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痛罵張宗昌：引狼入室關係太大 絕不能借重日軍留萬世罵名

范國平，「軍官團」成員，季我努學社社長，中國近代軍事史青年學者

東方會議為謀殺張作霖定調

1928年的5、6月份，奉系北洋政府對於其控制之下的華北地盤的統治已經呈現風雨飄搖之勢。國民黨新軍閥聯合的北伐軍打得張作霖好不容易捏合起來的舊北洋軍隊為班底的安國軍節節敗退。北伐軍已經將刺刀頂到了張作霖的咽喉之上。此時的張作霖麾下尚有數十萬士氣低迷的殘兵敗將，可是已經是不堪一戰。老謀深算的張作霖，早就想好了退路，他將率領奉系本部人馬撤出關外，將山海關大門緊閉，仍舊當他的「東北王」去。

張作霖

張作霖從當東北的地方官開始，到執掌北洋政府中央政權為止，一直用軟和硬的兩手、明與暗的兩手對付日本人。他嫻熟地走著搭建在日俄之間的危險的鋼絲，把東北這塊日俄兩大列強都看作是「嘴跟前的肥肉」經營得讓兩大列強，特別是日本人更加垂涎欲滴。他走鋼絲，不是像清政府無能地宣布「局外中立」，任由日俄在自己的國土上大打出手。他走鋼絲，走得比較藝術，東北在日俄不斷碰撞的夾縫中發展得越來越壯大，小日本看到東北的豐饒，想盡辦法地想儘快將其一口吞下，卻發現張作霖以及張作霖的奉系軍隊，像一塊卡他們嗓子里的稜角分明的骨頭，讓他們沒辦法吞下去。日本人是想吞不敢吞，吞不下，畢竟還有國際社會的干涉，想吐又捨不得。

因為張作霖陰柔地維護著東北和國家的權益，很多直腸子的日本人，特別是日本軍人急欲除之而後快。可是他們卻受到很多國內的阻力。張作霖與日本政界、軍界的關係盤根錯節，他從來不是一個小氣鬼，對日本政客、軍人，特別是軍事顧問，經常是大把大把地給錢。俗話說，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短。所以在日本國內有一股比較強大的為張作霖說話的勢力。日本的軍界政界一直在對待張作霖的態度上進行著持久的爭論，雙方侵略中國，吞併東北的最終目標是一致的，爭論的焦點是要不要以張作霖作傀儡代日本統治東北。除張派以日本關東軍、關東廳的官員們和部分駐華使節為主要代表，這幫傢伙與張作霖打交道多，打的多是逼迫張作霖讓渡或者出賣中國權益的交道，他們深知張作霖的風格和手段，他們認為要拿下中國東北非去張不可。保張派以張作霖的軍事顧問、部分駐華使節以及部分日本政客為代表，他們認為張作霖是日本人一手扶植起來的，他已經經營起一個龐大的軍事集團，想用強硬手段對付他，會把他推向中國的南方派，促成中國的統一，只要削弱張作霖的軍事實力，讓其受制於日本，張作霖會成為日本很好的代理人。在除張派眼中，像町野武馬、松井七夫這樣的保張派日本軍人就是日本的敗類。

皇姑屯慘案現場

日本的除張派和保張派一直在明刀暗槍的較量。這種較量在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召集的「東方會議」上畫上了句號。「東方會議」召開的背景，就是南方北伐軍將刺刀頂到了張作霖的脖子上，張作霖準備率兵出關的前夕。日本的田中義一首相在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在東京日本外相官邸，召開「東方會議」。會議由執政黨政友會議員森恪聯繫籌備。日本陸軍、海軍、外務省、內閣的主要高級官員與會，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大將、關東廳長官兒玉秀雄、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高級參謀河本大作、日本駐漢口總領事高尾、駐上海總領事關田、日本駐朝鮮政務總監山縣伊三郎和參謀長寺內壽一等四十餘人參加。

東方會議開了11天，會議結束時田中義一以「訓示」的形式提出了《基於對華根本方針的當前政策綱領》。《對華政策綱領》由簡短前言和八條意見組成。田中在前言中明確提出：「鑒於日本在遠東的特殊地位，對中國本土及滿蒙，自應區別對待」。

田中義一在會後給天皇上了一道奏摺，這道奏摺史學界稱為「田中奏摺」，它為日本今後侵略中國東北，侵略整個中國，乃至侵略整個世界畫出了一張明確的路線圖。前文我也提到過，就是「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乃明治大帝之遺策。亦是我日本帝國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張作霖治下的東三省就是他們侵略世界的第一塊跳板。

《對華政策綱領》強硬宣稱：「最近，無可爭辯的是，往往有不逞之徒乘政局不穩而跳梁，擾亂治安，有發生不幸的國際事件之虞。帝國雖然希望中國政府取締並依靠國民的自覺，對這些不逞之徒進行鎮壓並維持秩序。但在中國有侵犯帝國權益及日僑生命財產之虞時，必要時，將斷然作出自衛措施，以維護之。特別是在日、華關係上，對於以捏造和虛構的謠言為基礎，妄圖掀起排日、排斥日貨的不法運動的人，自應排除其疑慮，為了維護權利，更必須進而採取適當的措施。」

他們對於中國東北和張作霖的態度也明確了：「對於滿蒙，特別東三省地方，因與我國防和國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關係，我國不僅必須予以特殊考慮，且對該地區維持和平與經濟之發展，使之成為國內外人士安居之所，作為接壤之鄰邦，尤須具有責任感。……萬一動亂波及滿蒙，治安紊亂，有侵害我在該國特殊地位、權益之虞時，不論其來自何方，均應加以防護，並須做好準備，為保護內外人士安居、發展，及時採取適當措施。」

