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啟蒙始於北京，勝在上海

[摘要]擔任過商務印書館編輯的葉聖陶曾經說過，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是中國知識分子匯聚的中心。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當年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匯聚的專家，最多時候有三百多位。

一百年前，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後改名《新青年》），拉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序幕。這場啟蒙運動的中心，一直被認為在北京，一所大學（北大）和一個雜誌（《新青年》）的結合，造就了改變時代的啟蒙大潮。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新文化運動其實還有一個中心，那就是清末民初的上海。當年的上海是全國的出版中心、報業中心和文化中心。在北京之外，面向市場的上海文化人，塑造了另一種啟蒙，一種更多元、更溫和、更大眾、更有傳播力和影響力的啟蒙。

「騰訊思享會·海上文化談」第3期邀請了對中國近代思想和上海文化有深邃研究的許紀霖教授、周武研究員和瞿駿副教授，他們講述了百年前上海的那段「另一種啟蒙」的歷史傳奇。許繼霖認為「另一種啟蒙」沒有出現在北京，不是偶然的，與這兩個都市的內在文化特點有關。「北京是自信的、獨斷的、單一的、陽剛的，但上海是多元的、懷疑的、複雜的和陰柔的。北京是刺蝟，上海是狐狸。」騰訊文化獨家發布對話實錄，以下是第二篇。

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影響在當時的整個華人世界無可替代

許紀霖：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的，是兩個百年老店，它們都是戊戌變法的產物。一個是在北京的大牛校北京大學，另一個就是與北大同時在1898年誕生的上海的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的影響不僅在全國，甚至在整個華人世界當時是無人替代。啟蒙運動有兩個層次：一個是對精英的啟蒙，另一個是對大眾的啟蒙。法國的啟蒙運動當中，伏爾泰、盧梭面對的是精英，而百科全書派面對的是對大眾---這裡主要指對知識大眾的啟蒙。《新青年》提出了許多新的觀念，但它的發行量不過一萬五千份。但商務印書館壟斷了當時中國2/3以上的教科書市場，而教科書一定是最大、最有影響的啟蒙。

商務印書館 圖片來源於網路

回到常識才能破除「輝格黨人式」的歷史敘述

瞿駿：上海的報館、出版社出版了非常多的報刊，通過他們的發行網路，如在一些小地方的煙雜店、豆豉店中人們均能夠買到他們。在我看來，像許老師說的這樣一種「輝格黨人式」的一往無前的歷史敘述，如果你要破除它的話，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回到常識。思想不會自動地進入你的眼睛，雜誌也不會自動地跳到你手裡。思想、雜誌如何能到你的手裡、進你的眼中，是需要各種各樣的渠道的。從這一點來說，可能上海的報館和出版機構尤其是大型出版機構就變得特別的重要。1912年，錢穆到無錫秦家渠三兼小學任教，是一個非常偏僻的地方，但是他在那裡能夠讀到商務印書館的《東方雜誌》。

我們再來看《新青年》、《新潮》雜誌。像《新潮》有一個代派處在蘇州的甪直小鎮。為什麼會在這個小鎮呢？因為葉聖陶在那裡的小學校教書。而葉聖陶為什麼跟《新潮》有關係呢？因為葉聖陶跟顧頡剛是蘇州草橋中學的同學，是好朋友。當時顧頡剛跟傅斯年這一批北大的學生在辦《新潮》。也就是說他們的傳播渠道，做一個不恰當的比喻，類似於現在的低層次傳銷，是點對點的，看上去好像根扎得很深，但基礎其實很薄弱。

《新潮》 圖片來源於網路

上海這個中心使得江浙地方的啟蒙比北方來得容易

而商務他們是怎麼發行的呢？他們就是淘寶和天貓，有無數的渠道像毛細血管一樣到達中國的各個角落，尤其是江南市鎮和鄉村，這是很重要的一點。也就是說，思想這個東西是要有渠道傳遞出去的。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江浙地方，其實要比北方的啟蒙來得容易，這是因為有上海這個中心。有了上海這樣一個中心，然後通過四通八達的水路網路，新文化傳播特別廣。

