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詩正義 詩譜序

毛詩正義 詩譜序

據阮元刻《十三經註疏》本

□《毛詩詁訓傳》西漢?毛公 傳 □《毛詩傳箋》 東漢?鄭玄 箋 □《毛詩正義》 唐?孔穎達 疏　

◎詩譜序

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

[疏]正義曰：上皇謂伏犧，三皇之最先者，故謂之上皇。鄭知於時信無詩者，上皇之時，舉代淳樸，田漁而食，與物未殊。居上者設言而莫違，在下者群居而不亂，未有禮義之教，刑罰之威，為善則莫知其善，為惡則莫知其惡，其心既無所感，其志有何可言，故知爾時未有詩詠。

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雲焉。

　　[疏]正義曰：鄭注《中候·敕省圖》，以伏犧、女媧、神農三代為三皇，以軒轅、少昊、高陽、高辛、陶唐、有虞六代為五帝。德合北辰者皆稱皇，感五帝座星者皆稱帝，故三皇三而五帝六也。大庭，神農之別號。大庭、軒轅疑其有詩者，大庭以還，漸有樂器，樂器之音，逐人為辭，則是為詩之漸，故疑有之也。《禮記·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云：「伊耆氏，古天子號。」《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注云：「中古未有釜甑。」而中古謂神農時也。《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蠟。」蠟者，為田報祭。案《易·繫辭》稱農始作耒耜以教天下，則田起神農矣。二者相推，則伊耆、神農並與大庭為一。大庭有鼓籥之器，黃帝有《雲門》之樂，至周尚有《雲門》，明其音聲和集。既能和集，必不空弦，弦之所歌，即是詩也。但事不經見，故總為疑辭。案《古史考》雲「伏犧作瑟」，《明堂位》雲「女媧之笙簧」，則伏犧、女媧已有樂矣。鄭既信伏犧無詩，又不疑女媧有詩，而以大庭為首者，原夫樂之所起，發於人之性情，性情之生，斯乃自然而有，故嬰兒孩子則懷嬉戲抃躍之心，玄鶴蒼鸞亦合歌舞節奏之應，豈由有詩而乃成樂，樂作而必由詩？然則上古之時，徒有謳歌吟呼，縱令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故伏犧作瑟，女媧笙簧，及蕢桴、土鼓，必不因詩詠。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鄭疑大庭有詩者，正據後世漸文，故疑有爾，未必以土鼓、葦籥遂為有詩。若然，《詩序》雲「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乃永歌嗟嘆。聲成文謂之音」，是由詩乃為樂者。此據後代之詩因詩為樂，其上古之樂必不如此。鄭說既疑大庭有詩，則書契之前已有詩矣。而《六藝論·論詩》云：「詩者，弦歌諷諭之聲也。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面稱不為諂，目諫不為謗，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道稍衰，奸偽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臣道柔順，於是箴諫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彼書契之興既未有詩，制禮之後始有詩者，《藝論》所云今詩所用誦美譏過，故以制禮為限。此言有詩之漸，述情歌詠，未有箴諫，故疑大庭以還。由主意有異，故所稱不同。禮之初與天地並矣，而《藝論·論禮》雲「禮其初起，蓋與詩同時」，亦謂今時所用之禮，不言禮起之初也。

