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輿論獨立的超前和君權約束的分析（四）

上面說的五個制度安排應該對我們理解明代輿論控制權的獨立性有所幫助，也可以讓我們認識到整個明代，大部分時間裡，文官群體個性張揚，敢於和皇帝對抗，並非偶然，也並非是什麼皇帝個性太軟弱或太無能的結果，而是有深刻的內在的制度保障。接下來再此基礎上，對明代的政治分權約束制衡體系做更深入的分析。

明代也確實存在皇帝專制跋扈，大臣唯唯諾諾的時期（比如嘉靖中晚期），也存在宦官專權橫行的時期，那對這些現象又應該怎麼來理解呢？是否和我上面所說的制度保障有矛盾呢？

回答是一點都不矛盾，任何一種制度，它針對的只能是大多數人和大多數情況，如果是針對所有人和所有事情，那也不成其為制度。

一種制度無論設定了什麼樣約束，都必然有突破這種約束的人，否則這種制度本身就沒有必要存在。制度之所以為制度，恰恰是少部分人少部分時間能夠突破約束，而多數人在大部分時間寧願遵守約束中得到體現。

最簡單的例子，現代社會的法律制度。是不是因為有了法律，就沒有人犯法了呢？當然不是，殺人、搶劫、強姦照樣層出不窮。難道能因此說法律制度不是制止隨意殺人，制止搶劫的制度保障么？當然不能這麼說！恰恰因為不斷有人殺人，不斷有人搶劫，然後殺人的被抓起來槍斃，搶劫的被抓起來坐牢，然後更多的人遵守法律規定的約束，這才成其為一種制度保障。

明代的政治制度的安排，輿論控制權的獨立性也是同樣的道理。皇帝可以給官員肉體懲罰造成肉體痛苦，官員和百姓的輿論可以給皇帝精神懲罰造成精神上的痛苦。皇帝可以不顧輿論，專橫跋扈，大臣可以不顧輿論迎合皇帝意願，但結果是皇帝本人被醜化得不堪，大臣因為得罪輿論而身敗名裂！

嘉靖一個老頭子了還要被海瑞進行羞辱，被說成是「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嚴嵩，張居正等人賣力為皇帝效勞，結果卻弄得家破人亡。這樣由制度原因造成的結果，當然是讓大部分的皇帝，大部分的文官還是寧願遵守約束。

於是才有大部分的時間裡，明代文官個性張揚，皇帝的個人意志難以貫徹，甚至寸步難行的現象。

有些人所謂明代大部分皇帝之所以被文官的氣勢壓倒，意志難以貫徹執行，和制度沒有多大關係，不過是他們自己軟弱無能，對那些個性強悍的皇帝比如嘉靖，那還不是讓官員都服服帖帖，大氣不敢出一口。

套用這種邏輯，那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根本就不存在什麼制止犯罪的制度安排，大部分人不犯罪不過是個性比較軟弱膽小怕事或者本身比較善良而已，那些個性強悍兇殘的人，不是照樣要殺人就殺人，要搶劫就搶劫？

照這種邏輯，現代社會的法律制度也是毫無意義的了，那最大的傻瓜都知道這種邏輯的可笑程度。

如果要更具體分析的明代權力制約體系發揮作用過程，我們可以在給出一對簡單概念「彈性約束」和「剛性約束」的基礎上再進行論述。

所謂彈性約束就是指從技術上並沒有限制某個對象採取某種行動的可能性，而只是說當該對象採取某種行動的時候，會受到對應的懲罰，懲罰的強度取決於行動的強度。

所謂剛性約束則是指直接從技術上就限制了某個對象採取某類行動的可能性。

比如限制某人的行動自由，規定他一旦走出房間，就要挨一頓打，這是彈性約束，只要這個人寧願挨打，那他從技術上說依然可以毫無阻礙走出這個房間。

直接把房間鎖上，或者直接把這個人捆起來，那無論這個人怕不怕挨打，他都沒有辦法走出房間，除非他想辦法衝破限制（比如把鎖砸開，在被捆的情況下，可以把身體移動到有鋒利邊緣的物體旁邊，把繩子蹭斷）。這是剛性約束。

根據以上的定義，我們一般所謂的法律對普通公民來說都是彈性約束（當然，對那些已經伏法被關進牢房的罪犯來說，就成了剛性約束了）。

明代中後期的權力制衡體系是彈性約束和剛性約束的結合。皇帝在把自己的意志轉化為國家政令上，受到的是剛性約束。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他的旨意可以被內閣封駁，也可以被給事中封駁。

一旦被封駁，那技術上說，他就無法把自己的意志作為國家政令頒發下去，別人可以名正言順的不服從他的意志；另一方面，他還受到信息和執行力的約束。他接受到信息絕大部分都是由文官集團提供的，而這些信息會直接影響他的的判斷，這個約束就是剛性的。另外大部分國家事務政令是需要文官集團去執行的，這個約束也是剛性的。

