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持續數千年的大爭論——心腦之爭
06-29
「大腦是人的思維器官」，這個結論現在已經成為簡單的常識，即使是一個小學生也能夠正確地回答這一問題。然而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人類並不知道思維的器官究竟是什麼，很多人都把心臟誤認是思維的器官，經歷了漫長而又曲折的過程，人類才找到正確的答案。人類思維的器官究竟是什麼？是腦，還是心？圍繞著這一問題，歷史上曾經發生過一場持續數千年的大爭論——心腦之爭。 在古代，絕大多數人都認識不到腦與思維之間的關係，認識不到腦的重要性，他們把腦看成無關緊要的器官。古埃及是人類文明的四大發祥地之一，但古埃及人卻認為，心臟是人體最重要的器官，它是精神與智慧的「寓所」，而大腦則是無用的器官。正是由於這種原因，他們在製作木乃伊時就把死者的心臟小心地放到陶罐中，等待靈魂的復甦；而把死者的大腦挖出來隨手扔掉，視若廢物。同古埃及人一樣，古印度人也認為腦不是思維的器官，他們認為思想並非是產生於身體的任何一個部位，而是整個身體的功能。同古埃及人和古印度人一樣，古代的中國人也未能認識到腦與思維的關係，他們同樣也認為心臟才是思維的器官。《黃帝內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醫學名著，大約成書於春秋戰國時代，至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兩千多年來，幾乎每一個學習中醫的人首先要學習的第一部經典教材就是《黃帝內經》，所以它在中國的醫學界、哲學以及思想文化界都產生過很大的影響。《黃帝內經》就認為：「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心者，神之舍也。」它的意思是說，心臟就像「君主」一樣是人體的最高器官，而「神明」即精神、智慧以及思維活動都出自這個器官；不僅如此，心臟還是精神與智慧的藏身之地，精神與智慧就藏身於這個「舍」即房子中。《黃帝內經》是中醫的一部經典，所以「心主神明」的觀點也長期被中國人尊崇為不容置疑的真理。 孟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國古代的讀書人都把他尊稱為「亞聖」，孟子也認為「心之官則思」，他老人家也斷定心臟就是主管思維的器官。在中國的封建社會，聖人的觀點就是經典，就是權威，很少有人敢於質疑，更不用說反對了，於是這種錯誤的觀點就在中國流行了兩千多年！錯誤的觀點謬種流傳，在中國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就連中國的語言文字也不能倖免。例如我們經常見到的「心領神會」、「心煩意亂」、「心心相印」、「心想事成」等等，都是把「腦」誤認為「心」，直到今天，我們在口頭用語和書面語言中還不得不重複老祖先們的錯誤。 古希臘的哲學家恩培多克勒曾經正確地認識到人的感覺產生於感官，但他對思維器官的認識就不那麼正確了。恩培多克勒認為，思想過程主要發生在圍繞心臟的血液之中，心臟處於來來回回奔騰不息的血液的海洋之中，這個海洋是思想所在的場所，圍繞人們心臟的血液就是他們的思想。按照恩培多克勒的觀點，心臟就是思維的器官，血液就是思維所產生的思想。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的學生，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學家，為了找到思維的器官，他曾解剖過海膽、大象等40多種動物，但結果並未能找到產生思維與存儲精神的器官，於是他便主觀地臆斷：心臟是感覺、靈魂及智慧的活動中心，大腦是濕冷而無感覺的，所以大腦僅僅起到分泌黏液和冷卻血液的作用。 認為心臟是思維器官的被稱為「心派」，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絕大多數人都相信「心派」的觀點，他們的勢力很大；但也有人不贊成「心派」的觀點，他們認為思維的器官是腦而不是心。例如古希臘的原子論哲學家德謨克利特就曾天才地認識到腦是思維的器官，並認為思維是腦中原子的運動。古希臘大哲學家柏拉圖雖然對靈魂觀念進行過論證，但他對腦的認識卻較為正確。他認為腦是「不滅靈魂」所在的器官，推理的功能在頭部，腦能夠記錄智慧、經驗和印象。當然，他並不認為腦是靈魂存在的唯一器官，他認為靈魂由三部分組成，固定在大腦中的只是理性部分，而感情部分在心臟，食慾部分在肝臟。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被尊稱為西方醫學之父，他確實不愧為醫學之父，他對腦的看法相當正確。他在一篇著名的論文「關於聖病」（所謂「聖病」就是指癲癇，因為當時的人們認為癲癇是一種十分神秘的病，所以把它稱為「聖病」）中曾這樣寫到： 「有人說，心是我們進行思考的器官，心感到痛苦和憂慮。但是這並非如此，……人們應該知道，惟有由於腦我們才有煩惱、痛苦、憂慮和悲傷，以及愉快、歡樂、嬉笑和幽默。腦是一種特殊的器官，通過腦我們才能想、能看、能聽，能辨別美和丑、善和惡、恨和愛。同時大腦也是瘋狂和譫妄、恐懼和驚慌的場所。失眠、夢遊、記憶缺失、遺忘和各種怪癖也是腦內原因所致。