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作霖的崛起（五）關於張作霖與日本人的關係
關於張作霖和日本人的關係
張作霖和日本人的關係很複雜，一直有兩種說法：一是賣身投靠，為一己之利出賣民族、國家利益。二是反日派，堅決同日本鬥爭，使其不能得逞，最後被日本人炸死，成了愛國英雄。以愚見，這兩種說法都略顯偏頗。其實自始至終他們之間都是一種即互相利用，又互相鬥爭的關係。張作霖身處東北日本強大實力的包圍之下，如果沒有日本方面的支持很難持久，但是沒有既得利益，日本人不會無緣無故的支持他，因此毋庸諱言，國家利益的損失是不可避免的。
以張作霖的個性，絕不會甘心做傀儡，所以在謀求日本人支持的同時，在一些原則問題上他又拒不讓步，尤其是國家主權和實際統治權，他是堅決維護的。所以矛盾鬥爭同樣貫徹始終，以至於最後矛盾激化，才發生了「皇姑屯事件」。
下面只探討一下奉系崛起的初期和日本的關係。
日本帝國主義一直垂涎中國。１８９４年７月到１８９５年３月，日本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甲午戰爭，歷時８個月。腐朽透頂的清王朝打不過日本，於１８９５年４月１７日在日本的馬關簽訂了屈辱的《馬關條約》。其主要條款是，中國把遼東半島和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都割讓給日本，並賠償日本軍費２萬萬兩白銀。
割讓遼東半島，使沙俄很為震驚，因為這觸及了沙俄在遠東的利益。為此，沙俄勾結德國和法國，向日本提出放棄遼東半島。日本感到，自己一國敵不過他們三國，就忍痛同意放棄遼東半島，但中國必須交給日本３０００萬兩白銀。中國向日本交納贖金，贖回本來屬於中國自己的領土。這是一個強盜的邏輯。腐敗無能的清政府只好答應日本的要求。
而沙俄自以為還遼有功，清政府也把沙俄看作救星，就同沙俄簽訂了中俄密約。根據這個密約第４款的規定，「中國允許俄國建築一橫斷吉黑兩省而達海參崴之鐵路，是即中東鐵路」①。後來，俄國又建築了從哈爾濱至旅大的鐵路，稱為南滿支路。並借口防止德國佔領膠州灣，強迫清政府於１８９８年３月２７日簽訂了《旅大租地條約》，強行租借了旅順和大連。就這樣，俄國控制了東三省。
對此，日本並不甘心。於是，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０日爆發了日俄戰爭。日俄戰爭俄國失敗。在美國的調停下，１９０４年９月５日，日俄兩國於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朴次茅斯簽訂了和約。其第５條是把旅順、大連的租借權轉讓給日本；第６條是把由長春（寬城子）至旅順口之鐵路及一切支路，並在該地方鐵道內所附屬之一切權利財產，均轉讓給日本。《附約》中還規定，兩國在各自佔有的鐵道兩側可置守備兵，「每一公里不過１５名之數」。長春至大連的鐵路稱南滿鐵路。日本按照俄國先例，把鐵道兩側３０里的土地，都劃為「鐵路附屬地」，設有警察。該地內的所有礦山，都歸日本所有。同時，鐵路附屬地內的行政、司法、工業、商業、教育、衛生等，都歸日本的南滿鐵路公司管理。這個區域完全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尚不滿足。又於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日，任命外相小村壽太郎為全權大使來到北京，同清政府的全權代表慶親王奕劻等談判。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２日簽訂了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３款，附約１２款。附約規定，將奉天省內的鳳凰城、遼陽、新民屯、鐵嶺、通江子等，吉林省內的長春、吉林、哈爾濱等，黑龍江省內的齊齊哈爾、海拉爾、滿洲里等，共１６個城鎮開埠通商；中國軍隊「不得進踞日本駐兵界限２０華里以內」；在營口、奉天（瀋陽）、安東（丹東）劃定日本租界；安東至奉天的鐵路由日本經營和改建。這個條約，日本又變本加厲地攫取了許多額外的權益。
以上條約簽訂後，東三省就被日俄兩國分割，以長春為界，北面稱北滿，南面稱南滿。北滿是俄國的勢力範圍，南滿是日本的勢力範圍。日本在長春至大連、安東至奉天的鐵路駐紮軍隊，同時在奉天的日本租界也駐紮軍隊。儘管在奉天省城內也有英、法、美、俄等國的領事或商務代表，但他們勢單力微，沒有左右日本的實力。實際上，在東三省的南部，日本已經形成了控制整個東北的力量。
在這種情形下，很會分析形勢的張作霖，就把注意力放在日本人的身上。張作霖很會看風使舵，他深知，在日本人的勢力圈內，只有取得日本人的支持，才能站穩腳跟，漸次發展。為此，他便不遺餘力地討好日本人，以圖取得日本人的好感，並進一步得到日本人的支持。
