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動了我們的孔子 于丹現象

誰動了我們的孔子 ● 吳稼祥 　　 　　一，是一座聖壇，還是十隻「醋罈」 　　 　　2006年十月黃金周期間，一個在職業生涯中似乎從未與孔子和孔子研究發生過任何關係的小女子，居然堂而皇之地在當代中國媒體之王——中央電視台上解說《論語》，並且眉飛色舞地一連講了七天（上帝創造世界時還只表演了六天，她比上帝還牛一天）。讓人驚訝的是，這個不知道是否真的看懂了《論語》的影視學教師，居然（又一個「居然」）受到觀眾的喜愛和歡迎，掀起了一場《論語》熱，一時間，她的講稿和所有沾上《論語》字樣的書籍，都在各大書店暢銷。 　　出版她的《莊子心得》一書的民主與法制出版社的總編說，春節剛過，人們就排起長隊等購于丹的書，一對老夫妻冒雨佇候，老漢說，「我們天天吵架，準備離婚，聽了于丹的講座，心裡很舒坦，不想離了……」書在熱賣，名在鵲起，既有好吃的，又有好看的，既有里子，又有面子，這是她應得的嗎？ 　　于丹是誰，她算老幾，是什麼讓她七夜成名？確實，如果按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學術水平和所花的時間來排序，在全國範圍內，說保守點，她可能排在1千名以後。如果按演講水平排序，她是否能進入大專院校辯論賽決賽名單還是個問題，那為什麼選她講《論語》，是因為她長的漂亮嗎？大概也不是，她的臉讓人看到的慾望遠遠多於美麗。這就不能不讓人們聯想起媒體暴力，想起與這種暴力的曖昧關係，想起藏在經典大氅里的牟利動機……以至於有「中國辛普森」之稱的王小峰在他的博客里把「百家講壇」稱為「敗家講壇」，和「出版講壇」。 　　不能說沒有人看透這個把戲的暗道機關：社會與學術評價系統的癱瘓，媒體資源的佔有者優先，以及遴選機制與公開公平的絕緣……所有這些導致的社會財富和社會名望的分配嚴重不公，必然引起社會憤懣，但憤懣之氣的噴射口，一般是整個體系最薄弱的地方。在「《論語》心得」這個案子里，我看到了兩個噴射口，一個是孔子（他老人家可能早就知道，他遲早要給他的同胞當出氣孔，所以乾脆姓孔），另一個是于丹。一個是死古人，另一個是弱女子。愛死古人的，拿弱女子開刀，比如徐晉如等十個博士生和碩士生；放弱女子一馬的，拿死古人開涮，比如黎鳴。 　　自稱「思想狂徒」和「哲學烏鴉」的黎鳴，倒更像是一頭西班牙鬥牛，一看見孔子的名字，就像看見紅布，暴怒地猛衝過來，嘴裡還噴著白沫，哞哞地叫著：「一個詭計，坑害了中國人兩千多年」，「《論語》，中國人的宿命之書」，「孔夫子，中國人的人格分裂之祖」，「孔夫子是中華民族的罪人」，「孔夫子徹底掐斷了中國人的慧根」，「孔夫子倒栽了中國人的"智慧之樹』」，「我的批判孔夫子及其儒家的網上宣言」，「中國要崛起，必須從審判孔夫子開始」，「孔夫子是禁絕中國人思想、言論自由權利的始祖」……這些都是黎鳴博客文章的標題，但更像是大字報上的標題。我以前認識黎鳴兄，沒覺得他瘋到了這種程度，大概都是博客點擊率害的。 　　徐晉如等人沒有這麼「辣」，但卻相當「酸」。他們3月1日在網上公布了「討于丹檄文」（最早刊登這篇東西的應該是徐晉如自己的博客「晉如語類」，題目是「中大博士生髮起呼籲媒體應有良知不該炒作于丹」，天涯社區網站的「天涯頭條」以「我們為什麼要將反對於丹之流進行到底」為題於3月8日轉載），把這兩個標題對照起來看，非常有趣。一個鋒芒所向是媒體，另一個劍尖所指是于丹。同一篇文章，為何被標出了兩個靶子？這正是這篇檄文的耐人尋味之處。其實，他們反感的並不是于丹說了什麼（在他們的檄文里甚至沒有引用于丹的任何一句話），而是反感媒體全力推銷于丹所說的。他們並不在乎于丹是「廁所」，他們在乎的是媒體「把廁所當客廳」，而忽略了他們這座聖壇。 　　如果這篇檄文就是這座聖壇上冒出的香煙，但我從中聞到的卻不是香味而是醋味： 　　——「我們認為，對一個憑藉強勢媒體的巨大影響力，以閹割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為樂事的高學歷文盲，予以如此不恰當的"關注』，其結果只能導致中國傳統文化的進一步走向衰亡。」