　　《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

　　[疏]正義曰：《虞書》者，《舜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注在《堯典》之末。彼注云：「詩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長也，歌又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長言而為之。聲中律乃為和。」彼《舜典》命樂，已道歌詩，經典言詩，無先此者，故言《詩》之道也。「放於此乎」，猶言適於此也。「放於此乎」，隱二年《公羊傳》文。言放於此者，謂今誦美譏過之詩，其道始於此，非初作謳歌始於此也。《益稷》稱舜云：「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乘之庸之，否則威之。」彼說舜誡群臣，使之用詩。是用詩規諫，舜時已然。大舜之聖，任賢使能，目諫面稱，似無所忌。而雲「情志不通，始作詩」者，《六藝論》雲情志不通者，據今詩而論，故云「以誦其美而譏其過」。其唐虞之詩，非由情志不通，直對面歌詩以相誡勖，且為濫觴之漸，與今詩不一，故《皋陶謨》說皋陶與舜相答為歌，即是詩也。《虞書》所言，雖是舜之命夔，而舜承於堯，明堯已用詩矣，故《六藝論》雲唐、虞始造其初，至周分為六詩，亦指《堯典》之文。謂之造初，謂造今詩之初，非謳歌之初。謳歌之初，則疑其起自大庭時矣。然謳歌自當久遠，其名曰詩，未知何代。雖於舜世始見詩名，其名必不初起舜時也。名為詩者，《內則》說負子之禮雲「詩負之」，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為詩，未發為謀，恬澹為心，思慮為志。詩之為言，志也。」《詩緯·含神務》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惡，述己志而作詩，為詩所以持人之行，使不失隊，故一名而三訓也。

　　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

　　[疏]正義曰：夏承虞後，必有詩矣。但篇章絕滅，無有孑然而得遺餘。此夏之篇章不知何時滅也。有《商頌》而無夏頌，蓋周室之初世記錄不得。

　　邇及商王，不風不雅。

　　[疏]正義曰：湯以諸侯行化，卒為天子。《商頌》成湯「命於下國，封建厥福」，明其政教漸興，亦有風、雅。商、周相接，年月未多，今無商風、雅，唯有其頌，是周世棄而不錄，故云「近及商王，不風不雅」，言有而不取之。

　　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剌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為法者彰顯，為戒者著明。

　　[疏]正義曰：此論周室不存商之風、雅之意。風、雅之詩，止有論功頌德、剌過譏失之二事耳。黨謂族親。此二事各於己之族親，周人自錄周之風、雅，則法足彰顯，戒足著明，不假復錄先代之風、雅也。頌則前代至美之詩，敬先代，故錄之。○

　　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飢，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

　　[疏]正義曰：自此下至「詩之正經」，說周有正詩之由。言后稷種百穀之時，眾人皆厄於飢，此時乃得粒食。后稷有此大功，稱聞不朽，是后稷自彼堯時流傳於此後世之名也。《堯典》說舜命后稷云：「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皋陶謨》稱禹曰：予「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是其文也。

　　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脩其業，以明民共財。

　　[疏]正義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當夏時為諸侯。以后稷當唐之時，故繼唐言之也。中葉，謂中世。后稷至於大王，公劉居其中。《商頌》雲「昔在中葉」，亦謂自契至湯之中也。《祭法》雲「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明民，謂使衣服有章。共財，謂使之同有財用。公劉在豳教民，使上下有章，財用不乏，故引黃帝之事以言之。

　　至於大王、王季，克堪顧天。

　　[疏]正義曰：此《尚書·多方》，說天以紂惡，更求人主之意，云：「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克堪用德，惟典神天。」注云：顧由視念也。其意言天下災異之威，動天下之心，開其能為天以視念者。眾國無堪為之，惟我周能堪之。彼言文王、武王能顧天耳。大王、王季為天所祐，已有王跡，是能顧天也。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

　　[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眾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言民得聖人為父母，必將有明政，有安居。文、武道同，故並言之。

　　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

　　[疏]正義曰：此總言文、武之詩皆述文、武之政，未必皆文、武時作也，故《文王》、《大明》之等，檢其文，皆成王時作。

　　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

　　[疏]正義曰：時當成王，功由周公，故《譜》說成王之詩皆並舉周公為文。制禮作樂，大平無為，故與大平連言。頌聲之興，不皆在制禮之後也。故《春官·樂師職》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玄謂徹者，歌《雍》也。是頌詩之作，有在制禮前者也。

