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兆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

歷史現象和自然現象一樣，乃是客觀存在;但對於歷史現象的認識、理解和表達(這是歷史學)，則是歷史學家心靈勞動(或活動)的結果，是要取決於歷史學家的人生體驗的。

歷史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它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要受自然界的必然律所支配;另一方面它又是人的創造，是不受自然律所支配的。因此，歷史學就包括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對史實的認知，第二個層次是對第一個層次所認定的史實的理解和詮釋。第一個層次屬於自然世界，它是科學的;第二個層次屬於人文世界，它是人文的。歷史學之成其為歷史學，全恃第二個層次賦給它以生命。第二個層次包含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兩者的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歷史學認同於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有別於科學的東西。歷史學既是科學，又不是(或不僅僅是)科學;它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有科學之外的某些東西。科學性是歷史學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它的充分條件。歷史學家不但應該重視科學性，同時還更應該重視其中非科學性的成分。

通常我們所使用的「歷史」一詞包含有兩層意思，一是指過去發生過的事件，一是指我們對過去事件的理解和敘述。前者是史事，後者是歷史學，有關前者的理論是歷史理論，有關後者的理論是史學理論。歷史理論是歷史的形而上學，史學理論是歷史學的知識論。兩者雖然都可以用「歷史哲學」一詞來概括，但大抵前者即相當於所謂的「思辨的歷史哲學」，而後者則相當於所謂「分析的歷史哲學」。

我們通常說的「一部中國史」，可以是指中國過去所發生過的種種事件，也可以是指對這些事件的闡述和解說。史實並不等於我們對史實的理解。事實本身並不能自行給出理解，否則的話就沒有進行任何歷史學研究的必要了。我們可以認為有如此這般的事件發生過，它就是歷史。這個歷史是客觀存在著的;但我們對這個歷史的認識和理解，則是僅只能在我們的思想之中進行的，它本身並不存在於客觀世界之中。如果說史實作為材料乃是客觀給定的，那麼有關它的理論，或者說其中的道理，歸根到底都是我們思想構造出來的產物。它不是現成擺在那裡的，而是我們思想勞動的結果。

有人認為我們的思想就是客觀存在的反映，它即使沒有完全地、精確地反映客觀的真實，至少也是不斷地在趨近於那個真實。那個真實我們習慣上就稱之為「真理」。不過，這就要涉及到一部例如《真理論》之類的煌煌巨著了。就目前和我們這裡的主題有關的而論，這裡只想明確一點，即：所謂的真理並沒有一種客觀意義上的定位。真理不是北極。如果你是走向北極，你可以向北走，走到了某一點，你就可以說：瞧，這就是北極，再走任何一步就都是脫離了北極而在朝南走了。但是，我們大概永遠都不能說：瞧，這就是真理，你再多走一步就背離真理了。人們的認識永遠是在前進的，是一個永遠無休止的積累歷程，它不會停留在某一點上而不再前進。它永遠都在脫離它原來所已經達到的那一點，不斷地在超過它自己，有時候甚至於是革命式的超越，革命性地推翻原來的體系，另起爐灶。這種情形就連最嚴謹的自然科學也不例外。

能說我們的認識儘管目前還沒有完全精確地反映真理，但卻不斷地在趨近真理嗎?北極，你可以確切地知道它在哪裡，你可以確切地給它定位;因此你雖然還沒有走到北極，卻可以知道你是在不斷地趨近於北極。但真理不像北極，我們無法給它定位，無法確定它到底是在哪裡。如果我們沒有資格指著某一點說：瞧，這就是真理，再多起一步就是背離它了。如果我們無法肯定這一點是在哪裡的話，我們又根據什麼來肯定我們是在不斷地趨近於這一點呢?

