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與北朝晉陽（一）絲路來的粟特人
山西在北朝時期有兩個城市非常重要，一個是北朝前期的平城（今大同市），曾為北魏都城，北魏在此定都百十來年，人口多達150餘萬，是絲綢之路東段最有名的城市，留下許多與絲綢之路和民族融合有關的遺物；另一個是北朝後期的晉陽城（今太原市），作為東魏北齊別都，也是粟特人聚集之地，有許多絲綢之路的遺存。本文專門討論北朝晉陽和絲綢之路的關係。
北朝晉陽的時代背景
北朝前期，晉陽是距塞北最近的大城市，軍事、經濟地位十分重要。北魏遷都洛陽，東魏遷都鄴城，晉陽地位沒有衰減，反而隨著政治、軍事格局變化更加突出。特別是由北魏後期起，爾朱榮、高歡先後以晉陽為基地遙控洛陽，晉陽的地位隱在洛陽、長安、鄴城之上。多數大臣是身在洛陽，心系晉陽，朝中大事，盡報晉陽定奪。東魏、北齊時期，晉陽名為別都，實際上亦為當時政治、軍事中心。最奇特現象是政府開中國古代罕見之例，將負責全國政務的大丞相府置於遠離都城的別都，這樣的布局在古代絕無僅有，在世界範圍內也實屬罕見，是典型的兩都制。其時都城在鄴，丞相府卻在別都晉陽，兩地相距數百里。丞相府負責全國軍事，精兵強將，皆聚晉陽，馬匹糧草，晉陽最足，構成守衛鄴城的堅強屏障。
更為有趣的是，晉陽宮規模龐大不亞於鄴都皇宮，「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皇帝率領嬪妃和眾臣不斷奔波於鄴城與晉陽兩地。皇帝即位也屢在晉陽，晉陽即位與鄴城即位具有同樣的名分和權威。北齊八帝，四帝即位於晉陽，四帝謝世於晉陽。晉陽地位之重要，由此可見一斑。皇帝如此重視晉陽，長年累月居住晉陽，朝廷大臣自然也得緊跟效仿。因此朝廷重要官員均在晉陽建立私宅。許多人死後就葬於晉陽。
至今已經發掘的北朝墓葬有許多王墓，也有許多文臣武將的墓葬，其中最重要的具體有北魏辛鳳麟夫婦墓，北魏義陽太守辛祥夫婦墓，天統四年（568年）大將軍、武功王韓祖念墓、武平元年（570年）太尉、東安王婁睿墓、武平二年（571年）太尉、武安王徐顯秀墓；壽陽河清元年（562年）齊故定州刺史太尉、順陽王厙狄迴洛墓及其他北齊壁畫墓和隋代的斛律徹墓、虞弘墓等。這些王公貴族、大臣將軍墓葬的發現反映了昔日晉陽城的顯赫地位。
如此地位，決定了晉陽城與絲綢之路的密切關係。
絲綢之路，是古代世界貢獻最大的貿易之路與文明交流之路。有人顧名思義，以為絲綢之路僅是一條外貿通道，是中國絲綢為主的商品以及技術文明向西方傳播的通道。實際上，絲綢之路是東西方物貿、文明互相交流的通道，這種廣泛的交流，促進了東西方社會文明的整體發展和提升。
以往學者談論古代絲綢之路的東端，絕大多數只講到長安或者洛陽。長安和洛陽，是多朝代古都，都城是一個朝代經濟、文化、人口的中心，也是外國人匯聚之地，自然也是商業中心，吸納了大量外國使者、商人和學者。因而一般人認為作為都城的長安、洛陽，自然應該成為絲路東端。然而熟悉漢唐歷史的人都清楚，漢唐連綿一千餘年，由漢至唐期間曾有許多朝代，並非簡單的漢亡唐興。朝代興替頻繁，都城屢有變更。都城的變更，帶來的結果是絲綢之路東端隨著都城轉移而轉移。長安、洛陽是定都時間最久的城市，但並不是在任何歷史階段都是絲綢之路的東端，絲綢之路的東端在不同歷史時段有著不同的地點。比如北朝前期北魏定都平城，平城一度是絲綢之路東部最繁華城市。認識到這些差異變化，才是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漢唐之間的北朝，與絲綢之路關係密切起到獨特作用，絲綢之路到唐代達到鼎盛與北朝是萬萬分不開的。而探討北朝的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與平城與晉陽又是萬萬分不開的。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平城自然成為該時期唯一的絲綢之路東端。鮮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對游牧民族與外國人採取優惠政策，吸引大量外國人湧向平城，平城成為絲路東端最重要城市，留下許多粟特人活動的記錄與遺物。東魏北齊時期晉陽是北方軍政中心，胡商匯聚商貿發達，自然成為絲路東端最重要城市之一。
