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非功過都交與時間

元旦前，我突然記起來，該再次問候一下紐約的夏志清先生了。

與夏先生夫妻的郵件交往，源起去年初，因為一則書稿的出版，我從朋友處輾轉得到他們的郵箱地址，冒昧地發信去，表達我對出版新書的興趣和誠意。當時夏夫人王洞女士很快回復，稱「收到您的信,　志清很高興，尚未來得急作復,　他就因心臟病住院，現由我代復」。此後郵件往返有二十幾封，每次信中夏夫人都會提及夏先生一直住院出院的折磨中，很是痛苦。五月份的時候，夏先生出了一次院，但狀況並不好，她給我的信中說「志清已回家三個星期，不過因住院太久，走路、呼吸、吃飯都需復健。三位therapists　加上護士，每人每周來家兩次，志清很累」。

想到兩位年邁的人持續受到病痛的折磨，常常會生出如對家中老人般的同情與關切，總想，如果是個普通的老人，沒有波瀾壯闊的業績人生，卻可兒孫繞膝，有眾多家人照料病榻三餐，抑或是一種平常人家的滿足與幸福。

因為他們當時的身體狀況，出版的事情我也不便再提，任何的紛擾都會給兩位老人帶來壓力。只隔段時間去信問候，沒想到元旦剛過，就得到夏志清先生去世的消息，真是不勝悲涼。

因為愛讀張愛玲，就曾認真地讀過夏先生的許多書，搜集過許多關於他的閑聞軼事。只是沒想到夏先生一朝終老，再無機緣和他見面，聽聞他的快人笑語。一個人的離去，總讓人感慨他的一生功過，夏志清更是如此，關於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成就，可以交由歷史評說了。

夏志清對大陸讀者最重要的意義

也許，在所謂正統的文學史體系里，夏志清並不佔據顯赫的學術地位。但在眾多張愛玲書迷的心目中，他卻是文論大家中極為磅礴璀璨的一個。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發現張愛玲，也許是夏志清對大陸讀者最重要的意義。

1961年3月，夏志清出版了《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是英語世界第一本嚴肅、全面論述中國現代文學的英文著作。1968年，《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出版同樣引起震動。這兩本用英文寫就的中國文學研究著作奠定了夏志清的學術地位。

其中，《中國現代小說史》與當時佔主流的文學史觀有著很大差異，對以前被忽略和屏蔽的作家錢鍾書、沈從文、張愛玲等人給予了高度評價。其中，讓人石破天驚的論斷是：張愛玲的《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錢鍾書是吳敬梓之後最有力的諷刺小說家，張天翼是「這十年當中最富才華的短篇小說家」。「即使要找他的毛病的批評者，也不能否認這位新進作家異於常人的『耳』聰『目』明,以及喜趣橫生。」有評論說「《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現代小說批評的拓荒巨著，不亞於一次文學的革命。」正是這本書以後，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才開始進入西方高校研究的視野。

眾所周知，正是因為夏志清在眾口一音的年代突破性地發現張愛玲、沈從文、錢鍾書等作家的藝術價值，讓他們經久不衰地成為文學史上的大師。1947年，錢鍾書小說《圍城》出版，當時還有轟動，後來因為宣傳導向的問題，作家逐漸沉寂，直到夏志清盛讚他小說成就的時候，學界還一直認為「錢鍾書更是一名學者」，而非作家。《中國現代小說史》里寫道：「《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小說，可能亦是最偉大的一部。」

張愛玲更是如此。是他從眾多的現代作家中挖掘了張愛玲給這個時代，讓我們得以品讀如此美麗、極致、堅硬的文字。在《中國現代小說史》里，張愛玲被放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上。「《金鎖記》長達50頁，據我看來，這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這樣的話從來沒人說過，這在當時需要銳利的眼光。我一看她（張愛玲）的東西就覺得她厲害，我是自己看她的書看出來的，我沒有什麼老師指導的。」「中國從來有沒有像張愛玲這樣的作家，我看了《金鎖記》感動得一塌糊塗。我是為了寫《中國現代小說史》才開始看張愛玲的，因為以前不讀中文書，到了美國讀書和工作，為了寫書才看中文小說，之前只看一點點周作人、沈從文，一些魯迅，其他不太看的。我說張愛玲好，果然是好，你看大家到現在都還在看。在我看來，《金鎖記》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好的小說！」

學者陳子善先生曾經說過：「在上個世紀60年代，我們國內跟夏先生這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前後也出版過幾本《中國現代文學史》。但是，這些文學史都沒有提到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好像他們三位在文學史上不存在似的。當時錢鍾書和沈從文已經停筆，不再從事文學創作。錢鍾書在進行古典文學研究，沈從文在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張愛玲遠在美國，嘗試用英文寫作。」