　　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

　　[疏]正義曰：此解周詩並錄風、雅之意。以《周南》、《召南》之風，是王化之基本，《鹿鳴》、《文王》之雅，初興之政教。今有頌之成功，由彼風、雅而就，據成功之頌，本而原之，其頌乃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以道衰乃作者，名之為「變」，此詩謂之為「正」。此等正詩，昔武王採得之後，乃成王即政之初，於時國史自定其篇，屬之大師，以為常樂，非孔子有去取也。《儀禮·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奏《南陔》、《白華》、《華黍》」，「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儀》，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用樂與《鄉飲酒》文同，唯《采蘋》越《草蟲》之篇，其餘在於今《詩》，悉皆次比。又《左傳》及《國語》稱魯叔孫穆子聘於晉，晉人為之歌《文王》、《大明》、《綿》，又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亦各取三篇，風、雅異奏，明其先自次比，非孔子定之，故《譜》於此不言孔子。其變風、變雅皆孔子所定，故下文特言孔子錄之。《春官·大師職》鄭司農注云：「古而自有風、雅、頌之名，故延陵季子觀樂於魯，時孔子尚幼，未定《詩》、《書》，而曰『為之歌《邶》、《鄘》、《衛》』，曰：『是其《衛風》乎』。又為之歌小雅、大雅，又為之歌頌。《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時禮樂自諸侯出，頗有謬亂不正者，孔子正之耳。」是司農之意亦與鄭同，以為風、雅先定，非孔子為之。襄二十九年《左傳》，服虔注云：「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距此六十一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為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此說非也。六詩之目，見於《周禮》，豈由孔子始定其名乎？《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為常樂耳。

　　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刺怨相尋」，解變風、變雅之作時節。變風之作，齊、衛為先。齊哀公當懿王，衛頃公當夷王，故先言此也。庄四年《公羊傳》曰：「齊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徐廣以為周夷王亨之。鄭知懿王者，以《齊世家》雲「周亨哀公，而立其弟靖，為胡公。」當夷王之時，哀公母弟山殺胡公而自立」。言夷王之時，山殺胡公，則胡公之立在夷王前矣。受譖亨人，是衰闇之主。夷王上有孝王，《書傳》不言孝王有大罪惡。《周本紀》云：「懿王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是周衰自懿王始，明懿王受譖矣。《本紀》言詩人作刺，得不以懿王之時《雞鳴》之詩作乎？是以知亨之者懿王也。《衛世家》云：「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是衛頃公當夷王時。《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是夷王身失禮也。《柏舟》言「仁而不遇」，是邶不尊賢也。

　　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盪》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正義曰：大率變風之作，多在夷、厲之後，故云「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擊鼓序》雲「怨州吁」，怨亦剌之類，故連言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

　　[疏]正義曰：此言周室極衰之後不復有詩之意。「五霸」之字，或作「五伯」。成二年《左傳》云：「五伯之霸也。」《中候》「霸免」，注云：「霸猶把也，把天子之事也。」然則言伯者，長也，謂與諸侯為長也。五伯者，三代之末，王政衰微，諸侯之強者以把天子之事，與諸侯為長，三代共有五人。服虔云：「五伯，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也。」知者，《鄭語》云：「祝融之後，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論語》云：「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昭九年傳云：「文之伯也。」是五者為霸之文也。此言五霸之末，正謂周代之霸齊桓、晉文之後，明其不在夏、殷之霸也。齊、晉最居其末，故言五霸之末耳。僖元年《公羊傳》云：「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是齊桓、晉文能賞善罰惡也。其後無復霸君，不能賞罰，是天下之綱紀絕矣。縱使作詩，終是無益，故賢者不復作詩，由其王澤竭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方伯謂州牧也。周之州長自名為牧，以其長於一方，故《公羊》稱為方伯。言無天子，無方伯，謂無賢明耳。

