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米爾·阿明:美歐政局變化表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危機的深度
雖然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最初的步伐確實讓與他持同樣政見的多數人感到茫然，他操縱的範圍事實上對於真正重大的變革相對說是很小的。所有這一切表明，特朗普當選總統是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危機規模明顯的象徵。
一
唐納德·特朗普去年11月8日當選美國總統，英國的「脫歐」，在歐洲法西斯分子的投票增加，加上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在選舉中的勝利，「我們能夠」(西班牙政治組織)的發展，這些表明了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制度危機的深度。我歷來認為從危機的核心看來這個制度是不可持續的，將要爆裂。為了通過更小的調整拯救這個制度所有的意圖—人們說是為了避免最壞的事情—註定要失敗。
但是，這個制度的爆裂不是走向建設一種有利於各國人民在選擇的道路上取得進展的同義詞：資本主義的秋天不會自動地與各國人民的春天在同一時間發生。讓我們的時代賦予一種充滿激情的語調錶明最嚴重的風險的裂痕將它們分開。但是，這種爆裂—是不可避免的—應當被準確地理解為向各國人民提出了一個歷史的機會，因為它指明了走向建設一種選擇可能的進展，這種選擇有兩項不可分享的內容：一是放棄自由主義的經濟管理的根本規則，提出有利於民眾主權的國家計劃，將社會的進步放在第一位;二是在國際範圍內建設一個與多中心的全球化進行談判的制度。
只有激進的左派政治力量理解一項為提出的戰略，使動員民眾階級在實現目標方面取得進展，在這兩個領域才可能同時前進。現在還不是這種情況，比如激進左翼聯盟的倒退和模稜兩可，以及英國和美國投票者的混亂和歐洲共產主義者們的極端膽怯，都就表明了這一點。
二
現行的帝國主義「三駕馬車」(美國、西歐和日本)國家制度的基礎是本國的金融寡頭行使一種絕對的權力。正是它們管理著整個國家的生產制度，做到幾乎對農業、工業和服務業所有的中小企業減少分包商的條件，這特別有利於金融資本。這些寡頭管理著從選舉和代議制的資產階級民主繼承下來的政治制度，達到馴服右派和左翼的選舉政黨，很明顯其代價是侵蝕民主實踐的合法性。這些寡頭們還控制著宣傳機構，減少新聞的企業主，條件是專門進行為其服務的媒體合唱。寡頭獨裁的這些內容的任何一個方面，在「三駕馬車」內部特別是在美國現在都沒有受到社會和政治運動的嚴肅質疑。
「三駕馬車」的寡頭試圖將它們的權力擴大到全世界，將全球化的特殊的方式強加於人，全球化是已經世界化的自由主義。但是在這裡它們面對「三駕馬車」的社會最堅決的抵抗，這些社會是帝國主義統治的「優勢地位」的受益者和繼承者組成的。因為如果在西方自由主義的社會階層是明顯的，那麼在這個制度的外圍社會階層比西方社會階層多出十倍。以至少數政權在人民的眼裡能夠繼續偽裝是「合法的」。在階級極端脆弱的情況下，這些作為買主的國家成為「三駕馬車」集體的帝國主義統治的傳動帶，事實上被中心的寡頭們看作是不完全可靠的盟友是有道理的。這樣的制度邏輯不需要軍事化，授予帝國主義在南方和東方的國家進行干涉的權利—包括戰爭。「三駕馬車」所有的寡頭們都是「鷹派」;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是一個常設的侵略工具，事實上已經變成當代帝國主義機構中最重要的機構。證據是2016年11月奧巴馬總統在最後一次歐洲之行期間講話的語調中透露出來，他已經選擇這項侵略行動，讓歐洲的附屬國家對美國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做出的承諾安心。讓該組織不是作為一個侵略工具出現—確實如此—而是作為一種確保歐洲「防務」的手段。但是被誰威脅呢?
