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可能是中國最才華橫溢的人，對羅素頂禮膜拜，認為羅素最接近孔子！

人大複印：《外國哲學》2000 年 09 期

原發期刊：《社會科學論壇》2000 年第 07 期 第 38-46 頁

譯者的話：本文摘自美國歷史學家Vera Schwarcz的訪談集《真言》。該書涉及了哲學家張申府的政治和學術活動，是一本以西方學者眼光反映中國知識分子的有價值的書籍。

這是我第三次訪問張申府。我們暫時沒有談及五四運動，也沒有再談他在中國GCD成立時的作用。我們的話題越來越深入到他的哲學體系。今天，他想談論中國傳統哲學崇尚的美德，想通過這次談話表達他的思想，在土生土長的中國思想中為自己找到位置。他正在尋找屬於他自己的世界觀。

張申府在我面前的紙上，寫了「中庸」，這是中國哲學中他喜歡的境界。他努力向我解釋這個境界與他稱之為「仁」的心理狀態的關係。張申府相信，仁，一定伴隨著對真正的均衡的世界觀的追求。自從我們在國家圖書館見面後，每一次談話都涉及到羅素。羅素是他的救生艇，看起來它讓張申府漂流了多年，即使中國在狂熱的革命浪潮沉沒的時候，也是如此。今天，他再添新論，說：「我相信我懂羅素，可能我是中國惟一懂得羅素的人。羅素自己不懂孔子，但是他的思想很貼近孔夫子，這種相似別的任何人都不具備，即使羅素否認這一點。我的哲學把它們結合在一起，你一定會說，我是他們之間的一座橋樑。」

張申府自稱是當代中國惟一懂得羅素的人，透過他的泰然自若和高傲，我努力想知道是什麼使張申府宣稱只有他自己才能理解羅素，又是什麼使他將孔子和羅素聯繫起來？但是正如我們所知的那樣，中國正處在現代化的兩難困境中，孔子的政治價值觀面臨來自西方的技術與理想所支配的世界的挑戰，這個問題張申府將怎麼解決呢？

關於羅素和孔夫子，我們的談話進行得越深入，我就越能理解他們是張申府熱愛的課題。他說：我讀了許多哲學著作，在所有的哲學家中，我最尊敬和敬仰的就是他們兩個。

1930年冬天，張申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哲學著作《所思》的序言，這之前他曾經翻譯了兩位哲學家的作品。一個C·E·M·Joad的《當代哲學介紹》，一個是維特根斯坦的《明理論》。這段時間，張申府還收集了1919～1930年期間寫的文章，作為他的哲學綜述準備發表。37歲的時候，他回顧總結他的著作的主題。《所思》的序言確認了兩個主要方面：人道主義和科學方法。張申府寫到：「我相信這是世界上兩個最珍貴的東西。」

序言明確了張申府價值觀的思想淵源。他認為人道主義是孔子所追求的，科學方法植根於羅素的邏輯分析的哲學。基於此，張申府偏離了他自己的純英國概念和中國用語「純客觀」描述的方法。這些不和諧的思想使張申府能著眼於像辯證唯物主義這樣羅素從未考慮的觀點，還能關注孔子忽視或者認為不道德的問題，比如性關係，還有認識論。

羅素敬仰者的誕生

1920年11月9日，張申府正在寫給羅素一封熱情洋溢的信，他讀羅素的著作已經5年多了。在過去幾個星期里，在上海他與羅素見了面，並在北京聽了他的演講。他用英語寫道：我大概將於17日離開北京前往法國，這麼快就分開，我感到很遺憾。我將繼續研究你的哲學，我總是想讀你寫的所有的作品。今後如果你的書、文章（甚至評論）出版了，請立即告訴我。能給我一張有你親筆簽名的照片嗎？提出這個要求只是因為我崇拜你。

六十三年過去了。1983年我在加拿大的McMaster大學的羅素檔案館讀了這封信，張申府對羅素的熾熱的敬仰躍然紙上。它顯示在長期的生活中張申府對羅素的不衰的依戀之情。

這封信也使我感到困惑。張申府的「我崇拜你」意味著什麼？第一次看到這段話是在1982年Suzanne Ogden寫的一篇文章上，題目叫《墨水瓶中的聖賢：伯特蘭·羅素與1920年中國社會的重建》，Ogden從未見過張申府，卻用這封信顯示一位中國的羅素敬仰者的熱心。本文對張申府作的腳註中，稱張申府是中國五四文化運動時期的「中國的羅素專家」，並說是張申府把羅素請到了中國，她引用的句子就包括「我崇拜你」，給人留下張申府盲目崇敬的印象。

