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審判》浮光掠影，影像而已

　　在日本投降四十年後，小林正樹試圖通過《東京審判》來對二戰中的日本作一個全景式的反思。這種反思的正確與否，不同立場的各方會有不同的解讀。毫無疑問的是，這部電影的出發點基於的是日本的角度，而在其呈現的過程中也秉承了日本的價值觀。

　　直至今天，日本都習慣將滿洲事變、七七事變和太平洋戰爭割裂開來，視為不同的戰爭而不是同一場戰爭的不同階段。然而戰後的遠東國際法庭強行取消了這種割裂，因此《東京審判》也就不得不正面這一系列事件的歷史脈絡，然後對這一條從侵華、襲美到最終投降的時間線作出其自身的解讀。遺憾的是，這部試圖以大局觀著眼的電影在這點上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改進。當時蘇聯代表的確說不過地在審判中試圖日俄戰爭拖進審判，然而日本將歷史碎片化的解讀在另一個方向也明顯違反基本常識。

　　對日本來說，滿洲事變和繼而退出國聯是將日本引上最終毀滅的標誌性事件。自此開始，日本自絕於國際社會，逐漸與全世界為敵，直至國家全盤崩潰。然而就滿洲事件本身，日本只將其視為軍部不受控所導致的一個意外事件，基調定性是此事件是一件笨事而不是一件錯事。其理由也很簡單：那個時代的所有的帝國主義國家都是如此，以此為借口來懲罰日本是不公平。

　　今天除了極右翼，日本的主流社會對於這段侵略他國的歷史事實其實並不否認，但是從根本上說卻堅持了一種極為效果論的立場。在日本看來，事實證明了海外擴張對日本是一條走不通的死路。以區區一個缺乏資源的太湖島國，在國際大勢整體傾向與和平的情況下進行擴張，最終結果必然是被全世界所拋棄。而日本的戰後歷史更說明了不需要海外擴張日本依然可以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同時還贏得其它國家的好感和認同。因此當初向外侵略可以說實在是蠢到家了，「整個國家就是一個奧姆真理教」(丸山真男，日本戰後政治學大師)，戰爭失敗雖然很遺憾，但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可是，雖然日本並不否認歷史事實，但其對侵略行為本身的確也缺乏是非判斷。某種程度上，日本的這種不談對錯的態度倒說不上虛偽，畢竟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國家實力依然是國際政治里的根本的決定因素，然而完全地迴避是非大概今天放眼世界也就只有日本人可以如此心安理得。這點對是非的缺乏在東京審判的一開始就能夠看出來。同盟國的起訴基礎在於戰爭事實的非正義：首席檢查官在開場白里就提出了，日本給參戰各方帶來的這場浩劫必須有人對此負責，這個要求完全可以基於常識得出來，而整個審判的核心意義正是在於此。而日本的抗辯理由是(為其辯護是美國人)戰爭概念的合理：從戰爭發動時的國際法來看，無論怎樣解釋為了謀求國家利益而訴諸戰爭都是一個國家正當的權利，因此破壞和平罪即使是罪，也不能過後反溯而破壞基本法理，更何況審判者本身就是勝利者。當然最終結果其實遵循了「強權即公理」，戰犯被從肉體上消滅了，而當然日本不會認為他們有多大過錯。

　　很有意思的事，電影一點兒都沒有迴避天皇問題在整個審判中的隱形存在。同盟國將保天皇設定為了第一的政治任務，而來自澳洲的首席法官韋伯卻一心想讓天皇坐在審判席上。很有意思的是，今天日本絲毫不忌諱談論天皇在二戰中的角色，然而卻並不承認中國提出的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這種二元劃分。在這個問題上，日本人特殊的團結觀念可以說是展現得淋漓盡致。天皇是不是軍國主義者，對他們來說是最緊要的問題。在日本的邏輯看來，在每個人都為國負擔義務的情況下，包括甲級戰犯的所有人在道德上面都是同質的，所以如果說甲級戰犯是軍國主義者，那麼所有日本人民也都是，倒推回天皇也是，而如果日本因為軍國主義應該被世界所消滅，那麼日本舉國玉碎就是了，所以無論於人於己造成的痛苦再多，其結果再荒誕離譜，都實在是很「遺憾」啊。

　　這種「團結」的確除了日本其它任何國家都無法理解。對中國來說，皇帝所行不符天道，那最終失天命被推翻純屬活該，王朝可興替，綱常必萬古;對西方國家比如德國來說，政府的邪惡不代表民族的低劣，而從這種邪惡的政府下面解脫出來本身就是民族的解放。日本的這種上下同心從非日本的角度看，說好聽點兒是腦子轉不過彎，說難聽點兒就是舉國國民的獨立人格都沒發展完全，整個就一大原始部落，而天皇就是部落的大酋長而已。這種將個人完全投諸與集體的方式自然會導致是非感的喪失，因為倫理判斷的前提就是個人對其行為的獨立意識、選擇和由之而來的責任。而在日本的這套語系下面，指責一個日本人的邪惡和指責一隻螞蟻或者蜜蜂的邪惡是一回事。

　　所以也不奇怪影片在倫理判斷方面所展現的方式看上相當模糊。一方面，影片並不諱言南京大屠殺的事實，認為這是日本軍部本質非人性的集中體現，是日本要永遠背負的十字架，而且也承認大量的暴行無論放在任何角度，都已經超出了正常戰爭的範圍;另一方面，影片又將南京大屠殺和廣島長崎的核彈不加以區分，並且辯解日軍的殘暴是因為缺乏對國際通行戰爭規範的教育所導致的，一句話，還是由於日本不與世界接軌搞出來的蠢事。然而卻沒有被觸及的是，是不是加強了國際通行的軍隊教育過後，日本的暴行就會被避免呢?暴行單單是由於受教育水平有限嗎?無論如何，很難想像一個動不動就萬歲衝鋒不惜自己生命的瘋狂軍隊會給戰俘有什麼很人道的待遇。而要問如此的瘋狂究竟從何而來，就會引向更深層次的問題，簡單來說就是如果當時的日本真的是一個舉國奧姆真理教的話，這種瘋狂的發生機制究竟是僅僅來自與政治、社會和軍事的制度設計層面上，還是可以在民族深層次的心理層面上找到端倪。在這點上，影片沒有給出任何答案，甚至沒有設問。

　　由此來看，《東京審判》這部電影無論如何也談不上觸及到了問題的本質，其全景式的反思也遠沒有達到深刻的程度。可以說它只是以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客觀的方式將戰後審判這一歷史事件的影像堆積，卻浮光掠影地呈現了出來，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