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必大：跨過生命的門檻——紀念我的媽媽

一　　媽媽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二十年了。在我們生命的旅途中，失去媽媽的扶持而靠我們自己走過來的歷程，已經比媽媽帶著我們走過的道路還長了。如今我們已是三十多歲的大人，可是一想起媽媽，心頭依然躍動著孩子般的依戀之情。　　這二十年來，在不同的心情和境遇下，我對媽媽的死想過很多（事實上是不能不想，因為它的陰影籠罩著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可是真當我提起筆想寫一點東西紀念媽媽時，卻又理不清自己的思緒。古人說，「至親則無文」。何況是紀念這樣一位不尋常的媽媽和她不尋常的死。　　二十年前，我們還是些不諳世事懵懵懂懂、在歷史狂潮中隨波浮沉的大孩子，那時我們並不怎麼了解自己的媽媽。二十年的風風雨雨，我們長大了，懂事了，世界也完全變了樣，可是媽媽卻早已長眠。我們今天所理解的媽媽的思想感情會在多大程度上摻入了我們自己這二十年的經歷與感受？再說，我們有資格去評論老一輩人的信念與道路嗎？我們有必要翻來複去地清算那如同噩夢一般，人們巴不得快點忘卻的那段歷史嗎？我猶疑困惑，不知道該寫什麼，也不知道人們會從我所寫的東西中體驗到什麼……　　如果沒有那場史無前例的大劫難，媽媽是不會死的。是「左」的思潮殺害了媽媽：它既造就了當時瘋狂的環境，又由虛假的信條腐蝕了被害者心中原本堅強的求生本能，更將它所犯的罪惡轉嫁於被害者本人——用生命的代價來殉它的罪惡！如今，狂潮已平息，沉冤已昭雪，死者長已矣。可是人們在心底還是會問：為什麼在同樣的歷史條件下，千千萬萬受迫害的人挺了過來，而她卻毅然跨過了生命的門檻……是她比別人更脆弱嗎？不，如若脆弱，她當年怎會義無返顧地投身革命？如若脆弱，她1957年怎會忍心讓家庭破裂？就連她那樣的死也決不是感情脆弱者所敢於想像的。媽媽是太剛強，太真誠，太高潔，對自己也太苛求了，如若不是這樣，她也一定會挺過來……　　也許沒有比媽媽的死更能說明她的為人了。可是沒有人這樣寫過。他們或是不能，或是不忍。而我們這幾個孩子卻是從媽媽生命的終點才真正認識了媽媽的。　　二　　1941年皖南事變後，媽媽與一批同志一起撤出了西南聯大，到鄉下去分散隱蔽。這一出走無異於公開宣告與家庭決裂而投身革命。同學們在被單下發現了她抄的一首詩，屠格涅夫的《門檻》，媽媽以此表明了自己為理想而獻身的決心：　　我看見一所大廈。　　正牆上一道窄門大敞著。門裡為陰森昏暗。在高高的門檻前站著一個姑娘。……　　在那咫尺莫辯的濃霧裡，寒流滾動，隨著冰冷的寒氣，從大廈里傳出一個緩慢、重濁的聲音：「啊，你想跨進這門檻來做什麼？你知道裡面等待你的是什麼嗎？」　　「我知道。」姑娘回答。　　「那是寒冷，飢餓，憎恨，嘲笑，蔑視，侮辱，監獄，疾病，』甚至死亡。」　　「我知道。　　「和人疏遠，完全的孤獨。」　　「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我願意經受一切苦難，一切打擊。」　　「這些痛苦和打擊不僅來自你的敵人，而且也來自你的親友。」　　「是的，即使來自他們，我也要忍受。」　　「好。你準備著犧牲嗎？」　　「是」　　「這是無名的犧牲，你會毀掉，其並沒有人—…·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尊崇地紀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憐憫。我也不要聲名。」　　「你準備去犯罪嗎？」　　姑娘低下了頭……』　　「我也準備去犯罪。」。。　　那聲音沒有馬上再發出提問。　　「你知道嗎？」它終於又說道，「將來你可能不再相信你現在信仰的東西，你會以為你是受了騙，白白浪費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這我都知道，反正我要進去。」　　