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洪川：趙蘿蕤與《荒原》在中國的譯介與研究

　　 【專題名稱】外國文學研究

　　 【專 題 號】J4

　　 【複印期號】2007年02期

　　 【原文出處】《中國比較文學》(滬)2006年4期第111～125頁

　　 【作者簡介】董洪川，北京師範大學外文學院，北京　100875；四川外語學院外國語文研究中心，重慶　400031

　　 【內容提要】 趙蘿蕤先生對西方現代派詩歌經典《荒原》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作出了重要貢獻。本文試圖系統梳理趙先生對《荒原》的譯介與研究，辨析其在不同接受語境下所採用的不同譯介策略，並考察她對《荒原》研究的獨到見解，以此管窺《荒原》在中國流傳以及中國學界對這部現代主義經典的釋讀與接受。

　　 Prof. Zhao Luorui contributed a lot to the communic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e modernist classical The Waste Land in China. The present paper intends to do a systematic study of Zhao" s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Waste Land, analyzing he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her distinctive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 so as to investigate the circulation and reception of this modernist classics in China.

　　 【關 鍵 詞】趙蘿蕤/《荒原》在中國的傳播Zhao Luorui/the communication of The Waste Land in China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6101(2006)04-0111-15

　　 1922年，T. S. 艾略特(Thomas S. Eliot, 1888-1965)出版了西方現代主義經典詩歌《荒原》(The Waste Land)，該詩在西方引起震動，艾略特也因此而在英美現代詩壇獲得霸主地位，並成為"世界詩歌漫長歷史中一個新階段的帶領人"。《荒原》在中國詩歌界影響巨大，早在上世紀30年代就對中國詩歌形成了自"五四"以來"第一個最大的衝擊波"。② 但是，《荒原》在中國的傳播與接受與一位著名學者兼翻譯家的辛勤勞動密不可分。她就是已故的北京大學英美文學專家趙蘿蕤先生(1912-1998)。不過，學界對趙先生翻譯和研究《荒原》似乎重視不夠。本文試圖系統梳理趙先生譯介與研究《荒原》的重要業績，並以此管窺《荒原》在中國的流傳以及中國學界對這部現代主義經典的釋讀與接受。

　　 一

　　 趙蘿蕤1912年出生在浙江杭州，父親趙紫宸是位著名學者、神學家。1926年，趙紫宸受聘擔任燕京大學教授兼神學院院長，趙家遷居北京。1928年，趙蘿蕤考入燕京大學，主修中文，1930年在英語教師的勸說下改修英文。深厚的家學淵源、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趙本人對中國古典詩詞、英語文學的特別愛好，使得她在大學畢業時已經具備良好的中外文修養。燕京畢業後，趙蘿蕤進入清華文學研究所攻讀研究生，得到葉公超、聞一多及美籍教師溫德的教誨。她喜歡寫詩，"曾寄過三兩首給上海的戴望舒先生，在他編輯的《新詩》上發表"。③ 溫德先生對《荒原》的講解，對趙先生後來翻譯這首詩起到了重要作用。趙先生後來留學美國時，曾與艾略特在哈佛大學共進晚餐(1946年9月7日)，艾略特帶給她兩本書：《1909-1935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艾在前者的扉頁上寫了："為趙蘿蕤而簽署，感謝她翻譯了我的《荒原》"。艾略特希望趙蘿蕤先生接著翻譯他的《四個四重奏》。

