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騫：羅莎·盧森堡對「資本主義適應論」的批判：哲學在線

羅騫：羅莎·盧森堡對「資本主義適應論」的批判作者：羅騫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8期點擊數： 506更新時間：2006-8-28 【哲學在線編輯，轉載請註明】（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100732）【內容摘要】 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總體性來看，如果資本主義適應論正確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理論體系將全部崩潰。為此，羅莎·盧森堡從理論前提、方法論基礎、政治後果等多個方面對資本主義適應論進行了批判，這些批判充分體現了羅莎·盧森堡的馬克思主義立場。面對當今「資本主義沒有替代物」這一主流的歷史語境，不僅羅莎·盧森堡批判資本主義適應論所獲得的一些具體理論成果，而且批判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直接關係到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現實和人類未來的基本理解。【關鍵詞】 適應論 崩潰論 社會革命 社會改良從19世紀90年代之後的較長一段時間之內，資本主義的崩潰問題曾經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領域中討論最廣泛和最熱烈的論題[1]，資本主義適應論與崩潰論之間的對立被看成是政治實踐立場中改良與革命對立的理論基礎。如果說資本主義適應論能夠成立，甚至由此承認一種非批判的資本永恆論，那麼，整個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社會革命理論和科學主義社會理論都將全部崩潰。可以說，崩潰論與適應論之間的爭論決不是一個枝節，而是關係到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根基，關係到人們對歷史最基本的理解。然而，隨著實踐的發展，爭論逐漸的冷卻了，問題被無限期地延宕和遮蔽。一些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者出於操作的立場不願意或者說根本沒有信心討論資本主義的適應或崩潰問題，在他們的心目中，發達美好的資本主義還是我們現實生活的「彼岸世界」。這種潛在的資本優越論無形中為資本主義的適應論乃至永恆論提供了支持。蘇東劇變之後，資本的永恆論更是再度登場，「資本主義主義沒有替代物」成為全球主流的意識形態，儘管近年又有了「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聲音[2]，但畢竟還處於邊緣位置，並且也並不完全與馬克思的理論直接相關。在這樣的背景下，重新討論「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羅莎·盧森堡」（盧卡奇語）對「資本主義適應論」的批判，其意義顯而易見。按照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中的說法，對於任何一個對解決現實問題感興趣的人來說，「只有通過對羅莎·盧森堡的基本理論著作的批判性探討，才能達到真正革命的、共產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立場。」[3]作為理論家的羅莎·盧森堡最重要的貢獻始終同對資本主義適應論的批判密切相關，《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就是代表性的論戰成果，後來的《資本積累論》以嚴格的學術方式推進著早年同伯恩斯坦論戰的這一主題。如果真像倍倍爾所說的那樣，普列漢諾夫從哲學上擊潰了伯恩斯坦主義[4]，那麼，儘管羅莎·盧森堡的所有著作今天並非都完全恰當有理[5]，至少可以將《資本積累論》看成是羅莎·盧森堡從政治經濟學方面就同一任務所作的有效努力。今天，重提羅莎·盧森堡對資本主義適應論的批判，意義恐怕主要還不在於檢討其理論上的成敗得失，就問題本身提供某種「知識」或見解，以獲得既定立場，而在於將此一問題在當代的狀況及其性質引進人們的視野，重申此一問題同人類命運和歷史之未來可能性的內在關聯，只有通過諸如此類問題的有效探討，才不至於僅僅將馬克思思想的意義申述為一場思想史內部的革命。一盧卡奇曾經指出，對馬克思來說，只有一門唯一的、統一的、歷史的和辯證的關於社會作為總體發展的科學[6]，這一命題抓住了馬克思思想體系的總體性特徵。馬克思將政治學、哲學、經濟學、歷史學等等具體學科的研究同對現實社會歷史的考察直接地聯繫起來，熔鑄成了總體性的思想體系——歷史唯物主義。其中，社會形態理論（不論是三大社會形態理論，還是五大社會形態理論）提供了考察人類存在的歷時性範式，而社會結構理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提供了考察人類存在的共時性範式，二者同是生產方式這一分析範式的兩個不同側面，一種具有本質重要性的人類文明形態學思想通過這一範式被明確地樹立起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從社會生產關係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中理解社會歷史的演變，闡釋不同時代的基本特徵。歷史形態的變遷乃是社會結構內在矛盾運動的結果，而不同的社會結構又在歷史的變遷中獲得各自的形態學意義。