但是當該信的原件在我手中時候，當能與張申府謀面並交談的時候，我卻相信這不是盲目的崇敬。

1983年5月1日，張申府告訴我，像羅素的傳記作家Ronald Clark一樣，Ogden也過高估計了他邀請羅素到中國的作用。他對我說：

「我沒有邀請羅素到中國來，是梁啟超邀請他來的，我也沒有翻譯他的公共演講，是一位在美國受教育的叫趙元任的年輕人翻譯的，我也沒有翻譯他的演講注釋，是新潮社的一位叫孫伏園的成員翻譯的。甚至1921年中國羅素社團的成立，我都沒有參與。這時我已經去了法國。

「我只是做了別的事情，別的更重要的事。我翻譯了羅素哲學著作，我把他作為當代重要的思想家介紹給中國的讀者。我認為是我建立了對羅素思想評價欣賞的階段。」

張申府的自我介紹和Ogden關於「我崇拜你」的使用有些矛盾。如果張申府崇拜羅素，也不是作為偶像或是作為一貫正確的上帝來崇拜的。1920年張申府深深捲入衝破偶像崇拜的新文化運動，和挑戰偶像崇拜的人聯合起來，無論是西方偶像崇拜，還是中國的偶像崇拜。

那麼為什麼用worship（崇拜）一詞呢？張申府1928年寫的一篇評論回答了這個問題。羅素1903年曾寫的一篇《自由人的崇拜》的短文張申府的這篇文章取了同樣的題目，是對羅素這篇文章的精華的提煉和思想的捍衛。儘管直到張申府從法國回來，直到他離開GCD，直到他目睹了1927年社會革命的失敗，他才翻譯了這篇重要的原文，但是，張申府的這篇評論表明他很多年以前就讀了並喜歡上羅素的《自由人的崇拜》。

1928年1月15日。以上海為基地的雜誌《世界》發表了張申府的這篇評論《自由人的崇拜》，25年前羅素以同樣的名字撰文描繪了他的一場個人精神危機。

羅素的這篇文章是一個孤獨困境中的人的作品。羅素4歲的時候父母雙亡，成為孤兒，由他的祖母撫養，祖母時而是長老教的信徒時而又是一神論的信徒，她在道德上從未懷疑過上帝的聲音。羅素的第一個妻子，熱情的奎克·愛麗絲·史密斯，也沒有懷疑過宗教。但是少年時期的數學家懷疑宗教。1890年羅素懷著自然神論的信念到了劍橋。但是，呈現在眼前的卻是擁有亨利·易卜生、尼采、奧斯卡·王爾德等的現代世界。

1903年，羅素和愛麗絲在義大利度假，此時他與妻子的感情越來越糟。也是在這個時候，他寫了《自由人的崇拜》，筆法從容，充滿神韻，熱情洋溢地表現出在對數學法則與物理法則統治的世界信仰。羅素說：「真正的自由崇拜的是尊敬我們所感知的天堂。」

1920年，張申府也面臨著精神危機，即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羅素的話是特別及時的。張申府認為：

「自由人就是自由思想的人。自由人的崇拜就是超脫一切宗教偶像，超脫一切無可如何的自然之力，而只崇拜那自己在思想上所自由創造的特別是至高而獨立的理想：真美圓滿。」

張申府的精神危機不同於羅素的基督教的危機。危機不是圍繞基督教的，而是圍繞孔子、婦女、個人自由和用自己的智慧為真理做界定的權利。

1920年，當羅素準備離開中國，將要失去與羅素進一步交談的機會時，他請求羅素送給他一張簽名照片，提醒他「自由崇拜意味著什麼」。到1928年時，張申府對教條式的信仰越來越失去耐心，特別是對馬列主義的教條的信仰。

1983年2月。張申府向他女兒張燕妮口述了一篇短文「我對羅素的了解和讚美」，希望這篇短文能夠作為他的關於羅素文集的序言。我是在張申府去世兩個月之後讀到這篇文章的原稿的。其間，由於出版社對利潤壓力的考慮，這本書暫時被擱置起來。

但是，這篇文章卻讓我有了進一步的收穫，他幫助我直接理解「自由人的崇拜意味著什麼」，在文章中，自由崇拜的概念只能被拐彎抹角地涉及，不能像1928年那樣明確地使用宗教和打破偶像崇拜的用語，相反，他給文章取了非常謹慎的題目。但是儘管採取這種謹慎的辦法，而表達的意義是一樣的。他的這篇1983年的文章和他在1928年發表的文章都堅信對羅素的發現，把羅素作為重要人物和思想者來敬仰。

張申府自由崇拜的故事開始於1913年，這時他是北京大學預科班的學生。是在與書的結緣中，年輕人的精神被喚醒了：

「1913年，我考入北京大學預科。這個時期的北大圖書館只是個藏書樓，藏書樓的書可以外借，但沒有閱覽室。第二年，我考入北大本科，藏書樓也開始辟出閱覽室來了，西文書擺在閱覽室四周的書架上，平常總是鎖著，中文線裝書則放在樓上。對於我，因為經常來這裡，和管理員十分熟悉，所以，我就恣意快讀。那時書本來無多，除了工程書籍外，幾乎架上的書我都翻看過。一天。我發現一本十分有意思的書。這是一本精裝書，1914年美國出版，書名為《我們的外界知識》，是英國羅素所著。翻看一遍，覺得很有新意，又接連看了兩遍，由此對羅素髮生了濃厚的興趣。」

