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可能被你忽略的分支：質性社會學 | 研究方法

今天，你社會學了沒？

社長說

你可以阻擋我好好學習，但不能阻擋我研究質性社會學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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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性社會學論綱

一、何謂質性社會學？

1、質性社會學是以質性研究方法為基本理念的社會學

質性研究，一般是作為一種社會研究方法。我們主張將其上升為社會學的基本理念和邏輯出發點，提出「質性社會學」概念。定義為：

質性社會學，是以質性研究方法為基本方法，從歷史和文化的視角，解釋和理解社會現象，促進社會質量提升的社會學。

質性社會學首先強調的是質性研究方法，包括參與觀察、個案研究、深度訪談、焦點小組、民族志、紮根理論、敘事研究、行動研究等一整套方法體系，這一方法體系與傳統實證主義社會學量化分析法形成鮮明對比。

質性社會學是人文社會學。源自自然科學的經典社會學明確標榜價值中立，強調客觀性、實證性、邏輯性，突出工具理性，旨在求「真」；質性社會學則重視參與、理解，倡導人文關懷，彰顯價值理性，內在向「善」。因此，如果把經典社會學稱之為「科學社會學」，則質性社會學應傾向於「人文社會學」。

質性社會學是解釋社會學。質性研究的目的不是預測，不是控制，而是理解。強調在特定歷史文化背景下，透過具體的日常生活實踐，對典型個案、焦點群體和社會現象的詮釋理解，在具體情境中把握現象和事件的意義。寓情於景，追求研究的特質化，強調地域的適用性，重視主觀體驗。尋求對區域社會發展質量的追求和人群生活意義的建構。

質性社會學是微觀社會學。與傳統社會學不同，質性社會學由追求科學性、規律性的宏大敘事，轉向關注微觀個體、本土經驗、中觀區域。遵循從個體、局部到整體的研究路徑，去解釋和理解社會現象。不追求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社會理論，類似於「中程理論」。如果說傳統社會學的量化研究一般是一種「遠距離」的研究，質性社會學則是一種近距離的研究，參與、體驗、直接觀察。因而是「本土社會學」、「區域社會學」、「微觀社會學」。

質性社會學是社會質量學。質性社會學為自己確定的只是一個「有限」目標：研究和促進社會質量提升。社會質量也就是社會發展質量，即社會發展的程度和好壞，主要指經濟增長之外的社會維度。包括「社會的文化價值、精神氣質、歷史積澱、人的社會認同、主觀感受等方面，構成社會發展的質量」。

歐洲學者將「社會質量」定義為「人們在提升他們的福祉和個人潛能的條件下，能夠參與社區的社會與經濟生活的程度（Beck, Maesen v. d., and Walker,1997）」。認為一個社會的社會質量狀況可以通過以下四方面要素來描述：一是社會經濟保障；二是社會凝聚；三是社會包容；四是社會賦權。1997年，歐盟《歐洲社會質量阿姆斯特丹宣言》提出，「我們不希望在歐洲城市中看到數量不斷增加的乞丐、流浪漢和無家可歸者。我們希望歐洲社會是一個經濟上獲得成功的社會，同時也希望通過提升社會公正和社會參與，使歐洲社會成為具有高度社會質量的社會」。

在其自我實現和集體性認同這兩方面的辯證關係中。質性社會學的社會發展質量，偏重於人的內心體驗，是以人的主體感受為本的社會生活質量。

質性社會學是建構社會學。「參與」、「行動」是質性研究的核心概念。這裡涉及研究者的角色、立場、態度和信念。秉持建構主義的立場，提出建構優質社會的目標。著眼生活世界、探尋行動策略、追求意義空間。也體現質性社會學的出發點和目的地，不是單純地「追求真理」，更多的應是「尋求價值」。

2、質性社會學不等於「定性社會學」

將質性研究方法上升為質性社會學，並非我們標新立異的獨創。實際上隨質性方法的興起，就有了「質性社會學」的提法。1978年創刊的英文刊物《Qualitative Sociology》（《質性社會學》）應是最早以「質性社會學」命名的英文學術刊物。2005年在波蘭創刊的英文在線刊物《Qualitative Sociology Review》（《質性社會學評論》）在創刊號上也表明了其對質性社會學的理解：「質性社會學是一種描述、理解、解釋社會現象的視角，……它也是關於人類經驗的質性思維方式」。

可以看到，西方學者的「質性研究」，基本相當或對應於國內社會學界所說「定性研究」。在此意義上，「Qualitative Sociology （質性社會學）」，被很多人理解為「定性社會學」。但我們認為，「質性」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都要大於和有別於「定性」研究。如果說「定性」是與「定量」相輔相成相互依存的一對範疇，而質性研究本身並不排斥、或者說也內在地包括了量的分析和比較。任何一項社會研究都同時既包括「質」的判斷，也包括「量」的分析。不能人為地將二者對立起來，劃分出「定量社會學」和「定性社會學」。