　　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

　　[疏]正義曰：懿王時詩，《齊風》是也。夷王時詩，《邶風》是也。陳靈公，魯宣公十年為其臣夏徵舒所弒。變風齊、邶為先，陳最在後，變雅則處其閒，故鄭舉其終始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是《詩》三百者，孔子定之。如《史記》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據今者及亡詩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皆子夏為之作序，明是孔子舊定，而《史記》、《漢書》雲「三百五篇」者，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也。《樂緯·動聲儀》《詩緯·含神務》《尚書·璿璣鈐》皆雲「三百五篇」者，漢世毛學不行，三家不見《詩序》，不知六篇亡失，謂其唯有三百五篇。讖緯皆漢世所作，故言三百五耳。此言「訖於陳靈」，則在魯僖之後。《藝論》云：「孔子錄周衰之歌，及眾國賢聖之遺風，自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四百年間，凡取三百五篇，合為國風、雅、頌。」唯言「至於魯僖」者，據《詩》之首君為文也。陳靈公非陳詩之首，曹昭公以僖七年卒，即位在僖之前，故舉魯僖以為言也。《藝論》雲「文王創基，至於魯僖」，則《商頌》不在數矣。而以周詩是孔子所錄，《商頌》則篇數先定，論錄則獨舉周代，數篇則兼取商詩，而雲「合為國風、雅、頌」者，以商詩亦周歌所用，故得稱之。孔子刊定，則應先後依次，而《鄭風·清人》是文公詩，處昭公之上；《衛風·伯兮》是宣公之詩，在惠公之下者，鄭答張逸云：「詩本無文字，後人不能盡得其次第，錄者直錄，存義而已。」然則孔子之後，始顛倒雜亂耳。

　　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

　　[疏]正義曰：此言孔子錄《詩》，唯取三百之意。「弘福如彼」，謂如文、武、成王，世脩其德，致太平也。「大禍如此」，謂如厲、幽、陳靈，惡加於民，被放弒也。「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則「勤民恤功，昭事上帝」是用《詩》義也。互言之也。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詩》之規諫，皆防萌杜漸，用《詩》則樂，不用則憂，是為「憂娛之萌漸」也。此二事皆明明在此，故唯錄三百一十一篇，庶今之明君良臣，欲崇德致治，克稽古於先代，視成敗於行事。又疾時博士之說《詩》，既不精其研核，又不睹其終始，講於鄉黨無昭晳，陳於朝廷不煥炳，故將述其國土之分，列其人之先後。

　　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太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

　　[疏]正義曰：「自此已下，論作《譜》之意。《本紀》夷王已上多不記在位之年，是「歲數不明」。《周本紀》云：「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又三年，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二諸侯年表》起自共和元年，是歲魯真公之十四年，齊武公之十年，晉靖侯之十八年，秦仲之四年，宋釐公之十八年，衛僖侯之十四年，陳幽公之十四年，蔡武公之二十四年，曹夷伯之二十四年，鄭則於時未封，是「太史《年表》自共和始」也。又案《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宣王即位，四十六年崩。子幽王立，十一年為犬戎所殺。子平王立，四十九年，當魯隱公元年。」計共和元年距春秋之初一百一十九年，春秋之時，年歲分明，故云「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鄭於三《禮》、《論語》為之作序，此《譜》亦是序類，避子夏序名，以其列諸侯世及《詩》之次，故名「譜」也。《易》有《序卦》，《書》有孔子作《序》，故鄭避之，謂之為「贊」。贊，明也，明己為注之意。此《詩》不謂之「贊」，而謂之「譜」，譜者，普也，注序世數，事得周普，故《史記》謂之「譜牒」是也。

　　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傍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眾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疏]正義曰：此又總言為《譜》之理也。著魏有儉嗇之俗，唐有殺禮之風，齊有太公之化，衛有康叔之烈。述其土地之宜，顯其始封之主，省其上下，知其眾源所出，識其清濁也。屬其美剌之詩，各當其君君之化，傍觀其詩，知其風化得失，識其芳臭，皆以喻善惡耳。哀十四年《公羊傳》說孔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鄭取彼意也。