一次偶然的機遇就這樣發展為一種激情。張申府不滿足一本羅素的書，他渴望讀更多的羅素的作品。芝加哥公開法庭書店所編的雜誌為張申府了解羅素打開了一個新的世界。「這個書店編有兩個期刊《一元家》與《公開法庭》，這兩個期刊經常登羅素的文章，這是我最喜歡讀的。」

羅素著有哲學著作，《一元家》與《公開法庭》登載的文章不能滿足張申府這方面的興趣。沿著從抽象到表象的思路，羅素出版於1912年的著作《哲學問題》深深地吸引了張申府。這本小冊子是一家受歡迎的出版社出版的，目的是擴大現代哲學讀者面。書中簡潔、智慧的哲學觀點是羅素奮鬥了十年的結果。

這時的張申府已是北京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主攻的課程是數學。在羅素的《哲學問題》的幫助下，張申府對邏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羅素的樸素、流暢的文章讓張申府以新的眼光看待哲學。鑒於中國古典哲學的陳舊，哲學應當成為科學研究的課題。畢竟，羅素把哲學和數學結合在一起。

七十年以後，張申府在回憶《哲學問題》如何讓他追隨羅素、如何決定成為一個哲學家時說：

「在《哲學問題》一書中，羅素先生舉例道，畫家想要知道事物的外表，而實際的人則想要知道它是什麼，但是哲學家比實際的人更強烈地想要知道它的本質。按照羅素的意見，研究哲學不是為了尋找那些問題具體的、確定的這樣或那樣的答案，如同物理學家所做的那樣，而只是為了這些問題本身。因為這些問題擴大了我們所使用的那些概念的範圍，豐富了我們智慧的想像力，並且減少了我們的『獨斷的自信』。據羅素說，這種自信，常常使我們的心靈無法進行正確的推理，但是，更重要的還在於：由於哲學思維的對象——宇宙總體——是非常偉大，所以我們的心靈也變得更加偉大。用我們一般容易理解的語言來說，我們就可以獲得真理，而這真理乃是偉大的、客觀的絕對真理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羅素的理解促使張申府把精力從數學轉到了哲學，他大量地閱讀和翻譯羅素的作品。在1919～1920年對羅素的興趣形成期間的14個月中，他撰寫、翻譯、評註有關羅素的文章有14篇。儘管張申府沒有把邀請羅素到北京歸功於自己，但是他創造了一種對作為哲學家和活動家的羅素欣賞的氛圍。

1920年10月8日。羅素偕同好友勃拉克女士到上海，張申府前去歡迎他們。此時的他，已經計劃同船與劉清揚（張申府的夫人，譯者注）、蔡元培前去法國。出發前的一個半月證實了張申府對羅素的熾熱的敬仰，在上海與羅素見面後，11月，在北京張申府與羅素又見了面，他們彼此尊重直到1949年，儘管他們後來從未見過面。

對張申府來說，羅素的聲音是令人激動的。1920年張申府有機會聽羅素親自講解他的哲學，這次經歷給年輕的中國哲學家留下了持久的印象。他說：

「羅素的演講平易暢達，語皆中的，既富有充實的邏輯性，又幽默詼諧。在分析問題時，羅素深入淺出，說理透徹，有時也未嘗無刺，但卻不酸不刻，讀來聽去，使人發生快感。他的講話很像玉泉山水，爽人宜人，清冽甘脆。」

張申府自稱是羅素和中國讀者之間的橋樑：

「有些現代的新學說新人物都是我第一個介紹到中國來。有些名字也是我第一個翻譯的，後來都流行了，特別像羅曼·羅蘭、羅丹、羅訥·巴比塞、伊本訥茲，等等都是。以後大大同情中國的羅素尤其是一個。這是我對於國家的一種貢獻，我深自引以為光榮。現在不憚在這兒附帶廣播給大家。但我當然更不會說在這宇宙上有什麼重要意義。」

1983年2月。在《羅素：現代生存的最偉大的哲學家》一文發表37年之後，張申府談及自己對國家的貢獻時，少了遲疑，也少了關心，更多的興趣是在羅素哲學對自己的影響上。在他向女兒做口述時，張申府對羅素一如既往的敬仰。從這篇口述文章的字裡行間可以看出這位80歲老人的一種強烈的自我判斷的願望。

「一個大哲學家必然知識淵博；必然有所創辟；必然深切關心人生問題，而且有一個新的高尚的人生觀或人生理想。這三個條件，可以說羅素無一不充分具備。綜述羅素的一生，他不僅是偉大哲學家，也是著名的教育理論家。他擁護正義自由，顯揚科學理性，反對納粹法西斯，對中國一往情深。尤其應該說，羅素以他偉大的造詣開創了世界的哲學新潮流，是樹立哲學的一代碩師。