進一步，將「質性社會學」混同於「定性社會學」，表明依然把「質性」研究僅僅看作方法，而不是一種理念。作為方法，研究者持客觀、中立的態度，價值無涉。研究者是認識主體，「社會」是研究對象，是客體，主客體相分離相對立。作為理念，參與、體驗、「將心比心」、返身性思考，核心是呼籲研究者儘可能全面地、自然地進入被研究者的生活，與被研究者緊密互動，從被研究者角度，以生活於特定情境中的人的視角「返身性地描述和理解人的實際行動和體驗」。這裡，研究者自身是「社會」中平等的一員，既是認識主體又是認識客體，主客二元相統一、相一致。

也就是說，從認識論視角，質性社會學主客體相統一、相一致；而「定性社會學」主客體相分離、相對立。二者完全不能等同。

3、質性社會學是一種獨立的研究範式

社會學自誕生以來其理論思潮經歷了由實證主義——人文主義——批判主義的「進化」或演變，形成不同的學派、觀點和理論體系。逐步形成了結構功能主義、社會衝突論、符號互動論三種社會學基本理論，以及社會積澱論、新進化論、現代化的社會生物學、後工業化的社會理論及多邊理論；與之相應形成「科學的」、「解釋的」、「批判的」三大方法論體系。質性社會學注重解釋與建構，批判與反思，融合了符號互動論和社會衝突論的理論假設。其主客體相統一的立場，個案到整體的研究路徑，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社會學傳統的實證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質性社會學已經形成一種不同於主流社會學的新的、獨立的社會學研究範式。

範式（paradigm）的概念和理論是美國著名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它指的是科學共同體成員所共享的信仰、價值、技術等等的集合。指常規科學所賴以運作的理論基礎和實踐規範，是從事某一科學的研究者群體所共同遵從的世界觀和行為方式。

質性社會學的提出是期望「取道質性研究，回歸人文傳統」，實現社會學本土化中國化。名稱中的「質性」依然借自西方，概念的提出也是當代，但質性社會學絕不是西方社會學的分支，也不是要重新建立一套社會學體系。與其說質性社會學是一個社會學分支學科，不如說是一種社會學主張，一種價值取向，一種社會學流派，一種研究範式。

二、質性社會學何以必要？

1、對社會學盲目和過度量化傾向糾偏的需要

雖然質性社會學不等於定性社會學，但質性社會學的提出，首先是出自對中國當前「學院派社會學」研究盲目和過度量化傾向的反思和糾正。

歷來社會學家對社會從宏觀結構到微觀行為的研究，不管何種理論體系，從研究方法上簡單區分，無非是「定性」與「定量」兩種類型。不同的社會學家有不同的傾向，不同的歷史時期有不同的潮流，不同的國家地區有不同的側重。譬如在當代，美國社會學者「定量」派佔主流，歐洲則「定性」研究較多些。中國大陸社會學恢復重建30多年來，在學科和教材建設中可以認為主要受美國「定量」派影響較大。以自然科學為模本，在研究應用中已經形成一整套「規範」嚴密的研究方法。包括抽樣技術、量化資料收集技術、以數理統計為基礎的資料分析技術等等。確立了量化研究方法在中國社會學研究中的主導地位。尤其是在高校學術研究和評價體系中，數據、模型就代表著學術規範，數據採集和分析貫穿社會學研究的全過程。「一項研究要從問題出發，然後綜述相關文獻和理論、討論各種不同觀點和可能的答案，進而從中抽出假設命題；之後測量概念，收集數據，設計分析方案；最後分析數據以檢驗假設，並作出總結。八個部分各行其職，環環相扣。」問題—文獻—假設—測量—數據—方法—分析—結論，「洋八股」成為受過良好專業訓練的標誌，成為博士碩士論文評價、學術期刊論文發表必須遵循的標準。

量化的社會學已經壟斷了今天中國社會學學術話語權。質性研究始終處在一個非主流、從屬的、輔助性的地位，並且愈來愈邊緣化。然而關於定量方法與定性方法的學術論爭在社會學界長期存在，且近年有愈演愈烈之勢。「學術中國」網站評出「2014年中國社會學界十大事件」，其中「《冷冰冰的社會學》引發的爭議」赫然上榜。年初「豆瓣網」刊登網名shirley的博客《冷冰冰的社會學》，對社會學教學研究領域量化研究一統天下「為統計而統計，為測量而測量」的傾向表示不滿；立刻遭到署名mujun的批評回應，博文《量化研究在社會科學中的應用》指其「不懂量化研究」，「再好好看幾本社會學教材」。

世界進入「大數據時代」，不僅社會學，傳統人文學科也以量化為時髦。就像當年發現了槓桿原理的阿基米德所言「給我一個支點，我就可以撬起地球」，彷彿大數據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社會學的「數據熱」仍在升溫，社會學的「統計學化」趨勢有增無減。

