叢日云：普世價值與中國道路

作者：叢日雲（中國政法大學）

我們在歷史上曾誤入歧途，今天回顧那一段歷史，知識分子承擔了重要責任。上個世界三、四十年代，我們去反思那個時候的知識分子，他們對國家現狀、國家前途的認識誤入迷途，誤導了這個國家，走了幾十年的彎路。最近任劍濤教授出了一本書：《建國之惑—留學精英與現代政治的誤解》，反思留學精英怎樣誤讀了西方，怎樣誤讀了中國，怎樣給中國開錯了藥方。這不是少數人，而是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的主流群體都誤入迷途，進而誤導了公眾。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一個教訓。

今天我們又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能不能認準方向？認準目標？中國未來到底朝哪個方向走？我們要建設什麼樣的現代國家？中國的現代文明應該是什麼樣的？思考這些問題時背後的依據是什麼東西？比如我們對西方文明的認識，對中西文明關係的認識等，這都是我們思考這些問題的主要依據或者背景，不把那些問題搞清楚，可能再次使我們誤入迷途。

第一個大問題，源於西方的價值如何會成為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是一個應然的東西，是一種規範，是只要你良知未泯，只要有健全的理性就應該承認的，是每個人應該遵守的，是大家過社會生活共同遵守的一個底線、最低限度的一個要求。即使承認的人，可能偶爾也會違背它，但他承認，肯定是這個事做得不對，因為它違背了公認的價值。所以，不能公開拿出來說我就是對的。這是兩回事，是一個應然的東西。但這種應然的東西有實然的存在。我們觀察人類歷史上各個民族、各個文明，確實有某些共同的規範，這些共同的規範就是普世價值。還有，普世價值有其時代性，前面說的定義里沒有涵蓋進來，但它並不像有人解釋的那樣：好像是從來如此，永恆不變。普世價值不是這樣，普世價值是文明人類的基本規範，但在不同時代有它的表現以及它的新內容，隨著時代發展而變化。

今天講的普世價值，有一部分在古代社會就存在，一直延續到今天。這種古代社會的普世價值的來源是什麼？根源是什麼？一個是人對同類的同情心和愛心，這是普遍存在的，人類都有。我們是人類，超越了動物的狀態，大家都是人。同時我們都是文明人，我們超越了野蠻狀態。也就是說在古代的文明社會、文明人類普遍設立的基本規範就是普世價值。還有一個是共同的社會生活需要，人類是過共同社會生活的，但人類又有著共同的缺陷，不管什麼樣的人種，不管是哪個洲的，人類有共同的缺陷，為了過好共同的社會生活、協調好社會關係，就有了共同的道德規範來約束和教化人們。就是出於人的這種特性，出於社會的需要，古代社會已經出現了這種超越民族和文明的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使古代人類也能夠和平交往與相處，交往和相處時大家都找到共同的規範來遵守。如果沒有普世價值，古代人類的交往和相處都是不可能的。我們熟悉古代的《羅馬法》，羅馬人征服了龐大的帝國，許許多多城邦、王國、部落都被它征服，各個政治單元原來的法律、風俗習慣不一樣，羅馬人就把羅馬人和其他各個政治單元的人、各個民族和部落的共同規範提煉出來，形成了「萬民法」。羅馬人相信，羅馬帝國就是世界帝國，有無數的人和平相處，但是，能夠找到共同的規範讓大家遵守，裁判相互間的糾紛。所以普世概念在羅馬帝國範圍內能夠非常流行是有道理的，是有根據的，包括基督教這種普世宗教能在那裡面形成也是有基礎的。

