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改革要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

　　7月中旬的一天，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的一間會議室里，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和鄭永年相約見面。早上剛下飛機的鄭教授風塵僕僕，皮膚曬得有點黑，他從緊張的會議安排中為我們擠出了兩個小時。

　　在此之前，記者曾兩次拜訪鄭教授，他給記者留下的印象是：思維敏捷，知識淵博。無論談什麼問題，他都能從歷史的深度和國際比較的寬度中找到參照，縱橫捭闔。他曾說：「在知和行之間架起橋樑，是學者最重要的任務。」不管工作多麼緊張，他每年都會到中國很多次，了解高層想法，體察民間實踐，做出自己的分析，提出自己的建議。

　　近期，他接連出版了4本書：《技術賦權： 中國的互聯網、國家與社會》《大格局：中國崛起應該超越情感和意識形態》《關鍵時刻：中國改革何處去》《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我們的話題也是從當前中國的改革開始。

　　通過不做事、不改革來保持清廉，是一種變相的腐敗，而且是更大的腐敗

　　環球人物雜誌：您覺得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面臨的最大問題是什麼？

　　鄭永年：任何一個新興經濟體在從發展中國家進入發達國家的進程中，都會遇到如何維持社會平衡、保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問題。中國也是這樣。未來10年至15年，中國將經歷人均國民收入從今天的7000美元提升到1.3萬美元，進入高收入社會的進程，也就是人們所說的跳出「中等收入陷阱」。

　　這是一個不容易的過程。據世界銀行的統計，二戰後到目前為止，世界上只有十幾個國家順利避開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石油國家，除此之外就只有日本和亞洲四小龍。但日本和四小龍有其發展的特殊條件：日本戰後順利獲得了西方開放市場，再加上自己的努力；四小龍也同樣。另外他們都是較小經濟體。而中國則是今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貧窮國家在這樣短的時間裡，以這樣快的發展速度進入中等收入國家，世界經濟史上沒有先例。西方走過這個階段用了100多年，中國如果能在今後15到20年跳出中等收入陷阱順利進入發達國家，將創造另一個經濟奇蹟。

　　怎樣通過改革避開這個陷阱，是中國當前最大的問題。在經濟方面，西方還沒走出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直接影響中國出口；在周邊環境方面，南海、東海都面臨爭端。此外，中國自己也需要調整，經濟結構改革不那麼順利，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社會方面也面臨很多問題，如群體性事件、恐怖主義、環境污染、社會抱怨越來越深等等。

　　日本和四小龍在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政策做得很好，奠定了消費社會的制度基礎，20多年間，中產階級達到了70%—80%。而中國經過30多年發展，中產階級只有25%—30%。另外，社會政策沒有做好，像醫療、住房、教育等，太產業化、商業化了。中產階級比例小，表明窮人還佔大部分，這樣的社會結構，就容易出現政治、社會激進化的問題，政府面臨的政治壓力也很大。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只能靠改革。

　　環球人物雜誌：您最近出了好幾本書，其中很多都提到了中國改革。在您看來，中國的改革應該向何處去？

　　鄭永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主要講改革，這些內容和理念獲得了廣泛的認同。現在的問題是：誰來做，從哪裡突破。

　　這一屆中央政府的集權狀態已引起很多關注，各種看法都有。我認為，這在當下是必然的。一方面，改革需要集權。中國有太多既得利益集團，沒有中央集權，就很難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力，改革就推不下去。另一方面，集權也會產生負面效果，一些人對改革沒有積極性。因此，集權階段之後最終還要分權，把權力分給地方、企業、社會等改革的行動者。也就是說，集權實際上只是第一步，目的還是為了分權——通過集權收回既得利益集團的權力，然後將這些權力分到地方、企業和社會，畢竟改革的主體和受益者都應該是他們。

