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沖及：高華、楊奎松的書很多靠猜

　　原標題：金沖及：胡喬木、胡繩怎樣編撰中共黨史?

　　金沖及，原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常務副主任、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等，主編有《毛澤東傳》、《劉少奇傳》、《周恩來傳》、《朱德傳》、《陳雲傳》、《鄧小平傳略》等。(照片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1992年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鬍喬木(右)與逄先知(中)、金沖及(左)，攝於胡喬木寓所。

　　談《一本書的歷史》：不是「著」也不是「編」

　　澎湃新聞：您整理出版這些講話記錄的緣起是什麼?

　　金沖及：我已經84歲了，說實在話，到這個年齡，時間花在哪裡是要反覆掂量的。我自己當然也還可以寫點東西，但我感覺，自己寫書，不如講講胡喬木、胡繩這兩位同志，他們怎麼思考問題，他們講了些什麼，我想對後人可能更有用。這就成為我優先考慮的事情。

　　嚴格說來，這本書是胡喬木、胡繩講的話，我只是記錄、整理，沒有發表什麼自己的議論，更不會以我的看法改動他們的觀點。所以署名只有個名字，沒有寫「著」，因為內容不是我寫的，是他們的話;也沒有寫「編」，他們沒有授權我編。寫我的名字表示我負責任就是了，這裡的內容都是嚴格按我自己的記錄整理的。

　　澎湃新聞：您在前言中再三提醒讀者，這些話是23年甚至24年前說的，有當時的歷史背景，有些問題可能還在思考中，未必都是考慮成熟的意見。那麼現在看來是否有些內容需要重新商榷討論?

　　金沖及：這我沒有很多地去想，能把它整理出來我就已經鬆了一口氣。但我想我應該做這麼一個說明。這是二十幾年前的講話，而且當時並非準備發表的。我相信如果是他們自己寫的話，會更字斟句酌，寫出來的也許就跟這些記錄稿有所區別。

　　要說變化，我想任何一個人，包括我自己，想寫的東西，隔了十年二十年，可能都會有變化。這裡的很多話，不一定是最後定論，很多是在思考的過程里講的。講話的時候我都在場，我看他們常常是一面想、一面講，有時要停一停再講。而他們對文字的推敲非常慎重。

　　黨史和黨史的歷史

　　澎湃新聞：胡喬木、胡繩兩位先生在我們的黨史研究工作中是一個什麼樣的地位?

　　金沖及：胡喬木和胡繩當然是中共黨史研究的大師。對他們的研究，對具體問題，別人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能夠得上他們那個水平的人，到現在為止我感覺沒有多少。

　　胡喬木在延安整風的時候就被調到毛澤東身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編《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註：為了對王明為代表的「左」傾路線進行總結清算，研究分析六大以來黨內的各種原始文件，1941年上半年黨中央決定編輯此書，毛澤東親自主持。在正式成書之前，該書曾先以散頁形式選印一部發給高級幹部閱讀，1941年12月正式出版)。這是一個文件彙編，包括20年代大革命失敗後到30年代初，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會議記錄，詳細極了。會上誰講話、誰插話、說了什麼，都有。這些材料當時裝了十幾個皮箱，周恩來給瞿秋白寫了個條子，交給曾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的陳為人保管，叫他脫離一切工作，就管這十幾箱材料。後來抗戰期間陳為人因病去世，就交給另一個人。準備進行延安整風的時候，要梳理此前黨的歷史，就到上海，從那些箱子里選出一部分送去。胡喬木就編這部資料。

　　《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

　　在那之後，因為喬木跟在毛主席身邊，很多重要社論都是他寫的。解放後，1951年「七一」，原本要署名中央——或者是少奇同志，我記不清了——出版《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結果寫出來以後，毛澤東給它署名胡喬木，用他的名字發表。

　　這一時期的黨史，除了何干之的《中國現代革命史講義》、胡華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這兩本是學校里的教材，並不是中央正式認可的——真正意義上的黨史只有《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1990年寫《七十年》的時候，喬木也講到，當時一般的黨史就只寫到1949年，有的寫到1956年，極少數提到改革開放。所以《七十年》要搞出一份比較完整、簡要的黨史。

