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真正的危險在於，中國的資源脆弱性、維權意識和恢復自己在東亞地區歷來主導地位的決心，將使本地區各國對中國行為的擔憂加重，並引起美日兩國的對抗性反應。
原文：An Asian Security Standoff
作者：Alan Dupont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人們很少能預料到歷史上的關鍵時刻，對於體系性的變化更是如此。但東亞現在有明確無誤的跡象，表明面對中國的新挑戰以及美國和日本的相對衰退，美國主導下的舊秩序再也不能維持下去。如果美國外交政策不能適應這些新的權力現實，或者中國不能適應美國和日本的長期利益，可能會危及備受讚揚的亞洲世紀所帶來的希望，使東亞恢復到其血腥和分裂的過去。在這個關鍵地區出現的局面將產生全球性的後果。由於經濟和軍事實力的所在地發生決定性的轉移，從大西洋轉移到太平洋，很顯然，東亞對國際秩序從未具有如此核心的重要性。從未有過地，世界上的三大卓越國家——美國、日本和中國——全都是亞太地區的大國。如果舊的秩序突然崩潰，這會令每一方的代價大大提高。
將近七十年來，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一直構成這一秩序的基礎，這可以追溯到二戰結束日本戰敗之時，並於四十五年以後由於蘇聯解體而得到加強。冷戰期間，由於有關蘇聯軍事實力的臆想和現實，美國在東亞的優勢地位遭到破壞。此後，在一個短暫的"單極時期"，"美國似乎能夠隨心所欲，而不用擔心具有同等實力的競爭對手或起抗衡作用的聯盟。回想起來，喬治·沃克·布希總統的第一任期可能被視為美國主導下的和平的巔峰。從那時起，美國一直在走下坡路，它被十多年的戰爭、陷入困境的政治制度以及仍在逡巡徘徊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所削弱。奧巴馬總統的重返亞洲計劃、讓這一地區不受國防預算削減影響的努力，不能掩飾一個清醒的現實，即美國影響東亞的能力已不如從前。
雖然日本一度被視為美國在東亞地區聯盟體系的可靠北方支柱，並由於其可靠性和活力而受到稱讚，但其二十年來的政治和經濟萎靡不振則是舊秩序弱化的一個主要原因。2011年遭到海嘯重創的福島核電廠近乎崩潰，可以被看作是日本日益內向型的政體受到腐蝕的隱喻。該國缺乏信心，並被一系列國內問題所困擾。領導能力方面的一潭死水使美國難以重振與日本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使之無法確認日本的發展方向。這反映在沖繩的重要海軍基地搬遷未能達成協議上。儘管日本仍然是一個重要的經濟體，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已二十多年沒有增長，該國2011年遭受的屈辱是，它被中國所超越，後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由於人口老化和萎縮，日本面臨的前景是淪為二流的東亞地區中等強國，除非它可以恢復失去的銳氣和目的。
但華盛頓喪失影響該地區事務無與倫比能力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崛起。中國擁有14億人口，超過其他東亞國家和美國的總和，它是一個龐然大物，千年來在亞洲一直是主導國家，現在也毫不掩飾其恢復從前地位的渴望。這些夢想不再是幻想，因為現代中國擁有實現這些夢想的戰略影響力，其人口和經濟使法西斯德國、日本帝國和蘇聯——它們是美國實力從前的挑戰者，最終被征服——相形見絀。中國的重新崛起所帶來的戰略挑戰的複雜性和嚴重性，是美國，就此而言還有其他東亞國家所未曾體驗過的。主要的未知數是中國領導人將會採取的道路。人們經常以過於直白和簡單的措辭，把這個道路說成是在一個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和一個修正主義國家之間二選一。事實上，中國很可能是兩者兼具，既遵循國際體系的規範，但在其核心利益與這些規範相衝突的情況下除外。