周南召南譜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正義曰：《禹貢·雍州》雲「荊岐既旅」，是岐屬雍州也。《綿》之篇說大王遷於周原，《閟宮》言大王居岐之陽，是周地在岐山之陽也。《孟子》雲文王以百里而王，則周、召之地，共方百里，而皆名曰周，其召是周內之別名也。大王始居其地，至文王乃徙於豐。《周書》稱王季宅程，《皇矣》說文王既伐密須，「度其鮮原，居岐之陽」，不出百里。則王季居程亦在岐南，程是周地之小別也。○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郡有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文王所居也。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舊趾是也。本或作杜陽。」案《志》扶風自別有杜陽縣，而岐山在美陽，不在杜陽。鄭於《禹貢》注云「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則作「杜」者誤也。《皇矣》稱「居岐之陽，在渭之將」，是其處險阻也。《綿》雲「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地肥美也。

　　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脩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為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正義曰：以帝乙，紂之父，准其年世，與王季同時。《旱麓》說大王、王季之事，雲「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言王季受玉瓚之賜也。《尚書》謂文王為西伯，當是繼父之業，故知王季亦為西伯。殷之州長曰伯，謂為雍州伯也。《周禮》「八命作牧」，殷之州伯蓋亦八命也。如《旱麓》傳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孔叢》云：「羊容問於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而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之後，大王、王季皆為諸侯，奚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雲，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諸侯為伯，猶周、召分陝。』」皇甫謐亦云：「王季於帝乙殷王之時賜九命為西長，始受圭瓚秬鬯。」皆以為王季受九命作東西大伯。鄭不見《孔叢》之書，《旱麓》之箋不言九命，則以王季為州伯也。文王亦為州伯，故《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在西，故曰西伯」。文王之德優於王季，文王尚為州伯，明王季亦為州伯也。《楚辭·天問》曰：「伯昌號衰，秉鞭作牧。」王逸注云：「伯謂文王也。鞭以喻政。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牧。」《天問》，屈原所作，去聖未遠，謂文王為牧，明非大伯也。所以不從毛說。言「至紂，又命文王」者，既已繼父為州伯，又命之使兼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也。知者，以《漢廣序》雲「美化行乎江、漢之域」《汝墳序》雲「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文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此詩猶美江、漢、汝墳，明是江、漢之濱先被文王之教。若非受紂之命，其化無由及之，明紂命之矣。江、漢之域即梁、荊二州，故《尚書》注云「南兼梁、荊」。其後化廣民附，三分有二，不必皆紂命也。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正義曰：既引《論語》三分有二，故據《禹貢》州名指而言之。雍、梁、荊、豫、徐、揚歸文王，其餘冀、青、兗屬紂，九州而有其六，是為三分有其二也。《禹貢》九州，夏時之制，於周則《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域，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並，校之於《禹貢》，無徐、梁，有幽、並，故《地理志》雲「周監二代而損益之，改《禹貢》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為幽、並」，是其事也。《爾雅·釋地》九州之名有冀、豫、雍、荊、揚、兗、徐、幽、營。孫炎曰：「此蓋殷制。《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並無徐、營。」然則此說不同，不言殷、周九州，而遠指禹世者，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於《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亦無明文言殷改夏也。《地理志》雲「殷因於夏，無所變改」，班固不以《爾雅》為世法。又《周禮》冀、幽、並，於《禹貢》唯一州耳，相率三分無一，故從岐而橫分之。據《禹貢》正經之文，取六州以為三分之二，准《禹貢》之境，論施化之處，不言當時有此州名也。《序》言化自北而南，則於岐東西之南得有三分二者，岐於土中近北故也。