然而，社會學領域「定量分析」方法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時，也表現出極大的局限性。「幸福」「和諧」都是可以量化的，但乾巴巴的數字總是給人以「冷冰冰的社會學」的感覺。枯燥的數字還難免會掩蓋一些社會矛盾和問題。基尼係數或許可以測量貧富差距，很難解釋社會公平度。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學者利用「大數據」對中國社會的「預測」幾乎沒有看到成功的案例。很大程度上，人類社會活動「可重複性」「規律性」值得懷疑。即使小到一場球賽的結果都難以被「科學」地準確預測。譬如人們熱衷於利用計算機模擬預測世界盃足球賽輸贏，將參賽運動員的生理、心理數據、既往表現等因素，以及賽場環境、氣候氣象、地理人文環境等數據都儘可能全面詳盡地輸入計算機分析計算，複雜性科學的發展還可以不斷增加新的條件，但據說預測結果竟然輸給了「章魚哥」！ 問題還在於，愈來愈追求精確量化的社會學研究反倒忽略了人們的感受，「用數字說話」逐漸與現實脫節，離真實社會格格不入。當「定量」由一種方法手段，演變為目的和標準，一種學術追求，就會以表面的數據替代本質，造成相關性與真實邏輯因果關係的顛倒。刻舟求劍，舍本求末，本末倒置，漸行漸遠。

不少社會學者看到了「社會科學越來越美國化的危機」，「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日益美國化，但模仿的恰恰是美國社會科學中最狹隘的地方——學術的標準化要求。這意味著將美國社會科學的危機加諸自身已有的危機之上」。學術標準化之所以是一場危機，是由於隱藏在這種標準化模式背後的，是一套教條主義態度、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和思想方法。這是最需要被摒棄的。

中國社會學領域亟需一定程度的「撥亂反正」，打破量化研究一統天下，實現理論體系多元化，推動質性研究主流化，給予質性社會學以相對獨立、「正統」的地位。

2、實現科學性與人文性統一、促進社會學學科健康發展的需要

社會學「定量」「定性」之爭，表面看是方法之爭，實質反映出中國社會學學科建設的諸多深層次問題。質性研究的分析方式以歸納為主；而量化分析、數學模型遵循的是演繹為主的邏輯。二者納入同一體系邏輯難以自洽，需要思維的轉換。科學與人文的統一更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難題。

費孝通指出社會學具有科學性和人文性雙重性格。以自然科學為模本的主流社會學強調價值中立、客觀精確，內在的工具理性要求只管「實然」不管「應然」；而人文的社會學本質上要求深度的價值關懷。學界試圖將「人文」統一於「科學」的框架下，按照「科學」的標準來「規範」人文的思維，邏輯上的矛盾衝突幾乎是必然的。就好像把中醫納入西醫的框架下，搞「中西醫結合」。儘管無數事實可以證明中醫的實效，然而西醫就是認為中醫不科學，中醫也就只能被邊緣化。海外中醫針灸師幾十年來一直試圖在現代科學體系內，證明和捍衛自己的古老醫學理論。然而按照西醫理論，臨床治療的經驗和病例不是「證據」，任何療法如果不可重複，不能經過嚴格的「臨床隨機對照試驗」，就不能證明該療法的有效性。全球最權威的醫學刊物載文宣稱「針灸無效」，再次表明試圖用西醫理論去證明中醫療效是徒勞的。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中醫的療效需要中醫的理論。二者不是一個理論體系，與其硬往一塊湊，求得統一的解釋，不如分離開來獨立出來。同樣的道理，「人文」的社會學有必要從「科學」框架中獨立出來。

除了學科內部缺乏邏輯一致性，學科核心價值基本理念矛盾衝突外，還有學科體系「邊界」不清、「社會」特色模糊的問題，影響到學科的健康發展。社會學只是社會科學學科群中的一門，社會科學還包括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等並列、獨立的學科。社會科學的不同學科應當有其特定的概念、理論、方法體系，有各自的特色和「邊界」。同是以社會為研究對象，如果說經濟學研究更加關注「量」，社會學則應更偏重於「質」。

然而以量化為規範的結果是社會學日益向經濟學靠攏、趨同。現實中社會學者對數據的狂熱追求一點也不亞於經濟學家，爭相找數據建模型，社會學在數據追求中越來越經濟學化，「種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家的田」。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模糊了學科界限。

我們看到，和諧社會、社會建設，中央治國理政重視社會管理的思路一次次激發著社會學家們的激情，企盼和歡呼著「社會學的春天」到來。然而春暖花未開，社會學聲音始終微弱。在經濟學的滲透和社會學的主動放棄下，傳統社會學領地正逐漸喪失，所有「社會」領域均有經濟學介入。社會學熱衷於「幸福指數」，經濟學已開創「幸福經濟學」；社會學研究農民工流動，經濟學提出的「榨菜指數」成為方便有效的分析工具。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經濟學家無論在國家決策層面還是在公眾關注領域都發出了專業的聲音，大眾傳媒充斥著經濟學專欄。

