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陳來丨如何看待儒家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

2014年9月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記者 黃敬文 攝

來源：《中國哲學史》2018年01期

鳴謝：儒家網 微信公眾號（轉載）

陳來 教授

June

2018

06.02

儒家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也是發展的，與時俱進的，20世紀30-40年代的儒家思想家都致力把傳統文化和現代觀念結合起來，求得二者的融合，今後的儒家思想發展也必如此。

一個時期以來，習總書記就中華文化的價值和意義作了多次重要講話，意義重大。習總書記的講話受到廣大群眾和知識分子的衷心歡迎。但也應該看到，由於改革開放以前幾十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批判、徹底決裂，影響了幾代人的文化觀念。特別是文革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流行的錯誤觀念，至今仍影響著許多人，包括一部分高級幹部和知識分子。

改革開放以來，黨的路線作了重大的調整，我們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而在傳統文化的問題上，卻沒有完全「撥亂反正」，以致不少在思想、宣傳、文化領域工作的高級幹部和學者對傳統文化的認識還停留在文革時代的水平。而在這些錯誤認識中，受文革流行的「反儒」「批儒」的觀念影響最深，幾年前有關國家博物館前立孔子像所產生的議論亂象就是明顯的表現。

如果說在傳統文化的問題上當前要警惕什麼，主要還是要警惕這些文革思維對貫徹習總書記講話的阻礙。因此，貫徹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在思想上、認識上統一到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將不會是一個短期的過程，但我們堅定貫徹習總書記講話精神的決心不能動搖。以下談幾點有關儒家文化的看法，供參考。

儒家是傳承夏商周三代文明的主要學派。儒家所傳承的以《五經》或者《六經》為核心的經典體系，不是一家一派的、或某一個宗教的經典，而是一個文明的經典，即中華文明的經典。自漢代以來，儒家在治國理政、追求長治久安方面的基本觀念被中國的歷史所選擇，受到普遍認同，絕不是偶然的，是以中國歷史經驗的總結為基礎的，也顯示出儒家的基本觀念符合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兩千多年來發展的需要。

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國人的核心價值觀，這套核心價值觀是跟中國人的歷史文化處境和生存條件相符合的，它和中國人生存的歷史環境、歷史條件、生產方式、交往方式是彌合在一起的，因此符合當時中國社會的需要，成為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是一個農業社會，而且是一個鄉村宗法共同體的社會，是以家族為主要形式的生活共同體;中國又是一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重視統一、秩序、凝聚和團結。儒家關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適合於這些社會文化的需要。

儒家文化自古以來重視人的德性品格，重視德性的培養和人格的提升，歷來高度推崇那些有精神追求的人、具有高尚道德品格的人士，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把對真理和道德的追求看得比生死更重要;孔子又說「殺身以成仁」，孟子說「捨生而取義」，都是認為道德信念的信守和道德理想的堅持不受物質條件所影響，在一定的條件下比生命還重要。儒家的這種思想在社會上造成了崇德尚義的氣氛。在這種精神追求下，通過古代的精神文明規範體系「禮」，而形成了中華「禮義之邦」的社會面貌。

儒家適合中國社會的需求因而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從先秦兩漢開始儒學就不斷地傳承中華文明的經典，一直到十九世紀後期，所以，儒家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起了重要作用。如果我們從民族精神的角度來看，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可以說是由不同的兄弟民族的文化共同構建的，但如果從中華民族精神的主導方面看，我們不能不說儒家的文化和價值在塑造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華民族的數千年歷史發展，必然有一偉大的力量寓於其中。這個力量是什麼?就是我們的文化和我們的民族精神，它是給了我們中華民族偉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內在的東西。其中最核心的就是中華文化中的一套價值觀和民族精神。應當說，儒學是中國文化的主體部分。

儒學奠定了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與道德規範。儒學在歷史上對傳承、發展中華文明發揮了主要的積極作用。儒學在形成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方面發揮了主要作用。儒學在塑造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方面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些已經成為學術界的基本共識。

儒家創始人孔子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誌。這是孔子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歷史中，自然地獲得了這樣的地位。所以如何對待孔子，是一個涉及到民族文化的具有根本性的問題。習總書記的曲阜講話高瞻遠矚、立場鮮明，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文革」批孔連環畫

應當肯定，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主題是現代化，單靠中國傳統文化不可能完成這一現代化的任務，單靠中國傳統文化也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但這絕不等於說只有打倒中國傳統文化才能現代化，才能實現民族復興。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沒有自發地引導中國走入近代化社會，但中國文化的傳統不必然與模擬、學習現代的政治、經濟制度相衝突，東亞各國在學習現代化中的成功就是證明。

如果從科學與民主來看，孔子本來非常重視好學博學，宋代以來的儒學特彆強調格物致知，這些都為近代中國接引西方科學的輸入奠定了基礎。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雖然並未歷史地發展為民主政治的設計，但在價值觀上是可以通向民主的。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證明儒家思想與科學、民主沒有衝突，是可以融合的。

尤其是，戰後東亞儒學文化圈內各國的經濟起飛和中國經濟90年代以後的高速發展，證明了後發現代化國家並不需要先經過文化的自我革命才能實現現代化，受儒家文化滋養的社會完全有能力在開放的空間實現現代化。

當然，儒學不是鼓吹革命的意識形態，儒學也不是啟動改革的精神動源，但儒家文化所熏陶的人士也重視改革開放和現代化，近代以來的儒家士大夫如林則徐、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康有為、譚嗣同等都是主張開放改革的仁人志士，百年來追求救國救民、追求民族復興的人往往都在其人生中踐行了儒家倡導的精神價值。