「進來吧。」　　姑娘跨進了門檻，在她身後落下了沉重的門帘。　　「傻瓜！」有人在身後咬牙切齒地咒罵。　　「聖女！」不知從什麼地方傳來一聲回答。　　想不到28年後，門檻後面的路突然走到了盡頭，28年革命， 28年犧牲，要被一筆勾銷，還要被當作「叛徒」釘上恥辱柱，誰能不痛苦？誰能不悲憤？對十九世紀以救世主自居的俄國貴族革命家來說，為自己的信念犧牲就是一切。哪怕是經受並非來自敵人的打擊，也決不為自己當初的信仰而悔恨。而對於組織和領導人民爭取自由與解放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當你發現你被你願為之犧牲的人所懷疑所摒棄，當你發現你所理解的黨的事業與實際發生的事不盡相同，而且你也成為革命的對象時，誰都會感到一陣巨大的心理衝擊。28年差不多是一生的事業，已無可追回，而大廈的主人要把你推出革命的門檻。要麼否定自己：何必當初孜孜以求非要跨進這門檻。要麼憤然前行，向那些也許並不值得向他們證明什麼的人證明你的忠誠。粉碎你的理想，或是為理想所粉碎。媽媽選擇了後者——跨過了生命的門檻。　　自殺為「信條」所禁止，這一點對共產黨人來說和對基督徒來說是一樣的。因為自殺就意味著信念動搖。基督徒之失去信仰至多是因為上帝沒有能及時拯救他；而中國共產黨人的「上帝」在1967年卻折騰自己的信徒！在中國視自殺為軟弱逃避甚至背叛，是近代才有的觀念。傳說中的共工氏，戰敗後怒觸不周山，致使地陷天塌，何其壯烈。三閭大夫屈原憂國憂民，高潔清正，最後懷沙投江永垂青史。就連；「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楚霸王項羽也因無顏見江東父老而自刎於烏江，後人贊為「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人們同情那些不能見容於世俗的清流雅士，讚佩那些將事業與生命溶為一體的英雄豪傑。即使說共產黨員的自殺就是背叛，也不公正。誠然黨的事業沒有失敗，可是黨員個人的生活卻可以失敗。如果自殺者根本沒有損害黨，何談背叛？而那些真正損害了黨、逼死別人的人，卻因為別人的「背叛」而解脫了罪責。媽媽是自殺了，她沒有將那場史無前例的所謂「革命」進行到底，她是懷著對黨的滿腔忠誠「背叛」了黨當時的事業——十五年後黨自己也徹底否定了的那個事業。　　大凡自殺者總是對現實、對生活已經絕望，但絕望者未必都敢自殺。人性中最強的是本能，對生之渴望、對死之恐懼的本能。而人的自殺恰是出自人的理性，出自對求生本能的超越。所以我總想不通人會由於軟弱而自殺。當然與生活的痛苦相比，死確是一種最簡單的解脫。可是生之痛苦終會過去，而死之解脫卻萬劫不復了。況且自殺並非就是一死了之，自殺者總是希望以此來使世人明白些什麼吧。從個人來說，恐怕沒有比自殺更強烈的自我表現手段了。也許是因為媽媽的緣故，我對自殺者總有一種莫名的敬意。人固有一死，也只有一死，今天還活著的人不可能完完全全懂得死，懂得赴死之人的決心。　　三　　媽媽是很理想主義的，她相信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是可以被糾正，被改造的。關鍵在於人，在於人所組成的社會，似乎世界上每增加一個象她一樣不肯容忍不完美事物的人，這個世界就會變得比以前好一些。所以她把個人的意志品質、道德情感看得很重，且嚴於律己，一切都從我做起，由此及彼，鍥而不捨，以求有助於社會的改造。　　媽媽嫉惡如仇，可是對弱小者又總寄予深切同情；媽媽意志堅強，可是又很容易為美好事物所感動；她追求人生的完美很固執，很認真，簡直非到至善至美之境不可；可她又不耽迷於幻想，求實求真，不惜從一件件小事上做起。與她表面上的溫和沉靜相反，她的內心充滿激情。上帝賦於她應激性很高的內心世界，又賦於她控制力很強的意志和理性，因此她總是比別人經歷和感受更多的痛苦與矛盾。