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隆基：打破黃土帶迷思

　　繪製於歐洲中世紀的赫爾福德地圖。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收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如今也是如此

　　華人歷史學家孫隆基年底的北上廣之行，一路講座可謂場場爆滿。聽者既有鬚髮斑白的老人，也有攜帶孩童的中青年。80年代那場文化熱中，他們閱讀弗洛伊德和列維·斯特勞斯，也思考中國人的國民性。彼時，孫隆基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尚未在大陸出版，但複印本被廣泛傳閱。在「國民性批判」上，他常常和柏楊、李敖相提並論。

　　20多年光陰倏忽而逝。當年那位意氣風發、對中國文化近乎「千刀萬剮」的批判者早已華髮叢生，研究視角也從魯迅、中國文化、中美文化對比，縱深至世界史領域。這項研究與避開洋流、越過暗礁，搭乘木架艇從古大陸到大洋洲拓殖島嶼的先民相比，算不得危險，但也足以讓一個東方研究者皓首窮經。畢竟，此前的世界史研究，一直由西方歷史學家主導。

　　70歲——這個孔子看來「從心所欲」的年齡前後，孫隆基開始寫三卷本的《新世界(12.620, 0.00, 0.00%)史》。「我的胃口被湯因比撐大了。」和記者擠在汽車後排，匆匆趕往下一場講座的路上，他開起玩笑。誠然，如果不是在上世紀60年代看了盜版的12卷本《歷史研究》和斯賓格勒著述《西方的沒落》，孫隆基的學術研究或許是另一番景象。

　　現在，輪到他向年輕時的學術偶像致敬。正如《新世界史》開卷第一句話所言，目前該是將歷史性質的理解通盤翻轉的時候了。

　　「文明古國說」之謬

　　距在長寧區圖書館的演講還有一個小時，孫隆基在附近一個購物中心的快餐店吃了晚飯。「我也算趕上『戰後嬰兒潮』了。」乘坐自動扶梯時，他突然問起記者是哪裡人，並談到自己身世：1945年重慶出生，祖籍浙江。孫隆基面容清癯，身材頎長，是典型的江浙人長相。

　　18歲到台灣大學讀歷史，70年代初去美國深造，1981年至1982年，又到復旦大學進修。最初計劃研究左聯，沒想到次年卻寫出「洛陽紙貴」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此後多年，他往返於美國、加拿大等國多所大學任教。直到2005年回到台灣，任職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早前接受媒體採訪時，孫隆基說，雖然在美國生活了34年，但在美國不生根，在中國也不生根。「鄉愁，有一點;要說很深的概念，真的沒有。」就像從來沒有回過祖籍地浙江，也不知道祖父的名字，孫隆基覺得這樣也好，至少看問題不會陷入某個時間、時段，慢慢就成了一個世界主義者：先是研究中國文化劣根性;看了上百部好萊塢電影后，寫下《美國的弒母文化》。回到台灣，又應邀寫一部21世紀的世界史。「胃口撐大，就研究而言絕對不是一個好現象。這種宏觀的意願，就像《史記》里項羽看到秦始皇出遊，說『大丈夫當如此』。」

　　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孫隆基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四大文明古國」概念——伊拉克、至1971年仍被稱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的埃及、巴基斯坦、中國(見《新世界史》。與國內通常說法存在差別)。這樣的稱謂，不管在中國教科書，還是《世界文明史》、《全球通史》里均屢見不鮮，得到國際公認。孫隆基認為，如同「全球化」一詞上世紀80年代才出現，「四大文明古國」也是現代概念。法國大革命後民族國家蔚為歷史潮流，隨後出現以「古國」命名的地域。

　　「巴基斯坦1948年才建國，怎麼成為古代文明?」「『文明古國說』在印度也害死人。印度人說，怎麼遺址都在巴基斯坦境內?他們很不服氣。」他端坐在演講台，西服前掛了條博柏利圍巾，批評時眉頭緊蹙，卻不失溫文爾雅。尤其令他不滿的是，印度學者因為該古文明馳名於世的遺址大部分在巴基斯坦，轉而強調印度境內早已乾涸的古老河道薩拉斯瓦蒂周邊的遺址，甚至將印度河流域文明改為「印度河—薩拉斯瓦蒂河文明」，這樣一來，古印度也變成了「兩河流域文明」。

　　外交學院政治學教授施展也解釋過「文明古國」一說存在的問題。這是預設人類文明史從一開始就是以國別、民族來敘述的，但事實上，國別、民族的概念直至後代才生成。重視「古國說」，是一種對於「認同」的需求，因為這樣可以便捷利落地為人類文明找到一個貌似輪廓清晰的起點，更可以用來證明本國文明的偉大意義。在孫隆基看來，「古國說」雖然更符合今日民族主義的需要，卻模糊了遠古文明起源的圖像，「很難想像500年後還會有這種概念。」