　　當前的反腐敗運動也很重要。不反腐，政府就會失去老百姓的信任，會降低政權的合法性。不過，在現在強大的反腐壓力下，官員可能會因為擔心自身安全，而不敢放手改革。事實上，通過不做事、不改革來保持清廉，是一種變相的腐敗，而且是更大的腐敗，因為你佔用了非常有限的政府行政資源卻沒有做事。因此，反腐敗最終要制度到位，讓不腐敗又做事的人得到任用和鼓勵。

　　體制改革很不容易，因為後面都是龐大的既得利益，無論國企、金融，還是醫院、學校，動誰都很難。怎麼辦？可以通過體制創新，在既得利益之外創造新的利益。鄧小平就很智慧，在改革開放之初，一面遏制既得利益方，另一面不斷創造培養出新的利益。現在也要一方面遏制腐敗，另一方面給清廉幹部創造好的平台。

　　三中全會規划了長遠的發展藍圖，提出了幾百項改革目標。但在近期，必須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對百姓有利的改革。以前很多改革並未讓百姓獲得實惠，大多利益流向了既得利益集團。其實，有利於老百姓的突破口是能找到的，比如，公共住房。新加坡公共住房佔80%以上，香港佔50%以上，中國卻不到20%。中國城市人均住房建設面積是40多平方米，城市中有大量空房，而同時又有很多人沒房住，這就是分配出了問題。挖10個坑不如挖好1個坑，要實實在在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解決。

　　環球人物雜誌：今年1月，路透社預測了2014年全球十大風險：其中中國改革位列第三。中國改革的成敗對於每一個中國人的影響是切身的，那對於世界它意味著什麼？

　　鄭永年：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中國人消費什麼不消費什麼，對世界市場影響很大——世界都在盯著中國。西方經濟復甦仍然乏力，結構性改革無望，所以中國的改革成敗，決定著世界經濟能否持續增長。同時，中國還是一個資本充裕的國家，誰都想要。今天的西方很虛偽，他們一方面需要錢投資自己的經濟，另一方面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又不讓中國資本過去，中國開發西方市場面臨巨大的困難。現在看來，中國完全可以通過復興絲綢之路，開發新興市場。

　　把多黨制與民主制畫等號是錯誤的

　　環球人物雜誌：您曾說中國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內部多元主義，這個怎麼理解？

　　鄭永年：現在一說政治多元化，很多人就與多黨制相提並論。從許多國家的實踐來看，多黨制已成為政治體制的大包袱，把多黨制與民主畫等號是錯的。我把多黨制稱為外部多元主義。今天，很多國家的反對黨只為反對而反對，結果政府什麼事也做不了。

　　我說的中國的內部多元主義是指開放的一黨制，即由執政黨主導的、開放的政治體系，各方面的經濟、社會等利益都可以在執政黨內得到體現和協商。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的主要成功之處，就是開放，能容納不同的利益。

　　中國相當一個時期要建立內部多元主義，多黨協商也是通過共產黨來實現利益的，鄧小平搞的就是開放的政治建設。我所說的內部多元主義主要有3個概念：開放，使不同利益進入黨內協商；競爭，選拔與選舉相結合，選拔優秀人才；參與，讓廣大百姓參與。百姓中有很多人才，選舉只是手段，把社會精英選出來是開放最重要的一環。

　　中國內部多元主義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不夠開放，很多方面固化起來了。比如說，競爭的明文規定少，潛規則多。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非常開放，每個議員一年要發展一兩名新黨員，就是從社會基層挑選那些能力強、素質好、願意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結果，執政黨越開放越強，反對黨自然就越弱。

　　環球人物雜誌：就經濟發展而言，中國的確可以稱得上是一個大國了。但如果再自省一下，我們就會發現很多問題：很多人一切向錢看，食品安全問題嚴重，扶起摔倒的老人本來是個很簡單的事，但成了一個涉及道德和誠信的問題……這些問題背後，也反映了我們在道德價值問題上的迷惘。您認為我們該如何衝破這些迷惘？我們能從傳統中找到未來發展的力量嗎？