　　 到上世紀30年代中期，艾略特在中國文學界已是個耳熟能詳的名字，中國文學界表現出希望了解艾略特的急切願望。根據筆者的統計，從1933年到《荒原》漢譯出版的1937年，我國期刊共發表評介艾略特的文章達50多篇，其中1934、1935這兩年就有30多篇。主要有：1933年3月《新月》第4卷6期的"海外出版界"刊發了蓀波介紹著名批評家F. R. 利維斯的《英詩的新動向》(1932)一書的主要內容，該書的第三章討論艾略特，說英國現代詩歌創作偏離浪漫主義"大半由於愛略特的努力。他已經成為一個新的開始，樹立了新的平衡"；1934年2月《現代》第2卷4期上發表了日本人阿部知二的論文《英美新興詩派》(高明譯)，它是中國較早翻譯的系統介紹艾略特的文章。文章指出，艾略特"乃是新詩派最重要的巨星"，又說，艾略特有"《荒土》(按：《荒原》)的長詩(四三三行)，其流派可不問，從發表的1922年以來一直在英美詩壇保持著中心的興趣，而至於今日"；1934年《學文》月刊上刊登了卞之琳應葉公超之約翻譯的艾略特的《傳統與個人才能》，這是最早在中國譯介的艾略特詩學論文；1934年7月12日《北平晨報》刊載了宏告翻譯的I. A. 瑞恰慈寫的《哀略特底詩》；1934年10月《現代》第5卷6期出版的"美國文學專號"刊載薛惠撰寫的《現代美國作家小傳》(有艾略特傳略)、李長之的《現代美國的文藝批評》(提到了艾略特的詩歌觀點)以及詩人邵洵美撰寫的《現代美國詩壇概觀》，邵文對艾略特評價很高，說《荒原》這種詩"是屬於這個宇宙的，不是屬於一個時代或是一個國家的。我們讀著，永遠不會覺得它過時，也永遠不會覺得它疏遠"；1934年《清華周刊》第42卷第6期上發表默棠翻譯的R. D. Charques的《論現代詩》，這是目前見到的最早較全面地評介《荒原》的譯文，說："愛略特君對他同時代人的巨大的影響是不成問題的"；1935年《清華周刊》第43卷9期載有章克椮翻譯的威廉姆蓀的《T. S. 厄了忒的詩論》；1936年《文學季刊》第1卷3期上發表了羅莫辰譯的敏斯凱的《T. S. 艾略忒與布爾喬亞詩歌之終局》；1936年《師大月刊》第30卷78期刊載了艾略特的《詩的功用與批評的功用》(趙增厚譯)；1936年10月《新詩》第1卷1期上刊載了周煦良翻譯的艾略特的論文《詩與宣傳》；等等。

　　 至此，在中國艾略特的"形象"已經被定位為：英語詩歌中"一個新的開始，樹立了新的平衡"和"對他同時代人的巨大的影響"。艾略特已經成為這段時間中國譯介界的中心，僅艾略特的著名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在短短几年裡就重譯3次，④ 就是明證。中國新詩人也早就注意到了艾略特，1928年徐志摩創作的《西窗》專門加上一個副標題--"仿T. S. 艾略特"，孫大雨1931年發表的《自己的寫照》，對艾略特的《荒原》模仿得更是"神形兼備"。誠然，此時中國已有不少評介艾略特文章，但普通讀者並沒有機會閱讀艾略特的代表作《荒原》，因而他們對艾略特的了解還只是"霧裡看花"。

　　 1937年，趙蘿蕤翻譯的《荒原》出版，整個中國文學界有機會目睹這位文學巨擘的"廬山真面目"。從接受理論的角度看，趙先生此時翻譯《荒原》已經具備了十分適宜的接受語境，前面介紹的中國文學界對他的熱情可為證明。但客觀地講，並非趙先生本人適時地抓住了這一時機，而是當時中國現代派詩歌的領軍人物戴望舒。戴當時主持上海新詩社，請還是研究生的趙蘿蕤翻譯《荒原》。中國現代派領袖向西方現代派大師發出邀請，這一歷史事實引入深思。趙蘿蕤由於溫德老師課堂講授艾略特及其《荒原》，而"對於艾略特的詩歌發生了好奇的興趣……無意中便試譯了《荒原》第一節。這次試譯約在1935年5月間。……到1936年底，上海新詩社聽說過我譯過一節《荒原》，他們很希望譯文能夠完成，交給他們出版，於是我便在年底這月內將其餘的各節也譯了出來"。⑤ 很快，《荒原》漢譯本交到上海新詩社並順利出版，這是"翻譯界介紹西方現代派方面的一件大事"。⑥"趙譯《荒原》的價值與意義不僅在於它是該詩的第一個漢譯本，還在於它是譯介到我國的第一部西方現代派力作"。⑦《荒原》漢譯出版不久，林語堂主編的《西洋文學》就發表邢光祖的書評，稱"趙女士的這冊譯本是我國翻譯界的"荒原"上的奇葩"。⑧