「為了表達對羅素的讚佩和敬仰，寫就此文，聊作紀念吧。」

張申府自始至終都是羅素的熱情的敬仰者，1920年，他把羅素作為批判思想的典範來崇拜。1983年，他承認羅素是自己無法企及的哲學家，但他很慶幸自己是中國的研究羅素的專家。

羅素專家

1920年11月。羅素邀請張申府一起用茶，在他給張申府的邀請函中，已表明二人之間這時有了一點點分歧，在回答張申府早些時候提出的關於生物學對物理學的重要性時，羅素寫道：「是的，正如你所說的那樣，哲學要依靠生物學，但現在更多的是依靠物理學。」這裡，羅素順帶提及了他對物理學和愛因斯坦的興趣，張申府在以後的10年里認同了它，只是在這之外有著重大的區別，他認為生物學和哲學關係密切。這種觀點在他進一步接受辯證唯物主義的時候，就更加鮮明了。

1920年的時候，辯證唯物主義還不在張申府關注的範圍。羅素卻感到了它的陰影，在他11月10日給張申府的邀請函中是這樣結尾的：「很遺憾，不久就要和你分別了，本可以安排與你更多的見面，但又擔心由於我對布爾什維克的批評使你會恨我。」

當天，張申府就給羅素回了信，接受了用茶的邀請，同時對羅素信中的一些內容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回信是用英文寫的。

「非常感謝您的回答。明天我會按時赴約。您的回答令人敬佩，也使我非常高興。

同時，信的最後那句話也使我大吃一驚。不僅我從未恨過您，而且我希望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恨。對我而言，即使法郎士先生所說的『對仇恨的恨』也並不一定正確。我認為您對於布爾什維克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是有價值的。

即使是這樣，對我來說也沒有理由僅僅因此而恨您。我記得您說過：『假如我是俄國人，我也會為社會主義政府辯護的。』我非常欣賞您的態度，雖然我認為俄國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雖然我相信共產主義，但我卻不是一個布爾什維克。這當然也是您的看法，我認為我幾乎同意您的一切看法，同時我認為我幾乎總是能完全理解您。」

發信之前，張申府在「總是」前面加了「幾乎」二字，這是一次暗示，承認二人之間有分歧，也是唯一的、暫時的。但是總的來說，張申府相信他能完全理解羅素，更重要的是，他相信在羅素的哲學中找到了建立中國新哲學的路徑。1920年張申府相信這位英國邏輯學家的演講是真實而充實的，這個判斷自他們首次見面後一直就沒有改變。

1981年6月11日。今天我們就數理邏輯進行了廣泛的談話。張申府逐行逐句地解釋他1960年寫的一首詩。這首詩長達10頁，表達了對數理邏輯發展史的看法。

我們的談話，包括這首詩，自始至終是以羅素為中心的，即使張申府也表達了對萊布尼茨、布爾、皮爾士，耶馮和其他數理邏輯先輩的欣賞，但他還是給與羅素最高評價：「正是羅素建立了數理邏輯堅實的基礎，他的貢獻是巨大的，他通過類型論、摹狀論和關係邏輯重建了哲學。」

我很難理解他所列舉的邏輯的技術性發展。我的思路穿過張申府政治生涯厚厚的灌木叢本就不容易，更何況還要理解他所介紹的數理邏輯。我連英文版的《數學原理》都不理解，怎麼可能一下子接受用中文所表達出的這些原理，還有那麼多用漢語而不是英語說出的數理哲學大師的名字，簡直像進入了迷宮。

我無法確認這些大師的名字對張申府意味著什麼。在被張申府壓縮的數理邏輯發展史中，萊布尼茨、布爾、皮爾士就像邏輯符號一樣不斷出現。有時我感覺這些名字就像老年的張申府用來維持哲學明晰的聖歌。

但這一點不適應羅素本人和著作。在張申府看來，羅素的作品真實、詳盡、深入。今天他強調自己向中國人闡明羅素思想所起的作用。

「是我第一個將羅素的代表性的作品翻譯成中文。雖然其他人相繼翻譯了一些更長、更專業性的著作，但是我介紹了所有關鍵詞，和有代表性的主題。是我首先注意並強調羅素思想中的新意，比如，是我首先強調了『可能的科學』的哲學概念，儘管我並不能確認這個概念究竟出自羅素的哪本書。也是我首先翻譯並介紹了falsification的中文邏輯概念，它是邏輯分析的基礎。

「我還對『analysis』作了不同於其他人的翻譯，將『analysis』翻譯為『解析，而不是廣泛使用的『分析。因為我相信『解析』更具有邏輯性。他聽起來有某種程度的新意。『分析』起來的事情時斷時續、分散，好像受到了一擊。相反，『解析』就沒有那麼簡單。