經濟學明確區分規範研究和實證研究，基本理順了價值導向與客觀性要求的關係。而社會學發展中表現出一種「泛社會學」傾向，似乎無所不能、無所不包，使社會學更顯支離破碎，沒有特色，缺乏核心的解釋邏輯，對公眾面臨的問題無法做出強有力的回應。

社會學是「社會之學」，「社會性」本質上是「人文性」。主張質性社會學，是期待學科建設正本清源、彰顯特色，回歸人文本質。也是超越方法之爭，理順學科發展內部邏輯，廓清學科建設外部邊界，促進社會學本土化健康發展的需要。

3、適應社會轉型，推進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需要

社會學的誕生源於歐洲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社會問題社會矛盾，為解決社會問題應運而生。社會學最早傳入中國也正值社會的大動蕩時期，當時的學科分化和學科界限不似今天這樣清晰，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等都是以「社會問題」為導向，那一代學人對社會理論的探討自覺而自發地緊密聯繫著改造變革社會的實踐展開。

中國大陸社會學的恢復重建與改革開放完全同步。社會轉型亟需社會學理論的闡釋和指導，也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極為生動豐富的案例和素材，社會學應當大有用武之地。然而反觀中國社會學恢復重建30多年愈益走向量化的道路，「統計社會學」對社會政策、法制進步的推動作用甚至遠不如媒體個案報道的影響力。

學院派社會學一味強調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的科學性，即使很精確的量化研究分析，也只能解決「是什麼」，即描述現狀。當前中國社會發展面臨問題，不是「是什麼」的問題，至少主要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要分析形成問題的原因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而「為什麼」「怎麼辦」正是質性社會學的特色和目標。媒體深度報道很大程度上相似於質性社會學典型個案研究。像新華社經常組織小分隊專題採訪深度調研，對決策的影響絕不亞於專門智庫。

30多年前費孝通發表《小城鎮大問題》，堪稱我國社會學恢復重建後的經典之作，直接推動和影響了我國城市化進程和工業化道路，形成鄉鎮企業大發展局面。社會學者都期望自己的研究能影響決策、經世致用。費老的研究之所以有效有用，不僅僅在於他的社會地位，我們完全可以從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中有所啟示：費老的研究完全沒有那些唯數據論的洋教條，而是一以貫之自覺堅持了「質性社會學」（儘管當時並未以此為名稱）立場與方法。

中國社會科學界正掀起一股「智庫」熱，但智庫建設也存在跟風模仿、專業性不強，有效性不足的問題。如何突出中國特色？質性社會學應當可以成為本土學者研究本土問題的最佳工具。

面對許多源自西方經驗的社會指標在中國一再「失靈」，外國人一副「看不懂」的表情，在於他們對中國文化「隔一層紗」。然而長期生活在中國，經歷並深度參與了改革開放的過程的本土學者，就能夠感受體悟和理解社會現象的發生、社會心態的變化。當前我國社會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已經由一開始的物質層面更多地轉向精神層面。一方面有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衣食住行等民生問題需要解決和回答；一方面信任、信仰、浮躁、焦慮、戾氣，「沒錢不幸福，有錢更不幸福」，社會心態精神層面的問題愈加突出。質性社會學不僅提供分析詮釋社會現象的方法工具，其「將心比心」的核心理念也有著鮮明的價值取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質性社會學內在要求，社會建設應當與文化建設有機結合起來。質性社會學追求一種物質與精神相統一的「優質社會」，那就是「中國夢」的願景。

「社會」是「質量」和「數量」的統一體，質量互變，社會歷史螺旋式發展。不同的區域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有著不同的主要矛盾。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百廢待興，以經濟建設為中心，GDP等經濟指標以及量化的社會指標受到高度關注有其必然性。當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諧社會、幸福感的追求逐漸凸現愈益迫切。不同歷史時期，「公平」和「效率」分別表現為社會的主要矛盾。當前中國社會的社會轉型，從社會治理的視角是由「效率優先」階段轉向「公平至上」階段。也可以說，中國社會正由「數量型社會」轉向「質量型社會」，才有了質性社會學的應運而生。

三、質性社會學何以可能

1、實踐中已有豐富的經驗積累

質性研究作為一種方法被介紹到中國，是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英文「qualitative research」一開始在中國大陸被譯為「定性研究」，在台灣、香港地區及新加坡被譯為「質的研究」,後逐漸統一為「質性研究」。最早是從「參與式農村發展」的項目推廣，到「社會性別」相關研究中提出方法論問題，學術界則是從教育學心理學領域介紹過來。如果以九五「世婦會」為標誌，質性研究在中國興起迄今剛剛20年時間。

但我們提出質性社會學，核心在於質性方法中內涵的理念：參與、傾聽、體悟、反思、行動……。而這些理念其實是百年前早期中國社會學家們自覺擁有自發堅持的社會學思想。筆者在《質性研究與社會學的中國化》一文中曾經指出，20世紀初西方社會學傳入中國後，中國早期社會學可概括為三大流派：以孫本文、潘光旦、吳文藻、費孝通等為代表的學院派，以梁漱溟、晏陽初等為代表的鄉村建設派，以毛澤東、瞿秋白等為代表的革命派社會學。