現在有些人提倡全球倫理，他們的表述就是：「每個人都應該得到符合人性的對待」。什麼是普世價值？提煉為一個簡單的原則就是，每個人都應該得到符合人性的或者人道的對待。也就是說，把人當人來對待，以人的方式對待人，這就是普世價值。我反對有些人把普世價值開列一長串的概念，把你喜歡的、好的東西開列了一長串，殊不知那些東西不能算，那些東西只能說是普世價值基本原則在特定場合、特定時代的表述和表現。也有人提煉了各大宗教、各種意識形態的共同的「金規則」，這個「金規則」用中文翻譯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積極的正面的表述是：你希望別人怎樣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些都是普世價值的一種表達。一定要把普世價值提煉到最抽象的程度、最基本的東西，不要弄得很具體，一具體就漏洞百出。

但什麼是符合人性的對待？人類有一個道德進化的漫長曆程，人身上的人性不斷發揚，也不斷被自己所發現。人在變，人對自身的認識也在變。什麼是人性？什麼是符合人性的對待？隨著社會人道化水平的提高，出現了新的理解和認識，即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出現了。它是傳統社會價值的發展和更新。

現代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基本原則是什麼？我仍然傾向於一種高度抽象的概括：就是尊重社會中的每個個體，它的內容具體包括承認和保障個人的平等、自由和尊嚴。就是這個東西，提煉為一句話，展開為三個概念。其它一些概念，比如民主、憲政、人權等，都已經涵蓋其中了。要給人以合乎人性的對待，到現在有了不同的理解，仍然是普世價值，只是現在人們對人性和符合人性的對待有不同的理解，這種不同的理解，也就是現代對普世價值的理解，起源於西方，這個問題不需要迴避，它就是起源於西方。

在古代社會，如何調整個體和社會整體的關係？所有的民族和文明都面臨這個問題。所有的文明和民族在古代都傾向於向整體傾斜。我們必須要把個人的本能和慾望封堵起來，只有這樣才使一種有秩序的、文明的生活成為可能。但西方文明在它的歷史演進中獨辟溪徑，由於各種偶然因素的作用，西方人最後找到或者形成一種新的文化機制，就是在承認個人、尊重個人、解放個人、發展個人的基礎之上仍然能夠實現社會的秩序，社會的和諧與有序。把社會的秩序、社會結構、社會關係建立在個人的基礎之上。對別的文明而言，如果解放了個人，就意味著放出了洪水猛獸，意味著人慾橫流，一種有秩序的文明社會生活就成為不可能。人與人之間就像狼一樣。但西方文明找到了這樣一種文化機制：在承認和解放個人的前提下仍然能夠建立和諧有序的社會秩序，這樣一種文明在西方文藝復興後到十七、八世紀就出現了。

西方的民主只是一種制度形態，但背後是對個人的尊重，是對個人權力和權利慾求的尊重。每個人都有權力欲。民主制度承認每個人的權力欲的合法性。他建立了權力的自由市場，都給你機會，讓大家去合法地競爭權力。民主也尊重每個人作為共同體平等一員的身份，因為每個人都是共同體的一員，都應該得到尊重，那麼共同體的公共事務，不是個別人和少數人替大家做出決定，而是要大家參與共同做出決定。說到底，民主就是對個人的尊重。不要民主，就是根本不需要尊重，或者你根本沒有感受到這種尊重的需要。如果你有了這種需要就會要民主，就會不計後果的要民主。什麼要民主是否有利於秩序穩定？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國家強大？其實這些都是次要的，我是共同體的一員，需要尊重，需要參與，你要給我參與權。就像我是這個家庭的主人，這個家我管不好，但權力得我掌握。我不能把我家的存摺銀行卡交給保姆；我欣賞水平不高，沒有能力判斷哪個電視劇才是好的電視劇，但遙控器得握在我的手裡，不能因為我的欣賞水平差，就把遙控器給保姆決定我看什麼。我們是主人，要得到尊重。

憲政制度很簡單，就是對人的尊重，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尊重。所以整個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就建基於這個之上，整個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石就是保障個人自由和人權。