「解析的過程有很多步驟。事情一旦進入邏輯分析，就是一個緩慢系統連貫的過程，就像剝一個洋蔥頭。當我研究羅素時，分析作為解析的同義詞在哲學分析中被廣泛地接受。但是我認為，這太簡單，不能表達出羅素思想的含義。於是，我通過翻譯進行了創新，也許這是在20世紀的中國對闡明羅素著作最重要的貢獻。」

分析與解析，一個不重要的劃分，但使我相信它把握了羅素思想的複雜性，起初這使我感到驚奇。但是，聽張申府說得越多，就越理解張申府的哲學成果與詞義是分不開的，特別是重要的術語轉換。張申府稱得上是一個「詞」的哲學家。通過羅素，張申府為他自己的思想發現了新的辭彙。

讓我們再回到1920年，張申府正渴望與羅素的見面。這一年他全力以赴地將羅素的辭彙介紹給中國讀者，對邏輯分析的翻譯用的是「解析」而不是「分析」；這一年他開始相信羅素的邏輯在科學的哲學領域打開了新的天地；這一年他相信科學作為哲學的可能性；也是在這一年他開始發展他獨立的哲學觀。從1920年起，酷似他的導師羅素，張申府通過澄清詞義表達他的思想，他相信真理的表述是基於術語（辭彙）的基礎上。

1920年3月16日。羅素還沒有到達上海，但是張申府已在北京為他辯護了。還在羅素來中國發表關於哲學、邏輯和社會的觀點時的7個月前，張申府就警示所有可能的對羅素的誤解。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者約翰·杜威當時也在中國演講，張申府很關注他對羅素哲學的扭曲和斷章取義。

在給南方最有影響的報紙《晨報》的編輯的一封信中，張申府針對杜威對羅素的看法發表觀點：

「前天晚上，杜威先生說羅素是個絕望的悲觀論者。事實上，羅素在倫理上是中立的。而且杜威將羅素哲學說成是貴族階層的哲學，這是大錯特錯的。這容易使人們認為羅素是反民主的。其實，羅素是一個徹底的實在論者，堅持邏輯原子論(logical atomism)以及絕對多元論(absolute pluralism)。羅素的哲學方法是力圖解析所有的哲學範疇，不管其是政治的、科學的還是哲學的。為了清晰地說明這一點，我翻譯了他的《夢與事實》這篇文章，此文首次發表在Athenaeum今年一月號上，而後又被Dial今年2月號轉載。」

1920年10月30日。張申府再次與人為羅素的哲學立場進行公開辯論。在這位英國導師踏上中國的土地後，他的思想像野火一樣在一群年輕的敬仰者中蔓延。和羅素前後到達中國的還有美國的杜威和印度的泰戈爾。張申府總是警惕著對羅素觀點的歪曲。在這一天，他和一位年輕的中國哲學家張東蓀發生了爭論。張東蓀儘管不比張申府年長多少，但已經有了政治活動家的名聲。他是老資格的政治家梁啟超的同事，是以上海為基地的《時事晨報》的編輯，他當時還正在尋找反對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上的盟友，聽說羅素在訪蘇之後的所做出的否定性反應，和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運用持保留態度，張東蓀開始對羅素的哲學發生了興趣。

張申府認為張東蓀誤解了羅素，不失時機地指責了他。他相信羅素比張東蓀所認為的反布爾什維克的形象要複雜的多。在給《晨報》編輯的信中，他寫道：

「張東蓀先生用中文的『實用主義』描述羅素哲學的實在論，是完全誤解了羅素。『實用主義』在英語中應是『pragmatism』而不是『realism』，這是一個基本的錯誤。任何對當代哲學和羅素著作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羅素是實用主義堅定的反對者，他的觀點與亨利·柏格森和約翰·杜威的觀點不同，如同他的數學與伽利略的數學不同一樣。

「自去年羅素開始研究當代心理學以來，他發展了一個新的理論，認為：心物無異，它們是各種各樣的感覺的統一體的兩個部分。羅素的理論和威廉·詹姆斯的理論很接近。但是羅素的『真理命題與客觀事實相關』的思想，與詹姆斯的『真理只是我們處理哲學問題的一種假設』觀念不同，也與杜威的『真理是特定情況下起作用的一種假設』的觀念不同。哲學立場的這種差異在《數學原理》和羅素的其他著作中明顯地顯示，為什麼被我們稱之為著名評論家的人會犯這樣的基本的錯誤。」

明確詞義，是1920年的張申府的哲學抱負，以後一直保持著。公開捍衛羅素的實在論給了張申府維護自己的哲學立場的機會，每一次他翻譯有關這位英國邏輯大師的著作或寫一篇文章時，都是在拓展自己的思維和語言空間。