（評註：他們關注的不是于丹如何「猥褻孔子」、如何「閹割中國傳統優秀文化」，而是「強勢媒體」用它「巨大影響力」「不恰當地"關注』」那個「高學歷文盲」于丹。簡單點說，他們關注的是關注，是對別人而不是對自己的關注。） 　　——「當然，在民主時代，這種現象是正常的。學者雖然沒有錢，但是學問自身的愉悅足以補償一切；如果在社會生活比較有標準的地方，于丹之流會很富有，但沒有社會地位。因為主流的聲音會告訴世人，他們有錢但並不值得尊重。」（評註：這是在拿儒家傳統的社會等級思想揣摩當代民主社會。在民主社會，社會地位並沒有我們這兒重要。在哈佛大學，你閉著眼睛在街上走，不小心就能撞上一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著名國際政治理論家亨廷頓每天邁著他的高腳鷺鷥式的步伐走向他的辦公室，途中遇到的微笑，一點也不比站在哈佛廣場上的無家可歸者多。他們這段話，倒是讓我看到了一點不真誠：既然「學問自身的愉悅足以補償一切」，又何必在乎于丹之流的社會地位呢？顯然，「學問自身的愉悅」並沒有補償他們的一切，他們還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空虛需要「社會地位」來填補。如果沒有社會地位填補，只好讓醋意來填補了。） 　　——「僅僅靠耍嘴皮子就可以獲得社會榮譽，誰還會關心那些引導我們靈魂向上的力量？誰還願意從事那些艱辛的然而卻是真正有益於中華民族的科學文化研究呢？」[評註：引導靈魂向上的力量難道還要「社會榮譽」來引導嗎？社會榮譽引導的常常是虛榮心和嫉妒心。對於那些真正引導靈魂向上的人們，當下獲得的更可能不是社會榮譽，而是飢餓、監獄、絞索、放逐和十字架，榮譽是身後的事情。孔子生前也是惶惶若喪家之犬呵。當下的社會榮譽常常是飛濺的泡沫，總是喜歡青睞功利、流俗與膚淺的東西。與其憤憤不平，還不如採取宋丹丹詮釋的公雞態度：「下自己的蛋（學術的蛋），讓別人（于丹）去說吧！」] 　　如果說，徐晉如等人所謂的「無良媒體人」 「鬧出把廁所當客廳的笑話」，他們自己也難逃把醋罈當聖壇之譏。 　　 　　二，孔子是你家的「神」，還是大家的導師 　　 　　十博士檄文指責于丹「靠耍嘴皮子」就可以獲得社會榮譽，他們難道不知道，他們的祖師爺孔子不就是個「耍嘴皮子」的？他老人家幾乎沒寫過什麼字，與他有關的三部儒家經典，《論語》、《大學》和《中庸》都是他講課時學生記的課堂筆記和課堂討論時的記錄，以及日常生活中他回答學生和政府官員問題時所說的隻言片語，有的被當場記下，有的事後從學生的記憶里被提取出來。 　　不僅孔子是個「耍嘴皮子」的，禪宗六祖惠能大師也是個「耍嘴皮子」的。佛教中唯一可以算是中國人創作並被世界公認的經典就是《壇經》，而《壇經》就是惠能大師「耍嘴皮子」耍出來的，也就是佈道布出來的，當時在大梵寺講堂中，聽他耍嘴皮子的有一萬多人 。他自己認識的字數，不會超過他手中的念珠數，念珠至少有20顆吧，可惠能卻不認得神秀上座競選六祖寶座的20個字的偈語，還要別人念給他聽。自己口佔一偈，卻不會寫，還要請人幫他寫在房廊上。神秀是教授師，惠能是伙房的文盲，結果，教授輸給了文盲。徐晉如是博士候選人，于丹是博士、教授，前者卻稱後者為「耍嘴皮子」的「高學歷文盲」，不知道文盲與非文盲的界限在哪裡。或許，在徐晉如等人看來，凡是不研究儒家或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不論你學歷多高，皆為文盲。 　　在耍嘴皮子的人中，孔子和惠能還不是最牛的，比他還牛的是耶穌基督。耶穌在12歲的時候就辯才無礙，在耶路撒冷上帝的聖殿里與經師們辯論，有時他提出一些問題來詰難經師，經師們提出的問題，他竟能對答如流。事實上，整部《新約》，記錄的都是耶穌和他的門徒們的事迹及其佈道語錄，也就是「福音」。 　　我當然不是說，于丹的講演堪比孔子、惠能與耶穌的言論，我只是想求教於在博客上寫「語類」的徐晉如先生，是否一定要用說與寫來劃分思想與文化的層次？說就是「耍嘴皮子」，寫才是「莫測高深」？