我並不想說她是一個完人，我只想表明，如果不僅僅看她在「文革」中沒受到太嚴酷的迫害，而且也看到她一貫的心理傾向。她的死並不是不可理解的。媽媽那種執著追求一以貫之的徹底精神，那種一絲不苟求全責備的認真態度和那種「士可殺而不可辱」的高貴人格，早已在她心中蓄積起了巨大的心理潛能。　　接觸媽媽的人都覺得她身上有一種特殊的精神力量，一種不凡的氣度。在大家閨秀的矜持與蘊藉背後，閃爍著一種似乎在洞察一切的理性之光，而她又像是在為這個被洞察的世界和洞察世界的孤獨自我感到隱隱的憂傷。媽媽很敏感，富於感受性的心靈往往容易陷入痛苦。媽媽又很內向，她從不用自己的痛苦去打擾別人，而是在內心體驗中把這些痛苦練成理想主義的激情和追求真理的智慧。詩人們說，智慧是痛苦孕育出的珍珠。　　媽媽的生和死都不同尋常，她來到這個世界，追尋自己的理想，奉獻出了她的一切，然後帶著矛盾痛苦的感情寂寥而又不安的心境憤然離去。媽媽在投身革命之初就已感到時代要在她與家庭之間演出一場悲劇。之所以是悲劇，因為站在敵對政治營壘中的父女，在道德情感上是相通的。媽媽景仰外公的私德，她盡量不在我們面前提到外公，因為她很難向我們解釋為什麼外公作為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一員，卻並不是小孩子心目中想像的「壞人」。外公的死證明她所選擇的道路是正確的，今後她更可以義無返顧沿著這條路走下去。可是另一方面在感情上總覺得若有所失：外公這樣一位正直愛國的舊式知識分子，可惜走錯了路而成為舊制度的殉葬品。但這還不是悲劇的終結，媽媽投身革命後失去的不僅僅是外公，還有她自己的家庭乃至自己的生命。　　第二道深深的裂痕是她與我父親的離異。其實，我的雙親個性都很強，若不是長達八年風雨同舟的革命鬥爭歷程，他們本不會走到一起的。解放後，左的思想逐漸佔了上風，外部的敵人打倒後，內部的整肅越來越擴大化，我的父親也被捲入。失去了共同的奮鬥目標後，父母之間在個性上的差異顯得更突出。媽媽至死也沒有意識到父親被錯劃為右派是黨的政治路線發生偏差。她依然從道德品質上去歸納，認為是父親的驕傲自大、個人主義使他「犯了錯誤」，走到了黨的對立面。為了使我們將來不受他的影響，堅定地跟黨走，媽媽與父親分手了。父親後來被弄得很慘，特別是在「文革」」中。媽媽要是知道這些肯定會感到痛苦甚至是良心上的自責。人們有時也責怪媽媽，可常常忘記並不是媽媽把父親打成右派的，這件事對媽媽也是非常痛苦，壓力沉重的。直到近幾年我才注意到，媽媽當時雖然給我們改了姓，但卻保留了我們按父親的家譜起的名字。　　人們也許會覺得媽媽過於理想主義，甚至會說她有些左。確實，在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隊伍中完全不受左的思想影響的人幾乎是絕無僅有，我媽媽也並不例外。但是，三十多年來危害最烈的是那種整人害人折騰人的左，這種人毫無實事求是之心，毫無把事情辦好之意，一心想的就是炫耀權力，要別人服從自己，為此可以不擇手段。就他們的本意說，恐怕未必就是真的想辦什麼「超越階段」的事。這是一種虛假的左，應該打上引號的左，帶有封建意識的左。然而，像媽媽那樣嚴於律己和理想主義——恨不能使我們這個社會早日跨入理想之境卻也往往被那些整人害人的人所利用。這在出身於異己階級的知識分子黨員中尤為常見。他們參加革命並非是為饑寒所迫，欺壓所逼，而是出於對他人苦難的同情。對腐敗社會的痛恨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責任感。可惜，在左的思想統治下，多少像媽媽這樣的黨員為自己的階級烙印而苦惱，為自己是抱著理想主義的信念而不是拖著討飯棍加入革命隊伍而羞慚。他們滿懷善良的願望，虔誠地相信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為了使我們這個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的民族團結起來，強盛起來。