　　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受命，作邑於豐」，《文王有聲》之文也。《地理志》云：「京兆鄠縣，豐水出其東南。」皇甫謐云：「豐在京兆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案《皇矣》篇雲文王既伐密須，徙於鮮原，從鮮原徙豐。而謐雲自程，非也。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文王既遷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雲「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系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系之？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既以此詩系二公，明感二公之化，故知使「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也。言「先公」者，大王、王季賢人，文王承其業，文王自有聖化，不必要用先公，但子當述父之事，取其宜者行之，以先公為辭耳。猶自兼行聖化，故有聖人之風。此獨言「施先公之教」，明化己之可知，以《召南》有先公之教，故特言之耳。文王使二公施化早矣，非受采之後。於此言之者，明詩系二公之意也。言「己所職」者，指謂六州之人服從於己者。○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正義曰：宣十二年《左傳》引《時邁》之詩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時邁序》雲「巡守」，則武王巡守矣。《王制》說巡守之禮，曰「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故知武王巡守得二《南》之詩也。《譜》雲「天子納變雅，諸侯納變風，其禮同」，則文王亦采詩。而必知武王始得之者，諸侯之納變風，直欲觀民之情，以知已政得失耳，非能別賢聖之異風，立一代之大典也。文王猶為諸侯，王業未定，必不得分定二《南》，故據武王言之耳。武王遍陳諸國之詩，非特六州而已。而此二《南》之風，獨有二公之化，故知六州者得二公之德教風化尤最純絜，故獨取其詩，付屬之於大師之官，使分而國之，為二國之風。以大師掌六詩之歌，達聲樂之本，故知屬之使分系也。○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正義曰：文王將建王業，以諸侯而行王道，大王、王季是其祖、父，皆有仁賢之行，己之聖化未可盡行，乃取先公之教宜於今者與己聖化，使二公雜而施之。又六州之民，志性不等，或得聖人之化，或得賢人之化，由受教有精粗，故歌詠有等級。大師曉達聲樂，妙識本源，分別所感，以為二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解大師分作二《南》之意也。知有此理者，序雲「《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系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系之召公」。以聖人宜為天子，賢人宜作諸侯，言王者之風是得聖人之化也，言諸侯之風是得賢人之化也。以周公聖人，故以聖人之風系之，以召公賢人，故以賢人之風系之。以六州本得二公之教，因有天子之風義，一聖一賢，事尤相類，故系之二公。既分系二公，以優劣為次，先聖后賢，故先周后召也。不直稱「周」、「召」，而連言「南」者，欲見行化之地。且作詩之處，若不言「南」，無以見斯義也。且直言「周」、「召」，嫌主美二公，此實文王之詩而系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雲「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此詩既繼二公，即二公為其詩主，若有美二公，則各從其國，《甘棠》之在《召南》，是其事也。《周南》無美周公，或時不作，或錄不得也。乃棄其餘，謂此為風之正經。○正義曰：武王遍陳諸國之詩，今唯二《南》在矣，明是棄其餘也。