　　另外，胡喬木、胡繩都是黨史的親身經歷者。解放前喬木是毛主席的秘書，一直在他身邊;胡繩長期在《新華日報》，這是周總理直接抓的報紙。後來發生皖南事變，把胡繩派到香港，回來以後還是在《新華日報》。解放後中央很多重要文件也都是幾個「大秀才」起草的。所以他們講的歷史，不光是根據文件來研究，還是親身經歷，而且在主要領導人身邊。胡繩跟領導人沒有胡喬木那麼密切，但他也經常講到少奇同志的一些事、1938年博古怎麼講，等等。這是我們很難做到的。

　　胡喬木(1912-1992)，曾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圖為胡喬木與毛澤東。

　　澎湃新聞：那是否可以說，建國後黨史上一些重大問題的結論，基本是「二胡」定的基調?

　　金沖及：當時管這些事的，主要是他們兩個。黨史領導小組是楊尚昆當主任，副主任呢，胡喬木放在薄一波前面。照理說薄一波資格更老，但這事實際上是胡喬木在做。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這兩個機構都是胡喬木當主任。後來他不當了，中央文獻研究室是李琦當主任，黨史研究室就是胡繩。胡繩原本在文獻研究室當副主任，後來到黨史研究室去當主任了。

　　「文革」前曾經要編黨史，當時想成立一個黨史委員會，由董必武負責，後來這件事沒有做。除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以及前面提到何干之、胡華那兩本書，幾乎就沒有其他黨史著作。(胡喬木、胡繩主持黨史編寫的工作，)他們管得具體著呢，不是跟你講講思路就算了，寫完他要一遍一遍改，連標點都給你改。這樣的大家，管到這樣的程度，(很不容易)。

　　澎湃新聞：您長期跟著兩位先生工作，也參與了《七十年》的編寫，您覺得他們的講話記錄中，哪些是特別值得注意的?

　　金沖及：比起具體的論點、問題，更要看他們思考問題的方法，我覺得這對大家有益處。從某種程度上講，如果你看我後來出版的書、發表的文章，就會知道，多少是從他們那裡學的，或者按照他們的希望去做的。

　　跟著他們工作，聽他們那麼多講話，我印象很深的有幾點：

　　第一，他們總是強調，寫書要有一個籠罩全篇的思想、一個貫穿全書的線索。中國人過去寫文章講究「文氣」，黨史也要這麼寫，比如《七十年》要有貫穿黨的70年歷史的那麼一口氣，就是告訴別人中國共產黨是怎樣一步步走來的。

　　第二，講脈絡線索不能是乾巴巴的幾條。寫《七十年》的時候胡繩同志講過多次，40萬字要寫70年的複雜歷史事情，你要清楚目的是說明什麼問題，詳略得當。他不只一次提到《木蘭辭》：「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寫得很細;但是「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上前線的故事那麼長，幾個字就了了。這一點從方法上來講對我也一直有影響。喬木同志則是強調，能讓人身臨其境的材料，就得展開說。比如他講大革命，那是一部悲壯的歷史，那你就應該用悲壯的文字寫出來。有一些關鍵性的事情，得有特寫鏡頭。

　　第三，強調「夾敘夾議」，喬木同志講要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帶議論的。事實上他後來也說，有時議論就在敘事中間。我們這裡(中央文獻研究室)寫很多領導人的傳記，我以後在自己工作里就是受他們這個思想的影響。你看巴金的《家》，你看了以後就感到封建大家庭的黑暗，看得你掉眼淚。但巴金寫到那裡的時候如果突然跳出來說，你們看，這個封建大家庭多麼黑暗!你不就倒了胃口了嗎。最好的辦法是通過事實，把你要議論的內容展示出來，這樣議論就是畫龍點睛。