他們生怕自己的家庭出身會使他們沾染上黨的事業所不需要，所不歡迎的思想習慣和心理傾向。他們願意服從組織，願意進行思想改造，願意到任何艱苦的環境中去刻苦修鍊。他們對自己往往很苛求，可是政治上並不真正贊成左，甚至在內心裡出於本能地歡迎階級鬥爭的緩和。1960年媽媽調離團中央，組織上原來安排她到一所林學院去當黨委書記，可是媽媽不願意。父親的前車之鑒足以說明在當時形勢下，學校工作的複雜性。媽媽是決不肯將己所不欲施之於人的，她從不認為自己比別人有什麼優越，有什麼高明，更不認為自己有權力去決定別人的命運。曾真誠地為民主自由而戰的共產黨人在轉變為統治者的時候，大概都需要克服這樣一種心理障礙吧。媽媽到林業部工作後，我們進了北京育才學校住讀。有一次我惹惱了老師，她竟然命令我把一篇課文抄50遍。我和一位最要好的同學星期天沒回家，到中午時每人都已抄了十幾遍。媽媽終於找來了，老師非常不安，她沒想到我們竟然真的會留在學校里抄書。可是媽媽對我們那種報復老師的心理看得很清楚。儘管自己焦急了半天，可是她卻沒有對惶恐不安的老師說一句責備的話，仍然徵得老師的允許後才將我們領回家。媽媽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個11級的幹部，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普通教育工作者，尊重別人，體諒別人，平等待人。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忠於自己理想和嚴於律己的人與那種專門整人治人的極左派涇渭分明。可惜，現在的人往往會忘記當時具體的歷史環境，往往把超過自己現在思想境界的所有行為和觀念都斥之為「左」，我想這至少是不公平的。　　也許理想主義的人容易受「左」的思想影響，可理想主義並不是左的根源。認清中國的國情，認清變化著的世界，並不是要我們自慚形穢，無所作為，而是要我們痛下決心改變我們的封閉、落後和愚昧，要我們以更切實際的理想去對抗那些曾孕育「左」的思潮的傳統觀念——農民的狹隘，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知識分子的搖擺和「率上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依附關係。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不乏對壓迫的抗爭，卻極少富於成效的改革，流了許許多多血，社會進步得卻很緩慢，像是圍繞著一個封閉的環路在盤旋。一次次農民戰爭勝利，一次次理想主義的改革之花凋殘，新貴們得到了他們原先所反對的特權，不合理的事物卻依然如舊——統治者的現實主義態度與傳統觀念中的宿命論合上拍後一切又都滑入老槽。後代人也許會覺得為了這麼一點進步，是否值得無數英雄為之拋頭灑血？！從這個意義上說，落後的中國需要健全的理想主義精神，不向醜惡事物妥協的精神，以不懈的努力和最有效的方式推動社會進步的精神。　　「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一個人太理想主義了也許就不如通常人那麼練達。一個人為某種理想犧牲得越多，他就越不能容忍別人抹殺這犧牲，歪曲這理想。人對理想的追求本身也是一種束縛。有什麼樣的追求，就有什麼樣的束縛，也就有什麼樣的解脫。這是矛盾，但這是人在特定社會環境中固有的矛盾。　　四　　父母分手後，媽媽一個人帶著我們三個幼小的孩子生活了十年。可是生活的重擔並沒有把她壓倒，媽媽始終是儀錶端莊，沉穩開朗，腰背挺直，步履輕快，毫無半點落寞孤寂的神志和懶散馬虎的倦意。她極愛乾淨，生活簡樸而有規律，工作學習都要有條不紊，處處體現出她對生活的認真態度。　　媽媽很愛我們，但從不遷就我們的任性，她認為那樣的話就會使我們將來只想自己，在她看來理解力與同情心是成正比的，一個狹隘自私的孩子就說不上是聰明。只要有可能媽媽就要送我們去住校，讓我們在集體中獨立思考，獨立生活和與人交往。