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如何看待新一波的「中國崩潰論」

　　——致友人的信

　　友人：

　　謝謝你從國外剛轉來的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談「中國崩潰論」的英文原文，以及華爾街日報上後來發表的美國三封讀者來信。沈大偉的文章在國內已經有所介紹，他在文章中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最後階段已經開始，並且它在最後階段旅途上走得比很多人想像的還要遠」。

　　我的感覺是，美國主流社會對美國式的民主的普遍信念從來就是根深蒂固的，美國主流學者與許多人士，如同相信他們的基督教一樣相信，如果中國不走到美式民主的方向上去，只有崩潰一途。他們積極支持的「顏色革命」與「茉莉花革命」造成了許多失敗國家的嚴重後果，造成這些國家社會大眾的苦難，對此他們不但沒有反思，反而認為是這些國家的原統治者沒有走美式道路才導致遲早崩潰，只是人們無法預測崩潰的具體時間而己。沈大偉在文章一開頭，就把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中國體制看作是中東革命前的專制體制同樣的東西，這實際上是很膚淺的。完全無視改革開放形成的中國現行體制的生命力，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由於許多美國人的意識形態思維定勢太強，沈大偉這樣的文章在美國確實還會很有市場。

　　後發展國家需要強有力的政府權威來解決發展中的許多問題，每個國家只有走自己經驗中摸索出來的發展道路，才能給民族帶來福祉，要加強政府執行力來防止發展中期政治參與的井噴與膨脹所引起的轉型危機，只有這樣，才能使社會文明走向繁榮，使經濟走向持續進步，這是後發展國家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都必須做的事，這樣的強勢政府體制，我們可以稱之為新權威主義，在政治學上也可以稱之為發展國家的監護型(Guardian)體制，這一發展階段在中國仍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受思維定勢的束縛，許多深懷文化優越感的美國人未必願意這樣看問題。

　　另一方面，新的「中國崩潰論」再次出現，仍然值得中國人反思，加強社會管控，對於維持穩定，防範政治風險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如果我們在加強社會管控時，卻被誤認為是在向左的方向回潮，如果我們強化意識形態話語權時，卻讓鼓吹「再來一次文革」的「毛左」在社會上趁機興起，(我就在某權威網上讀到過一篇通篇使用文革用語寫成的極左文章。)如果我們被外界誤以為是讓外來文明所有的價值都處於被批判與排斥之列，如果有人別出心裁地重提「階級鬥爭為綱論」，卻被外界誤以為整個中國都正在為恢復文革舊秩序探路，如果我們的意識形態在強化管理權的同時，卻沒有具有想像力的生氣勃勃的創新，如果我們對經由強政府走向中國式的民主與憲制的路線圖，缺乏明確的方向感與解釋力，那麼，外國人中產生的「中國正在從改革開放倒退」的疑慮，就很難消除。

　　沈大偉僅僅只是個人，他的新的「中國崩潰論」從學理上看也確實十分膚淺，甚至缺乏必要的邏輯，但他所撬動起來的那種思潮與社會心理卻十分強大，這類由原來的溫和派轉變而成的「對華新保守派」，對美國主流民意與決策層的影響是很大的，久而久之，由此可能讓美國三十年來對華的相對友好的基本政策發生逆轉，其後果不容小視。一旦不利中國發展的對華政策形成，又可能引發國人中「以硬碰硬」的「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論思維大幅度回潮，於是兩個超級大國之間的惡性互動就勢所難免。

　　此外，沈大偉的觀點甚至迎合了國內一些中間派溫和知識分子、企業家精英與社會民眾由於擔心政治倒退而產生的失望、疏離與焦慮感，他企圖巧妙地將這些社會上的消極情緒引向對中國發生右翼「革命」的期盼與同情，以便迎來他所預言的中國的「崩潰」。這種新現象恰恰是最不可忽視的。

