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學術研究,每一天都在創新——張海鵬訪談錄
「青年是我們的未來,史學研究的未來也在於青年。」一見面,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就這樣說。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教授、博士生導師,75歲的歷史學家張海鵬在潛心治學的同時,也一直在教書育人。他的學生中,很多都已成為中國歷史學研究領域的中堅力量。
「歷史學人才不能只研究過去的典故。研究歷史的目的是關照現實,學術研究最終要指向資政育人。」白髮蒼蒼的張海鵬堅持認為,「真正的學術研究,每一天都在創新。」
為學:「看到別人沒看到的問題,才能叫有學問」
「一個人的追求與夢想,只有和國家的追求與夢想結合起來,才可能獲得最大的成功。」張海鵬指出,「研究歷史的人,更要把握現實。如果不能掌握國家的需要、對現實的狀況不了解,是很難把歷史研究做好的。」
1964年,25歲的張海鵬從武漢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後,就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這一待就是50年。50年來,在這個堪稱業界翹楚的歷史學研究機構里,他親眼看到也親身經歷了青年歷史人才成長為歷史學家的全過程。
1988年起,張海鵬開始擔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的職務,長達16年。期間,他著力培養和打造了中國近代史研究馬克思主義學派的新一代研究隊伍,解決了研究所當時面臨的人才斷層問題。對歷史人才的培養,他也有了比別人更深層次的認知。
在專業研究上,張海鵬一直強調不能拾人牙慧,要言人所未言,發人所未發。1991年11月,張海鵬接到台灣政治大學邀請,代表大陸史學專家第一次跨越海峽,去參加一個關於黃興與近代中國的學術研討會。研討會上,他獨闢蹊徑,從辛亥革命中黃興個人的抉擇,探討了晚清革命走向的問題。演講贏得台灣學者一致首肯,認為觀點新穎、無懈可擊。
這次演講激起了兩岸歷史學者為學為文的共鳴,為此後大陸與台灣在近代史學研究方面的交流與合作,打通了一條捷徑。這件事,對近代史研究所青年人的影響至今還在,他們在治學中都力爭不斷尋求突破和創新。
張海鵬還認為,學問要表現在論述上。「我不贊成孔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只是紹述前賢,沒有發明,沒有著述,不能叫有學問。」他說,「只有用思想和邏輯,辨識歷史事件的真偽,指出歷史前進的規律,看到別人沒有看到的問題,才叫有學問,才能稱為學問家。」
張海鵬常說:「一名優秀的歷史學人才,最重要的貢獻是資政育人。」他深知,歷史學家必須肩負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確,他不是一位純粹書齋式的學者,而是既有傳統士人的經世精神,又有現代知識分子的參與意識。作為歷史學家,他研究歷史,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立足現實,既能從現實社會中發現歷史研究課題的方向指引,又能從歷史研究中尋求解決現實社會政治問題的思想資源。
1998年起,在張海鵬的積極倡導下,近代史研究所每年組織一次青年學術論壇,凡40歲以下的青年學者每年必須寫出一篇代表自己學術水平的論文參加論壇。青年學術論壇的連年成功舉辦,有效推動了一大批青年人才脫穎而出,並在國內學術界漸成品牌。俄羅斯科學院院士齊赫文斯基曾專門發表文章,介紹並稱讚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培養青年學者的經驗,希望俄羅斯科學院各研究所借鑒中國的經驗,加強對青年學者的培養。
立言:「勇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參與爭鳴」
近代史研究所人才青黃不接問題解決後,張海鵬馬上又開始著手整治學術風氣。他認為:「學術風氣對於人才成長至關重要。」
張海鵬在研究所大力提倡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正確方向下的雙百方針。他說:「學術爭鳴,要鼓勵不同意見的學者、學派勇於發表自己的見解,參與爭鳴。但這種爭鳴不應該是輕率的,不應該是意氣用事的,而必須建立在深入鑽研的基礎上。」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歷史學界,歷來有「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傳統。最著名的例子,是郭沫若和范文瀾關於歷史分期問題的爭論。他們在中國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分期上有不同主張,一個主張「春秋戰國之交封建說」,一個主張「西周封建說」。郭老組織學者編撰《中國史稿》,貫徹他的分期主張;范老則在《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中堅持他的分期主張。「這樣的爭鳴,對於促進學者深入思考,推動歷史學研究,起到了好的作用。」張海鵬認為。