學院派社會學家很多為人類學、民族學出身，其田野調查的方法都已被納入今天「質性方法」體系，如「民族志」、「紮根理論」等。鄉村建設派則完全可以看成是質性社會學「行動研究」的早期探索典型。至於革命派社會學者，雖未能在中國社會學學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但其帶有強烈價值取向和人文關懷的社會調查研究直接引領了中國革命的成功。像毛澤東《尋烏調查》、《興國調查》、《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等文章也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質性社會學成果。

尤其需要指出，上世紀50年代社會學作為學科的教學和學術研究在中國大陸被中斷，但中國共產黨人的社會調查研究傳統並未中止。毛澤東有名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黨的幹部經常「下基層」「蹲點」，強調對勞動人民的感情，社會調查被要求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電視片《歷史轉折時期的鄧小平》中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對秘書講，不要把調查研究的傳統丟掉了，要他們到北大、清華、科學院「做點調查，搞點個案」。可見，中國共產黨倡導和實踐的社會調查研究，一直貫穿著質性社會學的主線，體現了質性研究的精髓。

近20年間學術界的社會學質性研究雖一直處於非主流的邊緣地位，但作為一種方法體系還是逐步得到承認，並得到系統化梳理和理論化提升。其間，教育科學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陳向明《質的研究方法與社會科學研究》是國內第一部系統評介「質的研究方法」的專著。重慶出版社「萬卷方法——質性研究方法譯叢」較系統地譯介出版了一批國外質性方法教材和專著，人民郵電出版社等也集中編譯出版質性研究方法書籍。《社會學研究》、《民族研究》等學術期刊相繼發表了一些介紹、評論質性研究方法以及應用質性方法的研究論文。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社科規劃項目等立項、完成一批以「參與式」「質性研究」為題的項目，取得不少成果。

可以看到，質性研究的探討並非專屬於社會學領域，相關論文發表很多是在人類學、民族學、教育學、醫學、心理學期刊。社會學質性研究方法較多應用在農村發展、社會性別領域。其中值得一提的華中「鄉土派」農村社會學研究，賀雪峰教授等總結提煉出「飽和經驗法」、「經驗質感」等概念，標誌著社會學的質性研究已經從方法的介紹、移植、嫁接到了自覺的理論提升階段。

雖然質性研究的經驗積累仍停留在「方法」層面，但這種積累已經為理念提升為質性社會學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2、理論上自成體系，有充分的學理依據

質性社會學研究遵循「由點及面」的認識路徑，注重個案研究，典型調查。見微知著，「解剖麻雀」。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認真解剖一隻麻雀，了解它的結構，獲取感性認識，就相當於解剖了一千隻、一萬隻同樣的麻雀。然而這種研究方法受困於「代表性」問題。批評者發問：你怎麼知道你所解剖的那一隻和其它未解剖的麻雀是完全一樣的？欲證明「天下烏鴉一般黑」，要麼用完全歸納法，窮盡天下所有烏鴉無一漏網，沒發現任何一隻白色、褐色的「非黑」烏鴉；要麼你能夠從邏輯上證明你所看到的烏鴉具有「代表性」，並據此計算出烏鴉全黑的概率有多大。

的確，何以可以從個人感悟上升至世界整體存在與價值的根源？質性社會學的基礎受到質疑。個案研究的「典型性」≠「代表性」。於是陷入「代表性悖論」。其實這正表明，人文的質性社會學與科學的量化社會學不屬同一範式，遵循的是不同的邏輯和理論。「受過嚴格量化研究訓練的社會學者，在選擇樣本考慮其『代表性』時，不自覺地運用了量化研究的邏輯」。

質性社會學與量化研究的不同在於思維方式不同，我們稱之為「質性思維」。質性思維方式是一種「全息整體思維」。「一滴水可以見太陽」，「窺一斑而知全豹」，「一葉落知天下秋」。人們正是從這「一滴」、「一斑」、「一葉」，進而認識到事物的全體。個別中有一般。通過對個別地方、個別單位、個別典型的科學剖析，求得對普遍情況的真正了解和對一般規律的正確認識。這種認知靠的是經驗、類比、領悟，而不是嚴密的邏輯推理論證。

發端於中國古老「天人合一」思想的全息整體思維方式，在現代通過「全息科學」理論找到了學理依據。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全息照相技術發展的光學全息理論獲得諾貝爾獎；生物胚胎全息克隆技術的成功，進而發展了全息科學理論。全息科學理論認為：在宇宙統一整體中，各子系與系統、系統與宇宙之間全息對應，凡相互對應的部位較之非相互對應的部位在物質、結構、能量、信息、精神與功能等宇宙要素上相似程度較大。從潛顯信息總和上看，系統任一部分都包含著整體的全部信息。