即便這樣她仍擔心當時我就讀的上海中學裡幹部子女太集中，別成了「貴族學校」。家裡雖然有保姆，可是媽媽仍要我們自己洗衣服，甚至放假回來還要洗自己的被子，即使阿姨後來還得返工，媽媽也堅持要我們這樣做。那時我不會用搓板，只能把被子放在浴缸里用腳踩，冬天的滋味可想而知。媽媽最見不得我們懶散邋塌的樣子，她後來乾脆禁止我們在家裡穿拖鞋和坐沙發。我小學五年級時看小說入了迷，結果媽媽把家裡所有的小說都鎖了起來，她認為我沒有任何生活經歷，看小說就是看個情節，這樣容易使思想變懶、變膚淺。還有一次媽媽檢查我的作文，發現我竟然吹噓自己能「飛針走線」，媽媽逼我把這篇題為《我的雙手》的命題作文（天曉得老師想讓我們寫什麼）實事求是地重寫一遍，我當時心裡可不服氣了，作文也不讓吹牛？這是寫給老師看的呀。從這裡媽媽又看到了我們與工人農民孩子的差距——君子動口不動手，後來非讓我去參加學校的航模小組。甚至就連姐姐不敢劃火柴，我不肯到隔壁人家去借東西這樣的小事，她也要—一糾正：萎靡苟且，羞怯畏縮、自大無能的孩子將來能有什麼出息？相比之下，媽媽總是庇護弟弟，常批評我「恃強凌弱」，為什麼不肯讓他當一次「好人」，「勝利」一次呢？只顧自己痛快，不管別人最要不得。她常常不無遺憾地說她這個少年兒童部部長連自己的孩子也沒有教育好。　　媽媽從小也是受的嚴格家教，所以她也這樣要求我們。另一方面，因為她與父親離異，她對我們愛之更深，教之更嚴，期望也更殷切，在我們那個只有媽媽沒有爸爸的家中，媽媽就是無上權威，她用深沉的感情和高貴的人格引導著我。沒有疾言厲色，沒有淺薄的親呢，媽媽深邃目光中所包含的每一種含義都會直接滲到我們的心底，引起奇妙的心理感應，其效力之大，其無可躲避，很難用語言形容。　　除了我們住校，媽媽也常出差，真正朝夕相處的日子屈指可數。媽媽出差歸來簡直成了我們的節日，我們趴在十一樓的窗台上眼巴巴地望著開進開出的小汽車，對著沒有停穩的電梯大叫大嚷，當媽媽笑著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爭著把小腦袋拱到媽媽的懷裡，媽媽這時也感動不已。媽媽不管走到哪兒都隨身帶著我們的照片，每次信中都要述說她對我們的思念，都要談到外地農村的情況，叮囑我們珍惜現在的生活，努力學習，甚至連我們信中的錯字病句也要—一指出。三年自然災害那段時期，北京的副食品供應之緊張比南方城市更甚，媽媽生活很清苦，已經出現浮腫，可她仍然把僅有的一點油和肉留到我們星期天回家才吃。媽媽是全國政協委員，可她從不到政協禮堂里去買照顧供應的緊缺商品和副食品。後來家裡的熱水瓶差不多要敲光了，她才差我去買過一個熱水瓶。回來我告訴媽媽那裡什麼東西都有，可媽媽嚴肅地說：「那些東西是照顧民主人士的，我們應該和黨同心同德，共度難關。」　　媽媽很愛帶著我們出去散步，只要天氣晴朗，我們可以走得很遠，談學校里的事，談讀過的書，談社會上的見聞，背唐詩，背古文，念兒歌、繞口令，興緻盎然。媽媽並不刻意想教我們些什麼，她總覺得每個孩子天分已生就，只要有適當的學習條件，知識的增長無需強求，倒是他們的品格與為人需要細細地琢磨。媽媽要按照自己的意願培育我們的心靈，就像科學家培育自然界的幼苗。孩子們將來能不能理解她一生的坎坷，特別是與父親的離異，媽媽對此是很計較的。所以儘管我們還不懂這些，但看到我們在她的影響下成長就使她感到極大的欣慰。散步時媽媽常常微笑不語，聽任我們瞎聊亂爭，像是在欣賞清晨小鳥在林間惆瞅……　　1964年暑假，阿姨回鄉了，姐姐和弟弟去了杭州舅舅家，家裡只有媽媽和我。早晨媽媽帶我去機關，把我放在宣傳部資料室里看書，晚上一起散步回家。一切收拾停當，我們就搬著藤椅到陽台上乘涼。媽媽有幾分驚訝又不無幾分驕傲地發現，我已經讀了不少書、懂了不少事、自信心也強些了，成了一個已有幾分陌生的大孩子了。就在這個暑假我考進了上海中學。這一個月的生活，如同一個溫馨的夢境，既朦朧又清明，既充滿活力又幸福寧靜。清晨從我們那十一樓朝東的房間望出去，整個上海都籠罩在金色的霧露中，當時的景象、當時的生活、當時的感受至今仍鮮明地留在我的記憶中。　　