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龍：上海與香港的觀感和比較

予龍：上海與香港的觀感和比較對許多到訪的外國遊客來說，上海和香港都是必游的目的地，但兩者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與生活方式。在他們短時間走馬觀花的旅行中，除了表面的城市形態外，恐怕很難對兩市做出有意義的比較。而對於許多內地的訪港遊客，或許香港曾是他們津津樂道的繁華世界，而如今落伍了，還不如上海。上海近20年的變化的確令人瞠目結舌，正在恢復其應有的國際地位。而在香港民間，卻很少有人會把香港跟上海進行對比，對他們來說就好比蘋果對橘子，完全取決於各自的口味。究竟如何評價兩地的差異和優劣，這要看評估人的角度。兩者都是筆者較為熟悉的城市，都有過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力圖從硬體和軟體兩方面進行比較。上海作為中國城市發展的突出代表，迅速膨脹崛起，不斷日新月異，令人嘆為觀止，但仍不難看出借鑒了香港的某些發展模式：政府通過操控開發用地供給，推高需求，從而獲取最高土地價值；這就意味著高樓層、高房價和高容積率。香港的平均樓高冠以全球，在土地的有效利用上，香港商業中心的地價更是寸土寸金，成為全球最昂貴的城市，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競爭力，特別是在跟上海和新加坡的競爭上有所失分。上海會不會步香港之後塵，擠壓自身的發展空間，目前尚不可知，快速發展中的城市不容易找到歸結點。給我的印象是，上海的發展基本上是把窮人逐出市中心，成片改造舊城區，局部保留作為保護性開發。上海貧富界線大體上是以有無私房加上居住區域來劃分的，有房並且居住在鄰近市中心的高檔社區或近郊別墅區，屬於富有階層；無房且居住在城鄉結合部附近及市內狹縫間或待拆建出租屋內地居民屬貧困階層；其它地域則大多由各類中產階級佔據，他們大多數也擁有房產。目前大多數貧困戶看似外來人口和老弱病患者，本地低收入居民大都因拆遷而被安置到城市外圍新區。這種市場化和強制手段的雙重安排，致使上海成為結構性鮮明的等級化城市。香港看上去沒有那麼殘酷，富人主動逃離噪雜的市中心，居住到山頂、遠郊，甚至離島，去享受新鮮空氣、森林、沙灘和更寬敞的空間。窮人居住在交通便利、商居混雜、擁擠破舊的市中心附近，或者由政府經營的公屋內。中產階級則居住在條件較好的樓房或社區中。中產階級和低收入者的區別不在於居住地段，而在於居住密度。香港只有半數的居民擁有私人住宅，40%的人口居住在政府提供的公屋內，屬於低收入或貧困家庭，享受著社會福利。由於房價高企，大多數的中產階級買不起房子，高昂的房租成為他們最大的負擔，平均租金更是公屋的4倍以上。對於許多中下產階級家庭來說，或許他們寧願收入再低一點，以便申請到公屋和其它補貼，因此對這部分人來說，主觀進取的意願不是很高。香港雖說是個中產階級社會，但億萬富豪占人口的比例冠以全球，而20%的人口卻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富懸殊令香港深陷窘境，也影響到香港的國際形象。儘管如此龐大的低收入和貧困人口，香港依然維持了一個穩定、健康和繁華的城市形象。三個老人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接受政府的低保資助；五個兒童就有一個來自貧困家庭，另一個來自低收入家庭，他們只能進入政府提供的公立學校接受基礎教育，無法參與任何課外補習，很少能夠進入名牌大學，也無法出洋留學，最後固守在社會底層。有錢人上私立學校和海內外名牌大學，最後又找到尚好的工作或繼承家庭的企業。與香港相比，上海更具動能，貧富差異只是近20年的表像，遠未定型，似乎人人都覺得自己還有機會，中產階級與低收入階層並沒有明顯的界線，低收入者與貧困階層也在隨時發生更替，而大量的外來謀生者或半流動的人口作為墊底，常被排除在城市（統計）人口之外，但卻給城市發展帶來了動力，也帶來了壓力。