　　 此後，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對於艾略特等西方現代主義作家的引進在近半個世紀里幾乎沒有進展，趙譯《荒原》也就成了幾十年中國內地唯一的譯本。上世紀80年代初，在一場聲勢浩大的關於西方現代派文學的爭論之後，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的介紹開始"解凍"。趙蘿蕤對40多年前翻譯的《荒原》進行了重新修訂，並在《外國文藝》(1980年第3期)上發表，這是"撥亂反正"後中國發表的西方現代派文學首部重要譯著。趙先生在譯文前寫有序言，譯文後是曹庸譯的艾略特最有名的論文《傳統與個人才能》。趙先生在"譯序"中指出："艾略特不僅是在他那一代人中幾乎居於首位的詩人，而且也是頗有威望、多有創見的評論家和劇作家"。這位在1937年就翻譯出版《荒原》的翻譯家，近半個世紀後又首開新時期譯介艾略特的先河，真是意味深長。不久，上海文藝出版社開始選編一套大型的介紹外國現代派的選讀《外國現代派作品選》(1-4冊)，歷時5年(1980-1985)才出齊。趙蘿蕤修訂後的《荒原》入選該叢書第一冊。

　　 可能是受到趙譯《荒原》的影響，很快，中國的艾略特譯介就取得可喜成績。1983年，《外國詩》創辦的第1期(外國文學出版社)就用了大量的版面隆重推出艾略特：刊有裘小龍翻譯的《荒原》，其翔譯的《關於艾略特的評論兩篇》，程紅譯的《艾略特談他的創作》和趙毅衡撰寫的《〈荒原〉解》。1985年，裘小龍在灕江出版社推出的《四個四重奏》更是一個較為全面的艾略特詩歌的漢譯本。趙譯之後有多位翻譯家重新翻譯了《荒原》，除已經提到的裘小龍之外，還有趙毅衡(《美國現代詩選》，外國文學出版社1985年)、查良錚(穆旦)(《英國現代詩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葉維廉(《諾貝爾文學全集》，台灣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年)、湯永寬(《情歌、荒原、四重奏》，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年)等的《荒原》譯文先後印行。這些譯本都出自名家之手，各具特色，翻譯家們都力求從形式到內容再現這一部現代派經典之作。傅浩認為"趙蘿蕤的譯本流利暢達、不失為佳譯；趙毅衡和裘小龍的譯本顯然受到了趙蘿蕤譯本的影響，但未能過之。"⑨ 我們想指出的是，80年代初趙修訂印行的《荒原》又開風氣之先，對在新時期傳播《荒原》具有特殊的意義。

　　 1995年，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國當代翻譯家自選集，趙蘿蕤以"荒原"命名她的"自選集"，由此可知《荒原》一詩在她翻譯生涯和學術生涯中的重要性。

　　 二

　　 1936年趙蘿蕤翻譯《荒原》，直接原因是當時的詩壇領袖之一戴望舒的約請。從文學交流與接受角度看，也可以解釋為這件事情證明了當時中國文學界對艾略特的認同和需求。因此，一般很容易理解為趙蘿蕤的翻譯只是被動地迎合了他人的需求。但在我看來，恰恰相反，趙蘿蕤作為詩人和英語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她十分清楚中國詩歌的發展，也非常了解艾略特詩歌的特別之處，對自己翻譯《荒原》有著明確的目的性。

　　 1940年，趙蘿蕤應宗白華先生之邀撰寫了《艾略特與〈荒原〉》一文，發表在宗先生主編的《時世新報》(1940年5月14日)。該文清楚地闡明了她翻譯《荒原》的目的。她為什麼要譯這首"冗長艱難而晦澀的怪詩"？她被艾略特那全新的詩歌觀念和深刻的精神內容打動了。她看到了艾略特的"最引人逼視的地方"，即詩人的"懇切、透徹、熱烈與誠實"。而且，"這些特點不但見諸於內容，亦且表現為形式，因為內容與技巧實在是分不開的，"趙蘿蕤深刻理解艾略特所表達的現代人特有的"荒原求水的焦渴"，看到"歐戰以後，人類遭受如此大劫之後"，只有艾略特"將其中隱痛深創如此懇切熱烈而透徹的一次傾吐"。她說："因為艾略特的詩和他以前寫濤的人不同，而和他接近得最近的前人和若干同時的人尤其不同。他所用的語言的節奏、風格的技巧、所表現的內容都和別人不同。"這些表明，趙蘿蕤認為，《荒原》是一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具有特殊意義的詩，值得向中國讀者介紹。更重要的是，趙認為譯介這首詩能切中當時中國詩壇之時弊，她指出：