西方產生了尊重個人的價值，解放了個人，帶來了社會活力，展現出巨大能量。這個社會每個人都得到尊重，得到充分發展，個體的權利得到保障，個人廣泛參與公共事務，每個人個性非常豐滿，社會充滿活力。就像人的機體，如果每個細胞充滿活力，整個人的機體就有充沛的生命力。這樣，使西方社會展現出巨大能量，使它能夠征服其它文明，同時也為其它文明所羨慕所仿效。這是第一。

第二，因為這種解放個人、尊重個人的文化和價值符合人的本性，產生了一種對其它文明的誘惑效應。實際上我們每個人的本性里都需要這個東西，只不過幾千年文明為了社會生活的需要被壓制下去了。現在西方文明到來了，以前不知道有這個東西，現在知道了。那麼內心的「魔鬼」和外在的誘惑裡應外合，就產生了「誘惑效應」。

當西方文明與其它文明相遇，一是在競爭當中其它文明必然失敗，壓抑個人的文明必然失敗，解放個人的文明必然勝利。所以西方文明表現的是一種強勢文化，摧枯拉朽的能量，其它文明根本沒有招架之力。二是產生了「拆除堤壩」和「釋放魔鬼」的效應。其它文明把人的那種本能和慾望關在瓶子里，封上，西方文明來了，把瓶蓋打開，呼喚「你不要不好意思，你光明正大的現身吧，你那些要求很正常，都應該得到滿足，我有一種辦法使你能夠得到滿足，而且社會還不會亂。」西方這種呼喚、這種誘惑和每個人內在的那種魔鬼裡應外合，拆除了封堵個人的堤壩，把洪水釋放出來。這就出現了我們經常講的「一順一逆」的效應。堵是一種「逆」，拆是一種「順」，由此展現出了它的能量。於是，西方文明就滲透、瓦解了所有其它文明，重新塑造了所有其它文明。

西方文明對其它文明的滲透主要表現在它瓦解傳統社會的紐帶，釋放個人，從而使社會越來越個體化。我看到國內一些社會學的研究，經常有人做這個課題：社會的個體化。社會個體化是我們社會真正發生的變化，百年來真正的變化，三十多年真正的變化。不要看表面的東西，而是要看這個社會是不是越來越走向個體化。最初瓶蓋是西方人打開的，堤壩是西方人拆除的，但我們一旦和西方文明接觸，個人一旦被釋放出來，自身就有一種慣性。西方人不再發生影響，社會自身仍會朝著這個方向走。因為人被解放出來，就有一種慣性，要自我發展、自我完善，追求更高的境界。長期以來，我們動不動就批判西方的影響，抵制西方的污染等，其實有一部分是西方影響，但只是最初為西方影響，後來是自身慣性作用下的不斷發展。

過去的時代，農村都有紳士，家庭鄰里鬧糾紛請有威望的紳士去調解，包括哥倆分家也請紳士去裁決。後來共產黨把這些紳士們都掃除了，殺掉了或者管制起來了，或者被妖魔化名譽掃地了，於是，那些基層大隊幹部、小隊幹部就承擔了紳士的職能。誰家打架、吵架請大隊幹部來調解、仲裁。夫妻、妯娌、兄弟、父子、婆媳吵架，特別是分家。

中國原來大量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最後在兩、三代人之間，很快分解為現在最自然的三口之家的小家庭，這個過程非常快，為什麼？這本身是中國社會個體化的一個過程，個性在成長，不能容忍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對個性的壓抑。現在的小家庭，我們這代人滿足於三口之家的小家庭，感到已經很不錯了，但我們的下一代已經不滿足了。三口之家內部動不動AA制，動不動就有契約，結婚前先約法三章，簽個合同，離婚率也越來越高。我們那代人不可想像。也就是說，三口之家的小家庭的共同體也仍然在走向解體，解體到最後是什麼？是一個個的個體，每個個體為社會的基本單元，由這樣的基本單元在契約的基礎之上構建其它的共同體一直到國家。這個趨勢不可逆轉。只要這個趨勢不可逆轉，什麼民主憲政、什麼人權自由，都是這種個人主義精神枝幹上的衍生物，只要社會個體化的趨勢不可逆轉，個人要求尊重，個人要權利，個人要共同體參與，那麼，民主憲政遲早都會到來，那是水到渠成的事。