以上說的是國家政務領域，但在明代還有直屬於皇帝的暴力手段：廷杖、詔獄。皇帝在動用這些手段的時候，受到的是彈性約束，也就是皇帝可以動用這些手段對那些違抗他意志的官員進行肉體懲罰，但其代價就是，皇帝要受到輿論的醜化羞辱，要受精神上的懲罰。

要突破彈性約束，需要臉皮更厚一些，心理更殘酷一些，承受輿論醜化而造成的精神痛苦的能力更強一些。

而要突破剛性約束，不外乎三種辦法，一種是大規模動用廷杖詔獄等暴力手段威懾壓服住文官；第二種是分化拉攏一批文官和自己結為同盟；第三種是對一些事務上，繞開文官系統，直接委派自己身邊的宦官、

對皇帝來說，突破剛性約束是目的本身，而突破彈性約束則只能是為實行突破剛性約束這個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否則是沒有意義的、

皇帝為突破剛性約束，如果採用第一種辦法，用暴力手段來壓服文官，那勢必首先要突破彈性約束，要做好承受輿論惡評的準備。

問題在於文官並不是那麼好壓服的，廷杖和詔獄對文官來說也是彈性約束，只要在他們的承受範圍內，他們依舊可以一浪接一浪前仆後繼的反對皇帝的意志。

只有當用廷杖和詔獄的規模和殘酷烈度超過某個閾值的時候，才有可能在一定時間和一定範圍內真正壓服住文官，也才有讓大批寡廉鮮恥，賣身求榮，道德卑下的小人公然佔據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依附投靠的機會。但代價就是要做好在文人和民間輿論中被醜化到不堪程度的準備。大部分皇帝也不是特種人，所以能夠承受這個代價的還是少數。

第二種辦法，和一部分文官結成聯盟，這條路也不是這麼好走。當文官對抗皇帝的時候，他受到來自皇帝肉體懲罰的彈性約束，但當文官試圖迎合順從皇帝的時候，他卻要受到來自反方向的雙重彈性約束，一方面是來自輿論的鄙視嘲笑醜化，造成的巨大精神壓力精神痛苦；另一方面，為了迎合皇帝，他勢必得罪文官群體中的許多人，這些人或明或暗的會來傾陷他，明的是公開彈劾，羅織出罪狀；而暗的就手段無所不用了，設計種種陷阱圈套等他去鑽。一般說再強的強人也頂不住這種長期的明槍暗箭。最後的結局不但是名裂更是身敗，自己倒台是輕的，累及子孫家人，家破人亡也難免。而且不但不能招來多少同情，反而會被大多數人拍手稱快。

嘉靖大禮議的成功實際上是得到一批文官支持後的結果，本來他已經妥協了，但正是張，桂等人的支持，才讓他有可能翻盤。而通過大禮議本身又分裂了文官陣營，拉攏一批打壓一批，而被拉攏的那批人則因為已經得罪了文官陣營其他人，沒有退路了，只能依附皇帝了，這才讓嘉靖的專製成為可能。

而萬曆呢，立太子的問題上終歸失敗，並不是他個性不夠強硬，實際他堅持的時間比嘉靖的大禮議要長多了。和文官鬥了十幾年，到萬曆二十九年想下旨搞點迂迴拖延戰術，結果還是被當時內閣首輔封駁，來了個「臣萬死不敢奉詔「。正因為找不到文官來支持，他最後當然只能失敗了，只能屈服在文官集團的意志之下。

萬曆為什麼找不到文官來支持他呢，自然有很多因素，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恐怕就是因為當時文官對前車之鑒嚴嵩和張居正的下場印象太大了。

嚴嵩、張居正兩人，一個謀私，一個為國，都以不惜得罪大部分文官階層為代價，最後的下場都極慘，都落得一個聲敗名裂，家產被抄，子孫受罪的結局。

有這樣慘痛的例子作為前車之鑒，那麼以後的稍微有點世故聰明的內閣首輔再愚蠢，也決不會再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傻事，決不會再去做這種身為內閣成員，卻去討好迎合皇帝的蠢事，皇帝可以得罪，但象群狼一樣虎視耽耽的文官團體是絕對不能得罪的。還是安分守己的做好文官集團利益代言人的角色才是正經。

沒有哪個文官敢於再來頂缸，突破雙重彈性約束，冒著天下之大不韙，和萬曆結盟。而沒有文官的合作，萬曆就沒有辦法突破制度上的剛性約束，最後只能徹底屈服。

至於第三種辦法，依靠宦官繞開文官系統。如果在不同時採用第一種，第二種辦法的時候，單純第三種辦法，基本上沒有太大的作用。宦官本身的能力，知識水準都無法和文官相提並論，而且名聲太臭，在政府系統外另起爐灶，效能也不可能高。實際上萬曆徵收礦稅，部分採用的就是這個辦法，但被文官攻擊的狗血噴頭，在各地都被瘋狂抵制，最後因此而增加的收入是相當有限的，無法根本上扭轉當時的財政困局、