《新青年》、《新潮》也是要通過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來幫他們傳播。胡適就說過，我的《胡適文存》，動輒七八冊，百多萬字，既不是那些中學生、小學生可以買的，也不是那些中學生、小學生可以看的。於是商務、中華就做胡適等新文化名家的詩選啦、文章選啦，小說選啦，特別好賣。正是通過這些方式，胡適們的思想才到你的手裡、才到你的眼裡、才到你的心裡。

打倒排新學雜誌第一的《東方雜誌》，才有《新青年》的位置

許紀霖：商務印書館這一系列雜誌裡面，最有名的就是《東方雜誌》了。在民國初年《東方雜誌》的影響要遠遠超過《新青年》，特別是在知識精英當中。後來陳獨秀主動挑戰《東方雜誌》，除了思想分歧之外，恐怕還有另外一個動機，就是挑戰大牌，挑戰權威，從而引起社會輿論的注意，打響《新青年》的牌子。可見當時《東方雜誌》的影響之大。《東方雜誌》影響大，不是因為「舊」，而是由於它的「新」，在民國初年，一講到新學的雜誌，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東方雜誌》，所以陳獨秀要搶過新文化運動的大旗，一定要將《東方雜誌》打倒，才有《新青年》的位置。

半新半舊的啟蒙者在民初的影響更大

民初的《東方雜誌》思想與風格，是由其主編杜亞泉奠定的，我把他稱為「舊派中的新派」。所謂「舊派中的新派」，說的是這代人是在晚清接受的教育，是從舊學裡面出來的，但是他們在1895年以後，受到了梁任公、嚴復的影響和時事的刺激，了解和引進了大量西方來的新學，做了大量早期的啟蒙工作。我們中學裡學過的化學元素表，裡面這麼多奇奇怪怪的化學元素漢字，最早就是杜亞泉發明的，他還編了動物學大辭典、植物學大辭典，在科學方面做了很多啟蒙。在《東方雜誌》之中，翻譯和介紹了許多新的思潮。但杜亞泉並不認為新學與舊學完全衝突，他提倡「接續主義」，希望將新學與舊學調和與融合起來，這才是中國文化未來的方向。

杜亞泉與《東方雜誌》的態度，後來被新青年一代人嘲笑，羅家倫就頗為不屑地批評杜亞泉：「你說他舊么，他卻象新，你說他新么，他卻實在不配」。杜亞泉的確是半新半舊的啟蒙者，但在民初的影響更大，因為太新的觀念和語言一般人太陌生，接受不了。《東方雜誌》採取的是」舊瓶里裝新酒」的方式，這對民國初年那些基本是舊學教育背景、但又嚮往新學的知識精英來說，特別能夠接受。

魔都不是魔鬼的意思，而是充滿了魔幻的性格

我願意將《東方雜誌》所代表的上海啟蒙稱為「另一種啟蒙」。近代中國的啟蒙不是單線的，好像有一個正統，從《新青年》到《新潮》，一路下去，這才叫啟蒙，其他都是保守、落後，或者偽啟蒙。不，啟蒙是復調，有各種聲部，各個聲部之間不一定和諧，相互有爭議，但整體合起來形成民國初年波瀾壯闊的啟蒙大潮。

「另一種啟蒙」沒有出現在北京，不是偶然的，與這兩個都市的內在文化特點有關。北京是自信的、獨斷的、單一的、陽剛的，但上海是多元的、懷疑的、複雜的和陰柔的，北京是刺蝟，上海是狐狸。杜亞泉和《東方雜誌》充滿了魔都的特性，魔都不是魔鬼的意思，而是充滿了魔幻的性格，魔幻是美輪美奐，不是只有一種顏色，而是有多重色彩。魔都不像帝都那樣自信，上海的啟蒙者總是像狐狸那樣，不相信有一種終極的、包辦一切的真理，總是對各種聲音、思潮和新鮮事物充滿了好奇和興趣，他們不告訴你什麼是真理，而是將各種真理和知識展示出來給你看，相信你有自己的理性和意志，可以自主地選擇。