會北魏遷都洛陽後，洛陽成為絲綢之路的東端。《洛陽伽藍記校注》卷3《城南》記載「自蔥嶺已西，至於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歡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所謂盡天地之區已。樂中國土風，因而宅者不可勝數。是以附化之民，萬有餘家。門巷修整，閶闔填列，青槐蔭陌，綠樹垂庭，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同理東、西魏和北齊、北周時，晉陽也因特殊地位，與長安和鄴城一併成為絲綢之路的東端，吸引和導致大量的粟特人湧向這裡。雖然歷史文獻記載較少，然而保留下的許多絲路遺物其可信度不巾亞於文獻，同樣反映出晉陽與絲路及其胡人的密切關係。
近些年來、相傳出自太原附近現藏日本Miho博物館的北齊粟特人墓、太原隋代虞弘墓等，都是北朝後期入華粟特人的墓葬。
絲路來的粟特人
絲綢之路在很長時間內連通了晉陽與中亞諸國，當時的中亞諸國以撒馬爾罕為中心。撒馬爾罕位於今天的烏茲別克，中國北朝的史書中，撒馬爾罕被稱為康國，是古代粟特人的中心城市，安國、何國、石國、史國、曹國等，皆為其附屬國。同時這裡也是印度、波斯、突厥、中國商旅交匯的要地，更是絲綢之路西段必經之地。研討絲綢之路繞不開撒馬爾罕，其重要性無需多言。
《北史》卷90《西域傳·康國傳》載「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恆故地，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蔥嶺，遂有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世夫畢，為人寬厚，甚得眾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多人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王素冠七寶花，衣綾、羅、錦、綉、白疊。其妻有發，蠓以皂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為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將決罰，則取而斷之。重者族，次罪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
康國
《隋書》卷88《康國傳》記載與此相近。該傳雖只有400餘字，但是卻將該國的來歷、勢力範圍、都城位置、王和王后、執政形式、服飾、宗教、法律、體貌特徵、風俗、樂舞、特產等，均有介紹，是了解北朝中亞諸國的重要資料。由傳中可知該國及其周圍昭武諸姓的國家崇尚商業，商貿是該國重要經濟方式。《舊唐書》卷198《康國傳》對此有更詳細的記載，其云：「其人皆深目高鼻，多須髯。丈夫剪髮或辮髮。其王冠氈帽，飾以金寶。婦人盤髻，幪以皂巾，飾以金花。人多嗜酒，好歌舞於道路。生子必以石蜜內口中，明膠置掌內，欲其成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俗習胡書。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
兩傳相比，大致相同但是有一些出人，一是前傳言「丈夫剪髮，錦袍。」表明髮式較短，特徵是「剪髮」；而後傳則載，「丈夫剪髮或辮髮」，是指康國人有兩種髮式一種是傳統的「剪髮」，另一種則是「辮髮」。為何前書僅記男子為「剪髮」，而後書則加上了「辮髮」，我認為，這可能是受了突厥髮式的影響，因為從北朝起，突厥就採取聯姻方式控制康國，前書也說康國國王「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久而久之，由北朝到了唐代，其國人的髮式也自然受了突厥影響，有了「辮髮」的樣式。