我們歷史認識的進步或改變，是受到三個方面條件的制約的。正由於這三方面條件本身都在不斷地發展和變化，所以歷史學本身也就在不斷發展和變化，而不可能是一旦達到某一點就停留下來不再前進。三個方面的條件如下：一是新材料的發見。這一點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無待多說。二是已往的歷史事實並非就已經死去了。它們在爾後的歷史發展中仍然在起作用。我們往往要根據它們的後來的效果去理解和評論它們。歷史是個不斷的長流，已往的史實(例如孔子)對後來直迄今天和今後的作用和影響都是不斷在變化著的，從而我們對歷史事實的理解和看法也就隨之而變。蓋棺並不能就論定。三是歷史學家作為已往歷史事件的解說者，要受其本人思想意識的制約。一個歷史學家永遠不可能超出它自己的思想水平之上和感受能力之外去理解歷史。或者說，一個歷史學者之理解歷史，要取決於他自己的水平和能力。猶憶自己作學生時，姚從吾先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主任)總是要我們讀《資治通鑒》，我讀起來總覺得滿書不是老子殺兒子，就是兒子殺老子，毫無趣味可言，遠不如看那些纏綿悱惻的小說令人銷魂。只是後來自己年齡大了些，生活體驗也多了些，才愈來愈感覺到看什麼小說都不如看《資治通鑒》那麼真實感人，它比什麼小說都更加引人入勝。世上沒有人能掌握全部知識的奧妙，歷史學家不是萬能，無法掌握歷史的全部真實，何況人類知識又是不斷進步、永無止境的。沒有一個歷史學家的靈心善感能夠是如此的廣博而又深切，足以領會全部的人類思想感情。歷史終究是人創造出來的，不能領會前人的思想感情(如老子殺兒子，兒子殺老子之類)，那麼最多只能說是他知道了(Kennen)歷史事實，但不能說是理解了或懂得了(Wissen)歷史。

史料或事實本身並不能自行給出一幅歷史學家所懸之為鵠的歷史構圖。歷史學家心目之中的歷史乃是(或者至少應該是)一幅歷史構圖，而這幅圖畫最後是由歷史學家的思維和想像所構造出來的。如果同樣的史料或史實就自行能得出同樣的結論，那麼只要根據一致同意的史料，歷史學家就不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了。史實本身也不能自行給出任何理論來，理論總歸是人的思想的產品。歷史事件之作為事實，其本身並沒有高下之別，但是歷史學作為對史實的理解和闡釋則有高下之別，它是以史家本人思想與感受能力的水平為轉移的。因此，對歷史學的形成(即根據史料形成為一幅歷史構圖)而言，更具決定性的因素乃是歷史學家的思想和感受力，而非史料的積累。各種史料都是磚瓦，建立起來一座已往歷史的大廈的，則有待於歷史學家這位建築師心目之中所構思的藍圖。那是它思想勞動的成果，而不是所謂的事實在他心目之中現成的反映。

歷史學是科學嗎?大概這個問題在很多人看來會顯得是多餘的。因為多年以來人們已經形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思維定勢，也許可以稱之為唯科學觀點，即一切都應該以科學性為其唯一的準則，一切論斷都須從科學出發，並且以科學為唯一的歸宿。只要一旦被宣布為「不科學」，這條罪狀就足以把一切理論打翻在地，永世不得翻身。歷史學彷彿理所當然地就應該是科學，完全地而又徹底地(正有如柏里所聲稱的「歷史學是科學，不多也不少」)。然而，實際情形卻是，歷史學比科學既多了點什麼，又少了點什麼。歷史學既有其科學的一面，又有其非科學的一面。歷史學(作為一種人文學科)因為是科學的，所以它不是反科學的;又因為它是非科學的，所以它就不是、或不完全是科學的。恰好是這兩個方面的合成，才成其為歷史學。凡是認為歷史學是科學、或應該成為科學的人，於此都可以說是未達一間，正如長期以來我國史學界所表現的那樣。尤其是，有些史家雖然號稱高擎歷史學的科學性這面旗幟卻沒有認真朝著科學性的方向邁步。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觀點和方法，我國史學界不但很少有人問津，甚至於顯得是不屑一顧。例如，定量化是每一種科學的必由之徑，可是它在我國史學研究中的應用尚未真正開始，這方面的研究還談不到有什麼重大成果為史學界所普遍重視。