辛亥革命張作霖搶佔了先機，取得了趙爾巽的信任，成為奉天最有實力的軍人。
於是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６日，張作霖就迫不及待地拜訪了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他自吹「目前東三省兵馬實權在本人掌握之中」，以便引起日本人對他的重視。並討好地說：「日本國如對本人有所指令，本人自必奮力效命。」
１月３１日，張作霖又和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書記生深澤說：「日本國在南滿洲享有利權，乃屬當然，毫不為過。」並叫深澤把他的談話轉達總領事，並進而轉達日本政府。
２月５日，張作霖又和落合總領事說：「倘若日本對於本人及東三省人民尚有關切之情，則本人率眾依歸，並非難事。」當時的張作霖想的完全是如何擴張實力，為達此目的，不惜出賣民族利益。他的上述做法，完全是不擇手段的賣國舉動。但是，由於他的職位較低，而且過於殷勤，不免引起日本當局的懷疑。日本外相指示落合總領事，只可同張作霖「保持聯繫，互通聲氣」，不可「過於深入」。
但是，張作霖的親日態度給日本當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袁世凱當上大總統後，多次派人到奉天拉攏張作霖。張作霖在靠近袁世凱的同時，還是不斷地和日本明相往來，暗送秋波。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１日，張作霖當上了師長，權力更大了。
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１１日，日本關東都督福島安政來奉，張作霖認為這是一個表示親近的好機會，便秘密拜訪了他，希望得到他的援助。以後，張作霖又拜訪了日本奉天滿鐵公所所長左藤，進一步表示對日本親善之意。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４日和２７日，張作霖又兩次拜訪日本關東都督福島安政，露骨地表示他「打算作都督」，「希望得到日本的具體援助」。
１９１５年１０月，段芝貴派張作霖代表他到朝鮮漢城參加農產品博覽會。期間，他乘機和日本駐朝鮮的寺內正毅總督會見，多方諂媚，對寺內極盡拉攏之能事，寺內對張作霖也百般籠絡。後來，寺內正毅當上了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權傾一國。這為他們之間的交易打開了方便之門。
巴結日本，希圖取得日本的支持，這是張作霖擴張勢力、稱雄東北的一個基本策略。不過，此時雙方還處於起始階段。互相靠攏，但還沒有實際行動。
這期間發生了一起日本浪人刺殺張作霖的事件。
當時日本極力推行「滿蒙獨立運動」。所謂「滿蒙獨立運動」，其實就是日本人推行的要把中國的領土割讓給日本的運動。日本妄想把內蒙東部和整個東北變成一個實體，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建立滿蒙王國，由日本託管。
一派認為，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依靠宗社黨和內蒙叛匪。而宗社黨的頭目就是清朝的肅親王善耆，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５日，清廷舉行最後一次御前會議，決定清帝退位。宗社黨堅決反對。他們為了保存實力，肅親王善耆等一夥六十餘人，在北京守備隊隊長日本顧問菊池武夫的協助下，於２月５日密潛到旅順，被日本人保護起來，待機而起。宗社黨是一個以復辟清朝為宗旨的反對資產階級革命的反動組織，其成員都是清朝的宗室貴族，遺老腐儒。他們積極投靠日本，企圖東山再起。日本也正想利用他們，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一派是日本參謀本部（二部）、日本關東都督和日本浪人川島浪速等。他們認為，張作霖是實現「滿蒙獨立運動」的最大障礙，必須除掉。
另一派認為，實現滿蒙獨立，應該利用張作霖，張作霖是日本的最好幫手，應該鼓動張作霖獨立，日本便可兵不血刃地佔領東北。這一派是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田中義一、日本外務省和日本駐奉總領事等。兩派互不聯繫，各自活動。
川島浪速一派在策劃第一次滿蒙獨立失敗後，賊心不死，於１９１６年又策划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川島浪速在前清時，曾擔任過民政部尚書善耆的警政顧問，他們是拜把兄弟，關係十分密切。川島浪速以浪人的身份在華活動。這是當時日本干涉別國內政的一個普遍作法。