就是為了從俄羅斯開始，正如強有力的「媒體的合唱」反覆向我們說的那樣。現實是不同的;責備俄羅斯總統普京的事情是因為他沒有接受在基輔的歐洲--納粹政變，也不接受在喬治亞黑社會政治家的權力。必須遏制俄羅斯，因為「戰爭的威脅」，對俄羅斯實施更多的經濟制裁，如同希拉里·柯林頓所傾向的那樣。
之後，媒體對我們說伊斯蘭「吉哈德主義」(恐怖主義的一部分)提出的恐怖威脅。公眾輿論再一次完全被操縱。因為吉哈德主義是「三駕馬車」繼續向反動的政治伊斯蘭提供支持不可避免的產物，吉哈德主義得到海灣「瓦哈比主義」的啟發和資金支持。這股所謂的伊斯蘭勢力的活動對全面破壞本地區的社會抵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絕對命令」的能力是最好的保障。也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干涉提供表面上的合法性成為一個更好的借口。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的媒體承認，唐納德·特朗普對希拉里·柯林頓積極支持建立伊斯蘭國進行的指控是有根據的。
我們要補充的是，將參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使命與保衛民主相聯繫的演說表明，這是一場與現實相對抗的鬧劇。
三
希拉里·柯林頓在美國大選中的失敗比起唐納德·特朗普的勝利更是一個好消息。這也許遠離了由貝拉克·奧巴馬和希拉里·柯林頓領導的最有侵略性的鷹派集團的威脅。我說「也許」，是因為沒有說特朗普不會將他的國家引向一條不同的道路。
首先，不論是支持特朗普的大多數人的意見，還是表明反對他的少數人的意見，都將迫使他去這樣做。已經進行的辯論只涉及美國的某些社會問題(特別是反對婦女和種族主義的問題)。沒有質疑制度的經濟根源、這兩個方面社會條件受到破壞的起因。私人所有制神聖的性質包括壟斷的性質保持沒有被觸動;特朗普本人作為一個億萬富翁是一種資產，而不是他的選舉的一個障礙。
但是，辯論從來沒有涉及華盛頓的對外政策。我們高興地看到今天反對特朗普的示威者們針對希拉里·柯林頓侵略性的建議提出抗議。但是這沒有發生;美國的公民從來沒有譴責過在政府國外的軍事干涉和伴隨著這種干涉犯下的反人類的罪行。
桑德斯的選舉運動喚醒了很多希望。他敢於將一種社會主義的前景引入辯論，開始了公眾輿論一種健康的政治化，在美國與在其他的地方相比這不再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條件下，一個人可能惋惜，桑德斯在初選中失敗後支持希拉里·柯林頓。
「公眾輿論」更加重要的分量是以下事實：美國的統治階級除了現在的國際政策，沒有想像過其他的國際政策，從70年前建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來就是這樣，這是它統治全世界的保障。
媒體還對我們說在兩個陣營(民主黨和共和黨)里控制著眾議院和參議院的的「鴿派」和「鷹派」。這種定性中的第一個無疑被誇大了;談到鷹派，他們在進行一次新的冒險之前更多地進行一點思考。特朗普和他周圍的某些地人也許就在他們中間。如果是這樣，那就更好。但是必須避免對此抱有過多的幻想，儘管也可以利用美國大樓上這個小小的裂縫，以便加強建設一種不同的全球化，更多一點尊重人民的權利和對和平的要求。華盛頓的歐洲附屬國有更加害怕的東西。
另一方面，特朗普關於美國的國際政策的講話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似乎準備理解面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關於烏克蘭和希臘的進攻性計劃俄羅斯擔心的合法性，與此同時莫斯科在敘利亞保持反對吉哈德恐怖主義的戰鬥。但是特朗普後來說過，他認為與伊朗的核協議已經結束了。還不知道他是否決定繼續奧巴馬無條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或是將對這種支持調色。
四