　　我感到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思想，寫歷史不能像法官寫判決詞一樣，好像讀者不需要思考，這個事情就是怎麼樣的。他講要夾敘夾議，並不是要你離開事實去發很多議論，而是把事實擺出來，從事情本身的經過中引導出結論。它是一個平等的、商討的過程，不是強加於人。但要是一點議論都沒有，也沒什麼意思。所以最後《七十年》的通過討論會上喬木同志也講，希望同類著作都能夠用這樣一種寫法。

　　第四，力求準確。他們很講究文字乾淨。我來文獻研究室的第一個工作就是編《周恩來傳》，給胡繩看過、改過。後來回憶的時候，胡繩說我都忘了，只記得給你勾(刪)掉了幾十個「了」字。他說我們講歷史都是過去時，一般不需要「了」。還有，寫「在上海秘密召開六屆四中全會」，他說「秘密」這兩個字應刪，因為在國民黨統治區沒有哪一次中央全會不是秘密召開的。所以他對文字、包括提法的準確度要求很高。

　　胡繩(1918- 2000)，曾任中共黨史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中國社科院院長。圖為1991年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鬍繩與金沖及，攝於玉泉山。

　　澎湃新聞：那您覺得他們是不是不可複製的?既是當事人，又是理論家，這樣的黨史工作者是不是很難再出現了?

　　金沖及：是，我就感覺現在很難能夠找到代替他們(的人)，一方面他們親歷了許多關鍵時刻，常常在領導人身邊，這個本身就(不容易);另外他們的知識面(廣)、理論水平(高)。胡繩說胡喬木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其實我看胡繩也是百科全書式的。他們兩個，無論是經濟學、哲學、歷史學、文學、社會學，哪個方面的問題去找他，他都能講出一番你沒有想到的道理。講得誇張一點：我看現在我們的理論工作者中，像他們這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一個也沒有。

　　澎湃新聞：不少學者研究胡繩晚年的思想變化。比如他說「如果不經歷一些過渡階段，不能保證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不能享受資本主義的一切肯定的成果，是不可能徑直走向社會主義的勝利和成熟的。」有人批評他「走資本主義的回頭路」。您怎麼看?

　　金沖及：以我跟他的接觸，在我聽來，他就是認為，對資本主義好的東西，我們必須學過來，以前不強調這一點，是個失誤，我知道他是這樣一個思想。但要說反對社會主義、主張搞資本主義，他不會有那樣的想法。他寫了一篇《中國為什麼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寫好了卻沒有發表，為什麼呢，因為他說還有一半沒有講。他指的就是，我們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但資本主義好的東西，它跟現代化大生產相結合的那些東西，我們都要好好學。我認為，他的想法只是到這裡。

　　澎湃新聞：《七十年》寫作和出版的時代背景很關鍵，一是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二是1989年國內國外的一系列風波。時代背景對於這本書的寫作有什麼影響?

　　金沖及：1990年提出要出版這本書。大家知道那時候東歐基本上都變了，前蘇聯還沒解體，另外1989年的風波剛剛過去，這時提出的一個問題就是：那麼多共產黨都垮了，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不垮?黨史就是要告訴人家，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怎麼樣的黨，如何一步步走來，這個過程不容易。我覺得，那個特定的條件下，迫切感到需要把這些問題講講清楚，是很自然的。

　　但真到1991年寫的時候，我們也沒有很多地涉及東歐，就是把中國共產黨本身是什麼說清楚。這個黨在中國的土地上自己摸索，會碰釘子，他也不可能一開始都想得對。碰釘子以後總結，總結了改正再前進。喬木講要「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我們心裡想寫的就是這個。

　　澎湃新聞：《七十年》對黨史上的問題提出不少新看法，胡喬木也說這本書的特點是「不滿足於重複已有的結論與研究成果」、「獨立做出判斷」。可不可以說，對於抗戰的正面戰場、土地改革、延安整風這些問題的說明，是在1991年《七十年》、包括後來的《黨史二卷》出版以後，才得以打破「禁區」?

