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莫西·加頓艾什 | 整合還是解體——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時代的歐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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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還是解體——民粹主義與反全球化時代的歐盟危機

蒂莫西·加頓艾什（Timothy Garton Ash） | 牛津大學教授、

聖安東尼學院「以賽亞·伯林」教授級研究員，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演講文本由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研究生孫宇辰，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博士段德敏翻譯

本文原載《探索與爭鳴》2017年第6期

【摘要】歐盟危機最根本的來源實際上與時代的變化有關：二戰後的歐洲人普遍將歐洲整合看作脫離剛剛經歷過的戰爭、災難、落後、專制的希望，聯合的歐洲象徵著進步與和平；但今天的歐洲人卻不再普遍分享這一視角，他們反而會將歐盟看作一系列重大問題的成因，而且這種認識並非沒有道理。在今天，歐洲不再是一個目標，因為它是現實，而現實肯定不如理想美好。具體而言，導致歐盟危機的主要原因包括：東歐的轉型、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若干重要維度、歐洲貨幣聯盟的缺陷、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缺席、普京治下的俄羅斯的影響、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歐洲自我認同的變化等。一方面，人們對現狀的不滿可能被民粹主義者利用，而民粹主義具有如下四個特點：訴諸「人民」的直接正當性、「人民」與「其他人」的劃分、民族主義、非理性的敘事。另一方面，民粹主義的抬頭又與互聯網造成的新媒體圖景有很大關係。重重危機之下的希望在於，只要中左翼的力量能重新贏回其傳統選民，並妥善處理歐元區的長期缺陷，歐洲仍然可能有樂觀的前景。

歐盟今天面臨嚴重的危機，它不僅是歐洲的危機，也是世界的危機，它和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之間的對抗、民粹主義的崛起、新媒體的發展等全球性的問題有緊密的關聯。本文即從這幾個方面展開，以「歐洲解體」(European Disintegration)為主要分析單元，展示歐盟危機的根源及其可能的解決途徑。

「歐洲解體」的因果鏈條

對許多人來說， 「歐洲解體」可能還是一個很陌生的說法。而在談論這一點之前，我需要說明——因為我不想把讀者帶入歧途——這裡的「解體」只是一個威脅、一個趨勢、一個危險。它還不是現實。今天的歐洲不是已經衰落的羅馬帝國，也不是正在解體的神聖羅馬帝國。

歐盟仍然是這個世界上國際關係學者所說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最先進的例子。它仍然是多層次治理的獨一無二的例子，它仍然是一個與眾不同的法律共同體和法治共同體。它不是只有一個，而是有兩個超國家的法院——歐洲法院和歐洲人權法院，它們的權威超過了它們的成員國的權威。它的很多——儘管不是全部成員國，是擁有繁榮的市場經濟和發達福利國家這二者結合體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由民主國家。它擁有相當大的軟實力，也擁有巨大的經濟上的、常規的硬實力。如果俄羅斯、印度、巴西或者中國希望與歐盟開展貿易或者在歐盟進行投資，它們就不得不與歐盟機構打交道。同樣重要的是，如果谷歌、臉書、推特、騰訊、華為或者中國移動希望在歐盟做生意，就不得不面對歐盟強大的常規貿易權力和相關隱私規則。簡而言之，如果套用丘吉爾關於民主制的著名評論的話——跟人類嘗試過的其他一切政府形式相比，民主的確是最不壞的政府形式——我會說，與其他所有已經被嘗試過的歐洲共存模式相比，歐盟的確是我們目前能找到的「最不壞的」共存模式。