馬克思說：「生產關係總和起來構成所謂社會關係，構成所謂社會，並且構成一個處於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徵的社會。古典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都是這一生產關係的總和，而且其中每一個生產關係的總和同時又標誌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7]在馬克思看來，資本是現代社會歷史的本質範疇，作為一種社會關係的資本，它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資本主義社會只是人類歷史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它將由於自身的辯證運動而走向滅亡，可說這是馬克思思想的基本成果。馬克思的整個資本主義批判理論就是通過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運動來揭示資本主義產生、發展和滅亡的過程，探索人類未來的歷史走向，並且以實踐的方式參與到改變歷史的過程中去。馬克思以主客體在社會歷史中辯證統一的實踐哲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辯證運動同無產階級改造社會的主體實踐之間的內在聯繫。馬克思說，「不難看到，整個革命運動必然在私有財產的運動中，即在經濟的運動中，為自己既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8]在馬克思的思想視域中，歷史失去了抽象的絕對主觀性和絕對客觀性。正是這樣，馬克思的整個理論又易於被從主體和客體兩個抽象的極端上加以闡釋。馬克思，特別是恩格斯逝世之後，隨著第二次工業革命如火如荼的展開，資本主義又進入了相對穩定的時期，以庸俗經濟學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永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以「資本主義適應論」的變種形式復活。在這種背景中，馬克思的理論體系就從經濟決定論的客觀主義方面和倫理社會主義的主觀方面分裂為兩種貌似對立的闡釋，這兩種闡釋趨勢都與重新肯定資本主義的適應性存在密切關係。馬克思的思想體系同資本主義社會批判之間的內在聯繫是顯而易見的，並且馬克思自己已經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揭示了[9]，我們也不難從馬克思思想的發展歷程和基本內容之中明確這一關係。可以說，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關係到馬克思整個思想體系的根基。如果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命運的考察及其基本結論不能成立，資本主義的內在結構沒有蘊涵導致其必然滅亡、從而走向馬克思設想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動力，換句話說，如果資本主義具有無限自我調整的適應性，從而變成一種「永恆」，馬克思的歷史時間概念就被解除了，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將搖搖欲墜。所以，伯恩斯坦的資本主義適應論不是一個枝節的問題。羅莎·盧森堡是較早意識到此一問題嚴重性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並且就這一問題的性質做出了準確定位。羅莎·盧森堡指出，伯恩斯坦作為問題提出的，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速度，而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本身，以及同這個發展過程有關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資本主義適應論拔掉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石中的第一個」[10]，它關係到整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伯恩斯坦認為，馬克思的資本主義理論是以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為基礎的崩潰論，只要危機理論不能成立，崩潰論也就不能成立了，因為資本主義經濟崩潰是作為越來越重大的危機的後果而出現的。[11]伯恩斯坦指出，資本主義制度由於它本身的矛盾而引起的全面崩潰，是一個徹頭徹尾模糊不清的觀念，「目前的生產制度幾乎在同時完全崩潰，這件事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不是可能性更大，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為社會的發展一方面提高了工業的適應能力，另一方面（或與此同時）加深了工業分化。」[12] 「如果經濟崩潰不是一種必然，那末社會危機也就不是一種必然性了，那末社會同樣也可以繼續發展下去而不致發生崩潰，那末社會災難也就不是一種內在的、也即在事物本身中所固有的必然性了。」[13]伯恩斯坦否定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危機理論，從而否認了資本主義崩潰的可能性。