　　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似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正義曰：此事皆在大雅也。鄭言此者，以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召南》夫人雖斥文王夫人，而先王夫人亦有是德，故引詩文以歷言。文王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正義曰：此《思齊》文也。言文王先化於妻，卒治家國。此明二國之詩先以后妃夫人為首之意。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正義曰：此論二國之詩次比之意。「是故」者，緣上事生下勢之稱。此后妃夫人皆大姒也，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禮，天子之妃曰後，諸侯之妃曰夫人。以《周南》王者之化，故稱后妃；《召南》諸侯之化，故云夫人。直以化感為名，非為先後之別。有陳聖化，雖受命前事，猶稱后妃。有說賢化，雖受命後事，尚稱夫人。二國別稱，而文王不異文者，《召南》夫人為首，后妃變稱夫人，足知賢聖異化，於文王不假復異其辭，故《鵲巢》之序言國君以著義於後，皆以常稱言之。聖王之馭世，符瑞必臻，故次《麟趾》、《騶虞》於末，欲見致嘉瑞也。時實不致，設以為法，故言耳。以詩人之作，各言其志，《麟趾》、《關雎》、《騶虞》之與《鵲巢》，未必一人作也。《麟趾》言公子之信厚，《騶虞》嘆國君之仁心，自取獸名，別為興喻，非嘆瑞應，與前篇共相終始。但君子之道，作事可法，垂憲後昆，大師比之於末，序者申明其意，因言《關雎》之應，《鵲巢》之應耳。其實作者本意不在於應，而使詩有龍鳳之文，亦將以之為應，非獨麒麟、白虎也。鄭答張逸云：「文王承先公之業，積脩其德，以致風化。述其美以為之法。能行其本，則致末應，既致其應，設以為法，是其不實致也。」此《譜》於此篇之大略耳。而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兔罝》、《芣苡》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變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周南》上八篇言后妃，《漢廣》、《汝墳》言文王。《召南》上二篇言夫人，《羔羊》、《摽有梅》、《江有氾》、《騶虞》四篇言文王。所以論后妃夫人詳於《周南》而略於《召南》者，以《召南》夫人則《周南》后妃，既於后妃事詳，所以《召南》於夫人遂略。其文王之德化多少不同者，自由作者有別，又採得多少不同。《周南·桃夭》言「后妃之所致」，《召南·羔羊》雲「《鵲巢》之功所致」者，《周南·桃夭》以上皆后妃身事，文與后妃接連，故言后妃所致；《召南·羔羊》以前，非獨夫人身事，文與夫人不相連接，故變言《鵲巢》之功所致也。又《桃夭》致後三篇有后妃之化，《羔羊》致後無夫人之化者，亦是《周南》后妃既詳，於《召南》夫人遂略。致者，行化於己，自已致人。《草蟲》以下，非復夫人身事，亦是夫人之致也。《羔羊》，《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為《鵲巢》之功所致，則《漢廣》文王之道被於南國，亦是《關雎》之功所致。序者以此二風皆是文王之化，太姒所贊。《周南》以《桃夭》至《芣苡》三篇為后妃所致，《漢廣》以下，其事差遠，為文王之致。《召南》以《草蟲》至《行露》四篇為夫人所致，《羔羊》以下差遠，為文王之致。各舉其事，互相發明。此二《南》之詩，文王時作。文王即位，至受命之時，已四十餘年，諸侯從之蓋亦早矣。鄭答張逸云：「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卒以受命。」是受命之前巳行王德。當此之時，詩巳作也。何則？化被於下則民述其志，何須待布王號然後作歌。武王採得之時，二公已有爵土，命其行化，遂分系之，非由二公有土，此詩始作也。《周》、《召》二十五篇，唯《甘棠》與《何彼襛矣》二篇乃是武王時作。武王伐紂，乃封太公為齊侯，令周、召為二伯。而《何彼襛矣》經雲「齊侯之子」，太公已封於齊，《甘棠》經雲「召伯」，召公為伯之後，故知二篇皆武王時作。非徒作在武王之時，其所美之事亦武王時也。《行露》雖述召伯事，與《甘棠》異時。趙商謂其同時，疑而發問，故《志》「趙商問：『《甘棠》、《行露》之詩，美召伯之功，箋以為當文王與紂之時，不審召公何得為伯？』答曰：『《甘棠》之詩，召伯自明，誰雲文王與紂之時乎？』至《行露》篇，箋義雲『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若當武王時，被《召南》之化久矣，衰亂之俗已銷，安得雲微？雲此文王時也。序義雲『召伯聽訟』者，從後錄其意，是以云然」。而鄭此答，明《甘棠》箋之所云美其為伯之功，謂武王時也。此二篇武王時事，得入《召南》風者，以詩系於召，召為詩主，以其主美召伯，因即錄於《召南》。王姬以天子之女，降尊適卑，不失婦道，《召南》多陳人倫，事與相類。又王姬賢女，《召南》賢化，又作在武王之世，不可入文王聖化之風，故錄之於《召南》也。

　　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正義曰：雲言「或」者，道異說也。鄭之前世有為此說者，故因解之。二《南》之風言后妃樂得淑女，無嫉妒之心，夫人德如鳴鳩，可以承奉祭祀，能使夫婦有義，妻妾有序。女史歌之，風切後夫人，以節此義序，故用之耳。《王風》雲「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謂路寢之房。以人君有房中之樂，則後夫人亦有房中之樂。以後夫人房中之樂歌《周南》、《召南》，則人君房中之樂亦歌《周南》、《召南》，故《譜》下文雲路寢之常樂，「風之正經」也。天子歌《周南》，諸侯歌《召南》，用此「或」說為義也。後夫人用之亦當然也。王肅云：「自《關雎》至《芣苡》，后妃房中之樂。」肅以此八篇皆述后妃身事，故為后妃之樂。然則夫人房中之樂，當用《鵲巢》、《采蘩》。鄭無所說，義亦或然。

