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論道！

施智梁以團隊合作來說，西方更多提倡的是「利益驅動是讓整個團隊發展的關鍵因素」，但孔子的一句話我印象很深——「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團隊領袖的道德魅力對成員的感染作用很大。弟子三千跟著孔子顛沛流離地跑東跑西，有什麼利益可言?于丹走上了百家講壇，國學課程走進了總裁培訓班，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以一種似乎矯枉過正的態勢走過了後文革時代。我們的主流階層，是因為看到了左下論語、右手算盤的日本實業之父澀澤榮一之成功後的借鑒呢，還是出於一種對傳統文化的本原復甦?深秋的上海，蕭瑟的西郊，本刊記者拜訪了從美國飛來長江商學院授課的儒家代表人物——杜維明。杜教授說什麼也不肯承認外界給他冠以「新儒學代表人物」的說法，在採訪中他認為自己是「一個紮根儒學、面臨現代人類社群所遭遇的最大挑戰作出建設性的迴音而形成一種比較有體系的思考的哲人」，笑言自己「寧為君子儒」。Q&ABMR：《商學院》BMR：西方企業管理思潮幾乎統治當前的中國商界。你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學說)對以西方啟蒙運動為哲學基石的現代企業管理理論而言，有哪些是可以借鑒的?杜維明：西方企業管理的技能，稱之為「術」，不能說是形而下，只能說比較具體地正視實踐性的管理知識。西方的企業管理已經發展了好多年，誕生了德魯克這樣的學界巨人，對於大型企業管理，兩方積累了許多經驗。中國企業要發展自身的管理學，必須得在諳熟中國儒學如「經世致用」等核心價值觀的基礎上吸收這些西方的經驗，要知道管理理論是離不開培育它的本國文化土壤的。BMR：日韓企業非常強調儒家學在管理中的作用，是不是可以說明儒家的不少理念在企業管理中有很達的正面作用?杜維明：經過「五四」和「文革」，同在東業文化圈坐的日韓倒比中國內地更受到儒家傳統的影響。如果要問這種管理文化和企業績效發展之間的關係，比較複雜，不同情況有不同的說法。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日本的經濟發展非常好，其企業管理模式一度也為全世界包括美國效仿；金融風暴之後日本經濟陷入低迷，於是又有論調說，「日本的企業管理模式是負面的，所謂儒家傳統之於企業管理是糟粕」；金融風暴也影響到了韓國，本來以為這樣的頹勢沒有幾十年無法挽回，結果兩年內就有了起色，其中政府的宣傳非常有效，鼓勵韓國人民共赴國難，呼籲大家以公司為家，以孝悌觀念來維護企業秩序其至社會秩序，這些比較積極的政府企業間的聯動，讓韓國的家庭主婦都紛紛捐出家私，使大眾有了空前的團結。在當時金融風暴的最早涉及點新加坡，李顯龍呼籲三年內官員不加薪、工人不加薪，允諾等到經濟發展良好的幾年後，政府將按照經濟發展速度的比例給工人補足薪水，以誠信為本的李顯龍做到了。很難想像金融風暴出現在其他地區，會有什麼樣的解決方法。以上的三次反覆都不足以正確詮釋儒學的價值和企業的效益之間的關係。這太複雜了，不是簡單的因果關係，更非單線方向。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社會結構因素是先於文化因素而作用於企業的，一個企業的表象特徵如果可以用經濟內部規則解釋，就不用考慮後面三個因素，以此類推，當經濟、政治和社會因素都無法讓你滿意對這一現象的解釋，就會搬出文化、就讓問題的解決達到個高度。台灣的物理學家吳大猷的一個解釋雖然偏頗，但很直地說明了儒學這種文化傳統之於社會經濟的非直接相關性：儒學對社會經濟發展是不是必要條件?顯然不是，因為沒有儒學根基的歐美國家經濟發展如此迅速；那儒學對社會經濟發展是不是充分條件?也不是，有儒學傳統的清代、宋代也沒有得到太大發展。既不是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這兩者就沒有關係。吳大猷不喜歡儒學，但他的這個邏輯公式倒也值得我們反醒。馬克思·韋伯提出「elective affinity」(選擇的親和性)：在A條件下，甲現象出現時，乙現象也出現了；在B條件下，甲現象出現時，乙現象又出現了；多種條件下都是如此。你就會知道這兩者是有關係的，但無法用簡單的因果關係來解釋，類似於佛教里的「緣」。儒學和社會經濟就是處於這樣的關係之中。BMR：儒家兼容性比其他宗教要強嗎?杜維明：儒家還是非常寬和的，你看我們中國有漢化性，很多民族都融入到了我們的文化體系中，這和儒家的寬和是分不開的，甚至在中國儒釋道可以比較和平地共存，包括外部受儒家影響很深的東亞文化圈歷史上沒有殘酷的宗教戰爭，這些都是作為主流文化的儒家的兼容性造成的。至於論語有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更是突出了儒家的中庸性，如果去深入研究墨子和楊朱，一個是極端的集體主義，一個是極端的個人主義，就很難回到「中和」了。BMR：我發現孔子兩千年前「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古訓在現代管理科學中得到了肯定，你能具體談談這種思想的啟迪嗎?