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何為丨陳平原談「搶狀元」:大學不爭氣,被媒體公眾綁架
陳平原的《抗戰烽火中的中國大學》即將出版。這部作品,加上之前的「大學三書」——《老北大的故事》、《大學何為》、《大學有精神》,以及《讀書的「風景」:大學生活之春花秋月》,將構成他的「大學五書」。「從中,大致可以理出我對中國大學的思考脈絡。」7月5日,在北大人文學苑,這位北大中文系教授面對澎湃新聞(wwwwww.thepaper.cn)的提問,不徐不疾,細細闡述,他是站在教育史的背景下,來談論當下中國大學的任何問題。「反省一百多年來中國的高等教育,中國人辦大學的坎坷歷程,及其是非曲直、功過得失,是我思考及表達的基本立場。」他沒有作通史,但一直在「選點」:晚清建立新學制時的困惑與掙扎。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中國大學的拓展。五十年代院系調整留下的遺憾。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和教育的重新出發。「再就是最近20年,當代中國大學的發展。雖然我有過很多批評,不過喜歡用這麼一句話來形容:亂七八糟但生氣淋漓。」說到「批評」,他鏡片後的眼神始終一片溫和的笑意。在他的新作緒言里,你卻能讀到一段深沉的質疑:我終於找到一幅可與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聯大教授朱自清、羅庸、羅常培、聞一多、王力的合影——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體時間及地點,以便將其作為抗戰中意氣風發的中國讀書人的象徵。在一次專題演講中,我提及這幅照片:聯大有什麼值得驕傲的?聯大有精神:政治情懷、社會承擔、學術抱負、遠大志向。聯大人貧困,可人不猥瑣,甚至可以說「器宇軒昂」,他們的自信、剛毅與聰慧,全都寫在臉上——這是我閱讀西南聯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今天的中國大學,從校園建築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飛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乾淨與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種由內而外、充溢於天地間的精神力量。於是,採訪從這裡切入。澎湃新聞:為什麼當下校園裡缺乏西南聯大師生那種剛健的精神力量?陳平原:今天我們講述西南聯大的故事,某種意義上是理想化的,是將其作為當下中國大學的一面鏡子。我們知道,當下中國大學教育有很多問題,但必須仔細分梳,哪些屬於制度問題,哪些屬於觀念問題,哪些是學者本身的缺憾,哪些又是整個時代氛圍決定的,做過認真的清理之後,才能夠比較準確地下判斷。歷史是一面鏡子,但不是一個標準,更不是萬應藥方。澎湃新聞:據說,您一直擔心將「大學精神」形成口號化?陳平原:北大爭了這麼多年,定了好幾次校訓,都不成功。講大學精神,我主張用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並包」。很大程度上,不是要不要精神,而是要什麼樣的精神。相對來說,定校訓、說精神是比較容易的,但很多制度性問題,不是喊幾句口號能夠解決的。有時候,甚至不是教育體制的問題,是政治體制的問題。比如,如何設置以及講授各種類型的政治課,就不是校長或部長說了算的。澎湃新聞:您在《大學公信力為何下降》里,作過全面的分析。但我們發現公信力仍在下降,不免擔心其走向。陳平原:今天不只是大學的公信力下降,是整個社會的公信力都在下降。政府官員、大學教授、警察叔叔、還有白衣天使等,今天都沒有好名聲。我曾經談起,北大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特別在意媒體對我們的報道。每周或每月貼出一堆,很光榮。現在早就不做了,因為經常是負面的報道。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北大,所有大學基本上都一樣。要知道,第一,表揚好人好事,或為某個機構唱讚歌,不是媒體的特性。第二,報道曾經很高雅的大學及大學教授的負面消息,很有閱讀市場,甚至可以說是「大快人心」。