全息科學理論從另一個視角揭示了世界物質統一性的具體方式，進而深化了辯證唯物主義普遍聯繫的原理。實際上，雞蛋僅需溫度就可以孵出活蹦亂跳的小雞，受精卵在母腹孕育出與父母遺傳相似的人，我們就可以領悟和證明全息對應、全息包含的可能性與合理性。不同於西醫「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中醫可以「頭疼醫腳，腳疼扎耳」，中醫針灸穴位經絡學說，即源於「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包含著全息科學的思想和智慧。

費孝通《江村經濟》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得到了馬林諾夫斯基的高度評價。馬氏認為, 「通過熟悉一個小村落的生活, 我們猶如在顯微鏡下看到了整個中國的縮影」。質性社會學倡導的典型調查法體現了辯證唯物主義由個別到一般、由特殊到普遍、由個性到共性的認識論原理。其全息整體的質性思維方法、理念自成體系，邏輯自洽，構成一不同於西方傳統社會學的獨立系統。

3、與中國傳統文化思維方式高度契合

英國學者李約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在其編著的15卷《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儘管中國古代對人類科技發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貢獻，但為什麼科學和工業革命沒有在近代的中國發生？這就是著名的「李約瑟難題」。近代自然科學為什麼未能在中國誕生？五花八門的解答將其歸結為體制、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因素。

近代自然科學可以被稱之為數理實驗科學。其核心的要素一是數學，二是實驗。或曰，一是邏輯，二是實證，這就是邏輯實證主義傳統。這一傳統來自西方文化，產生的源頭在古希臘文明。公元前500年古希臘學者亞里士多德創立了形式邏輯；歐幾里德幾何學採取嚴格的演繹推理證明形式；畢達哥拉斯學派堅信「萬物皆源於數」。因此，西方文化中內含有追求精確、注重邏輯的理性精神。

人類思維方式可以分為關聯思維和邏輯思維。顯然，邏輯思維源自西方文化傳統，而東方文化、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偏重於關聯思維。中國文字以象形、會意為特點，給人以豐富聯想。類比聯想、直覺感悟、將心比心等都屬於關聯思維方式的範疇。這種思維方式的特點，恰好對應和符合於我們所稱「質性思維」。

量化的社會學研究最基本最常規的手段是問卷調查。然而問卷調查法移植應用於中國的確存在「水土不服」、獲取「真實」數據困難的問題。追溯起來，量化問卷可能更適應於有著理性思維表達傳統的社會；而深度訪談、參與體驗等方法甚至可以從中國古代官員的「微服私訪」中找到根源和依據。質性研究方法的概念雖是從西方引進，而其內核卻植根於中國文化土壤，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基因，用於研究中國問題的確可能更適合中國國情民情。

中國文化講究區分「道」與「術」。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道：道理，規律，氣質，文化，形而上；術：技術，方法，工具，具體，形而下。西方社會和中國社會的內在結構、文化結構存在顯著的不同。也就是「道」的不同。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西方科學文化則是征服自然。有文化學者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尊崇的是「王道」，而西方科學文化產生的是「霸道」。

質性研究在西方只是方法，是工具。如果對質性研究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方法論層面，就永遠只是一種「術」。我們將其上升為質性社會學，就是由「術」而「道」。意味著是理念，是價值，是方向，是思路。長期以來，我們的社會學學科建設教材建設都存在一個問題，「術講得太多，而最根本的就是一個道」。

「霸道」產生的是居高臨下的社會學，「王道」主張的是和諧平等的社會學。西方的質性研究方法源自人類學傳統，而人類學的產生有著濃厚的殖民主義色彩。因此，西方質性研究一般是一種「下向」研究，即研究對象一般是殖民地異質社會、「土著」弱勢群體。研究者本身無論學識還是社會地位遠高於研究對象，似外星人來到地球，從零開始「客觀」研究。由於研究者作為「外來者」，於是有了「參與」。質性方法由術而道，實際強調的是本土學者研究本土問題，且研究對象並非都是「弱勢」階層，可能更多在地位上與研究者平等甚至更高。重要的意義在於，質性社會學是一種主客體相統一、平等的、開放的、本土的社會學。

「人心」與「天道」相通。將心比心可以從個人感悟上升至對社會整體之「道」的理解。道可「悟」而不可「算」，「人算不如天算」。質性社會學認識到計算能力統計技巧的局限性，突出了社會學是「人學」，理解、尊重愈益顯其重要性。質性社會學之「道」與中國傳統文化緊密契合、高度一致。

四、質性社會學何為

1、重構與世界平等對話的本土社會學學術話語體系和評價體系

作為「西學」的社會學傳入中國已是百年。一代代社會學人都把致力於社會學的本土化中國化作為學術追求和歷史使命，然而現實的中國社會學學科發展與這一目標似有漸行漸遠之勢。很大程度上，我們的社會學研究止步於用中國數據或案例去驗證西方理論，以「洋八股」作為學術規範，以國際學術期刊英文發表為最高標準。當我們提出「中國話語、中國表達」，立即有人呼籲「中國話語要讓世界聽得懂」。為讓外國人聽懂而故意讓普通中國人不懂成為一種時髦，成為「學術性」強的標誌，學術被壟斷為一個小圈子人的自娛自樂，以西方理論西方標準來規範中國社會學，使我們喪失或主動送出了學術話語權。