　　 但是單是不同還不足以使我好奇到肯下工夫，乃是我感覺到這種不同不但有其本身上的重要意義，而且使我大大地感覺到我們中國新詩的過去和將來的境遇和盼望。正如一個垂危的病夫在懊喪、懈怠、皮骨黃瘦、色情穢念趨於滅亡之時，看見了一個健壯英明而堅實的青年一樣。--我感到新生的蓬勃，意念意象意境的懇切、透徹和熱烈，都是大的興奮。

　　 趙蘿蕤看到了"艾略特的處境和我們近數十年來新詩的處境頗有略同之處。"趙在文章最後說得更為直白："我翻譯《荒原》曾有一種類似的盼望：我們生活在一個不平常的大時代里，這其中的喜怒哀樂，失望與盼望，悲觀與信仰，能有誰將活的語言來一瀉數百年來我們這民族的靈魂里至痛至深的創傷與不變不屈的信心。"由此可見，趙蘿蕤翻譯《荒原》具有明確的目的性或針對性，是她自己經過慎重考慮後做出的選擇，而她考慮所依據的理由是《荒原》本身的獨特藝術和思想價值及我國詩歌發展與接受者的現實需要。

　　 翻譯《荒原》，趙先生不僅目的明確，而且其譯介策略與翻譯方法也獨樹一幟，充分展現出她在譯介外國文學方面的具有啟示性的思考。她在《我是怎麼翻譯文學作品的》⑩ 一文中曾論述了自己的文學翻譯觀，劉樹森先生在《趙蘿蕤與翻譯》一文中對趙蘿蕤的翻譯成就及翻譯方法也進行了較為詳盡的闡述。我以為，趙譯《荒原》有三點極富啟示意義，值得我們認真領會：(一)"信"字為先；(二)充分利用"周邊文本"(11)，降低原作的陌生度；(三)具有靈活性的"直譯法"。

　　 "信"就是在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上部忠實於原作，要獲得"信"的效果，就必須充分研究、正確理解原作，如趙在《我是怎麼翻譯文學作品的》中所說："對作家作品理解得越深越好"，她還認為："文學翻譯應該著重一個"信"字。"為了獲得"信"，趙蘿蕤在接受翻譯《荒原》任務後，"經過多方比較選擇了當時較為理想的版本"，"首先對《荒原》進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12) 她在1937年版的《荒原》"譯後記"中說，為了更好地傳達原作的風格，她對曾採用哪種體裁形式進行翻譯設計了幾種方案，如採用六朝的駢體、各種文言以及不同時代的文風，試圖以體裁和文風的多樣性從形式上努力再現《荒原》所包含的各種語言和文體。完成翻譯後，她把"平時留記的各種可參考可注釋的材料整理了一下，隨同艾氏的注釋編譯在一起"。(13) 這體現出譯者為了達到"信"而付出的努力。她一直堅持的"直譯法"目的也是為了譯文的"信"。"周邊文本"指"序言"、"跋"、"注釋"等，由於《荒原》典故多，徵引複雜，跳躍性大，讀來晦澀難懂，趙蘿蕤充分利用"周邊文本"，降低作品的陌生度。在1937年的譯本中，她一方面對艾略特的原注進行增補，另一方面又對中國讀者可能理解有難度的地方自己補充了30條注釋。1980年，她在修訂稿中又增加了15條新的注釋，還根據當時中國讀者已經長期與西方現代派文學絕緣、並且"政治第一"的文學批評觀還沒有完全冰釋的情況下，利用"譯序"對《荒原》進行"一分為二"的解讀。

　　 趙蘿蕤在《我是怎麼翻譯文學作品的》中說，"直譯法"是她"從事文學翻譯的唯一方法"，其內涵是："保持語言的一個單位接著一個單位的順序，用準確的同義詞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譯下去"，"單位可以是一個詞，一個短句，一個從句，一個句子"。從《荒原》翻譯實踐來看，趙蘿蕤所提倡的"直譯法"至少在兩個層面體現：一是詞序，二是語言風格，即是書面語還是口語體；或者是哪個階層的人使用的語言，上層人的抑或是普通人的。趙先生在多種文獻中談到文學翻譯應該用"直譯法"。她強調"直譯法"的根據是"內容與形式統一這個原則"。她在同一文章中指出："形式是內容的一個重要部分"，"形式為什麼重要是因為它能夠完備地表達內容。"當然，趙蘿蕤所說的"直譯法"並不是一味地"硬譯"、甚至"死譯"，而是有一定的靈活性，特別是要遵循不同語言各自的特點和規律。所以，她說："若要直譯法不淪為對照法全在於譯者選擇相應單位是否得當，也在於譯者的句法是否靈活。"