我們剛搬到泰興大樓時，十樓的那套房子也沒有住人，那裡有一個很大的陽台，我們吵著要搬進去，可是媽媽怕我們去爬陽台的欄杆，失足跌下去，執意不肯。誰想到，我們倒沒有跌下去，但是我們那金色的少年時代卻和媽媽一起跌了下去，跌得粉碎了……　　五　　「文革」使千千萬萬的家庭逸出了常規，狂熱的「紅衛兵」運動使我們這些少年幾乎在一夜之間長成為大人。可媽媽卻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她默默地聽我們辯論學校里和社會上的運動，不安的心情明明白白地寫在臉上。對這場運動她的感情和良知是無法接受的，可是她的黨性和理智又使她無法反對它。她生怕我們隨波逐流走上錯誤的道路，可是她又無法告訴我們哪一條路是正確的。媽媽一定想過：萬一她受到衝擊，在她與家庭之間又要上演一場悲劇。她渴望孩子們理解她，可她又決不願讓孩子們以為是黨錯了，那樣孩子們會想，如果是黨錯了，那麼黨也許不止是今天在她的問題上搞錯了，而且可能以前在別人的問題上也搞錯了，比如在父親的問題上……條條道路似乎都通向否定，否定自己的現在，或否定自己的過去。十年來媽媽一直教育我們要相信黨，堅定地跟黨走。她不無悲哀地自問：如今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這些話怎麼能不算數呢？如果連自己為之奮鬥近30年，為之拋棄了一切的黨現在都不相信自己了，那麼十幾歲的孩子理解或不理解又有什麼兩樣呢？媽媽在矛盾與痛苦中沉默著，眼睜睜地看著狂暴的「冰雪女王」擄走她的孩子，而自己竟不能用一聲發自內心的呼喚留住他們。　　「一月奪權」後，學校成了造反派的天下。九至十月間，我們幾位同學為了逃避當時的派性鬥爭，趴火車到外地轉了一個月，歷盡艱險，差點連命也搭上。回到上海還沒出站就被扣留了，最後總算從家裡湊了點錢把我們贖了回去。我們五、六個骯髒疲憊的男孩子剛在我們家裡漱洗休整完畢，正在額手稱慶，媽媽回來了。他問明了情況，狠狠地批評我們，說我們「非法串聯」，完全是「搞無政府主義」，破壞了「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當時我在夥伴們面前真下不來台。這一個月媽媽擔心極了，現在總算看到我回來了，又生氣又傷心，好幾天都不理我。看到媽媽還是那麼嚴格，那麼正統，我還以為家裡沒有什麼事呢。其實機關里的造反派和北京來的「抓叛徒」的紅衛兵已經來抄過家了（他們以為會抄出一些陳佈雷的文稿），機關里收繳了媽媽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袖章，並開始審查媽媽解放前被捕的問題。當時機關里的造反派還沒有太難為她，她白天在機關里「觸及靈魂」，晚上還讓回家。媽媽開始也以為造反派們不過是從《中央日報》上看到蔣介石夫婦接見陳布雷遺屬的照片與報道，以此來大作文章，可是後來聽造反派說：從剛抄家抄出的陳布雷日記中「發掘」出了「陳璉秘密自首」的新「證據」時，媽媽知道自己在劫難逃了。媽媽無從了解外公在日記中會寫些什麼，即使她自己相信可以問心無愧，她也無法肯定：按當時的標準組織上會不會把她們父女間的談話視為秘密自首。多少年來她太相信組織了，也太怕失去組織的信任了。對真誠的人來說最可怕的精神迫害就是被懷疑，它無孔不入，足以令人瘋狂，足以誘發自虐心理。因懷疑所引起的痛苦，無從捉摸，無處申辯，也無法排遣。　　幾天後，媽媽來找我了。她的神情有些異樣，平靜中摻著幾分痛苦，幾分無奈甚至是幾分揶揄。我開始以為她還得訓我一頓，不料說了幾句後她忽然問：「你聽說了關於媽媽的什麼事嗎？」我茫然地搖搖頭，心中一陣恐慌：又有什麼事了？「你姐姐已經問過我了……」媽媽看了看我，「你不想知道嗎？」「……是不是關於陳布雷？」我囁囁懦儒，極不情願地反問一句。「唉！」媽媽輕嘆一聲，未置可否，考慮著怎麼樣跟我談。她原以為我會一句句地問下去，可誰知我卻極力閃避，像是我在受審查似的。