因此，必須將唐納德·特朗普在選舉中的勝利放到制度爆裂表現更廣泛的框架內去看。所有這些表現到今天還是模稜兩可的，可能導致更好的形勢，但是也可能導致更壞的偏航。
與這些事件有聯繫的某些變化以某種方式質疑寡頭統治階級的權力。這就是英國「脫歐」的情況，特朗普的勝選，歐洲法西斯分子的計劃。
支持「脫歐」的運動確實求助於令人作嘔的根據。為了開始，分離的計劃沒有質疑英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根本選擇。只是建議在它的對外政策的領導上倫敦能夠有所思考，這有助於直接與它的夥伴(美國在第一位)打交道。但是在這種選擇的背後，同樣描述了我們應當知道的事情：英國不接受德國的歐洲。這種「脫歐」的規模無疑是積極的。
歐洲的法西斯主義—正在一帆風順地前進—處在極端的右翼;也就是說，它們在各自的國家不質疑寡頭的權力。只是希望被它們選上以便讓權力為它們服務。當然，他們同時信守令人作嘔的種族主義的根據，這事讓他們避免回答自己國家的人民面對的真正的挑戰。
特朗普的演說就在這種對自由主義的全球化虛假批評的類別之中。他的「民族主義的」語調的目標是加強華盛頓對附屬它的盟國的控制，而不是讓它們獨立，而它們也不要求獨立。在這個前景中特朗普可能採取某些溫和的保護主義措施;另一方面，這是歷屆美國政府歷來做過的事情，但沒有說出來，美國將這些措施強加給附屬它的盟國，不允許它們保衛自己。這裡顯現出「脫歐」的英國可能想要建立的類型。
特朗普讓人們明白，他所思考的保護主義措施主要以中國作為目標。在此之前，由於奧巴馬和希拉里將美國武裝力量的重心從中東轉移到東亞的原因，已經將中國作為要摧毀的對手。這項經濟和軍事的進攻性戰略明顯地與自由主義的原則有矛盾，而華盛頓以成為自由主義的「冠軍」而感到自負，它可能被打敗。中國在走向加強它的國內民眾市場健康發展和尋求南方國家的其他夥伴方面將取得進展。
特朗普將打敗自由貿易條約嗎?如果他這樣做了，將為墨西哥和加拿大的人提供巨大的好處，讓他們擺脫自己無能為力的附屬地位，因而鼓勵他們走上新的以民眾的主權計劃的自主權為基礎的道路。不幸的是在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共和黨和民主黨的代表的大多數都無條件地與美國寡頭的利益有聯繫，他們允許特朗普在這方面走得很遠的可能性不大。
特朗普敵視反對氣候變化的巴黎峰會(COP 21)沒有像歐洲的主要角色們讓人理解的事情那麼嚴重，因為人們遺憾地知道—或應當知道—在任何情況下巴黎條約將成為一紙空文，因為富有的國家無意保持它們在這個領域提供資金的承諾。
相反，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爆裂的某些後果可能與或多或少微弱的社會進步相結合。在歐洲希臘激進左翼聯盟在選舉中的勝利和西班牙「我們能夠」的上升都在這個框架之內。但是，這些新的力量支持的計劃是矛盾的：它們拒絕強加的緊縮，但是對歐洲改革的可能性抱有幻想。歷史將會負責地表明對一項不可能的改革進行評價的錯誤。
在拉丁美洲，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取得的進展今天已經受到質疑。實現這些進展的運動無疑低估了他們國家中產階級的反動性質，特別是在巴西和委內瑞拉，在這兩個國家中產階級拒絕與民眾階級共享以這個名稱和有尊嚴的發展的收益。
其他計劃的緊迫性—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的計劃—也繼續是模糊的：它們的目標是被資本主義的媒體欺騙，還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框架內被迫接受?或是意識到這項計劃是不可能的，新興的社會突出的權力方向傾向於恢復民眾的主權計劃?
(《環球視野》摘譯自2016年12月31日西班牙《起義報》，魏文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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