此前從來沒有一個歐洲將如此多的自由民主制國家聯合到一個經濟、政治和安全共同體中。在這個共同體中，一個人可以某一天早晨在大陸一端的里斯本醒來，決定在那天乘飛機到大陸另一端的愛沙尼亞的塔林，在那兒遇到一個女孩或者男孩，定居下來，在當地開始工作並享受與當地公民同樣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然而，這個計劃現在受到一系列同時發生的危機的攪擾——正如我們所知，量變引起質變——這些危機構成了一個更大的危機，我稱之為歐洲計劃的存在性危機。這些危機包括但不限於：英國脫歐，歐盟的一個非常主要的成員國、「三巨頭」之一，將在不久之後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款，脫離歐盟；烏克蘭危機及歐盟與普京統治下的俄羅斯的關係，一個事實是歐盟沒有能力阻止俄羅斯佔領克里米亞和烏克蘭東部正在進行的戰爭；難民危機，它撼動了許多歐盟成員國，尤其是德國；居於核心位置的、難以解決的歐元危機。如果說本文提到的其他危機在某種意義上是歐盟的邊緣性危機，從邊緣侵蝕歐盟，那麼歐元危機確實就是在侵蝕歐盟的腹部、內部和核心。除此之外，歐洲在很多地方還面臨著民粹主義，以及非自由主義、反自由主義和排外情緒的威脅。

不僅如此，我們在學術上稱之為歐盟的規範性權力的東西，被極大地縮小了。20年以前，東歐新興民主國家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為了成為歐盟成員國。在10年以前的土耳其，幾乎所有事情都以接近和加入歐盟為目的。而最近土耳其發生了嚴酷的鎮壓，並回到了某種選舉式威權政體。歐盟的規範性權力在那裡已經毫無影響力。甚至在像匈牙利這樣的歐盟成員國，歐盟的規範性權力——保障它尊重自己在其基本法和《歐洲人權公約》中所闡明的價值的權力——坦白來說，都已經可以忽略不計。

這些危機同時發生，構成了整個歐洲計劃的危機。它們中的每一個都有各自的病理學，但是在我看來，它們也有一系列共同的原因。在關於「歐洲的解體」這一部分，我想揭示的是，造成歐洲計劃的危機的許多更深層的原因，可以通過這樣或那樣的方法上溯到歐洲偉大勝利的時刻，即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的倒塌，隨後德國的統一，還有隨時間的推移而來的歐洲的重新團結和東歐的民主化轉型。很少有人會懷疑那堵牆的倒掉是1945年之後歐洲歷史的最高點，而它的完成不費一槍一彈。有七大因果鏈條，將那個大勝利的時刻和我們今天所面臨的深刻危機聯繫起來。

第一個因果鏈條：非常簡單，天鵝絨革命和柏林牆倒塌的最顯然、最直接的結果，是我們過去稱之為東歐的那些國家非常迅速地向以西歐民主國家為模型的自由民主體制轉型。僅僅15年之後，它們在2004年5月1日加入了歐盟，隨著歐盟的成員資格而來的是歐盟的四種核心自由，即資本、服務、商品和人口的流動的自由，這些自由得到了非常慷慨的保障，只有很少的過渡性安排，因為那是巨大的歷史樂觀主義的時期。為什麼那是後來的危機的來源？因為大約有數以億計的東歐人用雙手抓住了這些包括遷徙自由在內的各種自由，於是有了規模巨大的自東向西的人口遷徙，集中在少數幾個國家上，尤其是德國、英國和愛爾蘭。英國在2004年以來，接收了大約220萬東歐人口。一個有6000萬人口的國家加上超過300萬的歐洲移民，其中相當一部分來自歐盟的老成員國。東歐移民加上其他移民，正是觸發英國脫歐公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這是英國脫歐公投中到目前為止最大的一個問題。英國脫歐運動也正是將已經存在的歐洲懷疑論，以及對超國家機構和歐盟運轉方式的懷疑態度，與移民問題聯繫起來。首先是英國獨立黨，隨後是英國脫歐，將上述兩個問題聯繫起來，並把它們變為政治辯論的核心。所以，這是一個因果鏈條，是第一個因果鏈條。