　　金沖及：也不能說是因為這兩本書出來才打破，我覺得在那之前已經陸續放開了。其實你讀《毛選》的話，它對正面戰場也有肯定。我跟台灣學者講，我是接受國民黨教育長大的，不是共產黨教育長大的。我1947年進復旦大學，解放前還做了兩年大學生。所以我當然知道國民黨的正面戰場。這一類問題，我一直就覺得沒什麼不能講的。當然有的同志可能擔心一點：怎麼共產黨的(抗戰)你不講，光講國民黨的?或者說共產黨講得少了、國民黨講得多?有時候因為以前這方面講得少嘛，一段時間多講一點我覺得也沒什麼了不得。

　　關於蔣介石的抗日，不曉得你有沒有注意到，在《七十年》中有一句話，說當時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對抗戰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最開始是我寫的，我寫「蔣介石對抗戰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後來胡繩可能考慮到用黨史研究室(的名義編的)，就改了一下，改成「中國國民黨的主要領導人」。主要領導人嘛，當然就是蔣介石了。

　　澎湃新聞：為什麼在1991年就敢講這樣的話?

　　金沖及：我覺得事實是這樣，就這麼寫了。抗日戰爭我是經歷過來，1935年進小學，之後抗戰爆發，1945年我高中一年級念完準備升高二。蔣介石做了什麼，我自己也看到的，這是事實。而且讀《毛選》也可以找出根據來。另外胡繩改得也是很巧妙。

　　澎湃新聞：《七十年》這本書的議論性很強，寫作過程中的作為研究人員的「自由裁量權」有沒有受到影響?

　　金沖及：如果說史料清清楚楚、完全有把握，那麼不管以前什麼結論，事實是什麼樣，就改過來寫，沒有問題。但是有兩種情況特殊。一種是和中央有過決定的重要問題結論不一樣。比如第一個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分析錯誤的階級根源，說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犯錯。胡繩別的問題沒有報告，這個問題專門報告了一下，說我們這本書里沒有這樣寫，為什麼，因為這樣講就意味著你要求無產階級不會犯錯誤，但事實上無產階級如果對形勢判斷錯誤，也會犯錯。為什麼要專門報告呢?因為這個論述跟中央發表過的重要文件不一致。報告了以後他們也都同意，那就這樣寫。還有一種，是重大問題而你又沒有百分之百把握的。我舉個例子，誰最早提出遊擊戰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兩位當事人、都是負責同志，一個說是毛主席提的，一個說是朱總司令。我個人也可以有判斷，但又不能說百分之百有把握，這個事情又重大。所以，我原來寫了幾千字初稿，又把它全勾(刪)掉了。因為這本書是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不是個人名義，兩個當事人說法又不一樣，我不能根據自己的判斷就寫。除此以外，問題都不大。

　　澎湃新聞：您在書中說，胡繩在寫《七十年》期間看了好幾本外國學者寫的關於中共黨史的書籍，包括特里爾的《毛澤東傳》、麥克法誇爾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等等，他認為麥克法誇爾的書「臆測居多」。那麼我們的黨史寫作，是否還是主要受前蘇聯黨史寫作(《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的影響?

　　金沖及：當然有很大影響，現在無法一一展開。但我是非常認真地學過聯共黨史，尤其是1952、1953年的時候(註：1953年2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上發出號召「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 中共中央決定組織黨員幹部學習《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尤其是九到十二章(即蘇聯共產黨領導人民恢復國民經濟、實行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內容)。光筆記就寫了滿滿一本。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由聯共(布)中央特設委員會編著，經聯共(布)中央審定的聯共(布)黨史正式課本，於1938年出版。1956年蘇共二十大後此書不再重印。

　　澎湃新聞：您覺得黨史是一個政治理論還是一門科學?黨史研究和一般歷史研究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金沖及：當然是科學。講歷史首先要有事實根據，你要有一個論點，得拿證據來。我和中宣部的領導同志也說過，宣傳跟研究，是有聯繫、有差別的。宣傳是把已經知道的結論——對或不對可以推敲——讓更多人知道。這是已經解決的、有定論的問題。當然，宣傳工作極重要，而且也很不容易做好，要擺事實、講道理使人信服。而研究工作，是要解決沒有解決的問題。

