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康：走向歷史破曉時分(7)

　　這個歐洲，正在使大地出產比它似乎可能出產的更多的果實，誘導或強迫大自然的偉大力量為人類服務。

　　這種真正的偉大必須在精神力量方面擁有它的動力。

　　因為只有人類精神能夠蔑視一切限制，相信它的最後成功，將它的探照燈照向黑暗的遠方。

　　在歐洲的心中，洋溢著最純潔的人類之愛、正義之愛和為崇高理想作出自我犧牲的精神。

　　多少世紀的基督教文化，滲進了它的生命的內核。

　　在歐洲，我們看到高貴的人，他們維護人權而不分膚色和信仰；他們在為人類事業奮鬥的過程中勇敢地面對來自種族的誹謗和侮辱，並且大聲疾呼，反對瘋狂的窮兵黷武，反對無情報復的狂熱或者有時將整個民族攫為己有的掠奪；他們隨時準備補救自己民族過去所犯錯誤，自豪地設法阻擋卑劣的潮流，這種浪潮橫流無阻，因為受害者的抵抗軟弱無力。

　　現代歐洲擔負著這種豪邁的使命，他們對自由的無私之愛，對不承認地理界線或民族私利的理想，都沒有喪失信心。

　　這些就證明持久的生命源泉在歐洲並沒有流盡，此後，它會不斷地獲得新生。

　　歐洲在慈善方面是至高無上的，在這方面它面向全人類；但是歐洲在邪惡方面也是至高無上的，在這方面它只面對自己的利益，用它全部的巨大力量，以反對人類中無限的東西和永恆的東西。[作者註：泰戈爾，《民族主義·西方的民族主義》，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中國也許是西方思潮在東方和全世界的最大實驗場，法國大革命、俄國十月革命都在中國打下其鮮明的烙印，歐洲工業革命和現代科技革命正在推動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願托爾斯泰和泰戈爾的智慧、西方的成就和悲劇，都化為中國的精神導引。

　　五

　　每一代人都必須、也只能面對自己身逢的時代，每一個時代都充滿著獨特而亟待了卻的夙願和危機，絕大部分經驗都源自與時代潮流直接遭遇的歷程，無論厚古薄今還是現代自大狂，無論虛無主義還是尋神論，都不能拒斥時代的誘惑侵蝕，都力圖戡破時代的玄機。我們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它最為激動人心的前景是，經過五個多世紀的接觸，衝突、交流、融合。

　　與一個封閉、停滯、專制、落後、死氣沉沉的中國形象同時傳佈於世的，是一個神奇、高尚、美好、和諧的中國形象，這一形象甚至是歐洲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一則遙遠的啟示。

　　四百年前，利瑪竇就盛讚中國正是西方柏拉圖以來傾慕不已的哲人王烏托邦：「標誌著與西方一大區別的重大事象是，（中國）全國都由知識階層，即通常稱做哲人的人來治理，他們井然有序地掌管著這個國家，在事關對皇帝和國家的忠誠時，這些哲人一旦聽到召喚，其品格崇高與不憚危險和視死如歸，甚至超過將軍和士兵。」

　　這位歐洲早期傳教士尤其對孔子給予最高的評價。

　　在西方哲學家的命運是悲慘的，蘇格拉底死於非命，柏拉圖被西西里國王賣為奴隸。

　　而在基督誕生五百年前，孔子即以其高妙玄奧又樸實通俗的道德哲學來激勵他的人民追求一種充滿靈性、藝術感和高尚情懷的人生。

　　孔子的智慧和道德生活遠遠比世界各國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聖。孔子開創的儒家道德哲學是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生活的不朽準則，人民用以修身，君王們用以治國。

　　法國重農學派領袖魁奈曾發表《中國的專制主義》一書，批駁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一書中有關中國的論斷，認為「中國統治者的專制主義和絕對權力被我們的政治作家大大地誇大了」。

　　而啟蒙運動的領頭人物們沒有看到「一個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榮，一直存在至今的國家」，是嚴重的失察和有失公道。

　　其實伏爾泰等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評價，是不會令中國人反感的，他稱中國人的宗教和道德簡潔、明了、莊嚴，不迷信，不野蠻，孔子既無興趣扮成一個有靈感的人，也沒有以預言家自命，他只推崇德行，不宣揚神秘主義，中國文化要比西方文化早得多，成熟得多，文明得多，中國在科學、醫學方面落後於西方，但中國不迷信，講求容忍、明智、寬和，尤其中國人厭惡狂熱，出自本能地拒絕絕對主義和極端行為，最值得西方效仿。

　　西方耶穌會士曾經抨擊中國哲學的無神論傾向，譴責中國人的偶像崇拜本性。

　　德國哲學家、數理邏輯創始人萊布尼茲為此專門撰文為中國辯護，他嘲笑道「我們這些後來者，剛剛脫離野蠻狀態就想譴責一種古老的學說，真是狂妄之極！」

　　這位以發明微積分著稱於世、最富現代學意識的歐洲智者在《論中國哲學》中寫道：「中國是一個大國，它在版圖上不次於文明的歐洲，並且在人數上和國家的治理上遠勝於文明的歐洲。在中國，有一個極其令人讚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個哲學學說，或者有一個自然神論，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