西方文明改變了人，改變了人對自身的認識，也改變了人的欲求。個體要解放，要求得到尊重，從西方產生的現代價值在各大文明中得到了共鳴和呼應，西方文明的傳播也改變了社會，於是也需要建立新的社會規範。這樣就出現了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符合人性的對待就是一種西方的理解。而這種尊重個人的價值雖然來源於西方，但為其它文明所普遍接受，它就成為現代世界的普遍價值。

當代的普世價值仍然是傳統普世價值的繼承，但有了新內容。新內容只就起源來說是西方，而在今天實際上被各大文明、各個民族所普遍接受。所以，今天講的普世價值，應該說有一部分來源於古代人類，也包括中國古代的某些價值到今天仍然是有效的，但那也不是中國獨有的，是在古代社會全人類的普世價值。還有一部分來源於西方，是西方的價值，起源於西方，但今天已經被我們普遍接受。這是第一個大問題。

第二個大問題，源於西方的普世價值如何適用於中國？

人類的文化是可以傳播的，而文化的傳播有自己的方式，不是人的智慧所能規劃和設計的。有些人拒絕西方的東西，說既然是西方的，就不適合於我們，我們不要西方的東西，只要自己的東西，這就否定了文化的可傳播性。

一個文明演化的走向、發展的前景也不是人為設定的，而是每個個體自由選擇的結果，這種選擇也是個體的權利。當你問西方的東西是否適合我們時，這是一個宏大的敘事，好像沒有很深的學問回答不了。我想，每個人要反問自己，每個人反問自己內心、追問你的內心，把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要素，內容，各自列出個單子，你選一個自己的個性化菜單。西方文化中你喜歡什麼，中國文化中你喜歡什麼。我想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做這種菜單選擇。這種選擇還會變化，今天不喜歡西方這個東西，明天可能喜歡了；今天特別喜歡西方這個東西，明天可能又回歸到傳統了，喜歡中國本土的東西了。會有變化，而千千萬萬的個體自由做出的選擇就決定了中華文明的大走向，而這種走向是每個人的權利，沒有人有權干預。

在不同的文明交匯時，傳統文化的成分和對外來文明的吸納依據什麼原則？依據它是否滿足了當代人的興趣和需要。我們不能委屈自己，不能夠一代代人做犧牲品僅僅是為了維護老祖宗的面子和榮譽。當代的每個人就是目的，在宇宙中每個人是唯一的，每個人就是小宇宙，我們沒有必要做其它的某種目標的犧牲品。如果維護傳統的目的只是讓祖宗的東西傳下來，因而就要委屈自己、犧牲自己，沒有這個必要。

經過西方文明一百多年的滲透——其它文明可能是幾百年的滲透，所有文明都不再純粹，其中西方文明的因素也就是現代性的因素幾乎都超過了傳統的文化因素，中華文明也不例外。在中華文明的今天，西方文明的要素也遠遠超過了傳統文明的文化要素。一個今天的中國人到美國去生活一年，會感受到多大的文化衝突？會感到有多麼的不適應？我本人到美國去生活，一點兒文化衝突、振蕩沒有感受到，頂多有些地方感到一點兒新奇。如果把你放回到200年前的中國，你還能不能活得了？今天的中國人和當代的美國人差距大還是和200年前的祖先差距大？尤其是現在占人口一半的女同胞，把你放到200年前，我估計一多半都得自殺（現場笑），剩下的都得抑鬱。能受得了嗎？這是一個簡單的常識。

現在社會已經變了，已經不是純粹的傳統文明，是已經變化了的東西。我們的傳統文明與西方文明是兩種類型的文明，差異非常之大，但是，現在，中華文明已經被西方文明所滲透，不再是傳統的形態。那麼，現在文明當中已有的現代性因素就構成了我們繼續吸收其它因素的前提，這就是我們接受普世價值的基礎。