與張東蓀爭論的同一個月，張申府為《新青年》編輯了一期羅素特刊，作為這期特刊的編輯，張申府有機會為後來中國有關羅素的討論定下了一個基調。

1920年10月。張申府在這期《新青年》上對羅素的介紹集中在語言和哲學觀點上。有點奇怪的是，事實上，像其他中國人一樣，張申府認為羅素是一個社會理論家和獻身和平的社會活動家。羅素的自由婚姻、婦女權利和社會主義的觀點對五四時代的激進的年輕人有著直接的影響力，但是，張申府在《新青年》的介紹強調的是他的對哲學的貢獻。文章闡述了羅素的「新實在論」在英國哲學中的意義，並追溯了從穆爾到羅素的發展過程。按照張申府的理解，「新實在論」用兩種現代科學的方式，使科學和哲學結合起來，向傳統的實在論提出了挑戰。一種方式是把最複雜的陳述簡化為最簡單的部分（像實驗室里的原子）；一種方法是重建嚴密的邏輯符號的論證系統。對羅素思想的介紹，張申府著力於他的關鍵性的觀點：「邏輯結構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能夠取代被推論的實體。」張申府苦思冥想為羅素的logical atomism找到一個合適的中國辭彙。

最後，他終於找到了一個辭彙，雖然麻煩卻是中國式的表達，叫「明理原子論」。據此，在他看來，哲學可以置於科學的基礎上，與過去的哲學家甚至當代一些哲學家不同，羅素不只是用邏輯分析檢驗哲學命題。對他來說，明理原子論是超越哲學之上的一種有力的探尋和論證的方法，它把哲學引入世界之中，明理解析法是一個重要的發明，它使哲學真正地成為科學。

隨著這篇有關羅素的文章的發表，使張申府成為羅素的專家，而不再僅僅是羅素的敬仰者。然而，他的使命始終受到挑戰，許多在複雜的數理邏輯方面也成為專家的人，比如受過西方學說訓練的金岳霖，更有造詣。還有梁漱溟曾對張申府對羅素的敬仰提出疑問。

1921年3月，上海。張申府正在巴黎組織中共的小組，羅素在北京生病，按照日本的報紙說他已經死了。哲學家和倫理學家梁漱溟公開了他對羅素的不滿，他的文章《對羅素之不滿》在上海的一家日報上發表。

梁漱溟是這樣開始對張申府的哲學導師的批評的：

「七八年來，我的朋友張申府一直熱愛羅素的理論，他一直談論和讚賞羅素的理論。在張申府的鼓勵下，我也試著閱讀並喜歡上羅素的作品，事實上我發現他的理論的某些方面和我自己的思想相一致，比如社會心理學，還有他的有關『刺激』(impulse)的理論就與我不謀而合（這理梁先生用的是英語impulse一詞）。

「我還發現羅素的認知和所有物質本質上具有連續性的理論非常有啟發。去年，羅素路過南京時，曾就這個問題作過一次演講，他用帽子的概念為例，現場人們所看到的帽子正是人們以前看到帽子的延伸，儘管它們並不是最初所買的帽子。所以我接受了羅素的部分理論。但是，我對羅素的不滿則更多，對他的理論基礎我充滿了懷疑。

「讓我對羅素最反感的就是他對伯格森（梁最喜歡的西方哲學家）理論的批評，有失公正和常理。儘管我對數理邏輯知之甚少，但我對羅素在學術爭論中缺乏學者的態度深為不滿，羅素與伯格森的對立眾所周知，但他懶得理解別人的觀點，他對伯格森的『神秘的唯心論』的搏擊是毫無根據。」

在結論中，梁漱溟肯定了張申府對西方理論的總體看法，但他仍然批評了羅素：

「最後，我要敬告讀者，是否存在一個無所不包的全能哲學。通過這種無所不包的哲學所達到的真理聽起來是好，的確，確認真理看起來很完美，但是真正的真理要複雜得多，它不會像羅素所宣布的那樣令人愉悅，和美好。

「一個學者只是他的領域的專家，超出這個領域，他就是一個評論者。張申府說得對，今天的哲學要麼屬於羅素派要麼屬於伯格森派，一個是理性主義的大師，一個是非理性主義的大師，他們是當代最偉大的哲學家，儘管他們不同，各自都有自己對真理的認識。

「但是從羅素眼光短淺評論中，顯而易見，他沒有深入地學習。他尋求真理但並沒有獲取真理。在這點上，羅素拋棄了一個真正學者的觀點。我寫這篇文章不只是批評羅素，現在有很多人都像羅素那樣討論哲學問題，很長一段時期，我為他們感到可惜。這些人所以不能成為真正的學者因為他們的觀點不謹慎，他們不懂得只有冷靜、細心，富有洞察力的人才能是真正的哲學家。」

這裡梁漱溟是在談論張申府嗎？早在1921年他就感覺張申府沒有偉大哲學家的內在素質了嗎？1983年4月29日在我與他的第一次會見中，梁漱溟是這樣說的。1921年梁漱溟還沒有張申府生活的蹤跡，包括講授邏輯和從事政治活動的資歷，但是，他已經強調謹慎和冷靜的必要性。張申府並沒有像梁漱溟那樣看重這些素質，也沒有一部連貫性的哲學專著，甚至在1921年張申府被吸引到梁漱溟所強調全能的哲學，企圖尋找一個回答中國所有問題的綜合答案，看來數理邏輯通過等式和步步推演的方式提供了這樣的一個答案。但是最後張申府的世界觀還是數理邏輯讓位給辯證唯物主義，最終又讓位給羅素和孔子奇妙的結合。