杜維明：那得從儒家對社會的分工講起，孔子分士農工商，如果把當時的社會看做一個企業，這樣的分工就類似企業內部的職能分工。士的角色就類似於現在企業中的管理者，不像農工商那樣直接從事生產、銷售、流通，而是協調。每個人在企業里都有自己的定位和職責，「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不能干涉別人的事情，「越權」已成為一個難以避免的管理痼疾。企業中的權責混亂通常成為企業內部矛盾的爆發點。但孔子加入了「士」，同樣說明在職責分明的情況下整個社會階層可以協調。BMR：你說到了「士」這樣一個知識分子的角色。你覺得與相對的中國傳統的「士」的精神在現代經濟社會中又沒有適用性?杜維明：我想先跑一下題，說一下目前中國社會的主流階層。一般來說，學術界的基礎研究可以提升知識界的水平，知識界的水平提高可以優化文化界的品質。但目前中國的情況正好反向，文化界的庸俗致使了知識界的浮蕩，知識界的浮蕩更是直接干擾了學術界的純潔。這樣的境況我感覺不會持續太久，讓我不那麼悲觀的理由是，我看到了在職業性越來越強的今天，具備專業精神和敬業精神的中堅人群日益龐大。我於1980年回國接觸到的那些1977年、1978年、1979年接受教育的人，這批人目前就是中國的希望，目前他們是最不受束縛的，要做壞事的話他們無法阻擋，他們最壞的和最好的經歷都有過，從下鄉到周遊各國拿到各國的學位都經歷過。所以這部分群體的價值觀是非常關鍵的。我對現有條件下的市場人有這樣一個分級；損人利己、損人不利己、利己不損人。第一種人應該勞改，第二種人很愚昧，第三種人能夠創造價值，理想狀態下市場人就應該是利己不損人這樣的經濟人。我上面提到的這些目前的中國中堅就是這樣的經濟人，他們也許更多的是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觀，自由、法治、新教倫理，非常理性，有權欲，重視個人尊嚴，但儒家的很多價值觀非常缺失，沒有同情，沒有禮讓，沒有正義感。把經濟動物逐步過渡到社會動物，這就是現代的「士」在經濟社會中起的作用和角色，如果政府、媒體、學術界、企業界有這樣一群公共知識分子能夠形成一種重疊共識，能夠對經濟社會發出聲音，如環保、關心弱勢群體等等，就能對中國的中堅經濟人的價值觀產生影響。BMR：有個類比，你覺得孔子、孟子、荀子誰更適合當今商界的CEO?杜維明：呵呵，這三人都可以成為非常出色的CEO。他們是三種不同的風格，如果進行東西對比，孔子是蘇格拉底，孟子是柏拉圖，荀子是亞里士多德。孔子類的CEO會非常仁厚，方方面面都會顧及到，很強調timing，對於時機的把握很講究。孔子說過射箭的時候，在精確到幾分之幾秒的時候必須放手才能中的；孟子類的CEO非常有英氣，氣派很大，是個魅力型領導，用他的「浩然之氣」能夠把大家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至於荀子類的CEO，就比較循規蹈矩，強調學習型組織，經常會勸學。杜維明：先跟你說一個事，以前在新加坡，有個中學生和我討論儒家倫理，突然冒出這樣的話，「我希望我今後的商界競爭對手都是孔子，我完全可以用法家的縱橫、權術把他打倒，他們有道德原則，我什麼都沒有啊。」 孔子這樣的管理方式對成全個體人格方面有很大的作用，在競爭非常激烈的商業社會，你不能把它看做是一利非常易欺騙的理念，相反從長期來看這樣的厚重君子在商界中倒並不容易失敗。就拿每一套流行管理理論都會涉及的概念——團隊合作來說，似乎西方更多提倡的是「利益驅動是讓整個團隊發展的關鍵因素」，但孔子的一句話我印象很深——「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團隊領袖的道德魅力對成員的感染作用很大，弟子三千跟著孔子顛沛流離地跑東跑西，有什麼利益可言呀?門下弟子為孔子守喪三年，子貢其至為孔子守喪六年。BMR：可不少企業家「楊儒陰法」地運行企業，運用的最有效率的法家手段，卻不願承認。杜維明：現實情況下肯定有這樣的案例，有些企業家自我標榜是「儒商」，還是會用一些法家手段，歷史上漢代統治也是這樣的。對此我只能說，這只是短期行為，從長遠來看用儒家的理念來發展企業還是可以獲得成功的。「陽儒陰法」可能只是戰術，但從長遠的戰略層面上來看，能不能建立一套配合儒家基本理念的操作方式是很重要的。你看彼得·聖吉，他的修鍊項目中就沒有權謀的手段運用，德魯克的管理理念中也沒有這樣的法家因子。美國流動資金最足的企業Visa、可口可樂公司從一開始到現在沒有放棄過的原則就是「誠信」，從不私下裡搞什麼小手段。BMR：你怎麼定義以「見利思義」為核心的儒商精神?杜維明：有很多企業家，取得足夠的財富後回報社會，做了很多社會慈善，這很好，但這種行為還只能稱為是一種表象。如果上升到一個更高的層面就是：他們能夠以自身的影響力關切政治但不從政，參與社會，注重文化，提倡Public Reasoning(公共倫理)，能夠開展一個公開對話的空間，並為這個平台上的言論負責，進行論證，希望這些言論能夠影響政策。這才是他們之於整個社會更大的意義。中國現在的企業家中已經有不少受過很高教育的精英人物，是有這個土壤和意識的，但這樣一個公共平台始終沒有建立完成。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