什麼叫國情？今天的國情不是乾隆時代的國情、道光時代的國情，今天的國情就是我剛才說的：今天中華文明中，許多源於西方的現代性因素已經紮下根，成為我們文明的一部分，並且，源於西方的現代性因素已經佔了優勢地位。而這些東西又是我們引進其它西方因素的前提和基礎，這些因素的繼續發酵，就會使我們從整體上走向現代文明。所謂現代文明要「內在生長」，不意味著我們一定從老祖宗那裡找到根據。文明的內在生長是指，今天中國人發自內心與本性的一種選擇，同時，也是我們文明中已有的現代性因素的進一步成長。你身上已有的現代性東西就支撐了你去學習引進實踐其它現代性的東西。現代文明傳播的基礎在於人的共同本性，在於現代生活的同質性。

我們有了生產力的發展、經濟的發展，有了更高的城市化水平，有了教育發展，交通和傳播媒介的發展，有信息有爆炸性增長和便捷的流動，特別是有了市場經濟，市場就是民主憲政的學校，就是民主憲政的啟蒙老師。所有這些現代性東西都構成我們進一步的引進和建設遲到的西方民主和憲政的基礎與前提。這些因素是橫向來的，並不一定要從孔子那裡找到資源。孔子那裡若有支撐現代的因素，那當然好，資源越多越好。但孔子那裡沒有，就不要挖空心思到那裡找。隨便到二千年的亞里士多德、西塞羅那裡，他們的思想都具有現代性，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的書，拿到今天都是公民教育的好材料。孔子的書怎麼說都是教人做臣民，不利於建設公民文化。使勁解釋，它還是教人作一個好臣民，如此而已。

常有人說，我們引進和移植西方文化沒有土壤，沒有根基，必然會失敗。對這個問題，我有不同的理解。其實，我們學習西方文明是有傳統根基的。這個傳統的根基是傳統文化發展達到的水平，而不是與現代文明有對應性、類似性的某種傳統特色或某個學說。儒家傳統當然不是什麼根基。有學者做牽強附會的解釋，那是他個人的知識興趣，是他的學問。但是，一個社會走向現代文明，每個人接受西方民主憲政，即普世價值，根本不需要這樣藉助傳統資源，也就是說，不需要在自己的傳統中一定有類似的東西，不需要藉助孔子的儒家思想，或將其解釋或改造成具有現代內涵的理論。我們接受現代觀念，實踐現代生活方式，不需要得到孔子的批准。好像孔子沒批准，在我們內心就有一種無法突破的障礙。沒有這樣的障礙。你就想想自己是怎麼開始要男女平等的，要獨立的？你要自由戀愛、婚姻自主，要和丈夫平起平坐，這種意識是怎麼來的？問問你的內心，這些思想、態度和情感是怎麼來的？是從孔子那裡受到啟發嗎？孔子教導中國人兩千多年，沒有男女平等這回事。社會不是那麼不發展的，社會公眾的現代化心路歷程也不是這樣的，似乎現代性的東西沒有相對應的傳統支撐就不行，不是這樣。

但是，換個角度看，我們建設現代文明，的確是有傳統支撐的。這個傳統的支撐不是說在歷史中找到某種和民主憲政相似的一種學說或者把歷史某種學說解釋為民主憲政的一種前現代形態，不是的，而是我們古代文明發展的程度。我們有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有深厚的文化積累，這些東西有時候看起來是一個包袱，但有時候看上去又是一個支撐。就是說，我們有發達的農業文明，西方所謂的現代普世價值依據的是工業文明，我們和工業文明只差一個台階。高度發達的古代文明從整體上使我們具備學習現代文明的很好條件，使我們有很強的學習能力。所以，我們能夠很好的建設和實踐以普世價值為依託的民主和憲政。事實也證明，我們學西方的科學技術、發展經濟，幹得還不錯。只是在民主憲政方面很差。和西方比，我們很自卑，覺得處處不如人，但和西方之外的其它文明相比，我們還是很出色的。我們是西方文明的好學生。為什麼在其它方面我們學得不錯，唯獨民主憲政學不了？非不能也，而是不為也。