正如在物質生活史的層次上，我國史學界對自然科學的大多數觀點和方法是絕緣的;在精神生活史的層次上，我國史學界對社會科學、人文科學或精神科學的大多數觀點和方法也大抵是同樣地絕緣。歷史乃是自由人所創造的自由事業，不是大自然先天就規定好了非如此不可的必然。否則的話，人們的「決心」、「努力」、「奮鬥」、「爭取」之類，就變成毫無意義的空話了。人既然是歷史的主人，是所謂「創造歷史的動力」，他的全部精神能量及其活動(即歷史)就應該成為歷史研究的核心。已往的歷史研究大多隻限於表層的記敘，只把歷史現象歸結為某些抽象的詞句或概念，就此止步。但歷史的主人是有血有肉的心靈，而不是抽象概念的化身或體現，歷史研究最後總需觸及人們靈魂深處的幽微，才可能中肯。一個對藝術缺乏感受力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藝術。但是不理解一個時代的藝術，又怎麼有可能把握一個時代的精神呢?一個對權力欲盲然無知的人，大概也不大可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專制帝王以至現代大獨裁者的心態。他儘管知道奧斯維辛和布痕瓦爾德屠殺了多少萬人，但是他還需要能充分解釋(理解)何以法西斯對於異己的人們懷有那麼大的仇恨(並且還煽動了那麼多的德國人)?歷史學家當然不需要親自去體驗那種生活，何況親自體驗歷史也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必須有能力領會那種精神的實質，而不只是停留在字面上。多年來史學界雖然也研究過不少歷史人物，但超越概念而論及他們具體的心靈活動的，仍然十分罕見。對歷史學家而言，看來理論思想的深度和心靈體會的廣度要比史料的積累來得更為重要的多。史料本身並不能自行再現或重構歷史，重建歷史的乃是歷史學家的靈魂能力。對歷史的理解是以歷史學者對人生的理解為其基礎的。或者說對人生的理解，乃是對歷史理解的前提。對人生有多少理解，就有可能對歷史有多少理解。對於人生一無所知的人，對於歷史也會一無所知;雖說他可以複述許多辭句，但是歷史學乃是一種理解，而決不是以尋章摘句為盡其能事的。

史料本身是不變的，但是歷史學家對史料的理解則不斷在變，因為他的思想認識不斷在變。歷史事實是一旦如此就永遠如此。布魯塔斯刺死了愷撒，一旦發生了這樁事，就永遠都是如此，永遠是布魯塔斯刺死了愷撒，而不是愷撒刺死了布魯塔斯。但是對於它的理解卻永遠都在變化。例如，布魯塔斯是個反專制獨裁的共和主義者，抑或是個背叛者和陰謀家?愷撒是個偉大的領袖和君主，抑或是個野心家和大獨裁者?這裡，歷史學本身就包含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是對史實或史料的知識或認定，第二個層次(歷史學Ⅱ)是對第一個層次(歷史學Ⅰ)的理解或詮釋。歷史學Ⅰ在如下的意義上可以認為是客觀的和不變的，即大家可以對它有一致的認識(例如，是布魯塔斯刺死了愷撒)。但歷史學Ⅱ也是客觀的和不變的嗎?我們對史實的理解和詮釋，乃是我們的思想對歷史學Ⅰ所給定的數據加工炮製出來的成品，它是隨著我們的思想的改變而改變的。假如它也像是歷史學Ⅰ那樣地一旦如此就永遠如此，那麼他就不會因時、因人而異了。在這種意義上，它是思想的產物，而並沒有客觀的現實性。然而歷史學之成其為歷史學，卻全有待於歷史學Ⅱ給它以生命。沒有這個歷史理性的重建，則歷史只不過是歷史學Ⅰ所留給我們的一堆沒有生命的數據而已。

歷史學Ⅱ也包含有兩個部分，即理性思維和體驗能力，二者的綜合就成為歷史理性。理性思維是使它認同於科學的東西;體驗能力是使它認同於藝術、從而有別於科學的東西，或者不妨說是某種有似於直覺的洞察力的能力。因此，歷史學既是科學，同時又不是科學;它既需要有科學性，又需要有科學性之外的某些東西。沒有科學性就沒有學術紀律可言，它也就不能成為一門科學或學科。但是僅僅有科學性，還不能使它就成其為歷史學。歷史學的世界是外在世界和內在世界的統一體。我們對外在世界(客觀存在)的認識需要科學，我們對內在世界(主觀存在)的認識還需要有科學之外的某些東西。這裡的「某些東西」，即我們對認識歷史所需要的那種心靈體驗的敏感性，那實質上有似於藝術的敏感性。我們對外界的認識要憑觀察，我們對歷史的認識還要憑人生的體驗，否則就做不到真正的理解。這一點或許可以說是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為避免與科學一詞相混淆，我們姑稱之為學科而不稱為科學)的根本分野之一。

