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研究】趙明誠、李清照與《金石錄》研究　■臧新義

趙明誠、李清照與《金石錄》研究

臧新義

　　宋代學者趙明誠的《金石錄》，是北宋以前傳世鐘鼎碑版銘文的集錄和考訂專著，在我國金石研究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

　　趙明誠（1081—1129），字德甫（又作德父），密州諸城（今山東諸城）人。宋徽宗崇寧年間宰相趙挺之第三子。少喜收蓄前代石刻。為太學生，以父蔭入仕。趙明誠21歲尚在太學讀書時，與李清照結婚。崇寧四年（1105年）十月授鴻臚少卿。大觀元年（1107年）三月，趙挺之去世，遭蔡京誣陷，被追奪贈官，家屬受株連。大觀二年（1108年）趙明誠與李清照歸青州故居，廣求古今圖書、遺碑、石刻。宣和年間趙明誠先後出任萊州、淄州知州。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年）起知江寧府。建炎三年（1129年）移知湖州，未赴，病逝於建康。妻李清照，以詞名世，在金石學方面，與趙明誠有著同樣的志趣和修養。夫婦兩人窮年累月，悉心搜求，摹拓傳寫，不遺餘力。經過20多年的努力，積得三代以來古器物銘及漢、唐石刻凡2000卷，並為之考訂年月，辨偽糾繆，寫成跋尾502篇。

　　《金石錄》共30卷，前10卷為所收銅器銘文和碑刻拓本的目錄，按照時代先後順序排列。後20卷就所見鐘鼎彝器銘文款識和碑銘墓誌石刻文字，加以辨證考據，對兩《唐書》多作訂正。石刻目下均註明立碑年月和撰書人名。

　　李清照中年喪夫，創巨痛深。為了實現趙明誠的宿願，紹興二年（1132年），李清照寓居臨安，開始對遺稿進行最後的筆削整理。因趙明誠生前已寫了《金石錄》的序文，李清照兩年以後又作了篇後序，這篇《後序》，集中筆墨詳細敘述了李清照夫婦二人所藏金石書畫等聚散的經過，抒發了作者悼念亡夫、追思故物的心情，也被視為李氏的一部自傳，在研究李氏的生平等方面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根據前人的記載，我國古代對於金石遺文的研究，在三國魏時已發其端。閻若璩《潛邱劄記》卷二云：「魏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送女器，有犧尊，王肅以證『婆娑』舊說之非……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下得白玉琯，乃以玉作，傳至於魏，孟康以證《律曆志》『竹曰管』說之未盡。」可見當時學者已將出土古器用於舊籍的考訂，但還沒有人專以此學名家的。南朝梁元帝《金樓子·著書篇》載其有《碑集》十帙百卷，可惜書早亡佚，內容已無從考見。到了北宋初年，由於統治者的重視和提倡，士大夫中私塾藏器之風日盛，其僅見於《金石錄》所載，就有宗室仲爰、仲忽，舍人蔡肇、祖擇之，丞相呂微仲、王禹玉，內翰趙元考，學士晁無咎，公卿楊南仲、蘇翰林、宋莒公，以及洛陽趙氏、劉氏，岐山馮氏，穎昌韓氏，蜀人鄧氏，方城范氏，南京蔡氏等二十餘家。與此同時，亦出現了幾部有影響的著作，如劉敞的《先秦古器圖》、呂大臨的《考古圖》、李公麟的《古器圖》、王黻的《宣和博古圖》，以及歐陽修的《集古錄》等，使金石研究逐漸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以上諸書，前四者所載只限於鐘鼎彝器，而《集古錄》則金文石刻兼收並蓄，「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集古錄自序》），凡所集錄達千卷之多，跋尾亦在四百篇以上。它的問世，對於當時方興未艾的金石考古之學起到了承先啟後的作用。趙明誠的《金石錄》，正是在繼承前輩學者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耕耘，發揚光大，成為有宋一代金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金石錄》的價值和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補正前賢的闕失。成書於北宋中葉的《先秦古器圖》《考古圖》和《集古錄》等著作，在金石研究上是有著開創之功的。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和作者主觀上的原因，它們在考訂年月、論證銘文內容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錯誤和缺陷。趙明誠對此一一作了認真的考辨，其中對歐陽修《集古錄》的補正最多。例如：《漢沛相楊君碑》，《集古錄》云：「碑首尾不完，失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賜子彪，皆有傳。又雲，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亭侯。又雲，少子奉，奉子敷，敷子眾。又有彪子修。楊氏子孫載於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為何人也。」歐氏唯知徵引史傳，史既失載，即以其名為無可考見。而趙氏《金石錄》則別引《楊震碑》云：「沛相名統，震長子富波侯相牧之子也。」僅此一語，足以使歐氏之疑團頓釋。又如：趙氏在卷十五《漢倉頡廟人名》跋尾中，以《後漢書·百官志》及本注所載，論定「有秩」為鄉吏之稱；在卷十九《漢永樂少府賈君闕銘》跋尾中，以漢史及石刻所載，考辨西漢以來太后、皇后官屬「止用宦者」說之非，都補正了《集古錄》的闕失，反映出趙明誠在金石學和史學方面的深厚功力。南宋學者朱熹認為，趙明誠的《金石錄》，比起歐陽修的《集古錄》來，「序次益條理，辯證益精博」（《家藏石刻序》），當是比較公允的評價。