1986年臨終前，張申府知道他並不能讓梁漱溟接受羅素的觀點，儘管他一直為讓梁漱溟接受羅素的著作而感到自豪，當梁漱溟成為有自己個性的哲學家的時候，張申府始終是一個批判性的羅素專家。

在張申府長期的哲學家兼活動家的生涯中，他並不是完全沒有看到羅素的弱點，儘管他沒有寫過一部詳盡的批評英國數理專家的著作。他始終遠離羅素的傲慢，但是，經過辯證唯物主義到孔夫子思想，他仍然始終保持對羅素思想的興趣。他翻譯和概述了大量的羅素的著作，對羅素在堅定的反對戰爭和反對法西斯中的勇氣表示敬佩。

到1931年的時候，張申府作為研究羅素的專家在中國的學術界有了一席之地。他分別於1919～1920年的五四運動時期和1927～1928年大革命失敗時期翻譯了羅素的著作，第一個時期的標誌是翻譯了羅素分析邏輯的關鍵辭彙，第二個時期的標誌是鑽研羅素著作的科學和社會基礎，這是以1927年一篇《科學是迷信的嗎？》作為開端的，以後又寫了《意味的意味》《自由人崇拜》《相對論ABC》和《羅素論原子新說》等一系列文章。

1897年，春天。25歲的羅素用筆名奧蘭多發表了一篇短文，叫「自我欣賞」，當時他參加了反對黑格爾和康德的摩爾陣營，成為一個偶像的破壞者。在這篇文章中他比在英國《小評論》中更強烈地表現了他的愛與恨：

「對人民大眾我是很冷淡的，儘管作為一名知識分子我也希望能找到使大眾幸福的方式。我不能為他們做出犧牲，雖然他們的不幸也讓我三個月有一次感到難受，我只在乎少數人，我有些敵人，他們當中至少2～3人的痛苦對我來說就是快樂。」

張申府並沒有讀到羅素的這種極端的反人類的文章，但是，從他在《小評論》的回答中，感到了這一點。早在1920年的時候也有這方面的感覺，張申府曾試圖讓羅素相信生命科學——生物學的重要性，但是他始終堅定地致力於分析邏輯學。這種方法偏離了社會生活的複雜問題。

在張申府長期的生活中，他從未失去對羅素的興趣，無論是作為人還是作為哲學家。但是，羅素的世界觀中的冷冰冰的形式主義的內核，也迫使張申府超越羅素。張申府不能不承認梁漱溟對羅素的譴責中的合理成分：羅素是傲慢和片面的。為了矯正自己，像梁漱溟一樣，張申府轉向了中國文化中的人道主義傳統。

中國根

1981年6月16日。我們正在討論唯物主義和實在論的聯繫。因為在哲學上我還缺乏訓練，也因為對張申府來說幾十年前的觀念已成為陳舊的代碼，張申府常常陷入喃喃低語，我跟不上他的思路。有時，他的聲音又清晰起來。他的世界觀發展的新東西使我驚奇也使他驚奇。

今天，張申府在談論西方邏輯養育了科學的實在的世界觀時，中間停頓下來。他補充說：「你看，羅素的哲學觀就這樣片面地結束。他的哲學在一個問題的具體方面上很有用，我想思考的是一個整體。羅素在很多方式上存有偏見，他反對唯物主義，但是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正是一個硬幣的兩個方面，唯物主義忽視『心』，唯心主義則看不到外物。」

「我的哲學尋找一個對經驗的更廣泛的觀點，一個更徹底的實在論，一個更廣闊的客觀性，所以我回到中國哲學的某些觀念，特別是孔夫子的『仁』與『中庸』的觀念。」

我問：「羅素自己不是輕視儒學嗎？」我提醒張申府，羅素在他寫的《中國的問題》一書中曾經寫道：他「不欣賞儒學的價值觀，」因為「儒學充滿著瑣碎的禮儀，」他感到「儒學倡導者主要關心的是人們在各個不同場合的行為規範。」

張申府停頓了一會，說：「是的，羅素確實太不理解和尊重孔子，但是，那正好是他思想片面性的又一個例證。他把孔子降為空洞的宗教儀式。而我的哲學吸取了二者的精華，從不盲目。直到今天，我最佩服的兩個哲學家就是羅素和孔夫子。」

古老的哲學家孔子沒有提供張申府所欣賞的完整的傾向，只是幾個關鍵的思想，被修剪為幾個委婉的說法，但他使張申府退卻到中國人道主義的深處，在20年的對西方哲學和數理邏輯的依附之後，古老的聖賢提供了方法的初始點，這個方法被張申府稱作為解決中國問題「更辯證的方法」。