雖然早就有預測——實際上，早在90年代中期，美國的政策規劃者就提出了有關這些戰略性影響的警告——但中國在東亞地區新近的卓越地位受到了最近發生的兩起跨時代的事件的推動，一起是金融性的，另外一起是地緣政治性的。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使許多中國人相信，美國正處於衰落之中，正受到帝國過度擴張和入不敷出的損害。這種看法也許言過其實，但由於美國對中國負債超過一萬億美元，令美國顯然陷入了一種明顯不舒服的境地，被看作其主要競爭對手的金融附庸。看到美國在金融上的薄弱性顯然使中國領導人變得有底氣，在有爭議的地方特別是在東亞謀求超越美國的地緣優勢。最令人擔憂的是，北京顯然決心要積極捍衛其對東中國海和南中國海上有爭議的島嶼、水域和資源的領土要求。中國與日本和印度等其它亞洲大國的關係越來越經受著考驗。許多東南亞國家擔心，由於中國在經濟和軍事方面日益強大，它在地區平等問題上只會說說而已。在過去的兩年中，中國宣布以其名字命名的南中國海為"核心利益"，並明確表示它將繼續支持好戰的朝鮮政權，儘管這個特立獨行的國家一再挑釁和侵犯國際準則。
關於中國未來的軍事意圖，最令美國和該地區各國擔心的問題是其野心勃勃的"遠海防禦"戰略，旨在儘可能迫使美國海軍遠離中國海岸。中國一心要把其三支沿海艦隊變成一支真正的藍水海軍，能夠控制西太平洋，最終在中太平洋和印度洋投射巨大的海上力量。北京的戰略目標似乎是一種具有中國特色的門羅主義。它正在迅速獲得實現這一宏偉目標的實力。從中國的角度來看，這具有完美的戰略合理性。畢竟，如果在19世紀，崛起中的美國能夠制訂一項門羅主義政策，作為阻止其它強國進入西半球的一項遲鈍而有效的工具，那麼21世紀崛起的中國為什麼不應當在西太平洋謀求相應的結果？問題是，北京阻止美國海軍前進的決心威脅該地區的力量平衡穩定，不僅令與美國而且與日本的緊張關係升級。
中日關係已經陷入了緊張狀態。雙方看來都無法捐棄前嫌，這種情緒影響著其當前的行為，排除了任何真正和解的可能性，儘管日中貿易蓬勃發展，經濟相互依存程度不斷增加。這些潛在的緊張關係不時地爆發，暴露出兩國之間的嚴重失和，凸顯造成失算的可能性。最近發生的最為嚴重的事例是在2010年9月7日。當時，東中國海上有爭議的釣魚島（亦稱尖閣列島）的歸屬問題所引起的緊張局勢惡化為嚴重的對抗，一艘中國拖網漁船故意撞翻了對其進行追捕的一艘日本海岸警衛隊船隻。中日關係因此陷入了二戰結束以來的最低點。民意調查顯示，雙方相互之間的不滿情緒極為高漲，87％的受訪日本人和79％的受訪中國人認為對方國家"不值得信任"。整整79％的日本人認為中國是個軍事威脅。
如果根據這些活動推斷，中國企圖與美國和日本進行軍事對抗，或者中國能夠取代美國成為該地區最有影響力的大國，那是錯誤的。但中國新的自信心顯示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挑戰現存的秩序以及從前的優勢國家的領地，所不可避免地造成的結構性緊張。按照哈佛大學理查德·羅斯克蘭斯和北京大學賈慶國的文獻記錄，過去的五百年間，七場對現存秩序的霸權挑戰中有六場導致嚴重的衝突。我們還知道，渴望成為霸主的國家和現任霸主之間強有力的經濟與貿易聯繫本身並不會使衝突的風險減少，正如英國和德國一個世紀以前所顯示的。當時，兩國不斷加深的經濟相互依存度沒有阻止他們於1914年開戰。因此，一項嚴重的錯誤是斷言，中美兩國之間的不斷加強的關係使彼此之間的軍事衝突不可想像。
一些自由派認為，中國的獨具特色、文化特徵和歷史經驗使之與別國相比具有較少的內在的侵略性。根據這種觀點，"中央帝國"是一個別具一格的國家，按照不同的外交政策曲調前進。然而，認為中國與西方或東方國家相比，歷來就具有較少的侵略性或擴張主義色彩，這種看法經不起推敲。與許多強大的國家特別是美國一樣，中國具有領土擴張和征服或者脅迫鄰國人民和鄰近國家的悠久傳統。雖然與歐洲殖民主義的性質不同，但中國的朝貢國家體系的最後階段一直是把一個宗主國君主強加給鄰國人民和政體。而今天，其它亞洲國家的人們並沒有忽略這一點。雖然北京把恢復與台灣的統一和安撫西藏看作對祖先留下的、由於外國人背信棄義的干擾而喪失的土地重新行使中國的主權，但是可以得出一項截然不同的結論：北京對台灣和西藏的政策反映了中國可能會對更廣泛的地區採取行動。當然，中國的復仇主義絲毫也不會使人們相信，與美國統治下的和平相比，中國統治下的和平會明顯地更加公平、穩定與愛好和平。