二是後者記載的粟特經商習俗，遠比前書詳細，由其記載「生子必以石蜜內口中，明膠置掌內，欲其成長口常甘言，掌持錢如膠之黏物。俗習胡書。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表明該民族不僅是崇尚商業，而且從出生和幼年起，就開始培養經商的觀念和基本技能，如「俗習胡書。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等反映出該民族的商人不僅有文化，而且通曉多種語言風俗，精於計算，有為商業利益奔赴萬里、獻身冒險的精神。
據史料記載，許多粟特人與北朝晉陽有關，比如安息人安吐根的曾祖就與晉陽有密切關係，如《北史》卷92《蠕蠕傳》記載：「安吐根，安息胡人，曾祖入魏，家於酒泉。吐根魏末充使蠕蠕，因留塞北。天平初，蠕蠕主使至晉陽，吐根密啟本番情狀，神武得為之備。」可見安吐根是在北朝和柔然之間來回奔波，擇利投靠的胡人後裔。史書明確記載，北朝晉陽還有其他穿過絲綢之路來的粟特人，如翟氏即為一例，《晉書·慕容垂載記》：「封翟檀為弘農王，翟德為范陽王，翟楷為太原王。」到北朝後期，翟氏家族仍是并州大族。
《隋翟突娑墓誌》：「君諱突娑，字薄賀比多，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訶大薩寶，薄賀比多。（突娑）春秋七十，大業十一年（615）歲次乙亥正月十八日疾寢，卒於河南洛陽縣崇業鄉嘉善里。」據榮新江研究：從翟姓和父子兩人的名字來推斷，他們很可能是來自中亞粟特地區而著籍太原的移民。應當指出的是，翟突娑著籍洛陽，應當是他入仕於隋以後的事，他原為并州太原人，其父翟娑摩訶所擔任的大薩保是并州胡人聚落的政教大首領。重要的是，翟突娑卒於615年，時年七十，其生年當在556年，即北齊天保七年。如果翟突娑是翟娑摩訶20歲時出生的，則其父以40歲時任大薩保為最合理的年份，也就,576年前後，此時距離虞弘任北周檢校并州等地薩保府的年代（580年前後）相去不遠，或許虞弘檢校的薩保府，正是翟娑摩訶為薩保的胡人聚落。
榮新江的推析相當合理，另外我們還可以補充證據，證明翟突娑不是漢族人，而可能是西域人。敦煌本S.0367號《唐光啟元年（885年）書寫沙州伊州地誌殘卷》記伊吾縣「火祆廟中有素書形像無數，有祆主翟盤陀者，高昌未破以前，盤陀因入朝至京，即下祆神。」此翟盤陀身在西域，未說清哪國人。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對人華粟特人姓氏做過溯本窮源的考證，其中考證翟氏為高車族人，文云：「高車丁零有狄氏，為古赤狄之餘種。狄即翟也，《晉書》載記及《魏書》紀傳所記丁零酋豪多翟氏者……《慕容垂載記》：封翟檀為弘農王，翟德為范陽王，翟楷為太原王。」由此看，翟突娑許是太原王翟楷之後。
高車族是游牧民族，活動範圍很廣，從中亞到東北亞都有其記載。《資治通鑒》明確記載：「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趙以斌為句町王。」這一年是330年，趙即石勒的後趙政權。至是我們也尋找到了中原丁零翟氏的源頭，是從位於中亞錫爾河流域中部的康居遷徙來的。
《安師墓誌》
《康達墓誌》
據榮新江《北朝唐粟特人之遷徙及其聚落》一文鉤稽的材料，北朝隋唐時期著籍太原並見於墓誌的粟特人還有安師、康達、康武通、何氏、安孝臣和他們的先人，他們應當是屬於并州胡人聚落的部分成員。如《安師墓誌》提到的其曾祖安哲，任北齊武賁郎將；《康達墓誌》記載的「曾祖蕞，齊任上柱國，祖逵齊任雁門郡上儀同」；《安孝臣墓誌》題為「大唐故翊麾副尉澤州太行鎮將騎都尉安府君之墓志銘」，志文記也載「君諱孝臣，太原郡人也」；《大晉何公墓誌》記載的何群政等人。