　　羅素的睿智用於中國時，一點不遜色於他在《西方哲學史》里對西方思想的分析，他堅信，從全人類的立場看，無論中國歷史曾經充斥著何等深重的專制苦難，中國文化的腐朽和過時多麼令人痛心，但是，中國可能造成的災難，「遠遠要比在歐美佔統治地位的傲慢自大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災難小得多」。中國人發現並已經實踐了許多世紀的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夠被全世界接受，則將使全世界得到幸福，「而我們歐洲人卻一味要求奮鬥、掠奪、無休止的變革，不及貪得無厭。如果我們不能夠學到一些東方智慧——正由於那種智慧，我們才藐視它，那麼導向破壞的效率只能以毀滅而告終，我們的文明正走向這一結局。」

　　無論把中國看成世上天國般的烏托邦人間樂園，還是定為東方絕對專制主義的淵藪，無論「中國崩潰論」，還是「中國威脅論」，無論出於何種動機、企圖，都是中國的真實寫照，都是中國自我認識的辯正因緣。

　　應該承認，自古希臘哲學和基督教彌賽亞救贖精神問世以來，西方精神總的氣質是客觀、理性的，其心理傾向和文體風格是科學、實證和公平的。

　　而中國性格最可詛咒的品性便是虛飾、病態自尊（出自專制主義訓育出來的自卑和奴性）、對真實和真理的冷漠、怯懦，道德上的虛無主義。

　　中國兩千多年的帝王專制統治，中國更為古老的農耕文明傳統，中國「焚書坑儒」的可怖可恥行跡，中國曆久不衰的人文主義潮流和君子之風，中國反覆遭受亞洲腹地蠻族入侵和統治，孔子及其後學篳路藍縷的求道精神，都是這片時空相反相成、此消彼長的歷史共同體。

　　西方智者提供的正是一幅完整的中國歷史譜系，是中國求之不得，受之有惠的民族生命診斷書，是命運對中國的大恩典、大惠顧。

　　1966年，中國正陷於「文革」浩劫中，羅素在為《中國問題》重印本所作序言中稱，他1922年訪問中國得出的觀點沒有任何改變。

　　他堅持認為，中國天然是一個世界問題，就因為其人口占人類四分之一這一點，也是如此。「全世界都將受到中國事務進展的極大影響，無論好壞，在今後兩個世紀內，中國狀況的發展將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羅素從世界歷史進程指出：「中國與其說是一個政治實體，還不如說是一種文明實體，一個唯一倖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來，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其頓，包括羅馬帝國，都消亡了。但是中國以持續的進化生存下來了。它受到了外國的影響——最先是佛教，現在是西方的科學。但是佛教沒有把中國人變成印度人，西方科學也不會將中國人變成歐洲人。」

　　按孔子的思想和辦法，任何外來文化，夷狄蠻族也好，西洋文明也好，都能按照儒家「化成天下」的原則而「中國之」。

　　但是，危險和陷阱一直在中國面前，羅素堅信，「假如中國人能夠自由地吸收我們文明中他們所需要的東西，而排斥那些他們覺得不好的東西，那麼他們將能夠在其自身傳統中獲得一種有機發展，併產生將我們的優點同他們自己的優點結合起來的輝煌成就。」

　　羅素告誡說，但中國的偉大前途只有在避免了兩種相反的危險後才有可能實現。

　　第一種危險是，中國被「完全西化」，迄今為止他們所具有的民族特性被全部磨滅。

　　世界只不過多了一個「不知疲倦的、精明的、工業化的、軍事化的國家，這些國家正在折磨著這個不幸的星球」，應該稍加引申的是，從「打倒孔家店」到「走俄國人的路」、「以俄為師」，到「文革」「與傳統徹底決裂」，中國事實上一度走上被西化（「俄化」）的歧途，其啟示錄般的景象可謂「殷鑒不遠」。

　　第二種危險是，抵抗外來侵略的時候，中國「也許會被逼到一條除軍備以外，在各方面都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道路上去。這已經在日本發生了，在中國也很容易發生。如果中國不進入軍國主義的行列，他們可以創造出一種真正新型的文明，這種文明比我們在西方所能創造的任何一種都好」。

　　文明的生存和湮滅，一直是我們星球上的歷史－精神奇觀，一種偉大文明，其「優秀的富於創造性的少數人」如果淪落為「強悍的統治者多數人」，該文明就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

　　文明的死寂、國家的隕滅、民族的墮落，永遠是自殺，而不是他殺或幾個他者的合力謀殺——對於中國文明，尤其如此。

　　湯因比大概是最能夠從歷史使命高度為中國文明做出正面預言的西方歷史大家，中國人從中看到的，是完全不帶種族和文化偏見的西方經典精神：

　　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可能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