西方社會學規範強調「科學性」，希望將一切核心概念都操作化、指標化、數量化。科學崇尚的語言是數學語言，數字、符號、方程、模型。甚至漢語表達也被否定，「定性研究的結果是用日常語言表述的，日常語言( 尤其是漢語) 是詩性的，進行科學表述時不可避免地存在模糊性。因此，從科學的視角來看，定性研究存在著根本缺陷，這是社會科學進行實證的定性研究時所必須面對的困境。」

質性社會學賦予自然語言以中心地位，認為人類語言、文字元號表達的意義遠勝過「數字表達」。許多概念一旦被操作化之後就會喪失其靈魂。譬如對一個地方治安狀況的描述，今人用公眾安全感指標「90%感到安全」，古人講「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指標數據固然可以進行縱向、橫向比較；而語言描述形象、具體，如身臨其境，可感受到淳厚民風，寄託著對理想社會的嚮往和追求。這種「詩化的語言」為什麼就一定不能進入社會學學術話語體系？從傳統城鎮化到新型城鎮化，是一個由「量的城鎮化」到「質的城鎮化」的過程。傳統城鎮化注重人口城鎮化，以居住在城鎮人口數量佔總人口百分比來表示。「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何等的詩意，又何等易於理解，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的新型城鎮化模式難道非要用乾巴巴的數學模型？

學術植根於民間，植根於大眾，植根於社會。急劇的社會轉型期，中國的學者、官員、民眾、媒體創造了大量的用於描述中國社會現象的概念、辭彙。「弱勢群體」來自經驗觀察，是對社會現實的客觀反映，同時對「弱」的判斷和關注，飽含著價值關懷。「農民工」、「屌絲」、「黑車」等概念生動反映了中國社會轉型，「土豪」、「大媽」被收入牛津詞典，其「話語背後的話語」可能更應由中國社會學家來解讀，並加以理論提煉。

費孝通等老一輩社會學大師的成果得到國際學術界高度評價和認可，證明中國話語中國表達，完全可以和世界平等對話，世界也不會「聽不懂」，前提是觸及真問題。即使老外真聽不懂，也不能削足適履去滿足別人的評價標準。據稱愛因斯坦創立相對論，當時全世界只有兩個半人能懂，但並不影響其真理性。只要我們有足夠的學術自信，世界遲早會聽懂。

「何以在差序格局提出之後的60多年間，中國社會學在知識積累和理論創新上並無實質性突破？」中國社會科學界亟待改變學風、文風，走出唯西方標準的羈絆與局限，立足於中國問題、中國視角、中國思維、中國表達，重新建構具有中國特色、世界眼光的社會學學術話語體系、評價標準。質性社會學承擔了這樣的歷史使命。

2、重塑社會學想像力

無論中西還是「量」「性」之爭，都不否認社會學是「經驗科學」。如果把量化社會學研究概括為「經驗加數學」，那麼質性社會學研究則可理解為「經驗加直覺」，更確切地，「經驗加想像力」。

社會學的想像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提出的概念，港台譯社會學構造力。「社會學想像力能夠使人們關注有限的個人經驗和更為廣闊的社會歷史事件之間的聯繫。」米爾斯指出，這種想像力是一種視角轉換的能力，換位思考能力，是將個人議題轉化為公共議題的能力。社會學想像力也被稱作社會學視野（Sociological perspective）。美國社會學家約翰·J·麥休尼斯認為，「社會學是關於人類社會的系統研究。社會學的核心是一種被稱作社會學視野的特殊觀點」。也就是說，社會學區別於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核心或本質就在於「社會學想像力」。

社會學想像力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直覺感悟能力，是來自於長期參與、觀察、體驗、感悟的結果。它更多是一種形象思維，而不是邏輯思維；更多是一種文字表達能力，而不是數學計算能力。社會學想像力幫助我們找到這個時代在歷史中的定位，找到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定位。像社會板結、拼爹、啃老、剩女等諸多社會現象，你可能無法從個人經驗獲得完整解釋，一定源自某種個人無法控制的社會結構的力量，而這種結構的力量是從統計數字分析不出來的。富有社會學想像力的學者能夠在個人體驗與公共議題之間建立聯繫、在微觀經驗與社會趨勢之間進行穿梭。

我們看到，計算機統計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大規模問卷調查越來越容易操作，機器編碼識別、統計分析軟體把交互分析、回歸分析、趨勢分析、聚類分析、相關分析等過去複雜高深的統計計算變得輕而易舉。社會學研究過程中，課題設計者、數據採集者、數據分析者、論文撰寫者，分工愈來愈細，形成工業化的「產業鏈」。原本為一個整體的不同研究環節分工、分化、分離，社會研究愈來愈工具化，變得幾乎成為一個純技術問題。社會學的想像力在這一過程中被消解，變得可有可無。