以這種資本主義經濟領域中的適應論為基礎，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問題，只可能形成兩種觀點，一種是在適應論的口號之下，重新收回庸俗經濟學為基礎的非歷史的「資本永恆論」，一種是將對資本主義的社會改造確立在純主體覺醒的超越領域，甚至是讓國家來承擔建基於倫理預設的改良重負，工人階級的運動也不過是為了提高和改善自己的生存條件，而不再有超越資本的革命取向。不論其中哪一種情況，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都是不能成立的，不存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急劇變革的可能性。。伯恩斯坦採取的是第二條道路，他將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調整和任何微觀的進步都看成是社會主義的發展，是社會主義一部分一部分的實現，他說：「伴隨著這一發展，經濟企業自然會從私人管理轉入公共管理，但這種轉移只能逐步地進行。」[14]因此，他認為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革命性的飛躍是一種假定，是與舊的空想主義抽象對立的另一種空想主義。[15]伯恩斯坦由此批判了「教條的革命主義者」抵死不承認現實的重大變化，將這些變化看成是「偶然情況」，而「不是實事求是地去探究這些事實的真正原因和連帶關係」，他們只是一些「迷戀革命的唐·吉柯德」。[16]十分顯然，只要資本主義適應論能夠成立，不僅社會革命的理論基礎被動搖了，甚至整個無產階級運動的最終目標也將被放棄，其理論和實踐的歸屬只能是改良主義。伯恩斯坦坦白地說：「我對於人們通常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非常缺乏愛好和興趣。這個目的無論是什麼，對我來說都是毫不足道的，運動就是一切。」[17]對此，羅莎·盧森堡針鋒相對地指出：「……為運動而運動，在我看來等於零，而最終的目標才是一切。」[18]羅莎·盧森堡認為，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才是區別作為無產階級運動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同資產階級民主運動和資產階級激進主義運動的決定性因素。她批判伯恩斯坦割裂社會改良和社會革命的關係，將社會改良從社會革命的工具變成了整個運動的目的，走上了改良主義道路。這不是鬥爭的方式和策略上的差異問題，它涉及到整個運動的基本方向和基本性質，關係到「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存廢問題」[19]。需要注意的是，羅莎·盧森堡這裡講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本質上是指社會主義革命運動，而伯恩斯坦為自己辯護說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目的和原則時，他認為這一目的應該表述為「全面實現合作制」原則，並且認為這一原則才真正將全部社會主義意向概括無遺。[20]關於這種所謂的合作，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產黨宣言》等等多部作品中早有明確批判[21]，問題在於這種批判的有效性是否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流逝，一種對立的鬥爭是否將讓位於折中的調和。關於伯恩斯坦改良主義的實質，保羅·斯威齊就明確地指出，這一概念只是一個委婉的說法，「他的真正的目的——雖然他可能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是要把馬克思主義從社會主義運動中徹底連根拔掉。」[22]斯威齊的這一判斷是切中要害的。羅莎·盧森堡就敏銳地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她一開始就將問題的提法提升到了原則性的高度，既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從革命實踐活動的基本性質，又從未來歷史的基本走向方面規定了整個爭論的性質和重要性。為此，她以一種清晰的邏輯形式將問題提得足夠尖銳，她說：「或者，修正主義對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看法是對的，那麼，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個烏托邦，或者，社會主義不是一個烏托邦，那麼『適應工具』論就必然占不住腳。問題就在這裡。」[23]如果資本主義適應論真實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徵和發展趨勢，實際的鬥爭策略就不是去掌握國家的政治權力，而是去提高工人階級的地位，不是通過一個社會政治危機去實行社會主義，而是通過逐步擴大社會控制、逐步貫徹合作原則去實現社會主義。[24]所以，對「適應論」經濟學方面的依據進行批判性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是一個原則問題。二在《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這一論戰性的著作中，羅莎·盧森堡概括了伯恩斯坦資本主義適應論的主要依據並進行了批判。