梁啟超曾試圖通過《學燈》副刊為新文化運動「別建正統」

瞿駿：新文化是一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過程，不是一條線或者一個色調，而是有一個斑斕的色譜。剛剛許老師提到兩個非常重要的上海副刊：《覺悟》和《時事新報》的《學燈》。這兩個副刊比起《新青年》，肯定要有更多的讀者，而且他們會特別有意識地去吸引讀者，這也跟清末以來上海作為一個文化中心有關。

以前那些讀書人很少需要去吸引讀者，一部書刊印幾十部就不錯了，如果能有一百多部書，就很好。但是到了梁啟超成為名士的時代，慢慢就轉向了以讀者為中心。梁啟超在清末是引領風潮的人，但是慢慢的，到了五四的時候，梁啟超就要跟著學生跑了。

《新青年》做得很好，梁啟超他們的《學燈》副刊也同樣不差，因此梁曾試圖為新文化運動「別建正統」。在《學燈》副刊上專門有一些廣告會說，希望江浙地區的那些小學老師、中學老師來投稿，專門開闢了一些欄目來給他們發表文章，這其實背後有深意存焉。

新思想、新文化跟社會地位的上升聯繫起來才會迸發出勃勃的動力

什麼意思呢？我前面說過思想不會自動地到你的眼睛，到你的手裡。同時思想的魅力也並不僅僅在於它本身，並不是說德先生、賽先生、穆姑娘這些東西本身的魅力就足以吸引讀者進入這個新思潮，這些思想是跟現實粘在一起的，特別是它能夠給邊緣知識分子帶來社會上升的可能性。像錢穆、葉聖陶這些人，在地方上當一個小學老師，他們總是想，我怎麼能夠脫穎而出。那個時候不再考科舉，葉聖陶的困惑是：顧頡剛讀了北京大學，通過大學完成了社會上升，在大學裡面獲得了教職，通過學問脫穎而出。那我怎麼辦？顧頡剛就指點他：給《新潮》投稿，你在《新潮》上發表的文章越多，你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能夠找到的機會就越多。

錢穆也是一樣，不斷地給《時事新報》的《學燈》副刊寫稿，他有四、五篇早期文章都發在《學燈》上面，而且關於他的文章有一個故事。開始《學燈》副刊以為他是耆宿，文章都是用大一號字體發表出來的。文章發表後，在他那所小學裡，引發了轟動。錢穆就想，以前都是用筆名發表，也沒說自己是小學老師，後來他就給《學燈》的編輯李石岑去信，告知自己是一個小學老師。沒想到，他這麼一說，李石岑馬上給其文章排到小一號字體文中去了。這些故事其實都能看出一些有回味的意思來。

錢穆 圖片來源於網路

所以，新思想、新文化，一定要跟社會地位的上升聯繫在一起，才會迸發出勃勃的動力。按照台灣「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老師的說法，思想一定要能夠乘著現實之翼，才能散發出它最大的光輝。

新一代知識分子喜歡陳獨秀那樣明確、獨斷的真理宣言

許紀霖：《新青年》的出場與1919年前後中國知識分子的代際更替有關。在五四愛國運動前後，中國知識界一代新人上台了，他們是民國以後教育體制改革後的大學生和中學生，所受到的教育與我們今天接受的差不多，基本是西方來的新學，他們已經不滿《東方雜誌》四平八穩的溫和聲音，很喜歡陳獨秀那樣明確、獨斷、啟示式的真理宣言。《新青年》的崛起，標誌著新一代知識分子走上了歷史舞台。