更重要的是，儒學是探求「治國安邦」「長治久安」的思想體系，這一特點使得儒學在現代化之中的中國社會重新顯現出其長久的意義和價值。

如社會學家所指出的，現代文明內在地包含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緊張，現代文明的突出特色是工具理性的發展，市場經濟和功利主義成為主導，價值理性則相形萎縮。因而與一切古代文化傳統如基督教、佛教傳統一樣，儒家思想與市場化和功利主義的現代化文明是有衝突的。

在中國，現代的市場經濟與商業化趨勢，已經導致個人主義、功利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的大幅度擴張，而儒學的價值理性正可以適應現代社會對於道德規範與精神文明的要求，以改善社會的倫理生活與精神生活，而使現代化趨向文化上平衡、結構上合理、倫理上合宜的發展，為現代化工程確立適當的人文環境。所以儒學對現代化的作用主要不是工具意義上的助推，而是堅持倡導與現代化市場經濟相補充、相制約的倫理價值和世界觀。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今的重要意義，除了確立民族文化根源和發展文化傳承以外，主要不是為推動全球化、現代化的進程，而是在社會層面上，滿足社會秩序、倫理、文化、心靈的需要，建設社會的精神文明;在政治層面上，探求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基礎來構建共同價值觀、鞏固國家的凝聚力，積極地運用中國文化的資源以重建和鞏固政治合法性。社會轉型需要一種與之前時代不同的意識形態。

在現代化市場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道德秩序和個人安身立命的問題日益突出起來，市場經濟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帶來了人與人關係的新的變化。與其他外來的文化、宗教相比，在穩定社會人心方面，傳統文化提供的生活規範、德行價值及文化歸屬感，起著其他文化要素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中國傳統文化在「心靈的滋養、情感的慰籍、精神的提升，道德的指引」方面，為當代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中國人提供了主要的精神資源，在引導心靈穩定、精神向上、行為向善、社會和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文化有其自己的價值領域，那種把文化問題總是聯結到現代化、全球化的單一思維應當改變。

孔子學堂

傳統文化並不是包治百病的藥方，傳統文化並不能解決我們現實生活遇到的一切問題。傳統文化只是我們的文化根基，在其基礎上如何建構起適應人民需要的現代政治、經濟、法律、文化體系，發展政治文明、持續經濟增長、健全法制生活，繁榮文化發展，需要全社會的創造性的努力。同時也需要通過適時的引導，幫助人民分辨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分辨永久的價值和過時的東西，使傳統文化的資源更能夠結合時代的要求發揮其作用。

所謂中華文化的精華，就是傳統文化中「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恆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成分，具體的內容在習總書記2014年9月國際儒聯講話中已經表達為十五個方面，相當全面。

需要補充討論的有兩點:

第一是標準問題，區分精華和糟粕的標準，我們常說以科學的、民主的、大眾的特徵作為標準，其實這是片面的。中國傳統的道德文化和道德美德、唐詩宋詞的美學價值等，既不是科學，也不是民主，都不能在這種標準下被肯定，但它們都包含著超越時代、超越地域的文化精髓。

第二是糟粕問題。如果從當代社會生活的角度看古代文化，古代社會所講的「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已經屬於過時的糟粕;古代制度中的尊卑之別，其中體現的長上與幼下的法律不平等是過時的糟粕;古代文化中以男性為中心而歧視婦女是過時的糟粕;古代道德中要求婦女嚴守貞潔的規條是過時的糟粕。

傳統文化的精華要大力弘揚，以滿足我們今天的社會文化需要，但是以上所說的糟粕如「三綱」，在我們今天現實生活中早已經不存在而且沒有什麼影響，所以我們今天並不需要去強調傳統文化的糟粕是什麼，主要應該加強正面宣傳，加強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的教育，引導人民樹立和堅持正確的歷史觀、道德觀、國家觀、文化觀，增強文化自信和做中國人的骨氣。

其實，應當注意，更多的情況是，近代以來儒家文化中一些受到爭議的文化觀念不能簡單說成是糟粕，而多是屬於價值偏好和文化偏重。儒家學說中往往強調了某些方面，而不重視某些方面，從而引起了一些當代人的批評。如從當代文化的立場看，儒家強調群體高於個人是正確的，但忽視個人是缺點;儒家強調義務先於權利是對的，但忽視權利是缺點;儒家強調責任先於自由是對的，但忽視自由是缺點;儒家強調道德教化是對的，但忽視法治是缺點，等等。

其實，古今中外每一家的思想體系都是如此，都有其重視者和忽視者。所以，我們不能只用區分精華與糟粕的簡單化方式處理傳統文化的這些複雜性。合理的做法是，對某家某派學說，正面大力發揮其積極的一面，而用不同方式補充其忽視的另一面，這也是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改善的方法首先是加強制度建設，如有了加強法治建設，強調儒家的道德教化就不會發生偏向。

其次就是在實踐上把儒、墨、道、法等多元的文化元素綜合起來，讓各種文化互相補充、互相作用，而不是獨尊一家、排斥其他，這樣就能整體地發揮傳統文化的積極作用。但是，在理論上仍要確認傳統文化的主流價值以儒家為代表，這既是中國歷史的事實，也是中國歷史的經驗;與現實的具體操作不同，普遍性的道德價值和理想必須永遠被置於聲言的首位，因為它代表了人類社會的理想，也是人性的內在要求。

最後，儒家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也是發展的，與時俱進的，20世紀30-40年代的儒家思想家都致力把傳統文化和現代觀念結合起來，求得二者的融合，今後的儒家思想發展也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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