在伯恩斯坦看來，資本主義的適應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由於信用制度、企業主組織和交通通訊工具的發展，普遍性危機消失了，第二，由於生產部門不斷分化，也由於無產階級中有一大批人提高到中產階層的地位，中間階層表現出頑強性，最後，第三，由於工會鬥爭的結果，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提高了。[25]這三個方面既涉及到生產力，也涉及到生產關係，既涉及到經濟的客體方面，也涉及到歷史的主體方面，從政治經濟學的領域觸及了整個馬克思理論大廈的根基。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必然結果，它根源於資本主義私人佔有制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矛盾使得資本主義生產表現出局部嚴密的計劃性和整體的無政府狀態，最後導致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伯恩斯坦認為，由於現代信用、交通通訊、統計科學以及企業主組織的發展，這種根源於生產盲目性的危機逐漸消失了，他把這些方面的發展看成是資本主義的「適應手段」。羅莎·盧森堡指出，這些所謂的「適應手段」，只是從現象上調節和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局部矛盾，實際上卻是在使資本主義世界的無政府狀態擴大化，使他們的矛盾暴露出來並且趨於成熟，不斷地複製和再生產這些矛盾，加速自己走向滅亡（崩潰）的過程。正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資本的軀體可以經常改變，但不會使資本有絲毫改變。」[26]也即是說，資本形態的改變並沒有改變資本作為資本的實質，而一些人恰恰是將這種現象的變化看成了本質性的變遷，從而置疑馬克思的理論。羅莎·盧森堡的批判擊中這種現象主義的實質，重申了馬克思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真理性。由於伯恩斯坦認為資本主義出現了這些新的適應工具，使得資本主義危機並不是比以前範圍更廣泛、危害更嚴重，危機之間的間隔也並不是更短促。伯恩斯坦由此指出，非常有可能隨著經濟發展的邁進，一般說來我們將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種營業危機，並且必須拋棄一切把它當成巨大社會變革的前導的那種冥想。[27]羅莎·盧森堡以事實駁斥了伯恩斯坦的這一論斷。她指出，伯恩斯坦在1898年剛剛把馬克思的危機理論當作廢物拋棄，1900年就爆發了一個普遍性的劇烈的危機，而在7年以後，在1907年，一個新的危機又從美國出發擴展到世界市場，並且正是在這個資本主義「適應手段」（信用、通訊和托拉斯）最發達的國家鬧得最凶。事實已經響亮的擊敗了資本主義適應論。[28]在羅莎·盧森堡看來，伯恩斯坦以1873年之後20多年沒有出現普遍的經濟危機來置疑馬克思的危機理論，實際只是看到了表面的現象，問題根本不在於危機周期的長短，而在於馬克思所分析的危機的內在結構和危機深藏的一般原因，它們根植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中，需要從總體性上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而不能只從個體資本家的立場出發來看問題盧卡奇曾經指出，羅莎·盧森堡清楚地意識到，「如果人們能夠無限制地積累資本，那麼資本的無限生命力就得到了證明」，「如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夠無限制地保證生產力的提高，即經濟上的進步，那麼它就是不可征服的。」[29]在羅莎·盧森堡看來，資本主義適應論具有一些未被考察的理論前提。她說：「一般地說，資本主義生產能夠使自己『適應』交換這個假設，以下述的兩者之一為前提：或者，世界市場可以不受限制地擴大以至無窮無盡，或者是，相反，生產力的增長受到阻礙，以至於它不會超出市場的框子。前者在物理上是不可能的，後者與事實相反，技術革命正在一切生產部門一步緊接一步地前進，每天在喚醒新的生產力。」[30]如果說羅莎·盧森堡在這裡還只是一般地提及資本主義適應論的兩個不能成立的前提，那末，《資本積累論》就是羅莎·盧森堡較為系統的理論考察了。在這一著作中，羅莎·盧森堡提出，封閉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剩餘價值的實現成為一個問題，它有一種向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浸透和拓展的必然趨勢，但是這一拓展必然有它無法逾越的界限。以此為基礎，羅莎·盧森堡提出了她的有關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理論，成為這一領域的先驅。儘管羅莎·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在理解馬克思的理論方面存在著各種不足甚至誤解，但是，如果說馬克思的「資本生產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31]這一命題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限度的話，羅莎·盧森堡則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上揭示了資本拓展的外在限度，從而進一步動搖了資本主義適應論和永恆論的理論前提。羅莎·盧森堡以一種辯證的總體觀批判了資本主義適應論的方法論基礎，認為資本主義適應論只是從資本主義生產的局部現象來看待資本主義的發展變化，缺乏一種辯證的總體觀，將事物和現象從總體的聯繫中割裂出來，從而不能抓住現象的本質。