　　2.考訂舊籍的謬誤。趙明誠在《金石錄序》中指出，歷代史書有關人物的「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柢梧十常三四。蓋史牒出於後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因此他在《金石錄》跋尾中充分運用「以器物碑銘驗證前史」的方法，考訂了傳世舊籍中存在的大量訛謬。例如：關於觚的容量，《周禮·考工記》雲「爵一升，觚三升」；漢儒則以為「爵一升，觚二升」。趙氏以出土之觚相量，適容三爵，與《考工記》正合，從而否定了漢儒的說法。又如：《後漢書·黨錮傳》「南陽宗資主畫諾」李賢注云：「宗資字叔都……祖父均，自有傳。」查《後漢書》別有《宋均傳》而無《宗均傳》，「宋」當為「宗」字之誤。趙氏根據《漢司空宗俱碑》和《漢宗資墓天祿辟邪字》二碑的銘文，以及《後漢書·靈帝紀》《姓苑》《元和姓纂》諸書，詳加論列，去疑存真，糾正了這一訛謬。此外，在全書各卷跋尾中，他都依據碑銘墓誌，對《漢書》《三國志》《晉書》《魏書》《周書》《北齊書》《北史》以及新、舊《唐書》中的錯誤不實之處，一一作了考訂。其引證的翔實、立論的精闢，對於後來的史學、考據學、文獻整理學乃至文字訓詁學等研究，都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3.錄存重要的史料。趙明誠在《金石錄》中錄存的史料，大致分為兩類，其一是歷代碑銘墓誌所載人物的生平行歷、遷官次第及氏族世系等，其不見於經傳者，可以補正史之不足。例如：他在卷二十五《周孔昌寓碑》跋尾中列述了孔氏族系之後說：「唐以前士人以族姓為重，故雖更千百年，曆數十世，皆可考究。自唐末五代之亂，在朝者皆武夫悍卒，於是譜牒散失，士大夫茫然不知其族系之所自出，皆不可惜也哉！故余詳錄於此，使後學論姓氏者有考焉。」其二是宋代以前存世古籍的摘引，其今本脫誤或散亡者，可供校訂和輯佚之用。例如：《金石錄》各卷跋尾摘引唐林賓所撰《元和姓纂》達數十條之多。其書已於元、明間亡佚，今本輯自《永樂大典》，於趙氏所引大多未見採錄。

　　《金石錄》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前後刊行的龍舒郡齋本，原書未附李清照所作的《後序》。寧宗開禧元年（1205年），浚儀趙不譾於重刻時始將《後序》收入。以上二本，後皆不顯於世，元、明兩代近四百年未見重刻。自明代以來，僅有傳抄之本，但流傳甚少。據《四庫全書總目·史部·目錄類二》說，這些轉向抄錄的本子，大多「各以意為更移，或刪除其目內之次第，又或竄亂其目之年月；第十一卷以下，或並削每卷之細目，或竟佚卷末之《後序》。沿偽踵謬，彌失其真」。當然，此中亦不乏較好的本子，影響最大而堪稱善本的，當首推崑山葉盛的菉竹堂抄本。清康熙末還有一部石門呂無黨抄本，「抄筆精整，全書讎校極審慎」，亦是很有價值的善本。清代最早問世的刻本，是順治年間濟南謝世箕所刊。乾隆中，德州盧見曾得何焯手校葉盛抄本及謝世箕刻本，乃屬盧文弨參考各家，詳加校勘，付梓印行。這就是清代迄今通行的雅雨堂刊本。

《金石錄》書影及內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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