　　 如果我們把趙蘿蕤1936年翻譯的《荒原》和1980年的修訂本比較一下，就會發現，修訂本更徹底地體現了她"直譯法"的翻譯觀。例如《荒原》第一句：" April is the cruellest month" ，1937年的譯文是："四月天最是殘忍"；1980年的修訂譯文是："四月是最殘忍的一個月"。劉樹森指出："時隔半個多世紀，趙譯仍為該詩流行最廣的中譯本。"(14) 其奧妙在何處呢？我認為，著重"信"字，透徹理解原作，正確把握原著風格，在尊重漢語特點前提下亦步亦趨的"直譯"，充分利用"周邊文本"降低原作的陌生度，是她的譯文成功的根本原因。

　　 三

　　 趙蘿蕤不僅第一個把《荒原》譯成中文，而且她還是中國最早撰寫研究《荒原》專文的學者。(15) 她的研究心得不僅體現在前文談到的《荒原》的翻譯及注釋中，更體現在她專門撰寫的研究論文里。儘管她的論述不多，主要是40年代初寫的《艾略特與〈荒原〉》，80年代初為修訂本《荒原》寫的"序言"和稍後一點的《〈荒原〉淺說》。但這些論述卻閃爍著深刻的洞見和獨到的見解，反映出中國學者在某個特定時期解讀和接受《荒原》的基本思路。

　　 《荒原》漢譯本出版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四處掠殺，趙蘿蕤與中國眾多百姓一樣，生活不定，流離失所。直到1940年左右，宗白華問起《荒原》下落，她才寄贈一冊與他。"宗先生覺得此詩的作者與本詩，都有加以解釋的需要，命我寫一篇關於艾略特的文章。"(趙蘿蕤《艾略特與〈荒原〉》)這便是趙蘿蕤的論文《艾略特與〈荒原〉》的"緣起"。該文是中國學者第一篇有分量的《荒原》研究專論。它"全面評析了艾略特詩歌創作的藝術特色，是國內評論艾略特的先驅文章之一"，(16) 在三四十年代中國《荒原》解讀和接受方面具有代表性。

　　 文章先交代了她翻譯《荒原》的情況及原因，然後主要討論《荒原》的藝術特點。趙指出艾略特與"前面走得不遠"的詩人們如丁尼生、史文朋、洛維爾(按：洛威爾)、孔敏士(按：卡明斯)等不同，他們的詩歌是"浮滑虛空"的，而艾略特則是"懇切、透徹、熱烈與誠實"。緊接著，文章從現代詩歌節奏、繁複的典故運用、對照與諷刺詩藝方面探討了《荒原》的成就，探討這首詩的"獨到處"。著名文論家R. 韋勒克在談到為什麼要研究文學時，以莎士比亞為例說："我們要尋找的是莎士比亞的獨到之處，即莎士比亞之所以成其為莎士比亞的東西，這明顯是個性和價值的問題。"(17) 一個作家的"獨到之處"就是他的"個性與價值"，一部作品的"獨到之處"也同樣是它的"個性與價值"。因此，趙文要討論的正是《荒原》之所以成為《荒原》的獨特價值。

　　 《荒原》首先在形式上打破英國詩歌傳統的藩籬，採用日常語言和"自由的詩句"(vers libre)的節奏，表現出其現代性特質，正如新近出版的《哥倫比亞英國詩歌史》所言，《荒原》具有"措辭上極端的現代性"(absolute modernity of diction)。(18) 趙文不僅指出了這一點，還大量引用《荒原》中詩行來說明詩歌內"所含的各種情致、境界與內容不同所產生出來的不同節奏"。換句話說，在《荒原》中，情致、境界與內容決定節奏。趙舉例說，第一節"死者的葬儀"開頭："四月天最是殘忍，它在/荒地上生了丁香，摻合著/回憶和慾望，讓春雨/挑撥呆鈍的樹根。/冬天保我們溫暖，大地/給健忘的雪蓋著，又叫/幹了的老根得一點生命。"趙文分析："這一節自第一到第四行都是很慢的，和殘忍的四月天同一情致。一、二、三行都在一句初開之始斷句，更使這四句的節奏遲緩下來，在原詩亦然。可是第五行"冬天保我們溫暖"是一口氣說的……是一氣呵成的句子，在第一至七行中是一點生命力，有了這一點急促瑣屑，六與七行才不至疲弱和嘶啞。但自第八行至節末，節奏完全不同了。"趙還舉出了第二節"對弈"中三段詩來展示其"變化更快而緊迫"的節奏。葉公超早在趙譯《荒原》的"譯序"中就指出："愛略特感覺一種格式自有一種格式的功用……但是當情緒轉變的時候，格式也應當隨之而改變；結果是，在一首較長的詩里，如《荒原》，我們應當有許多不同的格式錯綜在裡面。"(19) 趙顯然是讀過葉文，但趙的論述比葉公超有更具體深入的文本分析。