但是，張愛玲晚期作品夏先生卻很少看過。「我只聽說，寫的都是老東西，都是以前她小說里寫過的內容，而現在很多人靠張愛玲吃飯。有時候，我覺得自己確實偉大，那個時候大家都說張愛玲是什麼漢奸作家，台灣那邊認為她是1949年之後才過去的『大陸作家』，但我就發現了她。有的人，沒有勇氣、魄力，所以看不出來張愛玲的好，就算覺得好，也講不出道理來。你看，現在普通讀者還去讀的現代小說，還都是我書裡面提到的那些作家，張愛玲、錢鍾書、沈從文等幾位，大家現在都不覺得他們落伍，這是我厲害的地方。《中國現代小說史》到現在還受到推崇，也說明我對了。」

也是因為這部小說史批評了許多左翼文學作家，便有些人認為是他的偏見使然。但用夏志清自己的話說，他的判斷標準一向是文學標準，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的原因，他推崇的張天翼和蕭紅就是左翼作家。對於張天翼，他曾多次表示過疑惑：為什麼張天翼一直不紅。在他的評價體系中，張的小說在諷刺藝術上是遠勝魯迅的。

而且，蕭紅的缺失更是夏志清認為《中國現代小說史》里最為讓他遺憾的地方。因為他和端木蕻良和蕭紅都是朋友。一開始要寫蕭紅，但沒有寫好，就寫了端木。「開始寫端木，那你一定要研究蕭紅，你就發現蕭紅太厲害了，張愛玲下來的女作家就是她了，《生死場》和《呼蘭河傳》都是非常好的小說。後來我決定要去寫蕭紅的時候，我找了柳無忌

（註：著名漢語詩人、旅美散文家。近代著名詩人柳亞子的哲嗣，出生於江蘇吳江，畢業於北京清華學校、耶魯大學。譯著有 《英國文學史》 《莎士比亞時代抒情詩》等），因為他妹妹柳無垢跟蕭紅是好朋友，所以我通過柳無忌找他妹妹，了解蕭紅的情況。這個時候，柳無忌告訴我，他的學生葛浩文 （註：美國著名漢學家）也在將蕭紅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寫。我想要是我把蕭紅寫了，他就沒得寫了。所以，我最後沒有寫蕭紅，之後我還寫了書評捧葛浩文的這本關於蕭紅的書。」

對於治文，夏志清自認為堅持的還是文學標準，沒有什麼意識形態、政治立場的原因，對作家價值的挖掘還是剔除政治立場之後的文學價值。但恰恰是這樣的文學態度，卻讓夏志清左右都不靠，也都不得惠。在這邊，因為貶抑左翼作家如魯迅老舍等被排斥；在那邊，因為經常說國民黨和台灣的壞話也不受重視，哪怕有如此高的文壇聲望，直到2006年才被評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而他的學生王德威早在多年前就是了。傳言說夏志清過九十歲大壽，馬英九送來四個字：「績學雅範」。夏志清開玩笑說，他也不知道什麼意思，看不出典故來。

與胡適

夏志清當年因為胡適的支持得以出國進耶魯，但是兩人間卻常有不和的傳聞。

1942年夏志清自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1946年9月隨長兄夏濟安至北大擔任助教。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聽說我是滬江大學畢業生，臉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我那時還不知道胡校長偏見如此之深，好像全國最優秀的學生，都該進北大、清華、南開才是正路。」夏志清說：「他看不起教會學校，一聽我是滬江大學的畢業生，就大失所望。他對英美文壇的行情,　不熟悉，他說美國大學英文系的正派教授最討厭艾略特（T.S.　Eliot）,　龐德（Ezra　Pound），這是二十年前的老話，早已站不住了。那時候艾略特已經公認是英美的首席詩人、批評家。」

1947年，紐約華僑富商李國欽決定給北大的年輕教員3個留美獎學金的名額，文、法、理各一名。剛到北大工作不到一年的夏志清因為寫了篇研究英國詩人布雷克（William　Blake）的論文,　脫穎而出，得到文科惟一的名額取得留美獎學金。

據說，名額公布後，十幾位教員一起到校長鬍適那裡表示抗議：夏志清是什麼人啊，怎麼能讓他把這個名額佔去。胡適雖然不喜歡夏志清，但非常尊重評選委員會的決定，夏志清獲得了赴美留學的機會。