　　我覺得黨史研究和一般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一樣的。當然，我也很坦率地說，黨史涉及的問題有時候敏感性很強。

　　舉個例子，西安事變。周總理在世的時候，他說西安事變的事情你們不能隨便寫，因為張學良現在還在台灣，要考慮他的安全問題。這是很現實的問題。1980年代初，我是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我們的刊物《文獻和研究》首次公開了關於西安事變的幾十個電報，那是當時被引用得最多的材料。但我也扣下了一個電報。它講的是對蔣介石的處理：「必要時，誅之為上。」我看過大量相關的(未公開)檔案，我也知道，第一，所謂「必要時」是指兩種情況，在另外的檔案里講得很具體——一是國民黨的中央軍進潼關，要打到西安了;第二種情況是內部不穩。在這些前提下「誅之為上」。這話本身沒有錯，周恩來也公開講：只要你們中央軍不進潼關，委員長的安全是有保證的。這個話反過來意思就是，那要是進了潼關，對不起，他的安全就沒有保證了。但那個時候我把這封電報扣下了，沒有公開。為什麼呢?一方面，很多人不知道「必要時」指什麼，看到這個就會簡單說共產黨是主張殺蔣介石的，這不符合實際。有些人就會渲染，說哦，原來還有一個「誅之為上」的說法。而且你越解釋，人家越認為你要逃避問題。另一方面，張學良還在台灣，這不能不考慮。所以就沒公開。後來有人編西安事變的書，把這個電報發了，萬毅，當時的七大候補委員、東北軍的將領，就寫信給胡耀邦，說這個電報不該發。耀邦同志就通知這本書停售。那麼我想，當時的決定沒有錯。所以，黨史研究牽涉一些現實、敏感的問題，跟其他如古代史研究就不一樣。

　　我有一次看英國人寫的太平洋戰爭，是根據美國1980年代初公布的檔案寫的。書里有好幾個地方寫到，公布的材料是複印的，有些地方被遮蓋了。可見美國的檔案，涉及到他認為有現實影響的、政治敏感的檔案，也不會公布。

　　但是，從中央文獻研究室公布出去的檔案，大概比什麼單位都多。這個話，我想大概並不誇張。

　　澎湃新聞：您編著的可以說都是「官修」黨史，那麼您如何看待其他一些在社會上也非常活躍的黨史學者?

　　金沖及：我有一次在山西跟高華聊了半天。要說年齡，我差不多比他長一輩。他父親是廈門大學地下黨，我是復旦大學地下黨，所以講經歷很多事情都能夠說到一起。他父親被打成右派，我想這對人看待問題確實會有影響。

　　高華的書出版後就寄給我了，當時因為其他原因沒有全部看，但我聽別人說了大概印象。關於延安整風，他用的是公開發表的材料。延安整風核心的材料是會議記錄，特別是1941年9月跟1943年9月的政治局會議記錄等等，很關鍵，這些他看不到。如果系統地看過就會知道，有些東西他還是比較隔膜，很多是靠猜。

　　2008年前後我到法國去，當時有一個德國教授講毛澤東，我就說你有幾件事講得不對，我的根據有會議記錄、有當時的電報，一條條講。休息的時候他就過來，他說是啊，你講的這些檔案會議記錄我們都看不到，只能去猜了。這倒也是老實話。延安整風裡面當然有很多問題，特別是搶救運動。但是從會議記錄來看，最中心的問題是反對主觀主義，實事求是也是這時提出來的。陳雲也講過一句話，說我延安整風時候把毛主席起草的這些電報文件系統看了一遍，印象最深的就是「實事求是」。

　　毛澤東在延安給高級幹部作整風問題的報告(1941)

　　澎湃新聞：楊奎松先生的研究很棒，在讀者中也很有影響，您怎麼看?