此外還有虞弘及其父親，隋代虞弘墓是1999年在太原市晉源區王郭村發現並發掘的，據墓誌，男主人姓虞（魚）名弘，字莫潘，魚國尉紇驎城人。奉茹茹國王之命，13歲便出使波斯、吐谷渾等國。20歲後，又奉命由波斯出使北齊，隨後便在北齊、北周和隋為官，在北周一度「檢校薩保府」，卒於隋開皇十二年（592年）。墓誌還記載了他的父親「父君陀，茹茹國莫賀去汾，達官，使魏朔州剌史。」由墓誌可見，虞弘父子俱在北朝為官。其父在北朝為官時間，很可能是在他出使北朝之後，他出使北朝時間應該是543年（北魏孝武帝永熙三年或東魏孝敬帝天平元年）之後。至多再提前到533年。他在北朝為官，當，534年之後。
入華為官是入華粟特人的最佳職業。從最崇拜商業和追求商業利潤轉向選擇做官，是入華粟特人的一大轉變。分析這種轉折，顯然受中原官僚特權階層的影響，經商是為追逐利潤，官僚階層有權有名更有利，可以比經商帶來更多利潤和財富，所以從利益最大化出發，精於計算的粟特人入華後的首選職業就是做官。
婁睿墓壁畫胡商駝隊圖
絲綢之路空前暢通，各國的商人和使臣攜帶著貨物和貢物湧向并州，或擇地定居，或展開商貿活動。商人在中原士農工商序列中排名殿後，實際上，社會地位僅次於官僚階層，特別是胡商，交通官府、互相勾結、財大勢雄。胡商數量龐大，奔赴各地，經營各種生意。其蹤跡可由墓葬壁畫和出土駱駝胡商俑反映出來，如太原北齊東安王婁睿墓是一個壁畫墓墓道和墓室都有壁畫在墓道壁畫中，就有胡商駝隊圖，繪四人五雜組成的一個商隊，滿載貨物。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大食人形象，右手牽著駝韁。右後又有一駝，馱圓鼓大白軟包。兩駝間，一人高大修長濃眉深眼似為波斯人。所牽駝馱大花軟包與垂橐及絲縞，大步緊跟。兩駝右側還有二人二駝，相隨前進。
太原北齊墓壁畫中，還有間接反映粟特人的材料，如王家峰北齊武安王徐顯秀墓壁畫，男主人濃眉大眼冠服紅袍肩披一件薄皮大氅，左手端一漆碗。女主人容貌秀麗，身著白領白邊暗花紅裙，左手端一漆碗，倆人正在飲酒。兩旁樂伎侍衛成群，左有人執鞭牽馬等待，右有一犍牛拉車待行，男女隨從數十人夾雜著幾個深目高鼻的粟特人，羽葆鼓吹，旒旌成列，氣派十足。
除粟特人外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在并州還有許多柔然人、高車人與突厥人長期居住著，《北史》與《魏書》都記載，柔然衰亡前後，許多柔然人與高車人遷徙到并州北部。在出土文物中，我們還能看到突厥（或柔然）人的形象，其中太原北齊賀拔昌墓出土的一件騎馬陶質突厥（或柔然）人物俑最有特色，其通高25厘米、長22.5厘米，在一匹健壯的駿馬背上，坐著一位游牧民族騎士，身體肥胖，頭梳長發，十幾條辮子留在背後，圓頭圓腦，面向上仰，穿一件圓領窄袖寬肥紅袍，腳踩馬蹬。一手牽著韁繩，一手舉向嘴邊，兩指彎曲伸進嘴裡，作打唿哨狀。神情自然，似乎行走在一望無際的茫茫草原上，四顧無人，打口哨作樂。
此外在并州地區北朝到隋唐墓葬的隨葬品中，還常有各種胡人俑，如粟特商人騎駱駝俑、突厥騎馬俑、異域伎樂俑等；還有繪著粟特人和獅子圖像的帶釉扁壺。通過類似的隨葬物品，均有助於了解粟特人在并州活躍程度。這些胡人形象，屢見於晉陽北朝墓葬壁畫或俑，是通過絲綢之路來到晉陽的大量粟特人的縮影。
北朝晉陽及其附近胡人，也見於史載。如隋末李淵、李世民父子於晉陽舉起反隋義旗後，進軍西安途中，在現在晉中靈石縣境內，遇到了隋軍抵抗。大軍屯軍地很有意思，名為「賈胡堡」。
《舊唐書》卷《高祖本紀》：「（隋大業十三年）秋七月壬子，高祖率兵西圖關中，以元吉為鎮北將軍、太原留守。癸丑，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丙辰師次靈石縣，營於巾賈胡堡。隋武牙郎將宋老生屯霍邑，以拒義師」。
《讀史方輿紀要》卷41《山西三》：「賈胡堡州東北五十里，在霍山蛤蟆嶺上。隋大業十三年，李淵起兵太原，至西河，入雀鼠谷，進軍賈胡堡，去霍邑五十里，是也。《括地誌》：靈石縣有賈胡堡蓋舊在靈石縣境。」
「賈胡堡」，顧名思義，自然是外商居住之堡。以賈胡命名堡子，可以理解為，這裡是外商長期聚住之地，為了長期安全居住還建造有堡子。日子久了，得到當地人認同便自然以「賈胡堡」稱呼此地了。《新唐書》也記載該地有賈胡堡。《新唐書》卷1《高祖本紀》載（武德二年）「二月乙酉初定租、庸、調法。令文武官終喪。丙戌，州置宗師一人。甲午赦並、浩、介、石四州賈胡堡以北繫囚」。李吉甫著《元和郡縣圖志》時，也提到此地的「賈胡堡」。日本學者桑原騭藏早年就認為，此地名賈胡，或因有西域古胡長來此販賣貨物，故殘留此名以作紀念。表明從北朝，至少從隋朝到唐中期，這個地名一直在使用。也表明在此地名產生之時或之前的北朝，這裡聚住著大量的外商及其家眷。