第二個因果鏈條，就是1989年以來的全球化。1989年11月9日，冷戰的結束、蘇維埃陣營的崩坍，打開了全球化大發展的大門，它在本質上是打開了一扇通向全球化的大門。雖然這一點已經成為老生常談，但本文重申，我們今天在歐盟見到的許多民粹主義者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全球化的反應，即對全球化的不滿，這一觀點是站得住腳的。重要的是這些不滿是如何在那些成為民粹主義者之選區的社會中發生的。他們的不滿不僅在於經濟的維度：一些人失去了工作。民粹主義者認為，人們把工作丟給了移民。其實他們更可能是把工作丟給了計算機和自動化，或者丟給了中國和印度，但是民粹主義者會堅持說你把工作送給了那些可惡的移民。他們的不滿還在於社會的維度：民粹主義者所指責的，不僅僅是實際收益增長停滯，或者失去工作，還有那些非常迅速地變得極富裕的人。所以，像在英國那樣，不平等加劇，甚至在德國也是這樣，基尼係數正在顯著上升。社會的維度還在於社會中你周圍發生的變化的迅速性。這一不滿還有一個強大的文化維度：社會的自由化、同性婚姻、性少數群體的權利，以至於人們從民粹主義選民口中一次次地聽到的句子是「我不再認識我的國家了」。這是多元文化主義，是所有這些特徵的集聚。比如在波蘭，並沒有很大程度的不平等，經濟發展得非常好，但是那裡發生了戲劇性的社會變革以及社會自由化。波蘭的民粹主義者們特別地將歐洲化視為社會的自由化，所有後現代的世俗的多元文化現象都來到了波蘭。這是第二個因果鏈條：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以及其三個維度。

第三個因果鏈條前文已經提到，但是再怎麼強調它的重要性都不為過，即歐洲貨幣聯盟。在1989年以前，存在著一個很完善的歐洲貨幣聯盟計劃。但是我們今天實際擁有的貨幣聯盟是在對德國統一的反應中產生的協議。可以用檔案材料證明的卻是，法國領導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義大利領導人朱利奧·安德烈奧蒂，實際上和瑪格麗特·撒切爾一樣對德國統一感到不快。他們完全不想要這個結果。瑪格麗特·撒切爾非常愚蠢地嘗試去阻止德國統一，這當然完全是徒勞。德國統一必然會發生。如果蘇聯、德國和美國贊成，她就無法阻止。尤其是法國和義大利當時的態度是，不會阻止德國統一，但這是有條件的；而法國和義大利支持德國統一的價碼是，德國人得接受實現歐洲貨幣聯盟的時間表。也就是說，德國人得放棄他們最重要的主權資產——德國馬克。當時的笑話是，「密特朗得到一半的德國馬克，科爾得到整個德國」。

在柏林牆倒塌之後的幾周到幾個月時間裡，這個交易就達成了。而且因為它是以那樣的方式完成的，所以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有兩方面巨大缺陷的貨幣聯盟。第一，它是一個沒有財政聯盟的貨幣聯盟，而沒有財政聯盟的貨幣聯盟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有貨幣卻沒有金庫，這是貨幣聯盟的先天不足。當時有些人考慮到了這一點，所以赫爾穆特·科爾對法國總統說，歐洲需要一個政治聯盟，也需要一個貨幣聯盟。他實際上想表達的意思是需要一個財政聯盟，同樣也需要一個貨幣聯盟。而法國總統和義大利總理的意圖是它們控制德國的貨幣，但德國不能控制它們的預算。所以，這個貨幣聯盟至今的痛苦在最初的政治交易中就已經預先設定了。第二，既然它是一個純粹的政治計劃，就必須有法國的參與。如果必須有法國，就必須有義大利；如果必須有義大利，就必須有西班牙；如果必須有西班牙，就必須有葡萄牙；最後當然還必須有西方文明的發源地希臘。所以就得到了一個有19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體的貨幣聯盟，而這與一個單獨的貨幣區簡直是不相容的。這個危機正在侵蝕著整個歐洲計劃，因為它在南歐的貨幣聯盟成員國身上導致了如此的不幸，以至於我們的歐洲不僅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分為東西兩部分，還正在分裂為南北兩部分。它對於許多其他的危機具有激發作用，比如在英國脫歐運動中，在全民公投日，一家影響力很大的報紙《每日郵報》（Daily Mail）就渲染歐元區和南歐國家在經濟上的痛苦，以加強脫離歐盟的理由。