　　 典故運用顯然是《荒原》的重要特色，旁徵博引是艾略特的慣用手法。P. 帕普落斯基在新出版的《現代主義文學百科全書》中說："《荒原》實質上就是許多碎片的集合(collection of fragments)，有些碎片直接來自於其他文本，艾略特拈來後適當調整構成新的整體。"(20) 趙用大量篇幅討論艾略特的用典。她還注意到葉公超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見解。葉認為艾略特的用典與中國的奪胎換骨有"相似性"(葉公超《再論愛略特的詩》)，而趙則認為兩者有重要的不同："即宋人之假借別人的佳句意境，與本詩混而為一，假借得好，幾可以假亂真，因為在形式情緒上都已融為一體，辨不出借與未借；而艾略特的用典，乃是把某人某事整個引進，奇峰突起，巉崖果成，而且是另一種語言，另一種情緒，和奪胎換骨的天衣無縫並不相同。"這體現出趙作為學者的獨立品格。依我看，艾略特豐富的學識和獨特的傳統觀使他在創作中廣徵博引、左右逢源，並能把"向別人借來的東西溶化於獨自的感覺中，與它脫胎的原物完全不同"(艾略特語)，這確實與奪胎換骨極為近似；但他又常常直接引用英語以外的其他作家的原文，或通過注釋，表示出他的用典來源，這確又是他的獨特性。

　　 趙文認為，《荒原》由"緊張的對襯而迷到的非常尖銳的諷刺的意義"，這構成了該詩的一個重要藝術特色，即對照與諷刺。趙文說："這是一種戲劇家常用的技巧：正在融洩春光，忽然一場暴風雷雨，使天慘地愁，沉鬱到更加不可支持的地步"，"這種尖銳的諷刺往往和用典的技巧相得益彰"。她列舉《荒原》中描寫女打字員與別人淫亂後的情態，"艾氏引入歌德施密斯的一個歌(詳見253行注)。這歌本來是詠嘆美麗的女人墮落時的哀怨感傷，嘆息貞操，歌唱淑德的，而在艾氏的移用下便成為："美麗的女人墮落的時候，又/在她自己的屋裡來回走，獨自/她撫平了自己的頭髮，又隨手/在留聲機上放上一張片子"。"美麗的女人墮落了，但沒有懺悔與哀嘆，而是機械地、漫不經心地在留聲機上放一張片子，多麼尖銳的對照與諷刺！

　　 文章最後談到了《荒原》與社會時代的關係，指出："要給他一個不亢不卑準確的估價，我們必須了解他的時代。"這樣，趙文就由《荒原》的技術分析進而深入到了它的社會文化意義。只是結尾顯得過於匆忙。

　　 一般認為，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的起點是意象派，而意象派主要是從詩歌語言上對傳統進行革命，正如詩人羅·鄧肯在《H. D. 的書》中指出："意象派詩人擯棄的十九世紀專門的"詩詞語言"，追求普通日常語言的句法和韻律。"(21) 從技術層面看，意象派要求現代詩歌運用日常語言，自然節奏，這正是後來艾略特等英美現代主義詩人所遵循的信條。趙精細剖析《荒原》所運用的語言及節奏，並認為這是《荒原》"技術獨特性"的重要表徵，這說明中國學者對英美現代主義詩歌的釋讀已經比較深入。