如果用宦官的同時，再配合第一種和第二種辦法，由宦官出面進行殘酷的暴力威懾，由宦官出面拉攏一批官員結成同盟，這確實可以在短期內實現更大程度的專制。宦官本身因為就是受鄙視的對象，榮譽感羞辱感比皇帝要淡漠得多，有破罐破摔的味道，所以在動用廷杖詔獄等手段的時候，更容易突破彈性約束，更少對輿論的顧忌。

但話說回來，這也僅僅是相對而言，從根本上說宦官也要受類似的雙重彈性約束。他鎮壓的越厲害，潛伏的仇恨也就越厲害，最後被反撲的下場也就越慘。

一般的宦官衡量利害得失，能不顧一切的畢竟還是少數，這也是為什麼整個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真正能作威作福，稱得上專權囂張的太監也就只有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等人加起來的十八年時間而已。

總之，明代的政治體系是各方面的力量之間相互平衡相互制約的體系，但這個體系中最核心，權力最大，起作用最大的還是文官。而文官集團代表的利益，所推行的政策又和民間的輿論，民間的利益之間有千絲萬縷的瓜葛。

皇帝要貫徹自己的意志，必須突破制度上的剛性約束，但無論採取三種辦法中的哪一種辦法，實際上都並不容易，也正因為如此，在明代270年的時間內，一大半以上的時間，官員都能保持自己的獨立精神，皇帝的行為都受到相當大程度的約束限制。

即便在被許多人目為皇帝專制或者宦官專權的的時期，真正起最大作用的仍舊是文官，表面上看是皇帝和文官斗，或者宦官和文官斗，背後的真相其實往往是文官內部不同派系之間在互相鬥，而皇帝和宦官恰恰是充當了一個被利用的工具而已。也就無怪明人編的《清流摘鏡》序中評天啟魏忠賢之禍的時候說「是縉紳殺縉紳也」

正因為如此，所以明代才有這樣的現象，當文官收回自己的支持，那原因看似穩固的皇帝專制或者宦官專權也就土崩瓦解了。

如果要評論明代文官、皇帝、宦官三者之間的關係，可以打個比方。

就比如一架天平，左側放10斤的物體，右側放9斤的物體。天平完全倒向左側，但這個時候，如果你在右側加上兩斤的砝碼，天平完全倒向右側，在明代的政治天平上，一些囂張太監和皇帝的聯盟，實際上就充當了這個砝碼的作用。表面上看他們當時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從本身的分量來說，其實仍舊是很小的，真正的重量還是在文官那邊。皇帝和太監通過把自己的砝碼投向一部分文官，讓他們在權力天平上獲得優勢，而這些文官則以讓皇帝和太監滿足自己的一些慾望作為回報

這其中皇帝本身具備意識形態所授予的砝碼的資格，如果太監拋開了和皇帝的關係，那就是連當砝碼的資格都不具備了。魏忠賢等天啟死後，儘管掌握東廠，掌握錦衣衛，儘管他的親信佔據了朝廷內大部分文官要職，但他那看似炙手可熱的權力，沒多久馬上就土崩瓦解就是這個道理，就是因為沒有皇帝這個關係，他連當砝碼的資格都不具備。而他掌握的權力確實已經等於皇帝的權力，但問題是在明代，皇權已經相當萎縮，這些權力脫離了文官意識形態上的許可，在文官集團的力量面前仍舊是一文不值。所以魏忠賢只能自殺了局。

至於皇帝一定要利用某些太監才能讓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實現可能，本身是因為作為皇帝，他個人榮辱心理，羞恥觀念和普通人是一樣的，他突破輿論帶來的彈性約束的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詔獄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閾值的可能性較小。所以他如果單獨一個人，他要決定把自己砝碼投向哪一邊的時候，是要受到重重觀念的約束，他就算不為自己的名譽考慮，他也要為自己的長遠切身利益考慮。

而個別太監不一樣，他們可以把一切顧慮到拋棄，甚至自身的長遠利益都要放在一邊，圖痛快一時，這種顧前不顧後的變態心理，可以讓他們在短時間內和皇帝階層的聯盟所代表的權力砝碼在決定投向的時候，更囂張，更無所顧忌，更不受意識形態約束，更沒有道理上的依據。（但話說回來，這樣的太監也是少數）

這樣做的結果，其實他們自己的利益最終也受到損害，他們自己也沒有好下場。就比如王振，汪直，劉瑾，魏忠賢，他們的下場都是很糟糕的，除了汪直被流放外，另外三個都死於非命。所以即便是太監，從這個意義上受到制約也很厲害，整個明代真正不顧自己的厲害關係，不怕自己遭遇悲慘下場而效仿王振，魏忠賢的也是少之又少。否則，最後倒霉的還是他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