第四個因果鏈條：建立貨幣聯盟具有經濟學家所謂的機會成本，即有些事情你沒能去做，這本身就是成本。歐盟在過去的25年里做了兩個巨大的計劃：它建立了一個貨幣聯盟，並將歐盟範圍擴大，這都是代價很高昂的計劃。它沒有足夠的精力和政治意願去建立一個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這才是對歐盟擴大工程的更自然的支持。所以，難民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歐盟實際上對中東地區沒有具有影響力的政策這一事實的結果。中東地區是難民的主要來源地。歐盟並沒有對「阿拉伯之春」的應對策略。而沒有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就要為此付出重大的代價。

第五個從大勝利到危機的因果鏈條很簡單：弗拉基米爾·普京的俄羅斯。我們不應該為世界歷史上最大的國家之一——蘇聯的解體而驚訝。一個歷經數個世紀之久建立起來的帝國在短短3年的時間中解體，卻幾乎不費一槍一彈，我們不應該為在那之後出現對它的反應而驚訝。其實在歷史上真正令人驚訝的不是普京正在做的事情，而是戈爾巴喬夫當時的所作所為——在幾乎不費一槍一彈的情況下放棄一個有核武器的帝國。這才是歷史上令人驚奇的事情，普京做的事並不那麼令人驚訝。時任聖彼得堡市市長隨從的普京，曾經在1991年一個規模龐大的會議上說：「請記住，我們被剝奪了歷史上屬於俄羅斯的領土，比如克里米亞。」他在1991年提到了克里米亞。他還說：「請記住那些生活在俄羅斯聯邦邊界之外的數以千萬計的俄羅斯人、說俄語的人、認同俄羅斯文化的人，我們必須為他們做些什麼。」那是1991年。所以它從開始就是這樣。這當然也增加了歐洲的痛苦。

第六個因果鏈條是中國，雖然我並不想馬上把它跟前面幾點完全相提並論。以下兩點似乎是無可爭議的：第一，中國自從1989年以來扮演了非常不同的角色；第二，中國採取的道路極大地受益於全球化。所以正如本文所指出的，歐洲的許多工作機會沒有流向波蘭人、土耳其人或者突尼西亞人，或者其他移民，而是流向了中國和印度。這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為它使數以億計的人走出貧困。但如果從更狹隘的眼光來看，從歐洲的視角來看，這顯然是一種競爭，歐洲與中國之間的相對權力關係發生了變化。

第七個因果鏈條是最根本的，但人們很少注意，這就是成功的難題。對三代人來說，歐洲計劃最重要的一個推動力就是那時歐洲人的個人記憶——關於戰爭，關於納粹主義，關於佔領，關於大屠殺，關於古拉格，關於西部和南部的法西斯主義專制，關於東歐國家專制，就英國而言還關乎經濟衰退。歐洲一點也不缺少壞的記憶。所以在每種不同的情況下，贊成歐洲一體化的論證在根本上都是相同的：我們過去在一個壞的位置，我們想要到達一個更好的地方，那個地方叫做歐洲。壞的地方各不相同：這裡的法西斯主義，那裡的經濟衰退，納粹主義……但是支持歐洲一體化的基本理由是相同的。現在，我們第一次有了整整一代這樣的歐洲人：他們沒有那些糟糕的時代的記憶，他們把一個自由、繁榮、民主的歐洲視為理所當然，因此那個根本的動力就丟失了。歐洲不再是一個目標，因為它是現實，而現實肯定不如理想美好。對他們中的許多人而言，說理的模式現在恰好反過來了：我們10年前或者15年前在一個更好的地方。如果我是個年輕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或者希臘人，那麼我們過去在一個更好的地方，現在我們在一個差得遠的地方。而應該承擔責任的是布魯塞爾，是柏林，是「歐洲人」，是歐元。所以，關於悲慘年代的個人記憶曾經是歐洲一體化的巨大動力，從這種個人記憶到另一種非常不同的自我意識的變化，是這場巨大危機的最深刻原因。

民粹主義的特徵

以上所有的原因造成了近年來已經存在的一系列的難題和不滿。問題是，誰將在政治上利用它們？答案是民粹主義者。讀者可能會說，難道民粹主義不是用來指稱我們所討厭的全部東西的模糊術語嗎？「我是民主主義者，你是民粹主義者」，諸如此類。但是，這個術語的確具有某種分析性的而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價值。本文試圖概括民粹主義的一些關鍵特徵，這個過程將觸及比歐洲更廣的範圍，比如美國、印度、土耳其。那麼民粹主義的關鍵特徵是什麼呢？