科學研究過程的本身，在價值上自始至終都是中立的。科學家作為人可以有他自己的價值觀，但他的價值觀並不滲入到研究過程里去。而歷史研究的性質卻與此不同。歷史學家在進行歷史學Ⅰ的研究時，在價值上也是中立的，這一點和科學並無不同，因為這時他所從事的工作就是科學的工作。例如考訂一件古物的年代，那推理方式和操作方法，其性質就完全是科學的。然而過渡到下一個階段，即歷史學Ⅱ時，那情形便不同了。這後一種工作就需要歷史學家以自己的心靈去捕捉歷史的精神，正如有的詩人是以自己的心靈去擁抱世界。這個過程自始至終都貫穿著歷史學家個人的世界觀和價值觀、他的思想和他的精神。這時候對前言往事的理解，其深度和廣度大抵上就要取決於歷史學家本人對人生體會的深度和廣度了。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歷史學有在思想或感情上一定要同意或同情古人的思想或感情，但是他必須理解他們。歷史學家是以自己的心靈境界在擁抱世界和人生的。在某種意義上，歷史學家對過去所構思出來的那幅歷史圖象，乃是他自己思想的外爍。如果他是積極進取的，他所描繪的歷史圖象也必然是美妙動人的，如果他是消極悲觀的，則他所描繪的歷史圖象也必然是陰暗慘淡的。

史家治史包括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個方面是認識史料，即上面所說的歷史學Ⅰ。這方面的操作程序是純科學的，或者說是完全科學的。第二個方面是在確認史料之後，還必須對它做出解釋，這個工作是理解的工作，僅僅有科學的態度和方法是不夠的。此外，還需要有一種人文價值的理想或精神貫徹始終。人文的價值理想和精神固然是古已有之，但它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的，它本身就構成歷史和歷史學的一個最重要的構成部分，甚至於是歷史精神的核心。科學不能自行給出人文價值的理想和精神。它雖然不是科學，但是沒有它，科學就無所附麗，就失去了依託。此外，歷史學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人性學的研究，因此，除了科學和人文價值的理想和精神而外的第三個方面，便是史家對人性的探微。人性探微自然也是古已有之，然而，只是到了近代哲人們的手裡，它才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人們才知道原來人性裡面還有那麼多幽微的丘壑和陰影。這種探討有一部分和科學(如心理科學)重疊，但大部分卻是獨立於科學之外的。以上三個方面的綜合就構成為近代的歷史學和史學思想。而每一個方面如果沒有結合其他兩方面，都不足以單獨支撐起近代史學的大廈。我們正是憑籍它們，才能分析和掌握過去的歷史，而且正是因此，我們的理解才能不斷前進。

所以歷史研究的工作，最後就歸結為歷史學家根據數據來建構一幅歷史圖畫。每一個個人、學派、時代都是以自己的知識憑籍和思想方式來構思的，因而其所構造出來的畫卷必然各不相同。他或他們不可能超越自己知識和思想的能力之外和水平之上去理解歷史。當然，科學家之理解世界也要受到自己知識和思想的制約，不過他們不是作為思想和行動的主體的人在從事於了解自己的本性，也沒有人文價值的問題，所以科學之間就有一種一致公認的規範和準則，而人文學科則沒有，也不可能有。人文學科(歷史學)認識的主體(人)是要了解人自己的思想和活動(歷史)，這種了解是徹頭徹尾受到他自己的生活體驗、心靈感受和價值觀的制約的。這就使得歷史學不斷地改寫歷史。實證派的史學家們每每喜歡標榜「客觀如實」。而他們恰好就在這個「實」字上面絆倒了。歷史學Ⅰ所給定的數據可以為有一個「實」，即一個大家一致(或可以達成一致)的看法。但歷史學Ⅱ並沒有。數據提供給我們若干個點，而我們構思所用以掃描這些個點的曲線卻不止於一條。雖則它們之間也可以有高下和優劣之分，但這種區分大抵相應於歷史學家對人生的知識和思想，沒有哪一條有資格可以聲稱是最後的、唯一的。歷史學Ⅱ本質上是一種思維構造過程，它受到歷史學家個人思想的制約。