今天講的普世價值跟馬克思主義是怎樣一種關係？前段時間在有關普世價值的爭議中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些馬克思主義的信徒拒絕普世價值、批判普世價值。按我的理解，馬克思是承認普世價值的，馬克思還特彆強調普世價值。毫無疑問，馬克思認為他所揭示的真理是普世的，適合於全人類，因為他要實現全人類的解放。馬克思主義內部一般講的是普遍真理，不用「普世價值」這個概念，但他是把「價值」變成了「真理」。在馬克思那裡，「價值」不是我們的主觀選擇，不是每個人或者每個民族的偏好，在他那裡，都把這些東西「科學」化了。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哪怕是你選擇，但你不知道你所選擇的背後有一種客觀的不以你意志為轉移的力量支配著你。所以他就把屬於「價值」的東西納入到「真理」的範疇。當他講普遍真理時，實際上包括了「普世價值」的內容。

我認為馬克思是認同普世價值的，他繼承了啟蒙時代的遺產。但馬克思對普世價值的理解和在如何實現普世價值的問題上走入了誤區。當然，有好多人用另一種論證，說馬克思也主張自由，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等，說他的那個理想和我們今天所講的普世價值是一致的。我認為這種說法是錯的。馬克思講的未來共產主義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和今天講的對個人的尊重、個人的平等自由和尊嚴沒有關係。他走的是從盧梭開始到黑格爾的積極自由的道路。當馬克思講自由時，不要看他也用了「自由人」的概念，他那個自由是積極自由。在馬克思的體系里絕對容納不了消極自由，沒有它的一席之地。因為不能容納消極自由，所以也就挖掉了現代民主憲政的根基。沒有一種消極的自由、消極的個人權利需要保障和保護，也沒有個人的自由和人權與國家的權力之間的尖銳對立和衝突——也就是形成兩者你進我退、此消彼漲的關係，我的自由要想擴大，國家權力必須後退；國家權力如果擴張，我的權利和自由勢必受侵犯，就會萎縮，兩者在一個平面上是一個你進我退的關係。所以，我們要保障個人的權利，就必須限制和約束國家權力——這個概念在馬克思那裡沒有一絲一毫。馬克思主張民主，但他的民主絕不是為了保障人權的目的，馬克思講自由人的聯合體，但沒有消極自由的意義。馬克思心目中是有一個普世價值，相信全人類要有一個共同的東西，全人類都要實現共產主義，這是普世價值，但最後走的道路，最後他給人類許下的前景和今天現代文明主流傳統所講的普世價值不是一回事。

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都是獨特的。我曾經有一個說法，在古代各大文明當中，西方文明和其它文明可以說是同父異母。所有其它文明可以歸為一個類型，但西方文明是比較獨特的一個。我認為現代文明的出現是很多偶然因素聚合形成的，並不是所有文明只要給它時間，沒有西方人入侵，正常發展都能成長出現代文明。不是的，因為是不同的類型，大家走在不同的軌道上，不可能相交。不是說我們只比西方落後了一點，再給我們幾百年也能搞出市場經濟、民主憲政，這是不可能的，就好象你再給中醫一千年也搞不出西醫這套東西來是一個道理。我曾經用一個比方，好比草永遠長不成樹一樣。現在看那個樹苗才一寸高，但它是與草不同類型的植物，現在一寸高的樹芽註定長成一丈高的大樹，草不可能長成一丈高的大樹。這是不同類型的文明。我這麼說肯定會有很多人反駁我，這隻能說是我對中西文明的一種洞見，完全是我個人化的一種洞見，要說根據，很難拿出什麼東西來進行論證。你可以從你的角度有你的洞見。