　　與「古國說」對應的則是文明之濫觴。普遍的觀點是，兩河流域、尼羅河、黃河流域、長江流域以及印度河、恆河流域，相繼產生了世界四大文明。但孫隆基用大量考古學、人類學材料證明，農牧業起源地並不在大河流域，是在山地;各「文明區」也絕非孤立發展，而有綿延不絕的聯繫。

　　孫隆基形容，埃及就是農耕文明與放牧文明的「外祖母」。

　　進而，他總結，「古國說」是西方的概念，完全從農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將游牧與放牧地帶排斥在外。事實上，在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的「環阿拉伯游牧—放牧複合帶」，並非被農耕文明進化拋棄後的殘餘，而是與農耕文明並駕齊驅的經濟形態。只因為相對來說不定居，是小規模城郭，也無中央管制，沒有發展文字書寫的需要，就被視為二等公民，甚至「蠻人」。

　　《聖經·創世紀》中，亞當和夏娃的兒子該隱與亞伯，一個是農夫，一個是牧人。上帝偏愛亞伯，該隱心懷嫉妒就把亞伯殺了。孫隆基說，這個故事背後的隱喻是「環阿拉伯游牧—放牧複合帶」對農耕文明的敵視。巧的是，伊斯蘭的誕生地就在北阿拉伯貧草原和綠洲地帶，也是「游牧—放牧地帶」。這一文明，在漫長的演變中對人類歷史發展可謂影響深遠。沒有亞歐大草原和北阿拉伯乾草原、鄰居的沙漠綠洲地帶，就沒有古代世界的「殉葬師」匈奴、絲綢之路、貫通亞歐的蒙古大帝國，也沒有古猶太信仰和地中海化的基督教版，更不會出現伊斯蘭世界。

　　再問「大中央主義」

　　孫隆基第一次到北京，是「文革」結束後不久。80年代，他在上海親歷了「文化熱」。2010年又參觀了世博會，還順道去了南京。他直言，現在看中國人的表現沒那麼負面了，「有些表面的現象也過時了。」在駛往市中心的高架上，他看著窗外的車水馬龍說道。

　　他多次堅持，作為嚴肅學術著作的《新世界史》，與無意間走紅的《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沒有關聯。但依然有好奇者試圖從中找出某種孫氏思維的內在邏輯。尤其是，他在新書中不僅認為中國文明的起源有待定論，還毫不留情地直指當下中國史前史研究必須銷毀的「四大偶像」。如此表態，難免不讓人想起《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的經典自陳：本書是作者對自身文化「硬心腸地」反省的結果。

　　知名考古學家蘇秉琦曾感嘆，中國歷史教學受制於兩個怪圈：一為根深蒂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另一為把馬克思提出的社會發展規律看成歷史本身。於是，本來不同文化之間的關係，如夏、商、周、秦、漢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蘆一樣，一根棍串下來，成為一脈相承的改朝換代。孫隆基對此深有同感，稱這是一種根植于思想意識深處的「大中央主義」，因此儘管中國幅員遼闊，卻只有一個統一的北京時間，不像俄羅斯有11個時區、美國有4個時區。

　　在中國早期的考古實踐中，「大中央主義」亦在發揮作用。上世紀20年代，中原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接連發掘後，立刻被樹起界碑，分別成為了新石器盛期和新石器晚期文明的代表。至於後來發現的眾多遠古遺址，都被視為受其影響、輻射的邊緣區眾星拱月。2000年，又有學者提出中國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理論」。這在他看來不過是中原主義的新版而已。

　　他將這種「執念」稱為「黃土帶的迷思」，「中國人自身認同就有一個是『黃』，祖宗是黃帝，黃土帶又是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溫床。」不過，近年來中原中心論的觀點逐漸被挑戰。2013年，台灣學者郭靜雲關於中華文明的新起源說，就被認為石破天驚，並引起不少爭議。她將中原移至江漢一帶，認為先楚文明才是中華文明最先進的核心;殷商與北方游牧民族有直接關聯，二里頭文明的地位，充其量只是江漢流域文化之「邊城」。

　　郭靜雲的學術觀點，大部分孫隆基是贊同的，「這樣的提法，當然會和傳統觀點形成很大的差異。問題是，中國人現在還是大中央主義，如果對古代的大中央主義『消一下炎』，可能就會對現在的觀點有一些批判。」他的治學之路受法國年鑒學派影響很深。該學派認為，歷史是全面的、整體的，包羅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每個片段都不是孤立的，只有都被鏈接起來才能得以看到歷史的全貌。

　　他說，比起古人來，今人才是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我想知道所有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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