1934年11月12日。同羅素在北京用茶的14年後，在這位英國哲學家表示對孔子不感興趣的13年之後，張申府正在寫一篇批評捍衛中國聖賢的文章，題目是：「尊孔救得了中國嗎？」發表在《清華大學周刊》上。這篇文章在孔子和儒學之間打進了一個楔子，標誌著張申府開始調整五四運動的極端者的口號：「打倒孔家店」，張申府的新的信條成為「打倒儒家，拯救孔子」。在整個抗日戰爭的前幾年，他對這個信條的熱情很強烈。

在這篇文章中，張申府把這個問題和民族生存聯繫在一起，文章的題目「尊孔救得了中國嗎？」就已回答了文化和政治危機。1934年，在南京的民族主義者和在東北的日本人都把儒學作為救生船，張申府的觀點認為尊孔並不能救亡：

「當前的尊孔運動的背後最主要的原因是回歸性的，標誌是由政治所激發的懷舊。但是，歷史的推動力是進步的，如果今天民族自信心在民族危亡的時刻能夠重建的話，那麼他必須有一個堅實的基礎。否則，它將不能激發出更有建設性的反孔革命。如果孔子被崇拜了2000多年，今天同樣地受到崇拜，這將是一可怕的結果。」

為了使他的警告更明確，他說：「在當代，對孔子的理解變得惡化起來，實事上歷史上的孔子並不那麼偉大，詳述他的偉大就是使他更開放到任人解說，使他無所不能，使他絕對化，使他一貫正確。孔子只是一個偉大的學者、教育家和政治家，把他絕對化實際上是對他的傷害。」

1980年4月8日。我第一次見到張申府的弟弟張岱年，他個子很高，灰白頭髮。他是北京大學哲學系著名的傳統的中國哲學專家，比起張申府來，他更傳統更具學院風範。

像他哥哥一樣，張岱年也進行專業哲學研究，他是在清華大學開始他的學術活動的。當時張申府也在這裡任職。他一度也信奉西方哲學。他回憶了1933～1944年間最初發表的關於哲學的文章，在張申府的指導下，這些文章都發表在《大公報》的「世界思潮」專欄上。在文章中，他也多次提到羅素。他指出：

「實際上，我只是將羅素哲學的某些最專業化的部分翻譯成中文，然後我決定將全部精力轉向中國傳統哲學。我的哥哥對中國哲學也感興趣，比我晚一些，而且從來沒有全身心的投入進去。」

我們的談話圍繞著張申府的哲學思想。張岱年是一個訓練有素的謹慎的哲學史專家，他幫助我解開張申府作品中的各種各樣、經常出現的矛盾的思路，他強調說羅素對張申府在數理邏輯方面的興趣起著重要的作用，他補充說：「張申府沒有斷絕自己和傳統哲學的聯繫，並因此受益不淺，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的哲學的意識形態風暴中，這不是一個令人舒適的地位。在西方教條化的唯物主義的信徒中和狹隘的孔夫子的捍衛者中，張申府像燈塔一樣立於其中。他熟悉西方哲學的最新發展，但是他認為確認中國儒學的某些價值是必要的，特別是孔子的關於『仁』和『中庸』的觀念。從《所思》一書的序言可以理解張申府對『仁』的肯定。在這裡，這位數理專家已經認為孔子有著真正的均衡的世界觀，從中你可以看出，張申府是如何超越他早期對狹隘的科學理性的理解。」

1934年2月4日。張申府正在繼續思考中國哲學，在這期的「世界思潮」中，他引申了他最關注的孔子的人道主義。

孔子的「仁」（仁愛之心或者是人道主義）不同於人們經常所理解的「忍」（忍耐），仁愛之心是對理想社會的積極追求，他要求承認倆人之間的真正自由，真正感覺上的「仁」是有同情心，完整意義上的「仁」是不僅期待著有益於人，而且思考著如何不傷害別人，所以，可以說，「仁」是客觀性的，不是一個簡單的議題。

這段精鍊的歸納早在20年代張申府寫的其他文章中有過同樣的闡述，他重複他的論點，是為了反對把儒家的學說用作強化在儒家劃分的等級中處於劣勢的人被迫順從的命運，正如女人對於男人、年輕人對於老人、平民對於官僚的地位。1934年，張申府又進了一步，他堅持真正的仁愛心是理解人的博愛的必要前提，換一句話說，博愛對於一個理想社會是必須的。

1980年6月2日。經過8個月的交談，我所理解的張申府最關注的是他作為哲學的貢獻。他對我說：我是中國20世紀最偉大的思想者之一。你知道，我是中國最好的傳統和西方最新的思想之間的橋樑，我試圖在儒學中的人道主義和羅素的數理邏輯之間建立共同的基礎，可能它們之間根本就不能有一座橋樑，但是我試著這樣做。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