皇姑屯慘案現場

日本人的意思非常明白，只要他們認為，他們「關注」的東北「治安」要「變壞」，他們就會採取武力措施。我給解釋得再明白一些，無論是張作霖的軍隊，還是北伐軍，只要對東北的「治安」造成危害，他們都會出兵制止。日本人的如意算盤是這麼打的，先逼迫張作霖簽訂出賣滿蒙利權的協議，如果張作霖不答應，就出兵佔領錦州，解除敗退回東北的奉軍的武裝，讓張作霖成為一個聽話的傀儡。用河本大作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的話來說就是：「張作霖之所以施行虐政，其原因在於擁有不必要的龐大軍隊，因而橫徵暴斂，並屢屢在關內發動內戰。今後張作霖一旦在南方派的逼迫下向關外敗退，即以關東軍為主力，並由朝鮮派出部分日軍支援，堅決解除奉天軍之武裝，削除其爪牙，使之成為『善良的統治者』。」

如果張作霖不肯乖乖就範，就採用激烈手段。皇姑屯事件的主謀河本大作在東方會議上叫囂：「殺掉張作霖豈不是一切問題迎刃而解！……迫張下野，誰能保證其繼承人改弦易轍，若比張更難控制又怎麼辦？殺掉張作霖，其子張學良必不善罷干休，其部下亦必騷動，我軍可借維護治安名義，解除奉軍武裝，一舉佔領滿洲，進而另覓屬意人選，在我軍保護下，組織政府，滿洲權益問題豈非一勞永逸。」

河本大作是除張派的急先鋒，他認為，「張作霖曾受日本培養，但卻忘恩負義，接近英、美，從事排日運動，真是豈有此理。日本滿蒙政策的最大眼中釘就是張作霖。」他在《我殺死了張作霖》中如此寫道。他認為，解決張作霖是日本解決「滿蒙懸案」的必然選擇，「只要打倒張作霖一個人，其他所謂奉天派的諸將，必將樹倒猢猻散。時至今日，相信只要依靠一個張作霖，使之主宰滿洲，就可以確保治安的想法是錯誤的。……幹掉頭子，除此之外，沒有解決滿洲問題的第二條路。只要幹掉張作霖就行。……」

在東方會議上，河本大作的言論得到了軍人出身的田中義一以及關東軍司令官武藤信義的支持。河本大作就是按照這種思路去策劃謀殺事件的。這個狂妄的傢伙，希望一次性解決「滿蒙問題」。時任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領事的森島守人在戰後所著的《陰謀·暗殺·軍刀——一個外交官的回憶》中披露：「本來，策劃爆炸者的企圖，並不只是為了殺害張作霖一個人。主要的目的是想乘列車爆炸和張的死亡而引起社會紊亂之機立即出兵。進而挑起大規模的武裝衝突，然後使用武力徹底解決滿洲問題。」

謀殺他國元首的策劃，雖然沒有落到東方會議的紙面上，可是與會諸人都已經心照不宣。張作霖的死活，就看他對待日本接下來的侵略行動的態度了。

東方會議後，日本人就開始執行對張作霖的強硬政策。日本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一回到奉天就向奉天地方當局提出強硬照會，要求東北當局立即停止自築鐵路，並不得反對日本在臨江設領事等侵略行徑。吉田茂威脅說，如果張作霖不接受上述要求，日本將考慮「南滿鐵路拒運奉軍，停止供應東三省兵工廠所需材料，禁止京奉線專用列車通過滿鐵附屬地。」張作霖雖然面臨北伐軍強大壓力，可是仍然以強硬對強硬：「如日方這樣做，只會使我排除萬難，自主地修建鐵路。」

1928年四月，北伐軍向張作霖的安國軍發動攻擊，為阻擋北伐軍進軍華北，日本悍然出兵濟南，屠殺我軍民5000餘人，殘忍殺害國民政府外交交涉員蔡公時。18日，日本對中國南北軍隊發出「覺書」警告南北雙方：「……戰亂如果進展到京津一帶，其禍亂將波及滿洲的時候，為維持滿洲治安，帝國政府或將不得不採取適當而有效的措施。」日本人進行赤裸裸的戰爭恫嚇，企圖趁中國內戰之機佔領滿蒙的野心昭然若揭。從客觀形勢上而言，「覺書」的發表對於張作霖有利，畢竟日本的這一聲明，有阻止北伐軍進攻華北，尤其是東北的門戶京津地區的用意。可是張作霖並不領情，他發出強硬照會：「深盼日本政府鑒於濟南不祥事件之發生，勿再有不合國際慣例之措置……。」在日本人對他又打又拉的時候，他明確表示，他不會出賣滿蒙權益，因為他決不能做「叫我子子孫孫抬不起頭來的事情。」他的部下、山東軍閥、直魯聯軍總司令張宗昌出於保住自己地盤的考慮，有迎合日本的意向，張作霖知悉後，立即發出急電，把張宗昌召來當面嚴厲斥責：「勝敗事小，引狼人室，關係太大，我們可以不幹，但絕不能借重日軍留下萬世罵名。」

節選自范國平，《最後的北洋三雄》，世界知識出版社。請朋友們訂閱季我努學社公號jiwonu，及季我努學社團結中國近代軍事史名家和青年學者匯聚而成的企鵝號「軍官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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