首先，正如其名字所顯示的那樣，民粹主義是一種聲稱其正當性直接來自「人民」的政治形式，它認為那種直接來自「人民」的正當性勝過（trump）——這個詞現在有了新的含義——所有其他的正當性來源：憲法法院，獨立法院，甚至是議會和國家的力量……凡是你能說出的，它們全都被來自「人民」的直接正當性超過。所以，特朗普的中心思路是：「你們是人民，我是你們的聲音。」當一個歐洲政治家批評土耳其的媒體自由崩潰時，土耳其總理說，在土耳其是人民畫下了紅線。當英國高等法院說英國政府要觸發《里斯本條約》第50條，從而啟動脫歐談判必須經過議會投票的時候，《每日郵報》在其著名的頭版新聞刊登了一張圖片，圖片上有三個看上去相當愚蠢的戴著假髮的法官，大標題寫著「人民的敵人」（enemies of the people）。「人民的敵人」，這是羅伯斯庇爾在法國大革命的恐懼中提出的口號，現在被《每日郵報》用來批評英國高等法院。在波蘭，「人民的敵人」——被有效地噤聲的憲法法院，是以最高權力的名義被噤聲的。這是民主與公正黨反覆使用的一個術語，最高權力就是「人民」。這是民粹主義的第一個基本特徵，所有的民粹主義都具有這個特徵。它有多樣性的表現，其中之一就是某種形式的極端的多數民主。

第二個典型特徵是，如果更仔細地觀察，結果總是，「人民」其實只是全體人民的一部分，總有一些「其他人」存在。對特朗普而言，「其他人」就是墨西哥裔和穆斯林；對埃爾多安而言，是庫爾德人；對印度的莫迪和其他西歐國家而言，是穆斯林；對英國而言，是東歐人。總有一些「其他人」看起來並不真正屬於「人民」，正如種族-文化術語以某種方式所定義的那樣。

這又將我們領向民粹主義的第三個非常顯著的特徵：狹隘民族主義。我認為沒有所謂的「國際主義的民粹主義者」。也許並非所有的民族主義者都是民粹主義者，但所有的民粹主義者都是民族主義者。這一點以一種非常有趣和頗為有力的形式體現在歐盟身上。它以恢復民主自治的口號的形式體現出來。眾所周知，歐洲議會在理論上、在名義上具有很大的權力，但它實際上只是一個像聯邦體系中的聯邦議會那樣的東西而已。作為對所謂「民主赤字」的回應，歐洲議會事實上被賦予了越來越大的權力，但在主觀上沒有人相信這一點。在客觀上它或許能產生程序正當性，但並不是在主觀上。歐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的民意測驗可以為此提供佐證。歐洲晴雨表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你認為你的聲音在歐盟被聽到了嗎？只有超過1/3的人回答是，而這個數字一直在下降。然後民粹主義者出現並且聲稱要恢復民主，但是要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進行。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聲稱，它實際上展示出了歐盟重大的缺陷。

這將我們帶向了第四個典型的特徵：民粹主義者使用過分簡單化的、情緒化的、吸引人的敘事，而不為事實、證據或者現實的複雜真相所困擾——讓美國再次偉大，讓法國再次偉大，讓波蘭和匈牙利再次偉大……在英國甚至更加唯我論，英國的民粹主義者直接說「英國就是偉大的」，大寫的「偉大」，真的讓人很難堪。他們呼籲：「投票脫歐，收回控制。」這是民粹主義真實的而不是偶然的特徵。這是關乎民粹主義如何造成其吸引力的一個核心特徵。換言之，有時被叫做「後真相政治」或者「後事實政治」的東西，正是民粹主義的新版本所固有的一個部分。在英國脫歐運動期間，脫歐的支持者用一輛巨大的紅色巴士在國內到處造勢，在這輛巨大紅巴士的一側有一個4米高的巨大條幅，上面寫著：「英國每年向歐盟支付3.5億英鎊，而我們可以把這些錢花在國民醫療保健制度上。」很簡單，這不是事實，英國從未在一年裡送出3.5億英鎊。這一點被多次指出，但謠言持續被重複。它點燃了「投票脫歐，奪回控制」的話語。另一個例子是特朗普的著名斷言，他聲稱奧巴馬總統不是在美國出生的。於是奧巴馬總統出示了他的出生證明，在紙媒和網路上公布。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就是故事的結束，但對特朗普來說並不是。許多人都知道特朗普多麼喜歡說「許多人認為(think)怎樣怎樣」。但在這件事上他說了些甚至更有趣的話，他說許多人「感覺」（feel）那不是他的出生證明。不是「認為」，而是「感覺」。這超越了後真相，它把感覺放在了理性前面。在一些民意測驗中，大約有1/3接受測驗的美國人仍然不相信奧巴馬總統是在美國出生的。