中西文明在古代歷史上很少交往，相互之間很少包含對方的因子。印度以西的歐亞大陸文明在古代頻繁交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滲透。中華文明獨居東亞的角落裡，和歐亞大陸文明的主要舞台距離相當遙遠，又有天然的障礙。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在歷史上處於歐亞大陸的兩端，從來沒有直接相遇過，相互之間很少包含有對方的因子。所以，相互的陌生感也最為突出，相互獨立發展了幾千年。但即使這樣，它們都是人類的文明，說到底就是幾萬年前從黑非洲走出來的那批智人分散到世界各地，由於不同的地理環境、獨特的歷史發展道路形成了一個個獨特的文明，如今全球化時代使他們幾個兄弟重新聚在一起，他們已經失散了幾萬年了。雖然有很多不同的東西，但說到底他們是兄弟，說到底他們都是非洲走出來的這一支智人發展出的文明。直白地說，他們都是地球人，他們共性的東西超過特殊性的東西。

至於你說到中華文明兩千多年延續的大帝國和其它文明不一樣，我覺得，這個特點在文明之間的差異上可以忽略不計。也就是說，當我們思考兩大文明的關係，思考諸如我們能不能移植西方民主憲政之類的問題時，這個問題沒有那麼重要。

你所問的問題的關鍵在於，西方文明的獨特性在哪裡，為什麼它會產生現代文明？

西方人從原始時代一走上文明的舞台和所有其它文明都不一樣。可能，3000多年前有一印歐語族的人從高加索遷徙到印度，最初他們的文明形態和歐洲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但後來因為和印度本土人的相融合，逐漸東方化、亞洲化了。印度文明在古代確實有很多和西方文明相似的地方。

西方文明，希臘人、羅馬人、日耳曼人從原始時代進入文明的門檻，有了文字記載開始，我們就發現它和其它文明明顯不同。這個不同根源在哪裡？一個根源於他們漫長的原始時代生活。原始時代淹沒在漫長的歷史年月里，我們對那個時代很少解。人類的文明才幾千年，這幾千年之前，比如高加索平原那個地方有了幾萬年的原始生活。在那個時代，形成了他們共同體的生活方式，那個時代有他們形成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方式等。現在人類文明才幾千年，它在幾萬年中植下了深深的根。所以，當他們走上歷史舞台，就和別的民族不一樣。

你還可以說，他們的民族性格和別的民族不一樣。看看希臘人、羅馬人、日耳曼人的民族性格就知道了。在很多人那裡，一講民族性格好像就有種族主義之嫌，好像那個民族就天生優越。我們可以說，民族性格就是一種文化，要承認民族和民族之間有不同的性格。我最近主持翻譯了一套《政治文化研究譯叢》，裡面就有英格爾斯的一本書叫《國民性》。以前，我們通過觀察、印象，通過對文獻整理，得出關於各個民族的國民性格的概念。《國民性》一書將「國民性」概念科學化了。英格爾斯等西方學者用實證的方法來研究國民性，提出一個「眾數人格」的概念，然後用數據證明每個民族都有什麼樣的特點。

科學研究證明，民族性格是存在的，每個民族有其個性。我們可以看到，西方那幾個民族的個體具有獨立和頑強的性格，那幾個民族也具有頑強的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這是其它民族所沒有的。進入文明時代後，所有的民族都建立了國家，走出部落時代，這樣，就使國家權力，具體來說就是王權（或皇權）在成長。在王權成長的過程中，別的民族付出比較小的代價，遇到比較小的阻力，王權就徹底馴化了人民。王權取得了一勞永逸、永久性的對人民的征服。但唯獨在西方，王權成長過程中遇到了極大的阻力，想馴化人民非常難，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王權才能成長一點點。王權有所成長後，人民也成長起來，就想辦法把王權馴化了。把王權關在籠子里，韁繩和鞭子掌在人民的手裡。為什麼西方人能實現這個？看歷史就知道，看看一個個事件，看看王權成長的歷程，它在中國很容易就征服了比較懦弱的民眾，一勞永逸。在西方很不容易，最後達成一種平衡，王權和人民力量的一種平衡。因為王權想擴張一點點都遇到極強的阻力，希臘人、羅馬人、日耳曼人無一例外，頑強的民族性和追求獨立、自由，這個東西可能植根於幾萬年前原始時代的宗教生活。還有，包括日耳曼人、羅馬人、希臘人，一進入文明時代，都有一種對法律的尊崇，別的民族有沒有這樣？以宗教的感情尊重法律，這也是他們在原始時代就形成的傳統，帶到了文明時代。對這些，我也只能是一種猜測和推論，現在的研究恐怕還難以證實。但在，我們能看到、觀察到，他們確實和別的民族從一開始就不同。