在我看來，真理既可以被寫出來，也可以被說出來；既可以從故紙堆里考據出來，也可以從鮮活的生活中體悟出來。皓首窮經未必能成正果，口吐蓮花也未必沒有可能。說與寫都是形式，關鍵是說了什麼或寫了什麼。 　　其實，寫檄文的博士們並非不懂這些道理，他們只是在發泄自己的領地被侵犯的不滿情緒。孔子被看成是他們家的乳酪，不讓別人碰；或者被當成自己神龕的神，不讓別人供。孔子和中國傳統文化並不讓人「敬畏」，也沒有必要讓人「敬畏」，大概是研究他和它的博士候選人們希望他與它讓人敬畏。讓人敬畏的東西會成為少數人的專利，門檻越高，能進來的人就越少，就越容易成為自己專用的吃飯傢伙和供奉自己的聖壇。 　　在人類生活領域，越偉大的東西越不讓人感到敬畏，而越是讓人感到親近。上帝和他的聖子是我們人類所能想像到的最偉大的存在，但他們父子倆和門徒們的言行錄——《聖經》，西方的販夫走卒皆可誦讀，對於寫作者，它是散文範本；對於文盲，它是識字課本。它講的道理，就像你褲兜里的手絹，觸手可及。《新約》里有關施洗者約翰有這樣的記載： 　　「有些百姓問約翰，如何才是真正地悔改了，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也當這樣做。』又有稅吏來，要求受洗，問他說："夫子，我們當作什麼呢？』約翰說："除了例定的數目，不要多取。』又有兵丁來問他："我們當作什麼呢？』約翰說："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 　　我不覺得這裡有任何讓人敬畏的東西，它親切如母親的叮嚀。 　　孔子和他的《論語》也是如此。孔子既是傑出的政治思想家，也是偉大的生活導師。作為政治思想家的孔子是政治生活的立法者，有他的莊嚴與深邃；作為生活導師的孔子，他親切得就像一位父親。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 　　「顏淵死，門人慾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論語?先進第十一》） 　　最得意的門生之一顏淵死了，孔子哭得悲痛欲絕，但他自己不知道自己哭得如此悲慟。顏淵一直把孔子當自己的父親看待，孔子也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兒子。只是孔子當時已經退休，按國家喪葬制度，退休官員的兒子不得厚葬，這就給孔子帶來了一個困境：論對顏淵的愛，應該接受弟子們的建議，厚葬顏淵；但如果要把顏淵當兒子看待，就不能厚葬他，否則就要違反國家制度，孔子的親生兒子孔鯉去世時，就有棺無槨。如果厚葬了顏淵，他就不能再把顏淵當兒子看待。孔子的弟子沒有聽老師的話，按照老師的情感，沒有按照老師的政治理念厚葬了顏淵。 　　「不是我不想把你當兒子呵，是你的師兄弟們害得我沒法兒這麼做呵。」 　　這是一個為了恪守邦國制度而犧牲個人情感的老師兼父親，他要用自己的悲痛與嘆息喚醒弟子們的感悟。 　　千萬不要以為孔子是一個不近人情，完全沒有生活情趣的老頑固，實際上，他比他的大部分弟子更曠達也更洒脫。《論語?先進第十一》記載了一個著名的故事： 　　有一天，孔子對守在自己身邊的四個學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說：「假如你們各自的才華都得到賞識，你們想幹什麼呢？喂，咱們隨便聊聊，雖然我比你們年長，但別拘束，就當我是你們的平輩人。」 　　子路莽莽撞撞地搶著說：「假使有個大國，處在其他大國的包圍中，又經過連年戰亂和饑荒，比如伊拉克，如果把它交到我手裡，我只要花三年時間，就可以使得國民的精神重新振奮，每個人都知道該做什麼。」 　　孔子聽了一笑：「嘻嘻，」然後轉過頭問冉求道：「你怎麼樣呢？」 　　冉求謙和地笑了笑：「我頂多能治理方圓六七十里的小國，更小點更好。幹上三年，或許可以讓老百姓過上小康生活。如果要建成和諧社會，讓老百姓都知道八榮八恥（"如其禮樂』），還要另請高明。」 　　孔子對冉求的話不置可否，只是對公西華說：「哎，談談你的想法。」 　　