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治東阿」的歷史鏡鑒

　　《晏子春秋》和西漢劉向編著的《說苑·政理》，記載了我國春秋戰國時期的同一則著名故事。結合起來看，事件概略如下：

　　齊景公派遣大夫晏子治理東阿。三年後，晏子「毀聞於國」（即他的壞名聲傳遍全國）。景公於是召晏子回來，當面訓責並要嚴懲他。晏子請求齊景公再給他三年時間，並保證一定會「譽滿全國」。果然，三年後考核地方官的治績，晏子實踐了自己的「諾言」。齊景公決定獎賞晏子，而晏子卻婉言謝絕並請求辭職讓賢。景公問起原因，晏子才向齊景公說起了自己的「困惑」和「不解」。

　　前面三年，他在東阿開闢交通，修築道路，勤於地方行政，防遏盜賊，讓淫邪放逸之人厭惡；他尚勤尚儉，獎勵勤儉孝悌，處罰偷盜懶惰，讓懶惰成性之人厭惡；他判決訟案，不避貴族強權，遭強權貴族厭惡（晏子把這些淫邪放逸、懶惰成性以及貴族強權的人稱為「三邪」）；而對於向他「求情辦事」的齊景公身邊的人，合法就答應，違法就拒絕，又得罪了景公「左右近侍」；他在侍奉公族貴戚時謹守禮節，不越禮犯分，因此也使貴人們對他不滿（晏子把景公身邊「左右近侍」和「公族貴戚」稱為「二讒」）。在這樣的情況下，「三邪二讒」們就到處宣揚他的「惡名」，於是他便「毀聞於國」了。

　　而後面三年他改變了以往的做法，小心處理政務，不修道路，延緩建設；不獎勵勤儉孝悌，也不處罰偷盜姦邪；判決訟案時尊重權貴們的意見，「三邪」們因此對他讚譽在外，齊景王的左右近侍有所請求他也一律答應。加重賦稅卻少納國庫，媚事君王左右，阿諛權貴，如此「二讒」們也在君王面前稱頌他，他的善名美譽便傳於「內外」。然而，前三年他秉公守禮治理東阿時，救濟貧民，百姓無一受凍挨餓；後三年他的作為卻使民無積貯，百姓食不果腹，原本應受獎賞的做法卻使君王惱怒並欲加嚴懲；現今應被殺頭的作為卻受到君王的賞賜和祝賀。他實在「愚昧不明」其中道理，所以不能再治理東阿，並請求讓位於賢者，也不敢接受君王的賞賜。

　　齊景公聽完晏子的這段解釋後恍然大悟，連忙請求晏子繼續治理東阿，並允諾以後不再干預東阿事務。由此事，齊景公也知道了晏子的賢德，後來重用他輔佐國家大政，三年後齊國大興。

　　這段故事的主人公晏嬰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史記》曾專門為他立傳，記載了他出使楚國、不入狗洞、舌戰群儒的著名故事。史載晏子在齊國為相期間，始終堅持「意莫高於愛民，行莫厚於樂民」的仁政原則，先後輔政齊靈公、齊莊公、齊景公三代近五十年，使齊國復興了管仲時期建立的霸業。晏子的「善政之道」和「顯赫聲名」就連同時代的孔子也對他讚不絕口，稱他「救民百姓而不誇，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太史公司馬遷更是心儀晏子，聲稱假令和晏子生活於一個時代，願意為他執鞭當馬夫。可見晏子在當時的地位和對後世的影響。

　　「晏子治東阿」的故事警醒我們，如何確立共產黨員的「名譽觀」。中國傳統儒家文化自古以來就注重利用人的「好名之心」去克制「私利慾望」。共產黨人也從來不諱言「名譽」，因為在共產黨人看來，真正的「名譽」是人民群眾對那些「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官員的最高評價和最大褒獎。因此，真正優秀的黨員幹部都把「政聲人去後，民意閑談時」看成是衡量自己為政得失的重要標準。在這一點上，古聖孟子的一段論述頗耐人尋味。孟子認為，考察一個官員，君王「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那麼什麼才是最可信賴的呢？孟子認為，是「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即不但老百姓都說他好，還必須親自下去調查研究，發現這個人確實名副其實，才可相信。

　　我們最後還要明白，在古代，晏子可以犧牲東阿百姓三年的「幸福生活」來體現「政績」和「聲譽」，在日新月異的現代社會發展中，這個周期未免過於長了些。我們唯有從晏子治東阿的歷史鏡鑒中，深刻明白善政為民、謀利為民、取信於民的為官之道，從而真正營造出一片「海晏河清」的良好政治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