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由詩的自由與規律

苗雨時

自由詩是和格律詩相對而言的，它的歷史沒有格律詩那麼久遠。最早出現在西方，是工業時代的產物。第一個寫自由詩的人，是美國的惠特曼。他的詩集《草葉集》，幾乎全是自由詩。

自由體的詩在歐美興起，不是偶然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在藝術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是與社會的一般發展階段相聯繫的」。自由體詩這種嶄新的藝術形式，出現在資本主義的上升期，相對封建主義而言，當時的資本主義時代是一個富有生氣和進取精神的時代。生產關係的變化，生活節奏的加快，人們的精神狀態也發生了巨大變化。衝擊封建主義觀念，追求個性解放自由，成了時代精神的特徵。在這種情況下，打破一切舊的程式，實現自由創造，就成了審美意識變革的歷史的必然要求。於是，自由詩應運而生。惠特曼在《草葉集·序》中曾說：「詩人比其他的人更追隨和更歡迎自由。他們是自由的聲音，自由的解釋」。又說：「偉大的詩人的優點不在於引人注目的文體，而在於不增不減地表達思想與事物，自由地表達詩人自己」。這不啻是一種新藝術形式的宣言。

請看他的《我歌唱一個人的自身》：

我歌唱一個人的自身，一個單一的個別的人，

不過要用民主的這個詞，全體這個詞的聲音。

我歌唱從頭到腳的生理學，

我說不單止外貌和腦子，整個形體更值得歌吟，

而且，與男性平等，我也歌唱女性。

我歌唱現代的人，

那情感、意向和能力-上的巨大生命，

他愉快，能採取合乎神聖法則的最自由的行動。

這首詩是<草葉集)的首篇。其情感指向十分明確，那就是歌唱人——個人——現代人，讚頌他們的靈魂和肉體，自由和民主。而藝術形式，則是沒有任何限制的完全自由。

自由體詩傳人中國，是五四時期的事。首先受惠特曼影響的是郭沫若。郭沫若之所以受惠特曼影響，一方面與他自身的藝術趣味有關，更主要是當時的時代情勢使然。反對封建專制，實現人的個性解放，是五四時期的時代精神。人的解放，催發了文的自覺。於是掀起了一場以白話代替文言的新文學革命。打破舊詩詞格律的桎梏，實現詩體的解放，新詩就在這種歷史潮流中誕生。新詩借鑒兩方的藝術形式，所以初期的白話濤，一般都是自由體。經過胡適的「嘗試」和—系列詩人的探索，到了郭沫若，他把「狂飈突進」的時代精神與自由奔放的詩歌形式的創造有機地結合起來，才為新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郭沫若的《女神》，絕大部分是自由體詩。此後，雖有現代格律詩的出現，但自由濤的流脈一直沒有中止，抗日戰爭時期是一個高潮，新時期以來是又一個高潮。自由詩不能代替格律詩，但格律詩也不能代替自由詩，兩者雙峰並峙，或此起彼伏，共同構築了詩歌的宏闊景觀。

自由詩和格律詩相反，沒有固定的格式和音律，在字數、行數、節奏、押韻等方面，沒有—定限制，而是按照詩中思想感情的脈動和所描寫事物的變化，安排詩行和分節，它的節奏是口語中的自然節奏，也有的押韻，但不十分規則。這種詩體的特點是自由靈活，變化多樣，適合於表現複雜的內容和激蕩的情緒。

例如，艾青的《太陽》：

從遠古的墓塋

從黑暗的年代

從人類死亡之流的那邊

震驚沉睡的山脈

若火輪飛旋於沙丘之上

太陽向我滾來……

它以難遮掩的光芒

使生命呼吸

使高樹繁枝向它舞蹈

使河流帶著狂歌奔向它去

當它來時，我聽見

冬蟄的蟲蛹轉動於地下

群眾在曠場上高聲說話

城市從遠方

用電力和鋼鐵召喚它

於是我的心胸

被火焰之手撕開

陳腐的靈魂

擱棄在河畔

我乃有對於人類再生之確信

這首詩，寫太陽初升的感受和體驗，從太陽照耀萬物的蘇生和運動，生髮出對自我更生和人類更生的信念。這種思路是闊大而奔放的。與此相應，詩人情緒的表達用了散文的句式，如第一節，以一系列的介詞結構作狀語，先寫太陽的來處，然後寫它的震動和相象，最後推出主語——太陽。其實，這一節詩就是一個倒裝的散文句子，並不押韻，行的排列有長有短，也不整齊，但卻很好地傳達了太陽升起時那種磅礴的氣勢和詩人昂揚的感奮。

自由詩是自由的，但這種自由也不是絕對的、無條件的自由，它也應該有自己的規律遵循。也就是說，既自由又不自由。正是在這自由與不自由之間，體現了自由詩的本質特徵，建構了自由詩的藝術空間。

自由詩的精神應該是自由的，開放的，天馬行空，飛雲墜地，納宇宙之大，入介子之微，以心照物，潔凈空明。這種自由，不論是探求人生，叩問命運，都應該既是超功利的，又是不受任何束縛的。正象惠特曼所說：「我決不多費唇舌，我決不在自己寫作中使典雅、效果或新奇成了隔開我和別人的簾幕。我決不允許任何障礙，那怕是最華麗的簾幕。我想說什麼，就照它的本來面目說出來。」本色，天然，這正是自由詩的內在本質，但是，它在表現時，無論意緒如何紛紜複雜，充滿對立、排斥、流轉、變換，都得保持一種平衡態和完整性。自由詩也不是胡思亂想，胡說八道，也應該有一定的規範，這就是它的思必須是詩之思，是一種有機的精神現象。這種規範，實際上是一種審美的升華。自由詩沒有一個固定的格式，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也就是說它是不定型的。而這種不定型，正如郭沫若所說：「『不定型』正是自由詩的意義和價值所在。」只有不定型，表達才比較方便，情感才能本真地自然流露，不必為某種既定的格式削足適履，而使詩人的感情受到壓抑和損害。但是，這種形式上的自由，也不是想怎麼寫就怎麼寫，它必須有內在的依據，即隨內心的脈動而賦形。外節奏必須應和著生命的內節奏；詩的建行和排列，也要視情緒的波動變化而定，或長或短，或多或少；全詩的形式結構，也要看詩思運行的狀況而採取相應的形態。

自由詩的自由，在語言方面還體現為散文美。也就是反對韻文的人工氣和雕琢性，而追求一種語言的自然美。散文美，允許口語人詩。「口語是最散文的」。口語來自生活，具有樸素、生動、形象的特點。艾青說：「詩是以這樣的語言為生命，才能豐富的」。而自由詩語言的這種本色美正是與它的精神的自由性相一致的。但是，散文美又不能散文化，口語人詩也不是完全照搬。散文化的弊病是排斥形象思維，而散文美是達到意象鮮明、詩情流暢的藝術手段。口語人詩，也要經過加工提練，剔除日常用語的混亂、蕪雜、模糊的成分，而保留其清新、自然、富有表現力的特性。恰如，高爾基所說：「大眾語是毛坯，加了工的是文學」。

艾青曾說過：「自由體的詩帶有世界性的傾向」。中國的自由詩也有了幾十年的歷史。自由詩的初期主要受歐美的影響，但在發展中，有了一種逐漸民族化的趨勢。如何在此基礎上，更好地學習和借鑒古今中外的詩歌藝術經驗，使自由詩更加完善完美，真正建立起中國自己的自由詩，使其毫無愧色地立於世界詩歌之林，是擺在當今我們詩人們面前的一個歷史性的任務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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