她說：「這個理論，把它所研究的一切經濟生活現象，不是放在它們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整體的關聯上去理解，不是放在它們同整個經濟結構的聯繫上去理解，而是把它們從這些現象中割裂出來，當作獨立的存在，當作一部死機器的撤散的零件。」[32]按照盧卡奇的說法，這種分析問題的方法，「當它確實相信自己找到了萬物中最具體的東西時，也就恰恰是它最偏離了作為一個具體總體的社會；……它就把某些完全抽象的東西當作具體的東西。」而真正的具體是作為整體性的存在，「具體的研究就意味著研究與作為整體的社會關係。」 [33]羅莎·盧森堡認為，正是由於方法論上的錯誤，使得伯恩斯坦不能真正理解資本主義新現象的本質，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現象上的變化當成了資本主義適應論的依據。羅莎·盧森堡認為，應該堅持總體的觀點才理解這些變化。羅莎·盧森堡的經濟分析中（主要是在《資本積累論》中）蘊涵的總體觀在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得到了哲學式的闡發，在那裡，辯證的總體觀成了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上的基本特徵。除了從具體事實，理論前提和方法論基礎方面批判資本主義適應論而外，羅莎·盧森堡還對資本主義適應論的理論後果做出了批判，指出資本主義適應論必然導致社會改良主義，否定馬克思的社會革命理論。羅莎·盧森堡批判了在資本主義適應論基礎上提出的各種所謂走向社會主義的具體措施——工會、社會改良和國家的政治民主化等等，指出這些改良措施並不能像伯恩斯坦所說的那樣逐漸走向社會主義，而只是資本原則內部的自我穩定和自我調整。羅莎·盧森堡說，僅僅限於增加工資和縮短勞動時間的工會活動，實際上僅僅是根據市場的情況來調節資本主義的剝削，並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本質。尤其是關於政治的民主形式、國家干預功能的發展等等，羅莎·盧森堡揭示了它們服務於資本主義統治的實質，根本不是要也不可能改變僱傭勞動本身。在羅莎·盧森堡看來，脫離了革命的基本方向，試圖以這些方式實現社會主義，恰恰具有空想的性質，雖然在伯恩斯坦等人看來它們是最具體而現實的。不過，羅莎·盧森堡並沒有因此而簡單地否認這些方式的意義，而是辯證地指出：「工會鬥爭和政治鬥爭的偉大的社會主義意義，在於它使無產階級的認識和意識社會主義化，把無產階級作為階級組織起來。當人們把它們理解成直接使資本主義經濟社會主義化的手段時，它們不但喪失了為它們捏造的作用，而且同時也喪失了其他意義：它不再是為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而教育工人階級的手段了。」[34]由於伯恩斯坦的資本主義適應論否定了資本主義崩潰的內在必然性，社會主義的根據就不是經濟的原因，從而離開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在他看來，將社會主義的基礎放在經濟的必然性上，實際上是貶低了人類的判斷力、正義感和公平分配原則。羅莎·盧森堡指出，伯恩斯坦這種將社會主義的基礎放置在不服從科學必然性的意志自由上，放置在公平觀念的基礎上，完全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它早已由魏特林提出並被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深刻地批判過了。羅莎·盧森堡指出了革命階級的主體意識同經濟矛盾尖銳化之間的關係，她說：「社會主義決不是不論在任何環境之下自發地從工人階級日常鬥爭中產生出來的，它的產生只是資本主義矛盾日益尖銳化的結果，又是工人階級意識到絕對必須用社會革命手段來消滅這些矛盾的結果。」[35]如果資本主義的積累在經濟上是無窮無盡的，社會主義所依據的極端重要的基礎就消失了，甚至只得逃到那些依賴無產階級革命決心推出社會主義的學派里去。[36]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就是辯證地揚棄了社會發展觀上的絕對客觀主義與絕對主觀主義，亦即是經濟宿命論與唯意志論之間的抽象對立。三如果社會主義的實現沒有經濟上的必然性基礎，而只是依賴於工人階級的意志、判斷力等等，它就只是一個可以主觀地堅持或放棄的隨意選擇，不再具有任何科學的性質。相反，儘管肯定和強調社會主義產生的經濟必然性，但羅莎·盧森堡的思想與經濟決定論之間卻存在原則性的區別，她並沒有將社會主義看成是一個無主體的自然的必然性過程，而是正確地強調了社會主義的科學基礎是以資本主義發展的三大後果為依據[37]，這三大後果既涉及到經濟的客觀過程，也涉及到階級主體的因素以及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在《資本積累論》中，羅莎·盧森堡甚至指出，在資本主義觸及到它的最終極限之前，存在著由於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而走向滅亡的可能性[38]，對此保羅·斯威齊在他的《資本主義發展論》中也指出來了[39]。可以說，雖然羅莎·盧森堡以資本主義崩潰論來批判資本主義適應論，由於具備辯證的總體性思維，她的「崩潰論」概念並沒有陷入機械的經濟決定論和宿命論。羅莎·盧森堡思想上的這一特點，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進行了卓越的闡釋，我們無需祥述。關於適應論與崩潰論爭論方面既全面而又簡潔的概述是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中的第十一章「崩潰問題的爭論」。