今天中國大學形象之所以「一落千丈」,有大學本身不爭氣的原因,再就是媒體比過去更加發達了。說到這裡,讓我想起最近這段時間發生的北大清華搶生源,那是一個讓人傷心的話題。搶好學生很正常,所有國內外大學都在搶。問題在於手段及標準。比如美國大學也搶,但給學生選擇的自由——好學生可以拿到好幾所大學錄取通知書,最後決定權在自己。可在中國,因只能被一所大學錄取,就搶得很不像話了。尤其是發生在北大清華之間,而且還是以高考分數來搶學生,搶所謂的「狀元」,實在沒出息。「高考狀元」是老百姓的說法,這裡姑且從俗。問題是我們都知道,高考分數690與688,其實是沒有差別的。只是生活在一個科舉制度源遠流長的國家,大家都相信,只要考試,就必須爭「第一」,第二、第三沒意義。為什麼在中國,會弄出這麼畸形的對分數的崇拜?這裡有大學的問題,也有媒體的問題,還有公眾的問題。某種意義上,大學是被媒體及公眾綁架了。民眾追求「公平」,欣賞一分之差見高低、定生死;媒體則以造星的眼光及趣味來談高考,弄出省市縣三級乃至單科「狀元」等莫名其妙的說法。讓人不解的是,大學也頂不住了,屈從於世俗的偏見。搶「狀元」的真正原因,不是因為愛惜人才,而是保護學校名譽——在媒體及民眾心目中,搶到的「狀元」越多,證明這大學越好。澎湃新聞:可我們也知道,這種世俗力量是很強大的,怎樣扭轉這一困局?陳平原:北大曾經作過兩個決策,但現在都落空了。第一是不公布,不排名。第二是與清華達成協議,彼此都不要炒作所謂的「狀元」。實際上,校長及教授都明白,招進來的各省「狀元」,絕大部分將來不比別的學生強。高考只是一個門檻,入學以後,一切都必須「從頭越」。到目前為止,沒有任何證明當初的高考分數日後對學生有很大影響。各省高考的第一名,如果不是去香港就學,選擇在內地念書的,基本上不是進北大就是進清華。所以,兩所大學若能達成並遵守協議,不宣傳今年錄取了多少個各省第一,別的學校也就沒有什麼好炒作的了。再說,論學術實力與社會名聲,這兩所大學也算伯仲之間,有必要為此競爭與炒作嗎?我還是要說,搶生源是正常的,全世界的大學都搶好學生,因那是辦好教育的關鍵一環。問題在於,用什麼手段,根據什麼標準——你為什麼要盯住各省高考的「狀元」搶呢?這就說到了整個社會對於分數的過分強調,導致今天所有學生被迫去搶每一分。我曾經說過,文革結束後,我們恢復了高考制度,這很好,但只是回到常識。四十年來,我們不斷唱讚歌,缺乏批判與反省。今天再看那句激動人心的口號——「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其實不無偏頗。這種分分計較的「平等」,某種程度掩蓋了內在的不公平、沒效率。北大曾經嘗試過兩件事,也都失敗了。一件就是「中學校長實名推薦」。我們在全國選了若干好中學,經中學校長實名推薦的學生,可成為北大自主招生直接候選人。2010年開始做,好幾年了,我問招生辦主任,為何推薦上來的學生未見特別出色的?我說的「特別出色」,不是指智商高,而是像錢鍾書那樣偏科的奇才。我們做「中學校長實名推薦」的目的,就是想把那些在高考時沒法獲得承認,但特別有才華的學生推薦上來。可實際上做不到,那些推薦上來的,參加高考也能考上。後來我想清楚了,沒有一個校長敢冒險推薦偏科或成績不高的好學生。這就是公信力的問題。校長即便「獨具慧眼」,也不敢「獨斷專行」。記得有一次,有不認識的人給我寫信,告他們中學校長推薦時搞「貓膩」,把一個成績不如他的人推薦上來了。我出於責任感,把信交給學校。後來學校招生辦給我解釋了大半天,分數是一樣的,名額又有限,校長並沒有作弊。你可以想像,沒有一個校長敢承擔風險,將一個偏科的「奇才」推薦給北大。整個社會已造成這麼一種輿論氛圍,誰都不相信有人會出於公心、主持公道。假定哪一個校長敢把像錢鍾書那樣數學成績很差的學生推薦上來,會被唾沫淹死的。更嚴重的是,一個偏科的學生,根本就沒辦法考進重點高中,他在小學或初中階段就被淘汰了。所以,「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一標準化設計,可能限制了若干「貓膩」,但也導致那些「特立獨行」的好學生被卡掉。第二件事,那就是加大面試成績。南科大招生,以及香港各大學招生,都是這麼做的。是否有效,取決於面試老師的經驗,以及試題的設計。面試學生是有技巧的,在短暫的交談中,迅速發現他的潛能或缺陷,這也是很難的。如果像陳景潤這樣不擅表達的人來參加面試,也可能沒法通過。再說,有了決定勝負的「面試」,就有傳授面試經驗的培訓,很快掌握答問的技巧與套路。還有說說而已的「高中老師推薦」或「中學分數計入」,更是缺乏可操作性。