新媒體的角色

奧巴馬總統已經出示了自己的出生證明，而出生證明也得到廣泛傳播，人們卻繼續相信他不是在美國出生的，這何以可能？我認為，這一點與新媒體形態的幾種效應有關，而這一形態本質上是互聯網造成的。

我近年來一個很大的研究計劃是關於言論自由的。言論自由意味著表達的自由和獲取信息的自由，這是言論自由的兩個重要方面。有很多支持言論自由的理由：自我表現；它幫助人們尋找真相——我相信「實事求是」這句中國諺語；它幫助人們在多樣性下生活；它有利於創新，等等。但是一種傳統的支持言論自由的理由是，它（通過促進協商民主來）幫助人們實現良好的自治。為了提供一個展示它如何起作用的絕對簡單的圖景，讓我們回溯到2500年前古代雅典的衛城腳下，來到古代雅典的集會場所普尼克斯(Pynx)。為了在普尼克斯這個地方——一個巨大的石頭平台上集會，雅典的成年公民要走許多個小時。大約三到四千或者五千人彙集於此，然後傳令官說：「誰想在大會發表講話？」任何人都可以發言。他們有「parrēsia isēgoria」，即自由且平等的言論權。關鍵在於，在這裡可以得到關於不同政策和觀點的所有可接觸到的證據和論證。正是在這種協商民主的運用中，雅典人決定在海上而不是陸上，與入侵的更大強權——波斯人展開戰鬥。這就是他們如何在薩拉米斯戰役中取勝，並挽救世界上第一個民主政體的。協商民主需要一個所有的證據和爭論都能被聽到的集會場所。在某種程度上，在20世紀50-70年代，那正是我們所擁有的：英國廣播公司（BBC），三個主要的美國電視頻道，許多主流的全國性報紙——左翼和右翼的都有，總的來說人們可以在這些媒體上得到大多數主流的觀點和證據。

現在，互聯網尤其是大多數人口袋裡、手提包里都有的智能手機——我們生活在一個智能手機的世界——已經在兩個方面完全改變了我們的媒體圖景。

一方面，它產生了大量的發言平台，更多的人可以在更多的地方發聲。但它的無意識的後果，是媒體圖景的劇烈碎片化，每個人都到不同的地方獲取資訊。這非常有力地造成了迴音室效應。如果你相信世界是被蘑菇統治的，你可以在網上找到另外937個也認為世界正被蘑菇統治的人，所以你的觀點和偏見得到了某種「確證」。最大的危險是像挪威殺人狂魔安德斯·布雷維克（Anders Breivik）那樣的情況，他因為在網上看到一些極端反穆斯林、反伊斯蘭的網頁而變得激進，然後變成了一個殺人狂魔。但是我們在所有國家都正在目睹的稍微溫和的版本，就是民粹主義的迴音室效應。如此多的人仍然相信奧巴馬不是在美國出生的，因為他們只從不斷地重複這個故事的媒體那裡得到信息。正如我們知道的，謊言被接受的關鍵之一，就是純粹的重複。不只是碎片化和迴音室，還有這些媒體的純粹重複效應。所以我認為，這是互聯網和媒體圖景在這方面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無意識的後果。