獲得留學資助以後，好像兩人的關係並沒有好轉。夏志清回憶說：「我在街上也跟胡適見過一次面，我帶著一個女孩子，這個女孩子是另外一個班上的，她帶著另外一個女孩子陪她來看我,　正好胡適走過來，看了我一眼，不好講話了，他以為我拿到留美獎學金後到處風流。」

實則是，夏志清到美之後非常勤勉努力，並顯示了獨特的文學才華和眼光。他於1947年到耶魯大學英文系學習，並於1952年獲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學位。1962年應聘為哥倫比亞大學東亞語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為教授，1991年榮休後為該校中國文學名譽教授。尤其是最終拿下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學位，讓夏志清自己也讚嘆不已，「到我這裡時，在耶魯拿到英文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只有3個（其他兩個是柳無忌、陳嘉）。」夏志清說，「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是全美國要求最嚴的英文博士學位。博士生要想拿到學位，至少需要通過法、德、拉丁3門語言的考試。」

但是，畢竟兩人也沒有過多交往，也沒有交惡，隨著歲月流逝，夏志清對胡適的態度越來越平和。對於當年胡適在學術界比較尷尬的狀況，夏志清曾經表示過十分同情：「左派要搞他，我在北大那一年,　很同情胡校長的處境。學生很兇，其實一般教員並不要罷課。為了這個事情學生完全不上課，造反，造得胡適實在可憐，我很同情他。我當時是個助教，當時右派不便講話，都是左派在講話，左派出風頭。」

而且後來斯人已逝，夏志清也平和地評價說：「胡適很好，我對胡適越來越佩服。我們是研究中國東西的，都講真話。」竟有惺惺相惜之意。

兩次著名的論戰

夏志清性情曠達，直言不諱，有自己的觀點，從不苟從於人或事，以「罵名」蜚聲文壇。在夏志清的評價標準里，只有好人與壞人，好小說與壞小說等等這樣清晰的判斷。正如此，他以「敢說」聞名，用他自己的話說，不想做老好人，得罪人沒有什麼。所以平時也不少與其他文人作文互伐之事。其中最著名的有兩次。

一次是與捷克漢學家普實克關於「魯迅」的論戰。由於《中國現代小說史》對魯迅評價比較低，捷克漢學家雅羅斯拉夫·普實克（Jaroslav　Prusek，1906年-1980年）立刻寫了書評《中國現代文學的根本問題和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批評夏志清《現代中國小說史》的分析方法不夠「科學」，文章指出其他所有現代作家都缺乏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的特點：「寥寥數筆便刻畫出鮮明的場景和揭示出中國社會根本問題的高超技藝。」夏撰文反駁，這兩篇長文都刊在布拉格東方研究院的雜誌Archiv　Orientalni上，現在已經成為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必讀之作。

另一次是與唐德剛關於「紅學」的論戰。本來兩人是較為相知的文友，夏志清曾為唐德剛1978年所著的《胡適雜憶》一書所序。在序中，夏志清評價唐德剛說：「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來真是妙趣橫生。」他也讚揚唐德剛對胡適研究所做的貢獻：「三四十年來，『胡適批判』是個熱門題目，但縱橫暢談其思想和為人，與其整理中國哲學史、文學史，推動文學革命，提倡科學、民主、自由之得失功過，像德剛這樣面面俱到，既同情而又客觀，敬愛其人而不袒護其短的，實在還沒有第二個人。」而且，他很欣賞唐德剛為文的境界：「唐德剛一如其師，用了『明白曉暢的文字』來報告他的心得，『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中國文字的特點和長處。」

但是，到了1986年初，兩人之間卻上演了激烈的「紅樓」風波。唐德剛的《海外讀紅樓》之中提到了夏志清，說「吾友夏志清教授熟讀洋書，以夷變夏，便以中國白話小說藝術成就之低劣為可恥，並遍引周作人、俞平伯、胡適之明言暗喻，以稱頌西洋小說態度的嚴肅與技巧的優異」。遂引起兩人筆墨文仗，直到1986年10月18日《中國時報》報道：「喧騰海內外的唐、夏之爭，數天前已告結束。據聞，10日晚上在紐約文藝協會的一次宴會上，唐、夏二人已握手言和，盡棄前嫌。」

這些事情上，倒是能看到夏先生的真性情。

以前，在各種報刊網文中，總能看到這樣的記錄：夏志清坐在客廳的沙發上說話，他的語速飛快且毫無束縛，對情緒的表達總是淋漓盡致。「誰誰是好人。」「誰誰是壞人。」「好得一塌糊塗。」如今，這樣性情無拘的文人真士，又少了一位。

來源：經濟觀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