一個畫家畫竹，須是胸中先有成竹。竹子只是同一株，而每個畫家胸中的成竹則各不相同。歷史學家的成竹就是他心中所構造的那幅歷史圖畫。他的工作的完成，就在於最終把它傳達給別人，讓別人也看到他所構思的那同一幅歷史畫卷。這裡的這個「傳達」工作，嚴格說來，乃是一種藝術表現;因此也就並沒有所謂的「如實」。詩無達詁，讀者所理解或感受於原詩的，未必即是作者的原意;同理，讀者由閱讀史書而理解的過去的歷史，未必(甚至於必然不會)就是作者所要傳達給讀者的那同一幅畫面。同樣地，無論是作者或讀者所構思的畫面或者是所理解的歷史，也不會就吻合人們通常所假設的「歷史的本來面貌」。所謂本來面貌只不過是片斷的數據，而不可能呈現一幅完整的畫面。所謂歷史的本來面貌實際上乃是史家所企圖傳達給讀者的那幅面貌。這裡面已經經過了歷史學家的理解、詮釋和他的表達以及讀者的理解三重炮製。而最後在讀者心目中所呈現的那幅圖畫，才可以稱為是歷史學最後所得到的唯一結果。數據只是死數字，是經過了以上的重重炮製才賦給它們有血有肉的生命，使之轉化為活生生的人的歷史活動。這些都是由於歷史理性在進行思維(歷史學Ⅱ)的結果。

上述的「傳達」，就是歷史學的第三個方面。歷史是一個故事，講述這個故事就是歷史學。但歷史學只是在講述故事，而不是歷史故事本身。歷史上有一個鴻門宴的故事，但我們所知道有關鴻門宴的故事則是根據史家(如太史公)的表述。而歷史學家的表述則是根據他自己的理解。這樣被表述的故事本身，自然也要受到史家思想的制約。可以說歷史學Ⅱ自始至終都是受史家本人思想水平和表達能力的約束的。迄為今止，歷史學的載運工具基本上還是日常生活的語言文字。這是一種極大的局限。以日常生活的語言文字作為載運和表達的工具，從根本上說，就還沒有(而且不可能)擺脫古來文史不分的傳統而使歷史學躋身於科學之林。(歷史學不是科學，但又是科學。這裡我們是就後一意義而言的)。假如將來有一天我們能找到或者發明另一種有效的符號系統來表達歷史學的涵義，有如數學符號之應用於數學上那樣，那麼也許可望歷史學能擺脫藝術表現形式的藩籬;不過直到今天它還只能不但是以藝術的形式來傳達，而且也以這種方式而為人所理解，——無論是史家對歷史的理解，還是讀者對史家著作的理解。這種理解的性質也就是我們對於藝術作品(例如對賈寶玉和林黛玉、對羅密歐和朱麗葉)的理解。我們大概永遠不會達到「歷史的本來面貌」，正如我們對外在世界永遠也達不到最終的真理。我們對於前史所能做到的，僅只是我們目前思想認為是可以滿意的答案。

理性主義的思潮，曾經為人類文明史做出過了不起的貢獻。都是由於理性主義信念的引導，人類才擺脫愚昧、敢於啟蒙、敢於認識，人類才有了近代科學革命和思想革命，人類歷史從此步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但是和歷史上其他一切思想體系一樣，理性主義也是有利有弊、有得有失的。理性主義之弊、之失就在於它恰好忽視或抹殺了人生中非理性成份的地位和作用。能夠理性地正視非理性的成份，這才是真正科學的理性主義者。非理性的成份在人生(從而也就在歷史)中，乃是同樣必不可少的。人終究並不是(或不完全是)一架計算機;除了合理地運用工具理性而外，他還要受到種種心靈的、感情的、願望的、理想的乃至慾念的支配。忽視這些因素，恰好不是一種理性主義的態度。科學地對待歷史學，就必須承認歷史學中的非科學成分。只有科學地承認這些非科學的成分，才配得上稱為真正科學的態度。以「不科學」的罪名把科學以外的一切成份一筆抹殺，這不是一種科學的態度，而是一種唯科學的態度。真正的「科學」或「客觀」，就不應該「唯科學」或「唯客觀」。當代哲學中的分析派和生命派兩大潮流各行其是，當代歷史哲學也有分為分析的歷史哲學與思辨的歷史哲學兩大潮流分道揚鑣的趨勢。分析的歷史哲學視思辨的歷史哲學為形而上學的囈語。這種批評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如果我們不科學地分析我們的歷史知識以及有關的概念和命題的意義及其有效性，就逕直武斷地肯定歷史的實質是什麼，那誠然無異於痴人說夢。一切歷史學的概念和命題，都必須先經過一番邏輯的洗鍊，才配得上稱為有意義的和科學的。這一點大概是我國史學界(從傳統到當代)所最為缺欠而急需補課的一方面。但是歷史學卻不能到此為止，它終究還要繼續探討歷史本身的客觀性以及歷史知識的客觀性。思辨的歷史哲學不能跳過分析的歷史哲學這一步，然而歷史學又並非是到此止步，而是在跨過這一關之後還需要為歷史本身錘鍊出一套思想體系來。如前所述，分析的歷史哲學是對歷史的知識論，思辨的歷史哲學是歷史的形而上學。只有經過知識論錘鍊出來的形而上學才是真正的哲學，也是真正的歷史哲學。