過了半晌，她忽然問：「你到北京，去看你父親和你姑姑了嗎？」「沒呀。」我心裡又是一陣恐慌。過去只有當我們使性子不聽話惹她生氣時，她才說：「你走吧，找你父親去吧，你不聽我的話，我們家裡不要你。」這次顯然不是恫嚇，也許是要談被捕的事，勾起了她對往事的回憶和對父親近況的牽掛。甚至地可能還想到萬一她倒下了，不知父親那裡的處境能否允許他給我們一點照顧。…·媽媽被自己的提問引入了深長的思考。那時我很忌諱人們提到我有一個右派爸爸，更不敢想媽媽也忽然成為「有歷史問題」的人，與媽媽作這樣的談話，我難受極了。媽媽看到我這付忐忑不安。木然枯坐的樣子，知道我已經感覺到發生了某種事態，卻並不想，或者說不敢追問下去。媽媽心裡一定覺得我很可憐：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就變得這麼軟弱。看來這次談話是難以為繼了。這樣也好，誰知道將來組織上是個什麼樣的說法呢？只要讓孩子們有個思想準備也就行了。最後媽媽說：「我被捕前後的表現，1949年組織上就已經審查過，早已作過結論。這次文化大革命要觸及每個人的靈魂，組織上還要再審查，我們也應該愉快地接受—…·你要相信你媽媽會老老實實地向組織上講清楚自己的問題。你也要相信你媽媽是對得起黨，是問心無愧的……」說到這裡媽媽有些激動，她定了定神，字斟句酌地說：「萬一有人說媽媽有什麼問題，你們也要有思想準備，要相信組織上最終會把問題搞清楚的，有一條不能動搖：不管媽媽有沒有問題，有什麼樣的問題。你們一定要聽毛主席的話，跟黨走……」當時媽媽的神態平靜而親切，口氣盡量緩和，倒象是在安慰和鼓勵受了刺激的我。媽媽怕我從外地帶回虱子，叫阿姨把我的毛衣都煮了，我只穿了件空心棉襖坐在那裡。媽媽的話讓我從心裡往外發冷。　　這以後，家裡又恢復了沉重的平靜。媽媽早出晚歸，儘管內心的痛苦如倒海翻江，但表面上仍平靜如常。當時我根本不知道有「秘密自首」的說法，我以為媽媽出身不好，難免要受點衝擊，可她到底革命了30年，造反派們不能把她怎麼樣的。媽媽有時太認真，可能言過其實。她是我們心目中的偶像，她是最光明磊落的人，所以誰也沒想到她會去死。　　從外地回家後，我還是不願意去學校，每星期去轉一圈就回家。媽媽見我老是在家裡晃來盪去，又看不下去了，幾次要我回學校去參加「鬥批改」，我幾次敷衍著。媽媽終於發火了，說我非法串聯回來還搞無政府主義，說我飽食終日，不務正業，對不起貧下中農種的糧食。我說到學校里也是混日子。「狡辯」媽媽越說越氣，非要趕我走。臨出門還說了一句「沒事別回來。」「不回來就不回來」。我一賭氣走了。想不到這竟成了我和媽媽的永別！　　1967年11月19日是個陰沉沉的星期天。那天我果然沒有回家，和幾個家裡住得太擠的同學在學校里打牌、釣魚、東蹓西逛，百無聊賴，心神不寧。半夜裡，漆黑空蕩的走廊上忽然傳來一個女人凄切的哭喊，是在叫我的名字，像招魂一樣，可怕極了。我起先以為是夢境，後來同屋的同學開了燈，也在叫我。看見燈光我家的阿姨摸了進來，她不知道我住在哪一間宿舍，又急又怕，哭喊起來。「家裡出事了！你媽媽生病住院了！」最先趕到現場的姨父教她這樣說。我驚呆了，不祥的預感把我攝住：一定發生了可怕的事。可我竟然想不出是什麼樣的事。焦急和恐懼已把神經道路阻斷。而大腦正在調動起每一根神經去感受那即將面對的慘劇……門外凄風苦雨，寒氣逼人。在暗灰色的天幕映襯下，柳樹的枝條在寒風中狂舞，像千萬隻向你伸來的魔爪……　　我怎麼樣回到家，家裡有誰，在幹什麼，我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天亮後，我們到了殯儀館。媽媽靜靜地躺著，穿著新衣服，額角上有一處青腫，臉色蒼白雙唇緊閉，好像強咽下了所有的痛苦……又到了晚上，我們幾個孩子還有保姆，擠在一間屋裡。誰也不敢睡。直到我們實在熬不住睡了一覺以後，麻木的腦子才漸漸開始領會在過去的這一天一夜中所發生的事的真正含義：媽媽永遠離開我們了，再也不會回來了……　　八　　阿姨後來告訴我，媽媽那天問了好幾遍：「必大為什麼沒回來呀？」