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些正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加入了批判資本主義崩潰論的統一戰線，重新從經濟上肯定資本主義適應論。其中有考茨基、希法亭等。考茨基就明確地指出：「指望有朝一日，危機變得那麼廣泛、持久，致使資本主義生產不可能繼續進行下去並且不可避免地要為一個社會主義所替代，這樣的一種預料，今日再也得不到支持了。」希法亭也明確地指出：「我對每一種經濟崩潰理論一向都是深惡痛絕的……戰後，擁護這種理論的，主要是布爾什維克，他們相信，我們現在正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崩潰的邊緣。我們沒有理由害怕它。我們始終相信，資本主義制度的推翻，不是用宿命論的態度可以等待的，它也不是在這個制度的內在規律的作用中到來的，它必須是無產階級的自覺行動。」[40]在這裡，實際上他們是將崩潰論看成是一種純經濟的決定論了，我們已經指出，對這樣的經濟宿命論不僅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而且羅莎·盧森堡也是堅決批判的，她並不認為社會主義可能自發地在資本主義經濟崩潰的必然性中產生。問題在於，羅莎·盧森堡並沒有由此走向唯意志論，通過否定客觀的必然性倒向單純強調階級「自覺行動」的抽象一端。實際上，羅莎·盧森堡正確地貫徹著馬克思的理論指向，這就是在階級革命的主體性和經濟運行的客觀性之間建立內在聯繫。只要資本主義的適應論能夠成立，沒有了經濟因素方面的客觀性，不管如何強調階級的主體性，它都將失去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階級的主體性就會成為一個唯靈論的概念，革命就只能是根源於主體的理性反思或本能衝動。馬克思說，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41]馬克思主義具有一種實踐的品格，它始終讓自己對實踐保持開放，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因此，從歷史來看，不管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還是批判常常都標榜自己是從實踐出發的，是現實實踐的變化導致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過時」或需要修正，這似乎是一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策略。比如說，當19世紀下半葉資本主義世界進行了第二次產業革命，帶來生產力巨大發展的時候，緊接著就有了各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適應論的出現。當20世紀第三次產業革命迅速展開，尤其是蘇東劇變之後，各種資本主義的適應論、優越論乃至永恆論又都得到普遍的張揚。我們只要考察一下歷史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判或修正，就不難發現，今天的許多證據不過是古已有之的現實改版，比如說資本主義通過生產力革命帶來的繼續繁榮，國家干預對經濟危機的化解和轉移，中產階級的壯大導致無產階級作為歷史主體的消解，無產階級地位的提高從而失去了改變現實的革命意識等等，我們都可以從伯恩斯坦的論述中找到相似的原型，許多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和對資本主義的辯護大多是資本主義適應論的當代形式。然而，如果說當年出現的資本主義適應論處於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運動上升時期，從而有可能遭遇類似於羅莎·盧森堡這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有力反思和批判，在目前的形式下，資本主義的適應論乃至於永恆論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人們日常生活的實踐中成了主流的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其民主形式被宣布為「歷史的終結」[42]，好像資本主義的適應性已經是一個歷史實踐打了包票的事實，從而此一問題不再成為一個問題被人們提及。對待資本主義的一種非批判的實證主義和犬儒主義姿態隨處流行，看來似乎是這樣，有誰如今還在談論資本主義的滅亡等等，將會被看成是過時了的傳統遺孽。然而，更為尷尬的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在這一動搖了馬克思思想根本的命題到處普及的同時，人們卻能津津樂道地、心安理得地談論馬克思思想的當代意義，並且宣稱自己的馬克思主義身份。羅莎·盧森堡對資本主義適應論的批判，從而對社會改良和社會革命關係的理解，在上一世紀20年代曾被批判為右，而在30年代又被批判為左，這種忽左忽右的判定恰恰是因為批判者本身立場的漂浮，根本沒有獲得批判「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羅莎·盧森堡」的真正資格。也許正像羅莎·盧森堡談論群眾革命時所說的那樣（「我過去存在，今天存在，將來也存在。」[43]），羅莎·盧森堡所關注的這一主題從來沒有失去意義，越是在問題被閑置、被模糊的處境中，它越是具有一種潛在的爆破力量，只要問題並不像通常認為的那樣已經被實踐解決，它就將以各種形式永遠糾纏人們，因為它是從根本上關係著人類歷史和人類未來的原則性問題。