高昂的房價迫使大批中產階級降低生活水準，除了交付房租或按揭費用外，還要為家庭的醫療和子女的教育籌備資金。他們沒有香港那樣的免費醫療制度。香港的公共交通被認為是全球最便捷的城市交通服務系統，無論是地鐵，還是公共汽車，人們都習慣排列成一條長隊，先下後上，與上海爭先恐後上車搶座位的現象反差明顯。上海人在公交上有主動讓座給老弱幼者的習慣和壓力，香港則沒有，他們死板地遵守法律，只要法律沒要求他們讓座的，他們就不會主動讓，除非明確標明「需要者優先」的標記或由需要者私下提出請求。香港的公交上是不允許吃東西的，也不能高聲說話或使用手機，不能攜帶大件行李，而這些在上海都不是問題。兩地的衛生習慣更是差別顯著。儘管香港也有破舊擁擠的地方，包括那些看似破爛不堪的城中村，總的衛生條件良好，見不到固定的垃圾和污水，很難找到裸露的泥土或污穢的公共設施，人們能自覺遵守衛生公德。上海比較注重面子，主要公共場所和設施維持得異常清潔，但在次要的場所或一般的路段，隨處可見污物，人們隨手拋扔垃圾，店主朝路邊潑倒污水，地面處處痰跡斑斑、厚厚的穢泥。筆者最近的一次上海之行，晚飯後從城隍廟步行到外灘，不到20分鐘的路途，無意中目睹了四處在公共場所小便的事件：除了在城隍廟街道內的兒童在母親幫助下對著下水道撒尿外，其他三人均為成年男子，一個鑽進花叢，一個對著樹榦，還有一個對著牆根，女友在旁幫他擋著。其實附近就有廁所。在內地如此平常的事情，對許多香港人來說這是文明社會不可思議的事，所以才會引發年初那場因訪港內地客幼童大街尿尿事件的口水戰。還有一個差別就是服務行業風格的差異。餐飲及零售行業的香港人，一般比較專業化，不會異常熱情，也不會過於冷落顧客，一般都會問「有什麼可以幫到您？」在許多老社區里，仍可以看到傳統的商店和餐飲習慣，可以追溯到一個世紀前，一些內地人或許會把它看做是香港落後的象徵，實際上這是香港保留的重要文化遺產。而上海的服務似乎展現兩個極端，要不特別熱情，要不很不耐煩或不屑一顧；高速發展的上海似乎也保留了一些上世紀80、90年代的商業和生活習慣，如服務員上班時聊天、啃瓜子，甚至打情賣俏，再早期的就難以見到了。在浦東和其它新的高檔社區，處處可見21世紀發達國家先進的服務模式，這些似乎也跟各種人群的分布相匹配，服務與價格都跟香港相差無幾。再說治安，香港的總體治安比上海要好，在公共場所和街面上很少發生打鬥、搶劫和暴力事件；儘管擁擠，人們可以放心帶著孩子、拎著包，在街上行走或乘坐公交。在上海，雖然治安也很好，但對行人的舉止會產生一種本能的警惕和不安，除了對異常眼睛的警覺，還要躲避各類乞討和皮條式的商業騷擾。在上海逛街要承受額外的精神壓力。在精神層面，兩市的差異更大。大多數的上海人是無神論者或泛神論者，除了黨紀國法，沒有直接可以影響人們行為的準則，這給上海的發展和走向帶來了更多意想不到的變數。上海的宗教設施、廟堂等主要都在老城區，活著保留下來的並不多，多半都已改造成旅遊場所，比如城隍廟。相對而言，香港人不僅保留了大部分傳統廟宇、祠堂和宗教設施，還在不斷新建宗教和紀念場館，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商業區或商業大樓內，仍有許多教堂、寺廟和紀念場所，大多數人都崇尚某種信仰，並參與宗教和祭典活動。宗教不僅僅強化了社區的安定和健康繁榮，還給市民提供了良性的互助和信息交流平台。人們堅信「人在做，天在看」，在規範社會行為和良知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香港人來說，上海法官集體嫖娼事件就像天方夜譚的故事。總的感覺是，香港人的平均幸福感和安全感高於上海人，人均壽命亞洲第一。香港人的幸福感來自不與他人比較。而上海人的幸福感和自豪感很大程度上在於與外地人的比較之上，人均壽命內地第一。從另一個方面看，香港像個逐漸成熟的公民社會，而上海依然是官方主導的商業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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