　　鄭永年：市場經濟衝擊社會傳統道德，世界各國都一樣會經歷這個階段。沒有道德的社會是無法生存的，關鍵是我們怎樣復興道德？古人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從政府的層面看，要通過好的社會政策，保證人民基本的生活發展需求，使人民不必為基本生活而焦慮。但中國的社會政策沒有做好，沒有能很好保護人民的基本生活。歐洲國家的社會道德提升，首先是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提高了醫療、教育等社會保障措施，在這個基礎上，再去尋找文化資源。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宗教，儒、道、佛等都非常重要。但沒有好的社會政策做基礎，道德是虛的。

　　新加坡上世紀70年代經濟起飛後也出現過道德問題：西化、金錢至上等傾向也很盛行。好在新加坡的社會建設做得非常好，法制又健全，沒有發生太大的問題，但同時新加坡也進行文化轉型，強調亞洲價值觀。

　　不是只有西方的文明中才有普世價值，東方文明中也有普世價值，如善良、友愛、互助、行善、禮貌等儒家文明，在各個文化體系中都有共同的內容。

　　中國還沒強大到別的國家會為你做出調整的地步

　　環球人物雜誌：說到大國關係，中國人最關注的可能就是中美和中日關係了，這些關係里摻雜了很多的歷史情感，以及價值觀的差異，因此也格外複雜。您覺得，如果想解決好這些問題，我們應該注意些什麼？

　　鄭永年：習近平主席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是正確的。美國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就是中美關係。相較於中美關係，中日關係、日美關係就是大局中的小局了。

　　中國構建大國關係最主要的困難，是美國恐懼中國這個新興大國的崛起。歐洲國家對中國的普遍態度也是恐懼，這使得中國的和平崛起更加困難。

　　中日在東海釣魚島問題上的爭執，對日本來說，有虛有實，爭釣魚島是虛的，要走日本國家正常化是實的。

　　日本國家正常化以後，必然要追求它的地緣政治利益。日本的地緣政治利益在哪裡？在東北亞，中國、朝鮮半島，它都玩不轉；在東南亞，日本已經在追求自己的同盟，借島礁爭端問題拉越南和菲律賓。所以說，中日的真正衝突不在釣魚島而在南海，如果丟了南海，中國整個國民經濟就有危險，這一點中國必須及早重視。

　　中美沒有太多直接地緣政治衝突，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現在，美國也只能站在日本一邊，否則美日同盟就解體了。但日本一旦實現了國家正常化，對美國影響也最大，因為美國更有可能失去在日本駐軍的理由。

　　中國近來提出了「一路一帶」，一條是北邊連接中亞到歐洲的陸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一條是南邊連接東南亞到南亞、非洲的海上絲綢之路。這是非常好的設想，與中國的和平崛起戰略相一致。中國可持續的和平崛起需要3個條件：一是國內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二是減少美國圍堵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三是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怎樣領導發展中國家共同發展。要創造這些條件，中國可參考美國的馬歇爾計劃(即歐洲復興計劃，二戰結束後，美國對被戰爭破壞的西歐各國進行經濟援助、協助重建。這一計劃對歐洲國家的發展和世界政治格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建立國際開發機構，幫助東南亞、中亞國家的大開發。

　　今後20年，中國外交會遇到很多難題。一方面，中國變強了，不希望老是為了別的國家來調整自己的政策，另一方面，中國還沒強大到別的國家會為你做出調整的地步，這個對峙狀態就很艱難。南海、東海問題上的一些小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國不用也不應該無限制地妥協；同時，中國可以圍繞「一路一帶」多做些有積極意義的事情。

　　環球人物雜誌：中國能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善於向其他國家學習。在您看來，中國接下來最應該向哪個國家或哪幾個國家學習？