并州向來是中原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區，所以後漢以降數百年間，尤其是北魏以來，并州一直是外來民族成員落腳的首選之地，粟特人也不例外。
一直到唐末五代時期，并州仍居住著許多粟特人，就出土材料看，他們雖然巳經在中原擔任官職，但是仍舊自成聚落，至少在他們之間還盡量保留著特殊的婚姻關係。這種情況從《大晉何公墓誌》中即可反映出來。該墓誌現藏山西省石刻藝術博物館，據說出土於太原北部，出土的時間、確切地點和伴隨的其他隨葬品均已不清楚。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曾有學者在《山西文物》上介紹過此墓誌，但失之簡約，為了更好分析五代時仍活躍在并州的粟特人及其婚姻狀況，筆者又再次核對標點了該墓誌。今將志文核錄如下：
大晉故雞田府部落長史何公志銘並序
《易》曰：知生而不知死，德而不喪；知存不亡名其雄，聖人乎，由是知榮祿有杖之期。生死而無究竟之路，則知壽有短長，榮無久固也。
公諱群政，家本大同人也。公主領部落，撫弱遏強，矜貧恤寡，家崇文武，世襲冠裳，傳孝悌之風儀，紹恭儉之禮讓，分枝引流，不可究源，皆繼簪纓，拖金拽紫，盡為候伯，各有功勛。公不幸忽染時疾，葯療無醫，去長興三年十二月一日於代州橫水縝終於天命。夫人安氏，星姿降瑞，月彩呈樣，行美芝蘭，德彰閨壼，忽以身縈疾，葯療無征，須臾莫返香魂，倏忽而俄辭白日，以天祐年四月十九日京宅內。有男五人，弟（應為第）二隨駕兵馬使充左突騎十將，天祐年十二月廿四曰從庄宗帝於河南胡柳陂，為國戰效身終，敬周。弟（應為第）三隨駕兵馬使充左突騎副將，敬千，同光年四月廿三日身終封墳，殯在庚穴。長男北京押衙充火山軍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敬文。次隨駕右備征軍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敬萬。次隨駕左護聖弟一軍副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敬超。新婦三人，長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孫男九人，從榮、重進、小哥、韓十九、憨哥、小斯兒、小豬、小憨、王七。新婦宗氏，重孫兜兒。長男敬萬等，俱以義烈門風孝傳井邑，以年匪順，靈壙不遷。今就吉辰，方塋宅穸，即以天福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葬於陽曲縣連師鄉相輔村北，聖地遷合，並置新瑩平源（應為原），禮也。」
其銘曰：有奇仁，摽風格，名重珪璋，智匡郡邑，一任長史，累榮祿，盡珠，咸。安氏夫人，星姿降質，疾構，身終蘭室，賢男賢女，有，晨昏問，冬夏溫清，卜其宅地兮，廣瑩藏事。
此墓誌是何敬萬為他父母所刻，由此墓誌能夠發現墓主人是「昭武九姓」中的何國人何群政，他的夫人姓安，是粟特安國人。甚至他的幾個兒媳也是「長安氏、次康氏、次康氏。」孫媳是宗氏，國別不詳。毫無疑問安氏和康氏是「昭武九姓」中的安國人和康國人，都是來自中亞的兩河流域。通過墓主人兩代人的婚姻情況至少說明，五代時，并州還有大量的粟特人，這些粟特人主要是內部通婚，反映出他們很可能還是聚族而居，還沒有與漢民族完全融合。
（文章來源：《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第十屆年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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