公西華一貫衣整冠正，舉止得體，像潘基文，適合做外交工作，這會兒，他不慌不忙地說：「我呀，沒什麼大用，但願意學習。我喜歡做與禮樂有關的事，比如聯合國開會，大家都衣冠楚楚，我去干一個小秘書長什麼的可能還行。」這等於是說他可以干冉求幹不了的事，但他的語氣過於輕佻。 　　他們在談話的時候，曾點在孔子背後悠閑地彈著瑟，彷彿在提供背景音樂。孔子回頭看了他一眼，說：「點兒，說說你的志向。」曾點聽到老師問話，讓彈瑟的手指慢了下來，瑟聲漸稀，最後五指一攏，瑟聲鏗然而止，站起來回話道：「老師呵，我的志向可沒有他們三個人那麼高呀。」 　　孔子鼓勵道：「那有什麼關係，各人說各人的唄。」 　　曾點說：「我只是想，當春天來了，天氣回暖，在農閑時節，穿上游泳衣，和五、六個大人，六、七個兒童，到沂水裡游泳，在高檯子上的樹陰下乘涼，然後吼幾嗓子，『我家住在黃土高坡……』手舞足蹈地回家。」 　　孔子聽了，長嘆一聲：「我就想和你一樣呵。」 　　對這個故事作最好註腳的，我以為並不是宋代大儒朱熹，也不是當代南子（懷瑾），而是被十個博士討伐的小女子于丹： 　　「大家別以為，孔夫子的《論語》高不可及，現在我們必須得仰望它。 　　「這個世界上的真理，永遠都是樸素的，就好像太陽每天從東邊升起一樣；就好像春天要播種，秋天要收穫一樣。 　　「《論語》告訴大家的東西，永遠是最簡單的。 　　「《論語》的真諦，就是告訴大家，怎麼樣才能過上我們心靈所需要的那種快樂的生活。 　　「說白了，《論語》就是教給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個人坐標。」 　　雖然子路、冉求、公西華的人生目標都很遠大，但孔子並不認為他們既能勝任又能從中找到快樂，既然如此，還不如像曾點那樣，安享盛世，按照自己心意去過簡單而快樂的生活。 　　這就是作為生活導師的孔子，如父如兄，如師如友，這個孔子屬於每一代人，屬於每一個人，誰都可以對他做出自己的解釋，他絕不只在幾個什麼博士的神龕里。 　　 　　三，她動了孔子，還是讓孔子動了 　　 　　美國偉大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F.V.哈耶克對一個國家的經典重述說過一段很深刻的話： 　　「舊有的真理若要保有對人的心智的支配，就必須根據當下的語言和概念予以重述。人們在過去對舊真理所做的最為有效的表述，已日漸失用，因而也就不再含有明確的意義。儘管這些舊真理賴以為基礎的理念的確當性一如往昔，但其語詞（甚至當它們指涉的依舊是我們在當下所面臨的問題時）卻已不再傳送它往昔的信念；其論辯的情境也不為我們所知悉；而且它們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也幾乎無力做出直接的回答。」（《自由秩序原理》導論）。 　　德國解釋學大師迦達默爾也說過類似的意思：「人的語言性與在解釋學問題的歷史發展中發生的事情平行發生。它是在處理要求翻譯的成文的傳統時發生的，因為傳統由於時間距離、文字的固定性、永久性事物的嚴格慣性這些因素而同當前發生了疏遠。」（《哲學解釋學》） 　　這就是說，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或經典作家不論多麼偉大，在當代條件下，都是冷漠的，束之高閣的，或者說是「死」的，除非用當代語言和概念讓它「復活」。有人說，後古希臘時代的所有西方哲學，都可以被看成是古希臘哲學在不同時代的註腳，是有道理的。由孔子原創的儒家舊有真理，在宋明兩代被周張程朱陸王諸大師用當時的語言和概念予以解釋和重述後，它的生命力得以延續。當代新儒家，比如熊十力和牟中三，試圖用佛教和西方原理及方法對儒家和新儒家思想加以解釋和重構，雖然不能說十分成功，但拉近了它與當代生活的距離，則是毫無疑問的。 　　不過，不管多麼偉大的傳統學說，都不一定能完全在當代「復活」。拿孔子來說，能夠復活的，是他的核心政治理念——「仁」，用當代語言加以重述，就是「人道主義」，不能復活的可能是他的用家庭法則規範政治生活的制度性構想；能夠復活的是作為生活導師和政治哲學家的孔子，不能復活的是作為等級制度和家長制度看門人的孔子。