普世價值是一種規範，大家真正拿到桌面上來說，怎麼做人，怎麼對待別人，社會需要怎麼來調解人們相互之間的關係，真正拿到檯面上，大家都得承認某種規範、某種準則。是有良知、有理性的人都能接受的規範，是一種應然的狀態。這種應然的狀態不能用任何實際發生的違背普世價值的行為去否定它，因為人都有缺陷，全球各個文明人的缺陷都差不多，所以才需要規範和教化。而這種應然狀態同時又是一種實然的狀態。我們看到各個國家各大文明都用這些東西來作為基本的價值準則。假如真的像你說的，美國做了一些事情，也只是說美國的某屆政府和某屆領導人、某項政策違背了普世價值，並不是說美國的普世價值和別的就不一樣。

第二，根據我對國際關係、國際政治的一些了解，你剛才提的問題，背後有許許多多長期盛行的陰謀論的教育積累出來的東西的影響。美國官方會推行它的價值，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但你要到美國去觀察就會看到，美國真正佔主導地位、真正時髦的是文化多元主義。我認為美國和西方真正的問題不是文化霸權，而是文化上的不自信。現在的美國，比如一個歷史系，如果沒有人講婦女的歷史，政治上就不正確；沒人講黑人印第安人的歷史，政治上就不正確；沒人講拉丁人、亞洲人的歷史，政治上也有問題。但沒人講歐洲的歷史、白人的歷史沒關係（現場笑）。美國的知識界，左派佔主導地位，大多數人都在批判所謂的「歐洲中心主義」，推崇其它文化的價值。很多人看到的是美國文化霸權，以它的實力到處推銷它的價值，但我看到美國的另一面，就是文化上的不自信。亨廷頓講完文明的衝突，就擔心「我們是誰」？這恐怕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問題所在。

普世價值不是一個實現的問題。在我們現代化過程中，這個社會中的人在成長、發展，每個個體都在成長、發展，社會也在發展和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接受普世價值，把普世價值作為我們這個社會真正的基本價值準則。是這樣一個過程，不是實現，而是一個接受的過程。它永遠都是一個規範、一個原則，一個應然的東西。

如果我們普遍接受了普世價值，就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成為現代人，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現代的文明社會。這樣的進步會解決現在的許多問題，但現代的文明社會又會有它的問題，普世價值不是一劑良藥，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包括最發達的西方社會都有其問題。西方社會這幾十年由現代文明開始向後現代過渡，後現代價值觀開始出現，有人把它概括為「後物質主義價值觀」。英格爾斯追蹤了幾十年歐洲人價值的變化，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後來又擴大到對全世界幾十個國家價值觀的調查。他證實，西方發達國家已經開始進入後現代文明，開始出現了後現代的價值觀。就像當年西方創造了現代文明的普世價值一樣，現代的普世價值也有它的問題，也要被更替。

對中國來說，那是以後的事，我們現在面對的是杜老說的，我們連走向現代文明的基本目標，還有很多人要拒絕，甚至還要倒退回去。我們先想明天的事，後天的事明天再想吧。

摘自：叢日雲【普世價值與中國道路--在張千帆教授主持的「憲政論壇」第十一期（9月15日）上的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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