但是，我們也不要以為當時的中學生只讀《新青年》和《新潮》。實際上除了這兩家雜誌之外，新潮的學生們還喜歡閱讀當年的「四大副刊」。這四大副刊，北京有兩家：晨報副刊和京報副刊；上海有兩家：宗白華主編的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邵力子作主編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這四家都是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推手，它們的傳播力和影響力都在當時都超過了《新青年》。

上海除了這兩家副刊以外，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還有《小說月報》背後的跨越京滬兩地的文學研究會，也構成了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一支。我們不要忘記，還有梁啟超為精神領袖的研究系對新文化運動的貢獻一點也不亞於《新青年》同仁。四家副刊當中，時事新報副刊和晨報副刊都是研究系的陣地。五四期間對中國社會與思想界產生巨大影響的兩位西方大師杜威與羅素到中國講學，不要以為是《新青年》請的，而是研究系主持的共學社請來的。

新文化運動中北京跟上海的聯繫非常緊密

周武：我稍微補充一點，也許把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城市合起來講比分開來講更有意思。上海和北京，當然是非常不同的兩個城市：一個是魔都，一個是帝都；一個因「社會」（工商）而成為中心，一個因政治而成為中心。類型不同，中心點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影響力也非常不同。但是這兩個城市在清末民初是很難分開來講的。就新文化運動而言，《新青年》編輯部搬到北京以後，跟上海的聯繫仍然是非常緊密的，北京跟上海的聯繫也是非常緊密的。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蔡元培到北京擔任北大校長後，無論是在公開場合還是私底下都把商務印書館稱為「本館」，就是說他是商務印書館的一員，從來不把自己當外人，商務印書館的同仁也沒有把他當外人。他在香港去世時，後事也是由商務印書館幫忙料理的。再比如陳獨秀，他跟商務印書館關係也極為密切。他的第一本書《小學萬國地理新編》，就是在商務印書館出的。那是1902年，陳獨秀還在東京留學。到五四的時候，陳獨秀跟上海的關係並沒有任何的中斷，他跟上海群益書社、亞東圖書館仍然維持緊密的合作關係，他還是商務印書館的館外名譽編輯。館外名譽編輯是拿錢的，一個月三百塊大洋，這是非常高的薪水。當時在館的高級職員也不過如此。那麼商務要求他做什麼呢？只要每年編一本小冊子，交商務出版即可。後來他跟商務印書館的關係一直非常好。陳獨秀去世之後，陳獨秀的很多朋友籌編《陳獨秀叢著》，最重要的一個推手也是商務印書館。

新文化運動是京滬共謀的結果

再比如，《北京大學叢書》、《北京大學月刊》也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商務印書館給的條件是非常優惠的。如果虧本的話，由商務承擔。如果盈利的話，60%歸北京大學，40%是歸商務印書館。這本身就是對北大的支持，對新文化的支持。胡適跟上海、跟商務印書館的關係更不是一般二般的關係，眾所周知，商務印書館本來要聘胡適擔任編譯所所長，胡適也確曾到商務印書館考察，並提出一攬子改革方案，最後推薦了王雲五做編譯所所長，自己仍回北大當教授，但身在北京的胡適仍無時無刻不關注商務。1950年代初，張元濟填寫幹部履歷表時，在「社會關係」一欄中，第一個填的就是胡適。由此亦可見，胡適與張元濟的關係之深。

此外，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比較有影響的兩套叢書，蔡元培、胡適、蔣夢麟主持編纂的《世界叢書》，梁啟超共學社編纂的《共學社叢書》，也都是商務印書館資助出版的。還有《陳獨秀文存》、《胡適文存》等也是在上海出版的。而上海在清末民初已建立起覆蓋全國的文化網路，新文化的理念、讀物正是藉助這個網路快速傳播開來。所以，我說，沒有上海的參與，新文化是很難運動起來的。與其去爭論北京、上海哪個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不如說新文化運動是京滬共謀的結果。