但是，如果中國統治下的和平缺乏吸引力，而美國統治下的和平按照目前的形式無法維持下去，那麼東亞地區可能會出現什麼樣的新秩序，能夠維持和平並滿足該地區所有國家的願望？一種可能性是建立一個"亞洲同盟"。亞洲同盟者從後拿破崙時代歐洲大國達成協議、主導十九世紀大部分時期獲得靈感，他們堅持認為，在沒有一個主導國家的情況下，歐洲同盟的當代亞洲版本最有希望帶來地區和平和穩定。然而，要想具有可信性和持久性，有權參加談判的就只有最強大的國家。五個明顯的候選國是美國、中國、日本、印度和印尼。
這一模式的一個明顯的問題是一種可疑的假設，即東亞的小國會欣然同意，讓大國來裁決它們個別的或集體的利益。這有悖於20年來東亞地區主義的整個發展方向，其重點在於賦予小國權力，以及對本地區安全問題的集體管理。這也忽略了伴隨著法利德·扎卡利亞所說的"其餘國家的崛起"，權力在全球範圍的擴散。中等強國要求在地區與國際事務中享有更大的發言權。它們不會輕易接受恢復過去的大國主導狀況的任何做法。此外，大國也很難同意接受在亞洲同盟所設想的某種總管角色。日本過於虛弱；中國不願意，其政治價值觀也過於不同；印度專心處理本國問題；印尼的地緣政治野心只限於東南亞；美國既沒有願望也沒有資源來承擔起亞洲的加強版領導者角色。
而認為美國應當接受不可避免的結果，把中國當作一個相等國家與之共享權力，這種論點又如何呢？並駕齊驅的G2（兩國集團）將會是A2（亞洲兩國集團），使北京和華盛頓劃分該地區的勢力範圍，其方式很大程度上與美蘇兩國在冷戰初期管理政治上分裂的歐洲時差不多。雖然美中兩國之間的權力共享具有表面上的吸引力，因為其有希望和平過渡到一種新的國際秩序，但是這種共享不大可能成功，原因有二。第一，沒有任何美國政府，無論其政治色彩如何，會把權力拱手讓給中國，就像中國反過來也不會這樣做一樣。第二，中國新的大國地位並不是沒有障礙的，其長期持續也沒有保障，因為中國面臨著環境、資源、經濟和人口方面的嚴峻挑戰，更不用說其對手美國沒有顯示出陷入長期衰落的任何跡象，儘管目前遇到了種種經濟陣痛。北京可能比自己所揣測的更早地面對這樣的前景：重新振作的華盛頓決心重申其戰略利益。
因此，問題是：中國和美國如何才能確保良性競爭不會讓位於一種根深蒂固的、加劇現有的不安全感並造成嚴重衝突的流血思維。這可能是困難的，即使不是不可能的，如果北京維持其目前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政治和軍事戰略的話。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中國有權實現軍隊的現代化，維護其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北京堅持其在東海和南海的領土要求的做法適得其反——疏遠了鄰國，提高國際上對中國的戰略野心的關注度，引發該地區的對抗性行為。中國對美國在東亞地區海上實力的挑戰觸及了美國的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即繼續保持太平洋的海軍優勢不僅對美國的安全、而且對美國作為全球傑出大國的地位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而這種情況幾乎肯定會引起軍事和政治上的抗衡。
這裡的問題在於，北京解決敏感的政治和主權問題時經常採取嚴厲、強硬的官方說辭，並且政府願意接受、有時甚至助長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這些都加劇了與美國和日本的糾紛，並使糾紛複雜化。一個更加多元化的和全球關聯的中國將意味著，外交政策不再是政治局常委以及外交部和國務院中一小撮為外交政策提供支持的精英的專有領地。通過聊天室、博客和互聯網網站所表達的民族主義情緒，使得中美和中日關係的處理複雜化，也更加難以預測。當然，任何國家都無法避免被競爭對手妖魔化，正如美國80年代"抨擊日本"的做法所證明的。但是，極端民族主義的夢魘在中國產生了嚴重破壞穩定的作用。在那裡，聳人聽聞和煽情的報道經常與西方小報相關，使得中國領導人很難不去諷刺美國的意圖和能力，而不是對其進行細緻入微的評估。如果北京尚未為新聞自由做好準備，它就必須為受控媒體的情感爆發承擔責任。