　　 眾所周知，儘管《荒原》出版後受到龐德、威爾遜、艾肯等大批評家的讚譽，I. A. 瑞恰慈在1926年再版其《文學批評原理》(Principles of Literary Theory)時在"附錄"中也寫有"T. S. 艾略特的詩歌"一節，稱讚艾是"寥若晨星的詩人"，說他的詩歌是"觀念的音樂"(music of ideas)。(22) 但是，艾略特在西方詩壇確立其權威形象則是F. R. 利維斯的《英語詩歌的新方向》(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 1932)出版之後。該書第三章"T. S. 艾略特"足足40頁，而第四章"龐德"則只有18頁，艾略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利維斯說艾略特的詩歌"自由地表達了一個完全生活在他同時代人的現代感受、感覺的方式和經驗模式"。(23) 艾略特也因此在"他20年代的詩歌里開啟了英語詩歌的新紀元"，利維斯特彆強調了《荒原》中的"統一性"、"自由節奏"和"諷刺的對照"。(24) 我們無法確認趙蘿蕤當時是否讀到了這本書，但有《新月》雜誌曾刊載過蓀波寫的書評，而趙與其丈夫陳夢家又常常被劃入"新月派"。不過趙拈出《荒原》的語言、節奏、典故及"對襯"與"諷刺"，確是擊中了該詩最突出的特點。

　　 新時期，趙蘿蕤為修訂的《荒原》中譯本所寫的"譯序"(25) 只有短短兩千多字，卻是一篇意味深長的論文。文章充分肯定艾氏是"西方現代派文學大師"，"是在他那一代人中幾乎居於首位的詩人"，並對《荒原》這首"劃時代的、有極大影響力的詩篇"進行了重點評述：

　　 在《荒原》一詩中，詩體類型很多：有時間的徐疾，詩句的長短，停頓的妥帖安排，各種類型的辭藻的運用，有土語，有十分口語化或十分抒情的片段，有暗藏諷刺的片段等，都真實反映了內容的性質。這些藝術手法對我國的新詩創作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趙的"序言"不長，但其評價較為全面中肯，成為我國新時期評價艾略特這位現代派大師的先聲。"序言"也提到了艾略特關於自己"在宗教上是天主教徒，在政治上是保皇派，在文學上是古典主義者"的那段著名自白，並說，這"毫不含糊地說明了他在思想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這種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這裡，我們多少感受到文化語境對文學釋讀與研究的某種規約。

　　 幾年之後，趙蘿蕤發表《〈荒原〉淺說》(26)，目的是"試圖使讀者把這詩的主要內容掌握住"。與她40年代發表的那篇文章不同，該文重點闡釋了《荒原》的內容。文章指出，《荒原》影響之深是現代西方詩歌多少年來沒有過的，之所以產生"大深"的影響，因為它"集中反映了時代精神，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廣大青年對一切理想信仰均已破滅的那種思想境界"。全文以"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對《荒原》進行"淺說"，分析了複雜的典故、引語、人物、象徵，並重點論述了詩歌的思想內涵，所突出的是《荒原》的"認識價值"，這與當時社會歷史氛圍是緊密關聯的。儘管趙蘿蕤也提到了艾略特的"局限"，但在語氣上、陳述方式上都與上文提到的"譯序"不同，這表明艾略特及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在中國已經獲得了較寬鬆的言說空間。

　　 從研究思路和方法來看，趙蘿蕤對《荒原》的研究基本屬於文本解釋型，即"通過分析、釋義、評論確定作品的意義，通常側重於晦澀模糊或者有比喻意義的段落進行闡明"。(27) 因為，《荒原》中充斥著"典型艾略特式的""英語中從未有過的令人困惑的含混"(28)，故而趙的解釋從技術層面和思想內涵兩方面展開。葉公超在《再論愛略特的詩》中借用艾略特在《但丁》一文中的話說："一個偉大的詩人在寫他自己的時候，就在寫他的時代。他(艾略特)認為我們的一切思想都可以從詩里表現，但表現的方式是要用詩的技術的。"葉藉此話來表達自己的文學批評觀點，實際上隱含了這樣一條研究思路：艾略特的詩歌反映時代，同時又有技術的創新。從這點上看，趙蘿蕤得了老師真傳。40年代趙蘿蕤在《艾略特與〈荒原〉》一文中說"我們覺得要了解艾略特，給他一個不卑不亢的估價，我們必須了解他的時代"，並認為"我們感覺到內容的晦澀，其實只是未了解詩人他自己的獨特的有個性的技術"。這與趙蘿蕤堅持文學"內容與形式統一"的原則是一致的。她這一認識直接影響了她對翻譯方法的選取，即"直譯法"，同時，也影響了她對《荒原》的闡釋與研究。還應特別指出的是，趙蘿蕤翻譯與研究《荒原》都有著明確目的，即幫助中國讀者理解和接受這部偉大的作品。筆者曾有幸兩次向趙先生請教《荒原》，她高度評價這首詩並強調外國文學翻譯一定要為我國的讀者服務，十分令人敬佩。

