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戈爾迪烏姆之結的中國人

面對戈爾迪烏姆之結的中國人

反智文化、競次規則、人格弱化，這是俗世三大特徵。可悲的是，當下中國的種種爭論難脫低俗層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國家哲學，卻陷於庸俗唯物論，它最大的缺陷就在於缺乏信念的引導和支撐，卻滿足於技術性、機械性的操作。這種理論，迴避社會共識的探討和形成，甚至把意識、精神、文化的建設讓位於商業性的炒作，它的負面作用遠遠大於把醫療、教育等公益事業置於商業運作所產生的困惑。以庸俗唯物論為哲學大背景，俗世三大特徵難以改變。

《鳳凰網》刊登一個旅美學者給「佔中三子」公開信，有言「。。。後期貪污腐敗，官商勾結，弄得貧富不均，法治不彰，人民素質之差，堪稱世界倒數第一，凡此種種，到了令人慾哭無淚的地步。。」以前曾經怒斥趙本山文化，有孤獨感，近期看魯迅文學獎，看王蒙，看韓寒。。。其實很有一些學者與筆者的觀點是相同的。「人民素質之差，堪稱世界倒數第一」，此評或太過，中國人精神狀態的沉淪卻已經到了應該絕地反彈的時候。

所謂「真理說」實質上是東羅馬文化意識，是羅馬文化分裂時產生的部分群體對舊意識的保守。這種意識之所以能夠持之以恆地存在，其原因或者可以歸納為歐亞大陸北部的荒涼對於存身於中的社會意識的影響，也可以歸納於與歐亞大陸中部社會受到歐亞大陸西、東部社會擠壓而發生的自我堅持。從文化形態史學觀的角度理解「真理說」，我們能夠明白髮生於歐亞大陸中、北部的伊斯蘭教文化與東正教文化的來龍去脈及其共性。

事實上，由於中國北方蒙古族打通了歐亞大陸經濟、文化的交流路徑，由於中國歷史不同時期所面對的外部壓力、內部政治的演變，中國社會不斷受到歐亞大陸中、北部的「真理說」的影響。近代，「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對中國社會有正面的影響，其負面的影響卻也是巨大的。但是這種影響並不深刻，因為作為一個次文化源它並不可能完全改變歐亞大陸東部的主文化，即中華文化。當我們置疑「真理說」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想起中華源文化的「陰陽學說」。「陰陽學說」告訴我們存在的二元性，相對性；「陰陽學說」演進於中庸之道，尤其告訴我們社會意識的合理性與合度性—合理性承認真理的相對意義，合度性證明真理的局限性。

我們反對「真理說」，我們尤其應該反對主導歐亞大陸西部文化的基督教文化之「普世價值說」，「普世價值說」實質上是一類宗教意識，即上帝意識。「真理說」的實質也是一類宗教意識，也是上帝意識，這就是文化形態史學家湯因比把西方的基督教與北方的東正教看成姐妹關係的理由。明白了「真理說」與「普世價值說」的宗教共性，我們當然能夠明白我們所面對的其實是一個整體的西方文化，而我們的社會、歷史所產生的中華文化較之優秀而存在許多本質性的區別。

一個旅美學者給「佔中三子」公開信寫到：「筆者來美加讀書工作快50年了。知道西方民主不是萬靈丹，它需要人民素質相配合。照目前看，它放在歐美是好的(雖然不盡完善)，放在台灣是毒藥，放在阿拉伯是災難，放在中國會大亂，亂了人民就遭殃。」

這個學者是從自己的真實感受中說明東、西方文化碰撞時出現的現象，東、西方文化在當代表現的實質是什麼？筆者認為，是「大眾民主」與「精英民主」的區別。這裡的「大眾民主」不同於「真理說」的民粹主義，因為根植於中華文化的「大眾民主」是孔子學說的最高境界即大同，根植於中華文化的「大眾民主」也是中華文化的至善追求即「天下為公」。

中國人說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當我們立足於大眾民主--大同社會--天下為公，我們當然能夠明白我們的自信並不是之空洞的口號，而是有著極其深厚的文化支撐。

如果我們不能夠深刻理解我們得以建立自信的文化內涵，我們不免迷惘，西方宗教性的「普世價值說」就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戈爾迪烏姆之結或玉連環。從自信確立的角度說，西方文化中心論者顯然頑強於我們。關於中華文化的無知，基於對自身文化的宗教性的堅持，決定了西方文化中心論者的頑強，正如19世紀初頁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社會的疑問：沒有上帝你們怎麼能夠活下來？

在我看來，在西方社會只有文化形態史學論者多少能夠注意到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也多少能夠明白中華文化的優秀，例如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塞繆爾-亨廷頓、法蘭西斯-福山。但是，在中國—生存於中華文化氛圍的中國人對於中華文化的理解，甚至沒有人能夠達到湯因比、亨廷頓、福山的水平。這一點也就決定了「真理說」的一類分支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成為中國國家哲學的理由。

中國人在文化上的不自信事實上是一個發展中的程序問題。毫無疑問，近代中國—一個處於新舊文化交替中的民族，正在經歷三個順序性的階段：以滿清文化為代表的封建專制文化；以小眾民主（精英民主）為代表的西方文化；以大眾民主（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中華文化。

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失敗，受制於過猶不及的規律的制約，中國社會重新返回滿清形態，這一點在鄧小平之後的一些年中達於高峰--無論是在經濟、政治還是在文化方面，經濟領域的洋務運動、社會學上的「效益為先兼及公平」論、文化上對康、雍、乾三世的崇拜等等就是典型的表現。而正是這一點決定了中國社會重新喚起對西方文化的嚮往。

儘管當前中國展開對貪官污吏的打擊，似乎給予社會以希望，但是，如果中國社會文化不能走出滿清文化的陰影，所有的希望都將是泡影。正如炮製康、雍、乾三世崇拜的河南作家「二月河」對當前反腐的鼓吹，我們當然很清楚，反腐並不能證明中國走出困境。

在【反「佔中」說】中筆者寫到：

沒有必要如此寬待這些「佔中」 者，這樣的事情處理得越乾脆越好，相關執政者應該知道戈爾迪烏姆之結與玉連環的故事。「雨傘革命」就是殖民主義者考驗中共意志的戈爾迪烏姆之結。面對蘇東崩盤之變的鄧小平應對及格，於是有了當代中國的大進步，當代共產黨人能否及格？

當代中國人面對的更大的戈爾迪烏姆之結就是西方的普世價值說，也就是西方的民主說（小眾民主-精英民主），這種學說在中國之所以有市場與滿清文化在當代中國的崛起有關。中國人是否有自信和勇氣否定滿清文化，進而超越西方普世價值說，決定的原因在於我們是否能夠把握大眾民主--即從中華文化的角度理解和運用毛澤東思想。

在【紅歌、信仰與精神】一文中，筆者把這一思考歸納於【康有為的面對】。在重慶的紅歌潮退卻後，可喜的是當前中國的紅歌潮即將再度湧起，它的源頭就在65年國慶音樂會上。從共識的角度說，社會的自信來自人民，而紅歌潮的興起正是人民自信建立的推動與特徵。唱響紅歌，走出文化、意識上的困境，建立中華文化的自信。

「只要你自信，你立地便能。」這句話是歐洲啟蒙思想家歌德在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展開伊始的呼喚，現在的我們同樣感受它不竭的力量。

來吧，大眾民主運動的大潮。

壺公評論2014/10/4寫於東岩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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