人文學科之不同於科學(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就在於它的人文性。其中包括我們上述種種倫理道德的、審美的、慾念的以及個人的和集體的好惡和偏見。歷史學家永遠都滲透著、飽含著種種非科學的、非純理性的格調和色彩。即使是歷史學Ⅰ中的原始數據，也不可能完全不受到這些人文因素的加工或扭曲。歷史本是無限豐富多彩的，但歷史學家的知識總是有限的，他的思想不可能總結萬有、包羅萬象。他的歷史構圖註定了只能是限於一隅，他那宏觀的世界歷史構圖充其極也只能是一孔之見的管窺蠡測。歷史學家應該在自己的無知和無能的面前低下頭來，這會有助於歷史學家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而且這也就會有助於歷史學家提高自己的歷史理解，因為歷史理解是以理解者的思想境界為轉移的。所以未經批判的、武斷的決定論，就是對克里奧女神最大的僭越和不敬。已往號稱是懂得了歷史的歷史學家們，不知有多少豪言壯語式的歷史預言都相繼一一破了產——這正是克里奧女神對於無知與狂妄的懲罰。歷史學家的理解終究只能是限於他本人的體驗與思想的範圍之內、他本人所可能思想與理解的經驗對象之內，他那歷史構圖只能限於他的思想水平之上，他的表達只能限於他的表現能力之內。讀者則只限於以自己所可能的理解和感受去接受(或改造)他的陳述。歷史事實是客觀的，但對歷史事實的認識和理解則是人的思想的工作。那既不是天生來就有的，也不是客觀世界所給定的，而是我們心靈能力所構造的。

什麼是歷史?什麼是歷史學?歷史知識和理解的性質是什麼?倘若不首先認真考慮並確切回答這些問題，就逕直著手研究歷史;那種歷史知識就必然是盲目的而又混亂的，有如盲人摸象。那樣的歷史學就連所謂「科學的」歷史學都談不到，更遑論「人文的」(它是科學與非科學兼而有之，所以是超科學的，但不是反科學的)歷史學了。當代我國史學界有人喜歡侈談中國歷史的特點以及人類歷史的普遍規律之類，而對於作為其先決條件的，即什麼是歷史的和歷史學的本性和特點，卻毫不措意，這又怎麼能夠把歷史學和歷史認識建立在一種健全的基礎之上呢?歷史理性批判這項工作乃是歷史學研究的一項前導或先行(Prolegomenon)，不首先進行這項工作，歷史學就等於沒有受洗禮，就沒有資格側身於學術的殿堂。我國近代的新史學，從梁啟超、王國維一輩奠基人算起，迄今恰已滿一個世紀，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作為我國歷史學的主導，(至於號稱馬克思主義的，究竟是不是、以及有多少是馬克思主義，則另當別論)，亦已有半個世紀之久。它們的貢獻是有目共睹的，它們的缺欠和不足則有待於我們繼續前進和超越。歷史學家不應停留在前人的水平上，原地不動;而前進的第一步就應該是認真反思歷史和歷史學究竟是什麼?