　　鄭永年：中國是一個學習型的國家。學習，不僅是指學習別人成功的經驗，更重要的還要吸取失敗的教訓。新加坡的很多成功經驗值得學習，蘇聯垮台的教訓也值得學習，日本經濟停滯的教訓值得學，美國的很多教訓也值得學。中國以前學習的主要是從貧窮國家到中等收入國家的發展經驗，下一階段，中國要從中等收入國家向發達國家發展，在社會政策方面有很多要學習的地方，如日本和四小龍是怎樣成功解決的。我們不僅要學習友好的國家，也要善於向自己的敵人學習好的經驗。

　　環球人物雜誌：您認為具備了哪些條件才能稱得上是一個真正的大國？

　　鄭永年：我認為，真正的大國首先是內部制度的可持續發展；第二要有意願和有能力承擔國際責任；第三要充當國際和平的角色，促進世界的和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要幸福，就要超越個人利益，多為社會考慮

　　環球人物雜誌：可否談談您現在的生活？

　　鄭永年：我個人的生活很簡單，就是讀書、寫書、社會調研。我常說，人如果要認真做些事情要有3個感覺：飢餓感、勞累感和孤獨感。男人尤其如此。我很喜歡跑步，每周會跑一到兩次，我發現跑步可以同時獲得這3個感覺。有時間我也喜歡爬山，和同事打打球。

　　我出生在浙江農村，上大學前一直做農民。80年代的大學校園裡風行存在主義，我受薩特等人的思想影響很大，相信人生是自己選擇的結果。每人每天都只有24小時，做什麼不做什麼，是你的選擇；生活中的誘惑也太多了，要什麼不要什麼也都是你自己選擇的。

　　我和太太都是學者，我們選擇享受簡單的生活，這樣我們就有比較多的時間讀書和思考問題。我有兩個孩子，都在美國讀大學，女兒學人類學，兒子學工程。我常跟他們講，要幸福，就要超越自己的利益，多為社會考慮，知識分子沒有社會責任肯定做不好。

　　我從2008年至今都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一來到這個所，我就開會提出東亞所同仁之間不要搞政治，簡簡單單做學問，認認真真研究問題。在此之前，我曾在英國諾丁漢大學做過3年研究，當時的雄心還是挺大的，想做一個歐洲最好的中國政策研究所。後來選擇到新加坡大學東亞研究所，也是覺得新加坡離中國近，了解中國更方便。東亞所每周平均要給新加坡政府遞交兩個政策報告，加上行政工作和自己的研究，每天忙得不亦樂乎。

　　環球人物雜誌：很多中國讀者熟悉您，是因為讀了您獨具視角的專欄文章，分析透徹，很有建設性，而且您研究中國的著作也很多。

　　鄭永年：每周給新加坡《聯合早報》寫一篇專欄文章，屬於業餘愛好。開始是給香港《信報》寫的，到後來為《聯合早報》寫，已經連續寫了17年。

　　我在學術上沒有任何敵人，需要超越的應該是自己。馬克思講哲學家有兩件任務，即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我覺得認識世界，這是學者的首要任務，但我們也要認識自己的有限性。我見過很多世界著名的學者，越是大學者越謙虛，正是「知，然後知不足」。

　　環球人物雜誌：您認為，學者最重要的責任或者價值體現在哪裡？

　　鄭永年：我不喜歡做象牙塔里的學者，我喜歡做社會調查，經常每月兩次到中國搞調查。一個社會要進步必須知行合一，學者的任務是要在知和行之間架一座橋樑。人不能光生活在自己構建的理想當中，人類從來不缺少理想，但是99%的理想都死掉了！

　　現在，很多人抱怨中國缺少民主，缺少社會公正，論述民主怎麼重要，社會公正如何重要……這些實際上都是假命題，因為沒有人說民主不好，社會公正不好，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適的方法來實現這些價值。學者與社會的關係，有點像醫患關係，首先要診斷社會問題在哪裡，底線是不能越治越壞。好的學者，就是要不斷地發現問題和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而不是利用社會的機會為自己贏得「喝彩」，那樣做是對社會不負責任。人是有價值的，但要拒絕被價格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