理論上,中學老師最理解自己的學生,哪個更有潛能,哪個只會考試,他(她)知道的。可你知道中國人的特點,這樣一來,所有中學老師都會把班上學生全都誇成一枝花,所有學校都會製造虛假的高分。澎湃新聞:現在這些林林總總的現象冒出,是否意味某種趨勢走到一個階段?陳平原:我曾經說過,所有的制度,只有在它方生未生時是最有魅力的。一旦固定下來,就會有很多的遺憾,必須不斷反省、批判、調整。1977年恢復高考至今,將近40年了。當初建立這套制度是很有意義的,它保證了人才通道的暢通,每個人可以憑自己的努力實現夢想。可這個制度走了40年後,我們發現,整個社會過分迷信高考分數。而且,這個趣味往上下蔓延,下到小升初,上到考博士班,全國人民已經習慣「分數面前,人人平等」這個口號了。這個時候,「公平第一」的訴求,可謂壓倒一切。我再三說,分數與才華、天賦是兩回事。不打破這一迷信,「天公」就無法「重抖擻」。可如何打破高考分數迷信,誰來打破?今天的中國大學,沒有一所敢脫離高考,獨立命題,自主招生。北大曾想嘗試,最後還是落空。除了巨大的工作成本,更嚴重的是,無法抗拒各種說情與壓力。我們都說「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所謂「伯樂」,應該是人家都不看好的時候,獨獨你看好,且有能力將你的判斷付諸實踐。可今天的伯樂沒有權力,沒有權威,也沒有社會威望,他說的話誰信?大家都相信「無利不起早」,你為何打破常規,為某匹馬說好話,必定是受賄,或有其他利益交換。整個社會已形成這麼一種共識,「伯樂」無用武之地,只好繳械投降。將近四十年的唯「高考分數」是問,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以及國民素質的提高,是有意義的。但過於計較分數,必定是偏於標準化——用同一把尺子選拔人才時,太長的給鋸掉,太短的給墊高。所以,中國高等教育有一個明顯的缺憾——整體實力迅速提升,教授及學生的平均水平也不錯,但缺乏特別優秀的人才(或者說天才),因此也就難見「石破天驚」的偉大成果。澎湃新聞:我問過劉道玉校長,怎樣將對改革高校教育的提議,落到實處?陳平原:關心中國高等教育命運的,不僅要有言之成理的辨析,義正詞嚴的批判,最好還能提出若干建設性意見。重新開放211工程,逐漸吸納一批辦得較好的大學(尤其是中西部的大學),而且打破終身制,實行動態管理,我相信可以大大推進中國的高等教育。具體論述就不說了,我想說的是那「壓在紙背的心情」。單說中國大學有問題,這還不夠,如何群策群力,促使其較好地發展,這就是我關心的問題。研究教育的過程中,我深切體會到,任何一項教育政策的得與失,影響都十分深遠。研究者必須明白,教育的發展與演進,只能是不斷修改的過程。這不像一張白紙,可以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千百萬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不能充當實驗的小白鼠。想像完美的、徹底的改革,既沒辦法施行,也可能危害甚大。確實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在現有基礎上不斷調整,努力做到「移步變形」。這也是我談中國大學時,不敢過於高調的緣故。澎湃新聞:現況之下,學生怎樣才能得到真正對自己有力有益的指導?陳平原:大學教授與家長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不一樣的。家長可能說,中國大學若實在辦不好,沒關係,那我就走,把孩子送到國外去。而對於大學教授來說,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很幸福的事;若好學生都走了,心裡會很難受的。話說回來,我們只能一方面呼籲風氣轉變,介入到變革大潮中,另一方面努力庇護自己的學生,給他們提供儘可能好的學習條件。我特別感慨的是,當年我們做學生,老師為我們支撐起一片天。如今我們也成了老教授,卻不太有能力為學生做更多的事。只能說是儘力而為了,畢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影響公共政策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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