前面談到「李約瑟難題」，這裡還要發出「錢學森之問」：中國社會學為什麼難出大師？老一輩社會學家的里程碑為什麼無法超越？從社會學學科隊伍建設和教學課程設置現狀中不難找到自己的答案：數學、統計學等工具性訓練強勢壟斷，與社會學想像力相關的人文性學科被極度邊緣化。社會學想像力的淡化弱化，意味著社會學核心競爭力的喪失。因此，越來越多學者呼籲：重塑社會學的想像力！

質性社會學倡導質性方法主流化，就是對社會學想像力的呼喚。實際上社會學想像力對於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定性研究在理解和觀察作為微觀實踐行動和過程的人類社會具有天然的優勢，也更容易發揮其批判與建構的研究功能。但另一方面，定性研究對研究者也有更高的要求」。質性社會學不是社會研究的「低級階段」，不是由於不懂數學的初級淺顯的研究，而是要求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具有更高領悟感知能力。

3、重振中華文化自信

把「質性」由方法上升到基本理念，由方法論層次深入到本體論層次。這種提升與深化最重要的意義，在於樹立和增強中華文化自信。

一百年前的中國學界有識之士在向西方學習中喊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社會學從發源地當屬「西學」。然而可以認為，中國社會科學的「體」「用」之爭百年未解。實際是「西學為體，中學為用」，體用顛倒。這種局面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我們對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缺乏自信而導致。鴉片戰爭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大門，堅船利炮是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的產物，中國人終於認識到「科學」的厲害。五四運動呼喚「德先生」「賽先生」，積貧積弱的中國由「中心之國」「天國」的自負，一下子又掉到極度自卑的境界。對自身文化的自卑轉而表現為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自覺認同。

西方文化的核心可稱為科學文化。李約瑟難題本身就反映出西方文化的優越感。「科學」的地位是至高無上的，一旦某事物被認為「不科學」甚或「偽科學」，其意味可想而知。「社會科學」的研究既然是「科學」，就必須置於「科學」的框架下來分析。可證實、可證偽、可重複、可檢驗，客觀性、邏輯性，精確、量化、數學化。「在以數據為基礎的研究範式中，數據的可靠性和準確性代表了研究的精確性，人們甚至將以數據為依據的實證研究作為判斷『科學』與『偽科學』的標準」。可見，社會學的「定量」「定性」之爭早已不是方法上孰優孰劣之爭，焦點在於是否「科學」。說到底，我們的方法不自信源於理論不自信，理論不自信源於文化不自信，文化不自信由於「科學」不自信。

那麼究竟什麼是科學？科學一詞，英文science，其拉丁文本意是知識、學問，尤指分類的知識、學問。1893年，康有為引進並首先使用「科學」二字，嚴復翻譯《天演論》等科學著作時，也用「科學」二字。李約瑟難題發出科學未能誕生於中國之問，這裡的「科學」主要指近代自然科學。

如果把「科學」只作狹義層次理解，即近代自然科學，並且排斥一切「非科學」的思想和方法，這樣的科學觀無疑是狹隘的。世間並非只有科學。人類社會數千年的文明，自然科學從誕生到現在不過四五百年。莫非「天不生牛頓，萬古長如夜？」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文明，綿延至今生命力依然旺盛，自有其存在的道理，不能簡單地用「不科學」予以否定。

科學的本意，就是人類創造、發現、歸納的系統化理論化的知識和學問。這是廣義的科學觀，「大科學」觀。北京大學吳國盛教授從科學史角度提出，迄今存在著三種類型的科學：博物學、數理實驗科學和理性科學。博物學是人類從遠古就開始積累的與自然界打交道的理論知識；理性科學是古希臘人開創的邏輯思辨推理體系；數理實驗科學是衍生於希臘理性科學傳統、十六、七世紀誕生於歐洲的近代自然科學。「近代數理實驗型科學是功利性的、力量型的、征服和控制型的科學，而沉思型的理性科學和親近自然的博物科學不大被人重視」。 吳國盛教授呼籲「回歸博物科學」，「激活古老的東方文化傳統中的這個因素，來糾正和克服當代主流科學中出現的某些自身難以克服的問題」。

顯然，中華傳統文化蘊含著博大精深的博物學資源。中國古代「天人合一」、「天人感應」思想，中醫理論等都屬於博物科學的範疇。質性社會學正是建立在對博物科學反思和回歸的基礎上，充分認識中華文化的科學性，實現科學與人文相統一。

中華文化自信是一種建立在大科學觀基礎上的自信。大科學觀視野下的中華文化與科學精神不是對立的，而是水乳交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世界大同」。其實不光是社會學，整個中國社會科學有必要摒棄狹隘科學觀，從「科學」的不自信中走出來。「歷史教訓是，一個真正強大的中國必須是理論的發源地，即有基於自己歷史、文化和實踐而形成的觀念與理論，而做到這一點最重要的是國家支持下的大量的基礎理論研究」。

重振中華文化自信，社會科學理當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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