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是中國知識分子匯聚的中心

剛才許老師講復調的啟蒙，另一種啟蒙，我想結合五四時期商務印書館編譯所的構成略作闡發。擔任過商務印書館編輯的葉聖陶曾經說過，五四前後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是中國知識分子匯聚的中心。這是一點也不過分的。當年的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匯聚的專家，最多時候有三百多位，單1920年至1922年間陸續進館的就有陳布雷（後任蔣介石的國策顧問）、周昌壽（物理學家）、謝六逸（日本文學家）、楊賢江（教育家）、鄭振鐸（文學家、藏書家）、周建人（魯迅胞弟、生物學家）、周予同（經學家）、李石岑（哲學家）、王雲五（後任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楊端六（財經專家）、朱經農（教育學家）、唐鉞（心理學家）、竺可楨（氣象、地理學家）、任鴻雋（科學家，後任四川大學校長）、周鯁生（法學家，後任武漢大學校長）、陶孟和（社會學家，曾任北大教授）、顧頡剛（歷史學家）、范壽康（哲學家）等，同時還聘請了陳獨秀、胡明復、楊銓、秉志等為館外編輯，可謂極一時之選。這些專家的構成是非常多元的，不是說只有「新青年」，也有舊派學人，還有新派當中的舊派。這是一種真正的「兼容並包」，一種休休有容的開放與包容。這樣一種開放和包容難道不是新文化最重要的一個精神面向嗎？新文化運動的「真精神」不就是要建立一種開放和包容的文化襟懷嗎？

商務印書館舊址 圖片來源於網路

上海因開放與包容而成為一個世界主義的城市

當年商務體現出來的多元、開放與包容，不僅反映在編譯所的專家構成上，更反映在它的出版品構成上。商務提供的出版品同樣是非常多元的，他們出新文化的讀物，也花大力氣搶救、整理和影印古籍。他們反對「非此即彼」，總是盡己所能地幫助不同的思想體系和學術流派的活躍與發展。譬如1918年6月，張元濟在北京期間一方面認真聽取一些新派人物如陳獨秀、胡適、錢玄同等人的意見，另一方面又保持與嚴復、林紓，以及孫寶琦、董康、傅增湘、章士釗等人的聯繫。甚至像辜鴻銘這樣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由於他的學問，張元濟仍打算出版他的文集。商務印書館是這樣，當年的上海也是這樣，非常開放、包容。因為開放與包容，商務印書館才成其大，上海才成為一個世界主義的城市，歡迎世界所有的思潮、主義、學理，讓它們在上海自由爭鳴、交鋒、互動。對中國而言，這也許是更重要的一種啟蒙。

二十世紀中國幾件大的歷史事件都是北京與上海的「合謀」

許紀霖：剛才周武教授說新文化運動是北京和上海這兩所城市的合謀，我非常同意。不要說新文化運動，你看二十世紀中國幾件大的歷史事件，都離不開中國這兩座雙城。別的不說，以具有歷史轉折點意義的五四愛國運動和一二九運動為例，都是北京先發起，上海跟進，上海一動，震撼了全國與世界。

北京一向是中國的學術中心，學生是最敏感的，每次學生運動幾乎都是北京走在最前面。1919年五四愛國運動的時候，一開始北洋軍閥非常強硬，學生上街，就抓人，抓了幾百個學生。結果到了6月3日，上海罷課、罷工、罷市，知識分子、商人、工人和商民聯手發展為全民運動，就震撼了全世界，北洋軍閥也怕了，立馬把三個賣國賊給革職了，將被抓的學生也放了。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也是這樣，最初是北平的學生運動，到了上海，就成為全民性的救國會運動，從而在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運動的大高潮。你看，近代中國的運動都是從京城的學生開始，然後發展到上海的全民運動，運動從北京開始，在上海取得勝利。

北京與上海這兩座雙城，就是一部近代中國的歷史。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這兩座城市的「合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