張海鵬的研究方向是中國近代史。他認為,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說明,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中國才能復興;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中國才能破浪前行。但是,他並不主張在學術研究實踐中到處引用馬克思主義的隻言片語。他主張學習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努力領悟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意義,在研究實踐中,在百家爭鳴中,運用這種方法論做解剖刀,去辨識歷史事實,開拓學術視野,建立自己的學術觀點。
身教勝於言傳。張海鵬也經常與大家爭鳴。所里的研究員馬勇,與張海鵬的學術觀點不同,甚至有時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相互批駁觀點,但兩人私下裡還是好朋友,經常在一起聊天。「我比較欣賞海鵬,他把百家爭鳴落到了點子上。」馬勇說。
1997年,中國近代史研究大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胡繩的著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在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訂版。書籍出版以後,他要張海鵬寫一篇書評。張海鵬在書評中充分肯定了修訂版的貢獻,但也指出了修訂版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胡繩先生當時已經80歲了,身體不大好,未能改正書中的錯誤是可以諒解的。但是我作為書評者,不指出書中的錯誤也是不對的。」張海鵬這樣說。
張海鵬的謙虛、嚴謹、刻苦、公正在研究所都是出了名的。在擔任領導職務期間,他上班時間治所,業餘時間治學,常常在辦公室里看書著文,直至深夜。翻開他寫的文章,在末尾總會發現「某年某月某日初稿(或修改)於凌晨幾點」的字樣。所里的青年人都說:「看看老所長辦公室里的燈還亮著,我們能心安理得回家看電視嗎?」
樹人:「歷史學家必須是最誠實的人,容不得半點造假」
「歷史學是求真求實的學問,要想在歷史研究上取得哪怕一點點成績,都要下很大的功夫。」張海鵬說,「由於學科特點,歷史學領域成才的年齡一般要晚些。因此,要腳踏實地,切實奮鬥,不要為窗外的榮華富貴所迷惑。」
與青年歷史學者交流時,張海鵬經常提起兩位歷史學家,一位是范文瀾,一位是羅爾綱。范文瀾生前曾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編撰的《中國通史簡編》是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羅爾綱生前是近代史所的一級研究員,做學問宏博淹通,專業積澱極為雄厚。「范文瀾先生,主張做學問要有坐冷板凳、吃冷豬頭肉的精神,視富貴如浮雲;羅爾綱先生提出先讀40年書,然後再來寫文章。這些是成為學術大師的必備條件。我心甚嚮往之。」張海鵬認為,現在時代條件變化了,世界運轉速度大大加快,先讀40年書再來做學問的時代氛圍不存在了,但「二冷」精神還是要繼承的。
張海鵬認為,培養歷史人才的投入不能太少,否則不利於年輕研究人員專心致志做學問。有稻粱之憂,他們就難免左顧右盼,到處兼職,急於發表文章。「我們要創造一種氛圍,讓有志成才的年輕學者有可能坐冷板凳。沒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是出不了學術大師的。」
學術是天下公器,學術成果一經發布,就要接受全世界的檢驗,就要準備接受學術界的各種審視和批評。「培養學術人才的環境建設和政策設計,要有長遠的考慮,不能太著眼於眼前。太急於出人才、出成果,反而出不了大師級人才,出不了標誌時代的大成果。」
「歷史學家必須是最誠實的人,容不得半點造假。」張海鵬強調,「在學術殿堂上,要有坐冷板凳、吃冷豬頭肉的精神,才能深入歷史學的堂奧,摘取學術研究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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