另一方面，互聯網完全破壞了大多數傳統的建制媒體的商業模式。在過去至少150年里，人們大量地通過私人方式接收資訊這種公共物品。於是有了某種形式的商業模式，比如報紙可以藉以賺錢，因為有為報紙付費的人和大量的廣告。這個商業模式完全被互聯網擊垮了。人們可以免費得到除了高級新聞和專業新聞之外的大多數新聞，廣告也轉移到線上，還有誰繼續為新聞付費？因此，所有建制媒體，尤其是公共服務媒體，都在為生存而戰。就像一個即將被淹死的人會呼喊，所有的建制媒體都在呼喊：更多的名人新聞，更多的嘩眾取寵的新聞，更多的挑起爭議的新聞，更多的呼喊，更少的細微差別，更少的謹慎的基於證據的報道，更少的事實；這兒有福克斯新聞（Fox News），那兒有微軟全國有線廣播電視公司（MSNBC）……這幅圖景幾乎在每個歐洲國家都有。這再次強化了迴音室效應。迴音室效應加上呼喊和極化效應，兩者的結合本身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未來和歐洲計劃的未來所面臨的一個真正的結構性難題，因為大多數迴音室和呼喊是以不同的民族語言完成的。於是，不同的內容被呼喊出來。這是一個強化效應，它加劇了挑戰。

結語：歐洲的前景

一位非常有智慧的歷史學家曾經說過，歷史充滿了驚奇，而最為這些驚奇而感到驚奇的正是歷史學家。我們不知道明天將要發生什麼，尤其是在這個時代。在今年的法國總統大選中，極右翼候選人瑪麗娜·勒龐是一位熱門人選。如果勒龐當選，那將毫無疑問會成為有些人所說的「歐盟的斯大林格勒戰役」，將是整個歐洲計劃的絕對根本的危機。在今年3月15日的荷蘭大選中，民粹主義者吉爾特·懷爾德（Geert Wilder）的政黨最終沒能勝出，但荷蘭的政治版圖已然很分裂，未來也很不確定。在我看來，對歐洲計劃深陷危險的原因之一——這波民粹主義浪潮做出回應的關鍵，就是中左翼要提出某種能夠贏回他們至少一部分傳統選民的藍圖和願景。因為主要是左翼的選民轉到了民粹主義政黨旗下。以義大利為例，他們的工人階級選民轉向了民粹主義。因此中左翼得解釋清楚目前的困難是什麼，要如何奪迴流失了的工作，對文化議題的回答又是什麼。在我看來另一個核心的挑戰——有必要再次重複一遍——就是處理歐元區長期以來的缺陷。我認為失去了作為左臂的英國，右臂烏克蘭帶著傷痛，一條腿拖著難民，另一條腿被外圍的危機困擾，這樣的歐盟或許還能步履蹣跚地走下去。但是，如果它罹患了正在侵蝕其核心的癌症，而這個癌症沒有得到處理，它就會深陷危險之中。

最後，本文要以稍微樂觀的調子結束，因為前文或許有點太悲觀了。我的準則一直是「智力的悲觀，意志的樂觀」，而現在，意志不得不加班工作了。有一種很值得注意的、完全有可能的結果，就是獨立的中間派候選人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法國總統大選第二輪中擊敗勒龐，因為所有其他選民都團結起來投勒龐的反對票。（事後的結果確實如此——譯者注。）然後，在德國大選中，或者是默克爾重新出任總理，或者是社會民主黨人馬丁·舒爾茨擔任總理。舒爾茨的意義在於，他來自中左翼，來自歐盟機構。因此他比很多其他德國政治家更能理解歐盟的重要性，他對南歐和歐洲其他地方的痛苦有智力上、政治上和情感上的理解，他在歐元區問題上的態度也更加靈活。所以如果由舒爾茨總理和馬克龍總統擔任歐盟最重要的兩個國家的領導人，那麼對於歐盟來說，使其恢復健康的計劃便有了希望。做個最粗糙的總結，可能的結果是，法國推行進一步的經濟改革，德國在歐元區問題上更加靈活，承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意見是對的，即希臘債務是無法支撐的，承認財政聯盟必須有更多的元素支撐，如轉移、投資等。這樣，在明年此時，我們就會討論歐洲一體化，而不是歐洲的解體。不過我對此並不太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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