有著粘皮帶骨的種種勾連。在時代與土地的變遷過程中，似乎每個人都難以實現自己微薄的意願，甚至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在這些人物的命運故事裡，我們可以看到城鄉之間紛紛擾擾的世間萬象，更可以見出傳統的鄉土文明既給人以某些現實羈絆，又給人以某種精神反哺的雙刃劍性。

　　賈平凹的《帶燈》，把視點移到了鎮政府這樣一個基礎機構，由一個名叫「帶燈」的青年女幹部接待上訪人員的種種遭遇與感受，反映了當下鄉間社會老的問題與新的問題相互糾結而來，從而給人們在基本生存和精神狀態上帶來的種種困厄與難題，這些問題說不上怎麼重大，婆婆媽媽，但又實實在在，既讓當事者無可奈何，又讓鎮幹部難以決斷。成堆的問題，就如書中的帶燈所說，它像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正是在面臨事情的源源不斷和問題的接踵而來，最沒權力的帶燈不厭其煩地儘力接待和勉力解決上，作者又寫出了普通鄉鎮幹部的善良與認真。作品看似是寫一個鄉鎮幹部的故事，但背後卻有對整個社會生活的思考，那就是以深厚的人道主義情懷，呼籲對基礎社會管理體制進行改革。作者在小幹部與小人物的故事裡，釋發出來的，顯然是見微知著，以小見大。

　　紀實作品直面新的鄉土現實

　　2012年有兩部紀實性作品，在直面新的鄉土現實的寫作上，也自見勇氣，別開生面。孫慧芬的《生死十日談》，以深入鄉間現場調研方式，勇敢地觸及了當下農村嚴重存在著的自殺現象。這些追根究底的查訪，既有自殺者懸疑重重的追蹤與剖解，又有與相關知情者的對話與互動，而一樁樁自殺事件的揭示，人們從中看到的，既有誘發事端的偶然性因素，更有釀成事件的必然性氛圍，這便是急劇變革的農村在急速前進的同時，帶給人們的無奈與失望，困頓與疲憊，以及在文化教育、家庭倫理、道德認同等方面的矛盾與問題。整個作品傳帶給人們的主要信息或巨大震撼，是農村問題不單是一個經濟發展相對滯後的問題，更是一個文化與教育發展嚴重失衡的問題。

　　梁鴻繼《中國在梁庄》之後寫作的《梁庄在中國》，寫了一群遠離梁庄的梁庄人在外打拚人生的漂泊史和心靈史。外出務工的梁庄人，分布於城市與城鎮的五行八作，而作者對他們的追蹤與素描，也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有意味的是，作者一方面以他們個人的口述實錄，自然而然地敘說他們自己的諸般人生與感受，一方面又以敘述者的視角——追蹤、採訪與調查，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與鄉土情結相兼顧的反思精神與終極關懷。可以說，這部作品以深厚的文學功底與社會學功力，由共名「梁庄」的城市農民工的生存現狀和精神狀態，描摹出一個村莊中村民的變遷和傷痛，真實地記錄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從鄉村到城市的艱難歷程。

　　據知，2012年的長篇小說總量在5000部以上，內中潛含了一些鄉土題材小說，是不容置疑的；再說2012年的鄉土題材作品數量銳減，也不一定意味著今後此類題材的寫作就此消亡。但純粹的鄉土題材發生了新的變化，鄉土寫作將以另一種新的姿態繼續延宕，將是一個基本的事實。有關鄉土寫作的這樣一個新的異動現象，值得人們加以關注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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