　　金沖及：楊奎松的東西我當然看，他書都送我的。他的第一本書還是我給寫的序言，《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他有許多長處，搞材料是非常用功的。說起來他們搞材料沒有我們這樣方便，有很多是一個省一個省的檔案館去跑，另外他一直在那裡想問題。所以楊奎松到北大去當教授，我給他寫的推薦信。推薦信當然都要全面地講，我先講了他的很多優點，也講了一句，有時候有片面性。

　　我覺得創新有兩種。一種是原來的結論沒有錯、但很籠統，你用大量的事實把它弄清楚。另一種是過去說錯了，你糾正。現在都認為後面那種才是創新。關於「翻案」，有一次胡繩跟我講，說他們要創新，把我推倒;結果推倒我的意見，在我看來就是當年我們推倒的蔣廷黻他們的意見。人有時候總是喜歡一個新鮮的說法，以為更有吸引力。就像是解放前婦女穿旗袍，一段時間風行長旗袍，過了一陣又流行短旗袍。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我可以這樣講，有的事情，有時候不方便講我頂多不說，絕不會明知不是這樣，卻瞎寫。假如是你的推測，用「看來、據我分析」，那也好。寫過周恩來的高先生，他出國前我們就坐在這個沙發上聊了一下午。我們都很熟。他的那部書，兩頭引的材料都是真的——他的引文我從頭到尾看了一遍，沒有發現有編造的——但是，兩段引文中間的敘說，有很多是他的推想。人家一看，全信了，全接受了。對這些情況，我的想法就是，我認為怎麼樣的，就怎麼說。不方便的，我最多是不說，我絕不瞎說。

　　澎湃新聞：現在民間對中共黨史、國民黨史的研究都很有興趣，他們可能更願意聽和官方敘述不一樣的歷史。您怎麼看?

　　金沖及：可能有很多原因。現在的人有一種心理狀態，如果我說共產黨對，他們就說反正你是官方的(史學家)，你替政府辯護。另一個人說共產黨不行，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只挑它的過錯講，人們覺得這是過去沒聽說過的，(就趨之若鶩)。這種心理狀態我覺得是很自然的，但看問題是不是一定非得這樣看?

　　剛才說我和高華的父親是同一輩人。我也在「文革」中吃過好幾次苦啊，但現在我想的還是希望把我們的國家搞好。

　　其實我這個人，跟我熟悉的都知道，我大概屬於比較溫和的，不是很極端的人。我當年上學也是去讀書的，不是一開始就想著去革命。那時是想著，這國家搞到這樣怎麼辦啊，大學生要改變它。那麼共產黨的主張我接受，我就參加。

　　我現在不是說，國民黨的好話一句也不能講。這我太了解，我是接受國民黨教育下長大的，我上學時就讀過《緬甸蕩寇志》(關於中國遠征軍在緬甸作戰的作品，1946年出版)，感到很佩服的。我們也都看，不是不知道(國民黨抗戰)。但現在人好像有一種逆反心理，講國民黨凈說好的，講共產黨凈說不好，我感到不符合事實啊。有些人說這些過去我都不知道，原來事情是這樣的啊。我只能說，有的是事實，有的是事實的一部分。現在人的心理狀態就覺得，誒，這是老一套，那個新鮮，就相信那個。但是我看(有些研究)，總是感覺，哎，他太年輕，他沒有經歷過。

　　我今天也不是官方的代表了，沒有義務去為什麼辯護。我現在沒有官職，只是說我自己的看法。

　　當然聽不同的聲音常常是有益的。有一次我參加中國大陸、台灣、日本三方共同參與的研討會，談中日戰爭里的軍事問題。日本、台灣學者的發言也給我很多啟發，對於不同的敘述，如果有道理，那我就要放棄原來的看法。比如跟台灣學者蔣永敬討論的時候，他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不是孫中山提出的，國民黨一大也沒有提。我仔細查材料，確實找不到，這話他站得住。那我就跟他講，我接受這個意見，三大政策是後來才提出的。但是，在實際工作中孫中山是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蔣永敬說這他也能接受。這就是一個例子，我們跟台灣學者可以達成共識：孫中山和國民黨一大沒有提三大政策，但事實上是照那樣做的。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 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南崗 0 列印文章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