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問題少女，變諾獎作家

06-29

看問題少女，變諾獎作家

(2013-11-20 )

　　諾貝爾文學獎２００７年桂冠作家多麗絲·萊辛於上周末（１１月１７日）去世，享年九十四歲。題頭圖為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諾獎宣布之日，萊辛即賴老師在家門口接待蜂湧而來的記者：I couldn"t care less——老太太甚至不覺得這個文學獎有多麼文學——Doesn"t mean anything artistically。

　　記得當時《紐約時報》的報道講，選擇萊辛不會有爭議。老農就想，這一定是女人寫的。倒翻報紙看名字，果然兩位記者的 giving names 都是阿雌雌。賴老師都沒得過英聯邦最高文學獎布克獎啊，這就像美國作家沒得全國圖書獎或普利策獎，卻得了諾貝爾，怎麼可能沒有爭議？這說明本國文學界對你的態度嘛。耶魯大學頭牌文學教授哈羅德·布魯姆就很不客氣地說，這塊諾獎純粹是「政治正確」（pure political correctness）——頒獎詞稱萊辛是什麼女性經驗的史詩締造者，啦啦啦。

　　當時新花社還報導說，賴老師是吳爾芙之後最偉大的英國女作家。也不知道他們從什麼地方抄來的。咱吳家老姐一貫說作家要雌雄同體，作品要男女共賞，老姐和賴老師是兩條道上跑的車，她們不是一路人。

　　布魯姆覺得萊辛不夠格，大概是嫌她行文不夠美。卜大師編過一本《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榜上錄有賴老師最知名長篇小說《金色筆記》（The Golden Notebook），不過更多是當作文學的政治分枝。手頭有本卜大師的評論集，裡面有篇介紹賴老師的文章，結尾一句是：She has the spirit, if not the style, of the age。多麗絲·萊辛確實代表了六十年代的女權騷動，但她沒有時代的風格——同一時代中，語言比她精美的人太多了。

　　萊辛語言達不到卜大師的高標準，原因大概在於賴老師沒受過多少中學教育。缺乏中學教育的人，講話可能鮮活有衝勁，但寫作很難達到圓熟精純。

　　萊辛當年在原英屬殖民地南羅德西亞（現辛巴威）時，其實就是個問題少女。與父母關係不好，十四歲輟學，從鄉下逃到城裡跟男人們鬼混。帶著青少年的叛逆，她混成了一個公產主義者。

　　不過問題少女也能成長為有良知的人，而且賴老師生活在自由世界，還能知道真實情況，也允許她改變信仰。萊辛把《金色筆記》的時間放在１９５６年，就是因為這一年發生了匈牙利事件。蘇聯軍隊對布達佩斯市民的鎮壓，令許多西方紅產黨員幻想破滅，賴老師自己就是這一年退黨的。小說里，女主角安娜出版了她的第一本小說，但革命同志們認為她太小資，作品沒有反映民眾的被剝削和被壓迫。而在布達佩斯不但壓迫而且武力鎮壓民眾的卻正是紅產黨。這種思想矛盾使得安娜寫不下去。賴老師正是通過匈牙利事件，把個人良知與歷史大潮聯繫起來。當然，大強國的主旋律媒體，不會介紹這一關鍵之處。

　　《金色筆記》的結構在當時還算新穎。安娜寫不出小說改記筆記，最後就把筆記湊一湊，當書出版了。這種將文本創作過程編入文本的後現代寫法，在六十年代初，還是很新奇的。只是如今都寫入教科書了，早已見怪不怪，差不多要算俗套。

　　諾貝爾文學獎有一點值得商榷，它有時跟科技獎似的，獎先不獎最。但對文學來講，能傳下去的，大概是最不是先。賴老師或許有開拓之功（即使這點也存疑，老農在美國校園打豬草時，曾趴在窗台上聽女權教授排過女權文學譜系，不記得萊辛得獎之前有什麼特別崇高的地位），但同一路子里寫得比她好的，俺想得起來的至少有兩位。一位是加拿大女作家馬格麗特·阿特伍德（她說賴老師是所有從男性「蠻荒」里殺出來的作家的榜樣），另一位是美國女作家芭芭拉·金索爾沃（這位講賴老師教會了她如何描寫世界上的大問題）。某年閑扯奧普拉讀書節目時，曾介紹過金師姐，抄錄在此，看看賴老師那一路作家描寫世界大問題時的顛峰表現：