一句話，能夠復活的是心性儒學，難以復活的是政治儒學。如果說，孔子是一頭巨象，對孔子採取什麼態度，完全取決於你摸到了這頭象的什麼部分和你對這個部分的偏好程度。 　　偏好「大一統」天朝政治的人，比如蔣慶、趙汀陽和盛洪，摸到了作為政治儒學的象鼻子，就像兩年沒有上街的小盲童，一下摸到了一串糖葫蘆，高興得跳了起來：「哎呀呀，咱們的糖葫蘆就是比麥當勞好吃呀！」其實，他的口袋裡只有1塊錢，買不起麥當勞。為了證明自己不吃麥當勞不是因為窮，最好是指出麥當勞根本就不是個玩意兒： 　　「民主的結果是不自然的，是暗示的結果。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中國沒有產生民主觀念，因為中國哲學已經直接指向了比民主更深入的民心問題。對中國缺乏民主觀念的指控是沒有意義的，是對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不理解。」（趙汀陽：《天下體系》導論） 　　極其討厭「大一統」政治的黎鳴君也摸到了政治儒學的象鼻子，驚叫道：「孔子原來就是這麼個圓滾滾、粘糊糊的東西呀，真噁心！」他於是破口大罵： 　　「孔夫子是中華民族的罪人！」他在自己所有的博客里振臂高呼。 　　就在他們抓住孔子的象鼻子或罵或嘆時，于丹卻摸到了這頭大象柔軟的腹部，她告訴人們：「孔子是樸素、厚實而溫暖的。」 　　迦達默爾說：「解釋學的出發點是構築橋樑，在過去中重新發現最好的東西。」 　　在對《論語》的解釋上，我以為于丹做到了這一點，她的演講所獲得的廣泛而熱烈的反應表明，她重新發現了那個萬世師表的孔子，並且在人們心中喚醒了他，這是近代以來所有熱愛孔子和痛恨孔子的人都沒有做到的，更不用說那幾個寫檄文的博士了。因為于丹，孔子帶著他的《論語》走進了千家萬戶，與那些需要精神安慰的人傾心交談。 　　當然，于丹對《論語》的解讀並非盡善盡美，她畢竟不是古典文獻專家，也不是思維縝密的學者，她的章節設計交叉重疊，甚至可以說邏輯混亂，把「人生之道」與「交友之道」、「處世之道」並列，就是一例。按邏輯講，「人生之道」包含了除了第一章「天地人之道」外的所有生活道理，並且與處世之道重疊，處世包括處己、處人（包含交友）和處事，從人生中扣除掉這「三處」，還剩下什麼？至於對《論語》原文的誤讀更是不勝枚舉，其中受到詬病最多的恐怕是她對這段話的解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于丹把「民信之矣」的「信」解釋為老百姓對政府的信仰，這就是本末倒置了。孔子這裡講的是統治者要「取信於民」，要獲得老百姓的信任，主動的一方是政府，而不是老百姓，因為子貢問的是如何從政。 　　不過，誤讀或誤解並不是什麼可怕的東西，它有時還是發現真理的後窗。迦達默爾說：「不能把避免誤解看作是解釋學的特殊任務。實際情況正好相反。只有熟悉而普遍的理解的支持才使進入異己世界的冒險成為可能，才使從異己世界中找出一些東西成為可能，從而才可能擴大、豐富我們自己關於世界的經驗。」 　　于丹《<論語>心得》數百萬冊的發行量，表明她獲得了這種「熟悉而普遍的理解的支持」，她進入被徐晉如們認為是自己世界的「異己世界」的冒險，也並不是空手而歸，她找到了一些東西，讓千百萬讀者感到溫暖的東西。 　　十個博士拿于丹和飯島愛相比，這不僅是對一個人的不尊重，也是對孔子的褻瀆。因為于丹向人們展示的並不是自己的魅力，而是孔子的魅力。 　　于丹動了孔子，也讓孔子動了起來，當然，是她發現的那個孔子。 　　 　　2007-3-31——4-2 　　原載2007-4-4《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作者授權天益網路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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