歷史哲學之區別為思辨的和分析的，並非是說這兩種路數的區分就是窮盡的和互不相容的。相反，在歷史學中，史實和對史實的理解以及對這種理解的反思，在歷史學家的思想意識里是交互為一體的，它們統一於歷史學家的人文價值觀，而任何人文價值的理想(如人人平等)都只是一種形而上學的假設，它不可能由經驗加以證實和證偽，它也不是一種可能經驗的對象，所以也就不是歷史或歷史學的對象。然而它(或它們)對於歷史學卻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就沒有歷史學家的思想，而歷史學也就無由成立。對於這種前提，任何純理性、純科學或純技術的操作都是無能為力的。那些操作可以有助於澄清我們的思路，但不能提供我們的思想或價值觀。那些操作並不干預人文價值的理想，雙方各自獨立、並行不悖而又相互無關。但歷史學之成其為歷史學則已恰在一切操作既已完成之後，最後還要聯繫到並歸結為人文價值的理想。一切歷史和人們對歷史的體驗(歷史學)都要由歷史學家的人文價值的理想加以統一。在這種意義上，每個歷史學家首先都是一個歷史哲學家，歷史學的對象是一堆史實，歷史學家則是用自己的哲學按自己心目中的藍圖把這一堆材料構築成一座大廈。因此，歷史學家就其本性而言，就既不可能是實證主義的(科學的)，也不可能是理性主義的(邏輯的)。對歷史的理解，取決於歷史學家對人性(人所表現的一切性質)的理解，其中既有經驗的因素，又復有非經驗的因素;這兩種因素大抵即相當於人們確實都做了些什麼(史實)以及人們應該都做些什麼(人文價值的理想)。一個藝術家對於人生和世界的理解，取決於他自己思想的深度和廣度，一個歷史學家對於歷史亦然。通常的看法總以為所謂歷史學就是(或主要的就是)歷史學Ⅰ，而不知道歷史學之成為歷史學，其關鍵乃在於歷史學Ⅱ，而不在於歷史學Ⅰ。歷史學Ⅰ是科學，歷史學Ⅱ是哲學。就此而言，歷史學家的哲學思想就遠比史料的累積更為重要得多。史料學不是歷史學，也不能現成地給出歷史學。

任何科學或學科都包括材料與理論二者的統一。歷史事實一旦如此就永遠如此而無可更改，但歷史學(即對歷史事實的理解和詮釋)卻必然不斷地在更新。一旦我們的思想觀念更新了，原來的史料就被轉化為新史料並被給予新的詮釋而獲得新的意義。我國傳統史料的積累之豐富，可以說是得天獨厚，但是在現代史學理論的開拓上則未免有點相形見拙。友人龐朴先生嘗談到，歷史學界今天的當務之急是史學理論的建設，我自己也有同感。理論和材料(數據)從來相輔相成。我們不應該把理論看成是現成的、給定的、永恆不變的，而歷史研究的任務則只不外是再多找幾條史料來填充這個理論的框架而已。科學的進步，當然包括歷史學在內，這一點好像很多人並沒有怎麼意識到;而歷史學又不僅僅是一種科學而已，同時還是一種人文學科，這一點好像就連大多數歷史學家都還不曾意識到，好像是一種傳習的勢力在引導著歷史學家們只滿足於研究形而下的器，而不肯去思考自己事先所假定的形而上的道，(即王國維所說的「其本身所賴以立論之根據」);於是也就不能不受到形而上學的懲罰。歷史學不是經學，它那研究不能出之以說經的方式，所以我們既不能以經講史，也不能以史證經;但歷史學同時還是一門人文學科，所以它就不能出之以實證的方式，它既不能證明什麼，也不能證偽什麼。(如有的歷史學家喜歡說的，這就證明了什麼什麼云云。)歷史學所研究的，一是人性所掃描的軌跡，二是歷史學本身。歷史學可以說是對人性的行程——那是一場永不休止的實驗——的反思，在這種反思中它也必須反思這種反思自己。這裡需要的是歷史的一種覺醒或者警覺性，同時也就是歷史學的一種覺醒或者警覺性，是歷史學家對於歷史以及歷史學的一種靈心善感。缺少了這一點，死材料就永遠不可能呈現為真正具有生命的活歷史。並不是有了活生生的歷史，就會有活生生的歷史學;而是只有有了活生生的歷史學，然後才會有活生生的歷史。

【作者簡介】何兆武，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