　　「芭芭拉·金索爾沃的《毒木聖經》（The Poisonwood Bible），內容是一個男人被戰爭搞壞了腦筋，以為自己活下來是上帝的旨意，決心以傳教度過餘生。他帶了妻子和四個女兒來到剛果，教當地人信仰上帝，也教他們民主管理。男人昧於宗教狂熱，無視適應當地環境的土著文化，也無視妻子和女兒的感情。一張白紙般的小女兒很快接受了當地習俗，卻不幸慘死。忍無可忍的妻子終於離開了那個男人。大女兒是地道的淺薄美國青年，自己尋找幸福的物質生活去了。另兩個女兒，一對雙胞胎，一個回美國後成了醫生；另一個嫁給剛果革命者，與中央情報局扶植上台的蒙博托政權作鬥爭。

　　「買這本書，是當作西方左派的樣板小說。全書以五個女人的自述寫成，被她們批判的男人卻沒有自己的聲音，遑論為自己辯護。美國大學裡那些左派教授最喜歡的元素，書里寫齊了：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女權主義；對美國立國族群ＷＡＳＰ（白種昂格魯－撤克遜新教徒）男人的貶抑；基督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第三世界文化其實比西方文化優越；受白種男人壓迫的白種女人，只有和同樣受白種男人壓迫的殖民地黑人相結合，才能找到真正光明的前途，等等。」

　　和賴老師一樣，金師姐幼年也在非洲住過。她寫得比賴老師好玩太多。金師姐也攻擊男人，但她有幽默感，她那種攻擊可以讓男人笑得滾到桌下去。

　　好在金師姐比賴老師小了三輪三十六歲，來日尚長，說不定哪天也能摘下諾貝爾。

　　其實賴老師自己對女權文學的譜系很不屑。畢竟她曾是公產主義者，應該認為女人的解放只是全人類解放的一個部分，不可喧部分而奪全體。

　　萊辛曾說，她最崇拜的兩位作家是托爾斯泰和托瑪斯·曼。只是女權作家要想高攀兩位托爺，那你吃虧吃定了。任何時代，有志青年都會遇到個人品性與時代情勢的矛盾。男人的掙扎，歷經兩千年的磨鍊，已有一套寬宏的智慧。不管是俄國托爺在《戰爭與和平》中比較樂觀的奮鬥，還是德國托爺在《魔山》中比較悲觀的求索，男人——至少西方男人——撞上牆壁後都能一拍胸脯說：老子沒本事兼濟天下，老子還不能獨善女人嗎？但女權至今仍是進攻性很強的意識形態，女權作家總不能說：我搞社會變革搞不動，搞了十年沒變化，我餘下的日子將要這樣度過，我要把自己所有的能力和精力都獻給又善良又高貴的男人！她們最後只能鑽進自己的身子，而且是從下面鑽進去。賴老師的紅產黨員女主角，最後就在《金色筆記》里對著經血研究經學了。

　　女權作家要跟偉大的白死男人比？一比就比出裙子裡面的空空蕩蕩。

　　另一方面，不可否認，賴老師的作品確實鼓舞過很多人。奧巴馬初進白宮時答記者問，就把《金色筆記》列為曾經影響了他的書。一個女人為書寫自我意識而經歷的種種掙扎，與奧巴馬在離開白人家庭後所走過的尋找自己黑色身分的旅程，確有契合之處。可惜賴老師的掙扎，在政治上似乎花果飄零。某次採訪中，萊辛平靜承認：她這輩子支持過的黨（如紅產）、運動（如女權）、主義（如紅產、女權）和國家（舌惠主義國家和黑人獨立國家，她的東德黨員前夫出使黑兄弟阿明的烏干達時被殺害），後來都臭爛（stink）了。能剩下的，也就是文學上的一點光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