　　我昨天寫信問過胡佛中心的老朋友墨子刻(Thomas Metzger)教授，他是強烈支持中國開明新權威主義現行方針的美國著名學者，我在給他的信中問他，為什麼他認為，沈大偉的文章將受到絕大多數美國主流人士的支持，他的解釋就是，美國人有強大的多黨民主的文化優越感，以及民族自我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這裡，我還要加上一句，沈大偉敏感地把握了包括中國許多中產階級在於的人們由於對中國前景迷茫而產生的焦慮感。

　　美國人中的自我中心主義並不可怕，多少年來這個民族就是如此，問題在於，我們如果不能保持中道理性，被人誤認為是採取「以左打右」的方式來保持穩定，而不能超越左右，西方人認為中國正在向左轉的這種疑慮，就會被美國右翼保守派所利用，他們就會把我們向新常態經濟轉變時出現的一些暫時困難，經濟指數的下滑，部分企業家中出現的移民潮，一些官僚因自身利益受損而出現的消極不作為，知識分子中由於意識形態管控力度加大而出現的對體制的疏離與不滿現象，把這些統統捆綁在一起，構成中國正在從「向極權倒退」並「走向崩潰」的假象，形成似是而非的解釋邏輯。美《國家利益》雜誌的一篇響應沈大偉文章甚至呼籲美國政府要為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做好準備。

　　沈大偉是中國問題專家，曾經被認為是比較溫和務實的知華派學者，我在十七年前第一次訪問美國時，就曾在他在華盛頓大學的辦公室與他交流過。當時對他還留下不錯的印象。他的觀點的突變確實值得關注，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了解這篇文章背後的思潮趨勢，確實有著值得我們中國人警示與反思的東西。

　　習總書記最近提出的「四個全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國外人士對中國政治走向的誤解與不明確感，概括地說，全面改革開放與全面依法治國，是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鳥之兩翼，車之兩輪」，全面從嚴治黨，打擊腐敗，讓民氣理順，是實現上述目標的必要前提，所有這些，小康社會就是中國的發展方向，這就是對中國「倒退論」最好的反駁，這些都是中國走向新的發展的應有之義，都需要發揮我們體制的優勢。只有開明的強勢政府才能做到這一點。

　　我多次說過，在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上，後發展國家現代化在政治上需要滿足三大條件，第一，需要具有開明導向的強勢政府，第二，強勢政治精英是明白人，第三，國家要尊重健康的社會多元，這是良性的新權威主義的三大要素，自鴉片戰爭到鄧小平改革，中國人在應對西方挑戰與現代化過程中，我們民族追求了近一百七十年，才在鄧小平時代實現了這些條件在中國的「三結合」。

　　可以說，新權威主義就是發展型的開明監護政治。它是來之不易的，這也是我們民族一百七十年的集體經驗的結晶。我們要千萬珍惜這個民族集體經驗。從歷史上看，強勢政府只有同時表現出開明，表現出對多元性的尊重,讓社會多元煥發出創新活力，在多元社會與集權政府之間，形成良性互動與制衡，這樣的體制才能引領一個民族走向健康發展，也才能激發社會的活力，才能得到廣大官產學精英與大眾的發自內心的支持，政府也只有這一基礎上才能充分發揮執行力。

　　看看歷史上以及現實中的那些生硬仿效西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它們的道路選擇讓政府變成了缺乏執行力的弱政府，想做許多事而體制上卻形格勢禁。 兩會的召開再次充分表明，中國決不是要走回頭路，但我們的宣傳要進一步跟上去，讓世界人民都清楚知道我們的體制優勢，我們這個民族經歷了文革的苦難，只要執政精英、社會大眾與官產學精英都能在上面所說的「三結合」問題上達到共識，那麼，新一波的「中國崩潰論」將只能是過眼煙雲，只能是一個泡沫，它只能是暫時吸引人們的眼球，它叫得再響都不會有持續的吸引力。

　　祝好！

　　蕭功秦於上海

　　2015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