與此同時，美國面臨的挑戰是制訂一項更加協調一致的戰略，明確承認北京在資源方面的憂慮和因此而產生的承擔更大責任保護西太平海上通道的需要。對於中國最近表現出的比較獨斷的行為，西方的種種解釋都沒有認識到的是，北京的經濟嚴重依附於這條至關重要的航道，它是國際貿易的一條主要渠道，並蘊藏著豐富的礦藏和寶貴的海洋生物。到2030年，中國多達80%的石油和多達50％的天然氣將通過馬六甲海峽從海上進口。而馬六甲海峽是一個傳統的海上咽喉要道，航道狹窄而水淺，每天都有大量輪船通過，而且容易被封鎖或者環境堵截。
中國的能源進口的增長率是史無前例的。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該國已經從一個石油凈出口國轉變成凈進口國，55%以上的石油通過進口，原油進口僅在2010年就驚人地增加了17.5%。這種資源的脆弱性給中國的決策者帶來了很大的壓力。他們除了擔心恐怖主義、海盜活動和本國能源供應遭到環境阻塞之外，還敏銳地意識到，自己的主要競爭對手對馬六甲海峽和西太平洋絕大部分海域享有有效的海上控制。國家主席胡錦濤2005年談到所謂的馬六甲困境，第一次對此表示不安。中國官員此後一直明確表示，中國不再準備把西太平洋的海上航道安全外包給美國海軍。因此，無論美國和日本喜歡與否，中國海軍的航海信號旗將更為頻繁的在西太平洋和馬六甲海峽南部出現。這是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和戰略重要性的一個自然結果，正如20世紀初期美國海軍的出現預示著美國作為大國的崛起。
另外一種危險在於美國的行為及其對中國所採取的做法的種種矛盾。20年來，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令人困惑地混雜著接觸、合作、競爭、避險行為和有關中國國內政治結構的說教。由於對北京的不滿和敵意不斷增加，美國政府面臨著挑戰，即確保中國不會成為美國國內政策失誤的替罪羊，或者取代蘇聯成為戰略上新的假想敵。任何妖魔化中國的企圖對於美國在東亞地區的戰略利益都會適得其反。這將削弱中國領導層中的溫和派，招致相應的反應而加劇已存在的緊張關係。
美中兩國如何處理彼此的關係所產生的戰略意義將會遠遠超出東亞地區範圍。隨著競爭加劇，防止衝突升級並非易事。這未必是因為北京尋求領土擴張、已經成為一個修正主義國家、或在價值觀問題上與華盛頓有嚴重分歧。這些問題大體上是可以控制的。真正的危險在於，中國的資源脆弱性、維權意識和恢復自己在東亞地區歷來主導地位的決心，將使本地區各國對中國行為的擔憂加重，並引起美日兩國的對抗性反應。這可能是半個世紀前美國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肯尼斯·華爾茲所闡述的傳統安全困境在當代的呈現：在謀求通過建設強大軍隊來增強自己安全的過程中，大國往往令其他每個人感到更不安全，因為這種軍事力量經常被視為潛在的威脅，而不是一項合理的防禦措施。
目前，中國嘗試通過"探測周邊"來考驗華盛頓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決心，業已導致美國可以預見的強烈反應。美國海軍和空軍正在制訂計劃，以採取一項新的"海空作戰"戰略，從而抑制中國導彈的強大實力，並使之變成瞎子。這項戰略在華盛頓正迅速獲得政治上的吸引力。而這種情況不需要費多大勁就可能演變成一場全面的軍備競賽，將對中國不斷增強軍事力量感到擔憂的其它國家捲入進來。要想避免最糟糕的結果，就必須長期承擔增進信任和預防性外交的責任，並建立一個有效的風險管理體制以防止本地化的糾紛和事故升級成為大範圍的重大衝突。
總之，東亞舊秩序的解體在該地區造成了一種脆弱的力量平衡，而中國在本地區的野心則使這種平衡產生了內在的不穩定性，儘管這種野心也許是可以理解的，而且美國抱有同樣可以理解的決心要儘可能地維護自己在該地區舊有的主導地位。在這個全球急劇變化的時代，兩國能否成功地應對這種脆弱的過渡，從而維護地區力量平衡的穩定性，仍是擺在亞洲以及全世界面前的一項核心問題。
Alan Dupont 為澳大利亞悉尼的新南威爾士大學國際安全教授、國際安全與發展學院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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