　　 《荒原》介紹到中國已有近70年的歷史，對中國文學尤其是新詩的發展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這部經典詩歌也受到我國學術界的青睞，已有專論近百篇。毋庸置疑，趙蘿蕤先生的翻譯和研究對這部經典在中國的傳播和影響起到了十分關鍵的作用，特別是她在譯介和研究中所表現出的為祖國文化建設服務的自覺意識，在"為研究而研究"、"為翻譯而翻譯"的當下尤顯意味深長，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借鑒學習。

　　 注釋：

　　 ①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轉引自裘小龍譯《四個四重奏》，灕江出版社1985年，第284頁。

　　 ②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97頁。

　　 ③趙蘿蕤：《我的讀書生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2頁。

　　 ④《詩與批評》第39期和第74期分別由曹葆華和靈鳳翻譯該文(譯名為《論詩》)，卞之琳譯《傳統與個人才能》發表在由葉公超主編的《學文》創刊號上。

　　 ⑤趙蘿蕤：《艾略特與〈荒原〉》，收入《我的讀書生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17頁。本文所引此文皆自該書，以下不再注。

　　 ⑥袁可嘉：《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在中國》，《文學評論》1992年第4期。

　　 ⑦劉樹森：《趙蘿蕤與翻譯》，載趙蘿蕤譯《荒原》，中國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116頁。本文所引劉樹森文字除特別說明外皆出自該文，以下不再注。

　　 ⑧《西洋文學》，上海西洋文學社，1940年第3期。

　　 ⑨傅浩：《〈荒原〉六種譯本比較》，《外國文學研究》1996年第2期。

　　 ⑩趙蘿蕤：《我是怎麼翻譯文學作品的》，原載工壽蘭編《當代文學翻譯百家談》，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後收入《我的讀書生涯》，第182-192頁，本文所引此文皆自該書，以下不再注。

　　 (11)伊夫·謝夫萊爾在《比較文學概論》中從熱奈特處借用來討論接受問題的術語。孟華在《翻譯中的"相異性"與"相似性"之辯》中曾討論過這個術語。見謝天振主編《翻譯的理論建構與文化透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0年。

　　 (12)劉樹森：《趙蘿蕤與翻譯》，見趙蘿蕤譯《荒原·序》，中國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4頁。

　　 (13)趙蘿蕤：《艾略特與〈荒原〉》，《我的讀書生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17頁。

　　 (14)趙蘿蕤：《我的讀書生涯·後記》，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

　　 (15)此前，葉公超曾寫過兩篇總體評價艾略特的論文，參見拙論《葉公超與T. S. 艾略持在中國傳播與接受》，《外國文學研究》2004年4期。

　　 (16)劉樹森：《我的讀書生涯》"編後記"，載趙蘿蕤《我的讀書生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17)R. 韋勒克等：《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6頁。

　　 (18)(28)Woodring, Carl.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British Poetry, Columbia UniversityPres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p. 572, p. 571.

　　 (19)葉公超：《再論愛略特的詩》，收入陳子善編《葉公超批評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第121-125頁。本文所引此文皆自該書，以下不再注釋。

　　 (20)Poplawski, Paul. Encyclopedia of Literary Modernis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2003, p. 91.

　　 (21)轉引自彼得·瓊斯《意象派詩選·序言》，裘小龍譯，灕江出版社1986年，第26頁。

　　 (22)Richards, I. A. . Principles of Literary Theo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26, pp. 273-278.

　　 (23)(24)Leavis, F. R. . New Bearings in English Poetry,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32, p. 61, pp. 70-87.

　　 (25)趙蘿蕤為其所譯《荒原》撰寫的序言，《外國文藝》1980年第3期，第76-79頁。

　　 (26)趙蘿蕤：《〈荒原〉淺說》，《國外文學》1986年第4期。收入《我的讀書生涯》，第19-28頁。

　　 (27)Abrams, M. H. .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7[th] ed. Fort Worht: Harcourt Brace, 1999, p. 127. ^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