……對於意識來說，腦是信使，腦是意識的譯員。」 希波克拉底大約生活於公元前460～前377年，他在兩千多年前就能產生如此正確的認識，非常可貴！ 然而在我們中國，情況就不太理想。由於古代經典與聖人之言的束縛，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很少有人敢於懷疑錯誤的經典，敢於站出來質疑、反駁聖人之言的人更是寥若晨星！一直到了16世紀，明代名醫李時珍才在《本草綱目》中提出了與古代經典相左的觀點：「腦為原神之府」「泥丸之宮，神靈所集」。同代醫家金正希也提出了「人之記性皆在腦中」的觀點。到了清代，中國醫學界終於出現了一位勇於獨立思考的醫學家——王清任，他重視實踐，不盲從經典，具有革新精神。他親自到墳地和刑場實地觀察人體結構，歷時12年寫成《醫林改錯》一書。在書中，他批判了古代經典中的謬誤之處，指出「靈機、記憶不在心在腦」，明確指出了思維的器官是腦而不是心。在《醫林改錯》中，他還對《黃帝內經》中「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這句話進行了直率的質疑與批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為了讓朋友們共同欣賞這段奇文，特把原文摘錄如下： 「其論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意藏於心，意是心之機，意之所專曰志，志之動變曰思，以思謀遠曰慮，用慮處物曰智，五者皆藏於心，既藏於心，何得又雲脾藏意智，腎主伎巧，肝主謀慮，膽主決斷，據所論，處處皆有靈機，究竟未說明生靈機者何物，藏靈機者何物，若用靈機，外有何神情，其論心如此含糊！」 王清任這段話的大意是，《黃帝內經》說心是主宰全身臟器的器官，並且能夠產生出精神與思維，諸如意願、志向、思想、謀略、智慧這些精神現象都產生於心。既然這些精神現象都是由心而生，那為什麼《黃帝內經》又說脾可以產生智慧，腎可以決定伎巧，肝可以決定謀略，膽可以主宰決斷呢？如果照此推理，那不是說所有的器官都能產生精神與思維了嗎？如果所有的器官都能產生精神與思維，那也就很難說明究竟是什麼產生了精神與思維，也很難說明精神與思維究竟藏身於何處。這樣來論證心是精神與思維的器官，豈不是太含糊不清了嗎！《黃帝內經》是中醫的一部經典，幾千年來人們都對它頂禮膜拜，不敢有絲毫懷疑，可是王清任卻勇於獨立思考，公開指出經典的謬誤之處，這種精神十分可貴！ 「心派」與「腦派」之爭，雖然觀點不同，但他們的研究方法大致是相同的，他們的結論都是通過思辨的方法，即通過主觀的猜測與推理而得出的。這種思辨的方法存在著極大的缺陷，這是因為辯論的雙方都進行了推理與論證，當然也都能說出各自的一番道理來，這樣很容易形成「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的局面。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究竟是仁，還是智？由於缺乏一個客觀的評判標準，所以只好無休止地爭論下去。 思維的器官究竟是心，還是腦？如果這樣無休止地爭論下去，恐怕很難得到一個正確的答案。為了找到正確的答案，有一些醫生和生理學家開始採取新的方法對這個問題進行研究，這種方法就是把自己的觀點建立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用事實來檢驗觀點。蓋侖是古羅馬的一位偉大的醫學家，也是一位技藝精湛、觀察敏銳的解剖學家，他是西方僅次於希波克拉底的第二位著名醫生。思維的器官究竟是心，還是腦？蓋侖為了驗證前人的觀點，進行了大量的動物實驗。在實驗中他發現，當用鉗子夾擠動物的大腦時，動物就會立刻失去全部感覺與隨意運動；但用鉗子夾擠動物的心臟時，動物除了出現急促的喘息和吼叫外，並看不出有明顯的感覺和運動障礙，於是蓋侖就得出了結論：人的感覺和運動都產生於腦，而不是心。在今天看來，蓋侖的實驗簡單而又粗糙，但是一個簡單粗糙的實驗卻勝過無數空洞浮泛的爭論，所以蓋侖的實驗具有很大的價值。1664年，英國牛津大學的自然哲學教授湯姆·威利斯出版了《大腦解剖》一書，首次提出了大腦皮層是記憶的中心，紋狀體是接受所有感覺的部位，胼胝體是想像功能的所在。威利斯對大腦功能的定位雖然不盡準確，但他關於大腦是思維器官的結論，在人類認識大腦的歷史中卻具有重要的轉折意義。18世紀，德國解剖學家高爾、法國神經病學家弗羅倫斯也在大腦是思維器官問題上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經過科學家們的不懈努力，最後終於以鐵的事實證明了大腦就是思維的器官，持續數千年的心腦之爭這才塵埃落地。 持續數千年的心腦之爭塵埃落地了，但這場爭論卻給人們帶來許多啟示，蓋侖的實驗其實很簡單，然而這個簡單的實驗卻得出了正確的結論。兩千多年來，哲學家和醫學家們花費那麼多的精力和時間去進行理論之爭，去大打口水仗，可是他們為什麼不去作一個簡單的實驗呢？為什麼不把自己的觀點用事實檢驗一下呢？那些脫離實際的虛假空洞理論，也可能會風光一時，也可能會被捧為「經典」， 但它們終究逃脫不了事實的檢驗和歷史的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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