如果資本主義適應論正確地反映了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那麼，資本主義將成為人類最後的存在形式，任何試圖從根本上改變這一形式的努力都是不必要和徒勞的，它將失去歷史的基礎，而成為一個根源於道德的、倫理的唯心主義立場。在這樣的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不是羅莎·盧森堡對問題本身的回答，而是她對問題的敏感和對問題具有原則高度的提法始終具有理論和實踐的重要性。在今天的語境中重提此一問題，乃是關係著對人類歷史發展的根本性思考。而對於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命名自己的國家和社會來說，如果這一有關資本主義的存亡問題長期被迴避而得不到有效的回答，情況將會十分糟糕。內容的變遷最終會衝決形式的束縛，這才是最重大的馬克思主義現實。注釋――――――――[1] [22] [39] [40]保羅·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陳觀烈、秦亞男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P211，P214，P214，P232～233。[2]為了與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相抗衡，巴西和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的左派力量從2001年起舉辦了「世界社會論壇」，探索資本全球化之外的另一種全球化，「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就是第二屆「世界社會論壇」提出的口號，本屆論壇在如厄瓜多、哥倫比亞、尼泊爾、義大利等國和美國的加利福尼亞等地舉行了地區性論壇。「世界社會論壇」已成為世界左政黨和非政府組織廣泛參加的反對新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舞台，而且這種左翼勢力的影響目前在拉美國家的選舉中一定程度上有所壯大。[3] [6] [33]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出版社，1992年，P40，P11，P103、104。[4] [18]羅·葉夫澤羅夫、英·亞日鮑羅夫斯卡亞：《羅莎·盧森堡傳》，汪秋姍譯，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51，P51。[5] [36] [38] [43]羅莎·盧森堡、尼·布哈林：《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紫金如等譯，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P13，P85，P86，P13。[7]馬克思：《僱傭勞動和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文第二版，P345。[8]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第二版，P298。[9]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46。[10] [19] [23] [24] [25] [28] [30] [32] [34] [35] [37]羅莎·盧森堡：《社會改良還是社會革命？》，徐堅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8年版，P4，P2，P55，P3，P3，P12、13，P13，P32，P28，P30，P4。[11] [13]愛德華·伯恩斯坦：《今日社會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何疆、王禺譯，三聯書店，1965年版（內部發行），P29，P29。[12] [14] [15] [16] [17] [20] [27]愛德華·伯恩斯坦：《社會主義的歷史和理論》，馬元德等譯，東方出版社，1989年版，P194，P195， P142～143，P184， P195，P199，P193。[21]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302。[26]馬克思：《僱傭勞動與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中文第二版，P345。[29]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德文第1版，第296頁，轉引自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杜章智等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P87。[31]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中文第二版，P278。[41]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55。[42]可參見弗朗西斯·福山的著作《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黃勝強、許銘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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