儘管媽媽也許只是想再見上我一面，可如果我那天回家的話，媽媽也許就不會死？我覺得就像是我害了媽媽一樣！　　為什麼當初媽媽非要趕我去學校？難道她真相信「鬥批改」沒有我就不行嗎？當然不是。媽媽是故意把我支走的。在她生命的最後時刻，她仍然顧慮著怎麼才能儘可能地在我們心中保留下對黨的信仰。所以當她要跨過生命門檻之時，她不希望我們在身邊。　　任何不幸的結局都可以用偶然事件來解釋，而每一個偶然事件又可以用別的偶然事件來解釋。當所有這些事情聯結在一起時，人們就覺得這幾乎是必然的了。　　我想：如果媽媽1957年不離婚，或者1962年不去上海，那她在文革中就不會死了。如果爸爸在1957年不被錯劃成右派，那你們就不會離婚了。再進一步說，爸爸要是在1949年不受到錯誤的處分，1957年就不會被打成右派。而如果爸爸和媽媽1947年不被捕，那麼爸爸在1949年就不會受處分。再往前追溯，如果爸爸在1947年4月之前離開北平去解放區，也就不會被捕了—…·啊，命運，你就是人們無法解釋的遭遇。我的父母在革命生涯中所遇到的所有坎坷和挫折似乎都指向著1967年11月19日這個悲慘的日子。在這個因果鏈鎖中只要有一個環節上出現了另一種完全可能出現的情況，最後的結局就很可能不同。可是沒有。就連我在那個星期天也應該回去而沒有回去……　　媽媽死後，我們靠從媽媽留下的一點存款中每月支取20元生活費維持生活，且每次都要得到機關造反派的批准，如同是領受他們的恩惠。一年後我們被掃地出門，傢具房子被　　收掉了，僅剩的一點東西也變賣了，姐姐去了吉林，我和弟弟去了雲南。家就這樣解體了。　　在開始寫這篇文章之前，長輩們希望我們能正面談談媽媽對我們的愛護與教育，可說實在的，沒有什麼教育能比媽媽的死對我們的影響更大了。「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魯迅），我們當時就是懷著這種悲憤心情踏上了飄泊天涯的生活之路。我們漸漸克服了怯懦，學會了仇恨和與人對立，反正我們已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我們喝酒，鬧事，即便在政治上「出格」「犯規」，捅了老虎屁股，也只為了能刺激一下那麻木的毫無希望的生活。我們被捆綁過，被批鬥過，被無數次地「教育」「挽救」過，可是那種孤傲，倔強和絕望的心情卻很難扭過來。媽媽的死給我們的生活定下了不甘寂寞，不甘沉淪，不甘聽憑他人擺布的基調。　　我們不知多少次夢見媽媽沒有死，不知多少次從夢中哭醒。在集體戶的油燈下，在車間的熔爐旁，每當我凝視著跳動的火焰，就覺得媽媽像沫若先生詩中的火鳳凰；它詛咒這世界的污穢，嚮往年輕而新鮮的生命，化為火的精靈，又從死灰中更生……有時想媽媽想得太苦，又會怨恨媽媽，竟然忍心撇下我們三個孤苦無依的孩子。那時我總想不通：既然連死都不怕，為什麼怕活著被人誣為「叛徒」？要是我，我就要和那些迫害我的人以死相拼！真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理想可言，也沒有責任感可言，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事等著要我們去做，也沒有人在期望著我們做什麼。我們這些小小「賤民」（當時叫「可教育好的子女」）掙扎著，只是為了證明我們並不是可以隨便輕視或只配讓人可憐的—……　　人不怕死並不難，難的是能為超越自身的理想去死，終有一天我們也要跨過那氣象森嚴的生命門檻。古人詩云：「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個土饅頭」，似乎人的一生無需拘泥，又似乎人的一生非得認認真真地過。媽媽的生命之河早已匯入大海，可是那首昂揚的理想之歌仍在天際回蕩。我們在這播種了痛苦與希望的大地上倘佯。如同是恣情任性又不知所終的潺潺小溪，循著媽媽留下的蹤跡去發現新的人生與新的世界。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