　　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為節。○正義曰：在《召南》之篇，亦是用之於樂，故言之。《禮記·射義》有此。又彼注亦以為《騶虞》取其「一發五豝」，喻得賢者多；《貍首》取「小大莫處，御於君所」；《采蘋》取其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采蘩》取「夙夜在公」，各取其篇之義以為戒也。「為節」者，謂射之進退當樂節相應。彼每篇一言為節，此引之省文也。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僣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為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正義曰：言此者，以射用四篇，而三篇皆在《召南》，則《貍首》亦當在。今無其篇，故辨之，雲諸侯所以去之。《大射》注云：「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後世失之。」然則於時諸侯不肯朝事天子，惡其被射之言，故棄之。為禮樂之記者，正謂記作《射義》者，以《貍首》樂歌之曲，故並樂言之。《射義》注云：「《貍首》，逸詩，下雲『曾孫侯氏』是也。」其下文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人莫處，御於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謂此是《貍首》經文也。彼雖引詩，無「貍首」之字，鄭知是《貍首》者，以彼之說諸侯射法而引此詩，其下又云：「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言諸侯用為射節，知是《貍首》之辭。無「貍首」字者，略引其文，不盡其辭故也。

　　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正義曰：周公封魯，召公封燕，《史記》皆有《世家》言之。《周語》引《常棣》為周文公之詩，是周公謚曰文也。《公劉序》雲「召康公戒成王」，是召公謚曰康也。《閟宮》雲「建爾元子，乃命魯公」，是元子世之也。《燕世家》雲「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公，當厲王之時」，則是失其世次，不得召公元子名謚，傳國於後，是元子可知。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正義曰：僖九年「公會宰周公於葵丘」，文五年「召伯來會葬」，是春秋時周公、召公也。經傳皆言周公，謂為三公，不知何爵也。召稱伯，則伯爵，以《左傳》多雲召公，故言公。其旦與奭次子名謚，《書傳》無文。平王以西都賜秦，則春秋時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周之地。《晉書地道記》雲「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聞，今為召州」是也。左方無君世者，此因詩系二公，故終言之，其君世，《世家》亡滅，且非此所須故也。

　　問者曰：「《周南》、《召南》之詩，為風之正經則然矣。自此之後，南國諸侯政之興衰，何以無變風？」答曰：「陳諸國之詩者，將以知其缺失，省方設教為黜陟。時徐及吳、楚僣號稱王，不承天子之風，今棄其詩，夷狄之也。○正義曰：以列國政衰，變風皆作，南國諸侯，其數多矣，不得全不作詩。今無其事，故問而釋之。巡守陳詩者，觀其國之風俗，故採取詩以為黜陟之漸。亦既僣號稱王，不承天子威令，則不可黜陟，故不錄其詩。吳、楚僣號稱王，《春秋》多有其事。知徐亦僣者，《檀弓》云：「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吊，其辭雲，昔我先君駒王」，是其僣稱王也。其餘江、黃、六、蓼之屬，既驅陷於彼俗，又亦小國，猶邾、滕、紀、莒之等，夷其詩，蔑而不得列於此。」○正義曰：《春秋》文四年，楚人滅江。僖十二年滅黃。文五年，楚滅六並蓼。終為楚人所滅，是被其驅逼陷惡俗也。既驅陷彼俗，亦不可黜陟，又且小國，政教狹陋，故夷其詩，輕蔑之，而不得列於國風也。邾、滕、紀、莒，春秋時小國，亦不錄之，非獨南方之小國也。其魏與檜、曹，當時猶大於邾、莒，故得錄之。春秋時，燕、蔡之屬，國大而無詩者，薛綜答韋昭云：「或時不作詩，或有而不足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