他們表面上是私人身份，不代表政府。但實質上，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日本侵略別國的間諜。這一派的日本統治集團，在計劃、財政、人員、武器等方面，都做好了在東北舉事的準備，但後來由於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矢田七太郎等人認為「極為不妥」。他們認為，如果不能成功，便會有「暴露意外醜態之虞」。不如策動張作霖進行「滿蒙獨立」，較為穩妥。這個看法，得到了日本外相石井和軍部參謀次長田中義一的支持。於是，大規模的武裝暴動便沒有舉行，而是採取了策動張作霖獨立的作法。
但是，川島浪速一夥暴徒卻策划了一個暗殺張作霖的陰謀。他們認為「擒賊先擒王」，企圖殺死張作霖，然後趁亂奪取省城奉天，使東北成為宗社黨的天下，日本便可趁機操縱之。１９１６年５月中旬，「（日本）土井少將（現役聯隊長）在瀋陽滿鐵附屬地內召集日方有關的軍職人員，密商幹掉張作霖」。會議決定由伊達順之助、三村豐預備少尉（少佐）等組成「滿蒙決死團」，刺探消息，磨刀練兵，執行刺殺任務。他們選擇了一個張作霖必定出現的機會，那就是５月２７日。
這一天，日皇之弟閑院宮載仁親王從俄都返日經過奉天，「張作霖督軍為對閑院宮的經過表示尊敬」，就到奉天車站去迎送。為表示敬意，張作霖還特率其部下二十七師五十三旅旅長湯玉麟等乘５輛豪華俄式馬車，在騎兵衛隊的護衛下，大張旗鼓地趕往車站。日本駐奉天總領事矢田也到車站迎送。
張作霖送走貴賓後，在歸途中，於小西關附近，突然遭到炸彈襲擊。炸彈是從一層樓的窗口裡投擲出來的。刺客是時任日本陸軍少佐三村豐等人。但是，他們沒有見過張作霖，看湯玉麟煊赫的氣派，把湯玉麟誤認為是張作霖了，炸彈就投向了湯玉麟。剎那間，小西門大街，硝煙瀰漫，亂作一團。但由於刺客驚慌失措，投彈不準，湯玉麟等人只受了輕傷，在後邊護衛的衛隊士兵被炸死了五六人。
坐在後邊馬車上的張作霖正路過小西邊門外，突聞炸彈聲，情知有變，就機智地跳下馬車，躥上馬背，以極快的速度同衛兵互換上衣，在馬隊衛兵的護衛下，繞道從衚衕穿過大西門馳回將軍行署。但在途經奉天交涉署時，又遭到炸彈的襲擊。張作霖在路經大西城門裡的奉天圖書館時，突然從圖書館門洞里跑出來一個人，手拿炸彈向張作霖扔去。但張作霖是玩馬的出身，騎技嫻熟，馬馳如飛，炸彈在張作霖的身後爆炸，氣浪只炸掉了張作霖的帽子，人並沒有受傷。可那個刺客卻被炸彈的彈片擊中要害，在大街上滾了幾下，就死了。
兩次刺殺，沒有動張作霖一根毫毛，張作霖可謂命大。當然，這和他遇事不亂、沉著應對有關。
張作霖驚慌失措地跑回剛剛建成不久的將軍行署，也就是後來的大帥府。門衛不知出了什麼事，趕緊在門口架起了機關槍，衛隊緊急集合，處於戒備狀態。這時才發現那匹馬通身是汗，後腿正淌著血，馬肚子也受了傷，知道出大事了。督軍署如臨大敵，緊急出動，立刻封鎖了浙江會館、通天街等周圍地區。
過了一會兒，湯玉麟騎快馬趕到了將軍行署，立刻問：「七爺回來沒？受傷沒有？」衛隊長趕忙回答：「剛回來，沒有受傷。」湯玉麟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放下心來。徑直進到府里，趕快去見張作霖。張作霖氣憤地問道：「他媽拉巴子，誰幹的？逮著沒有？」湯玉麟急忙答道：「跑了一個，死了一個！」話剛說完，衛兵進來報告：「日本鐵道守備隊隊長和日本駐奉總領事來慰問。」慰問是假，探聽是真。
張作霖正在更換衣服，他一愣神，脫口而出：「來得好快呀，讓他們進來！」日本人進入客廳，皮笑肉不笑地說道：「將軍，您受驚了！」張作霖和他們虛與委蛇，表現得若無其事，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似的，聲音朗朗地說：「小事一段，小事一段，不足掛齒，還有勞各位前來看望，真是不好意思。」說完便哈哈大笑，接著又收起了笑容，一字一句地說：「哼，有人打我張作霖的主意，沒那麼容易！」日本人「見張神色自若，不禁暗自稱奇」。
事後檢驗那個刺客的屍體，沒有發現有價值的東西。雖然穿戴的是中國老百姓的服裝，但他的腳形明顯是常穿木屐的，可以確認是日本人，那就是日本浪人了。這一次炸張，本來是日本人乾的。但是，日本人卻放風說是宗社黨所為。其實，張作霖也知道是日本人乾的，但由於沒有受到致命的傷害，而且又在日本人的勢力圈內，不得不忍氣吞聲，他也就不再追究，此事便不了了之了。張作霖為了儘快平息這起突發事件，故意在一個場合，當眾說道：「算了吧，單從腳形判斷兇手，證據不足，不足！」也就沒有向日本人交涉，把這個事件敷衍過去了。
多年以後，日本最後的元老西園寺公爵的秘書原田熊雄口述回憶錄時，道出了真實情況：「這個兇手是日本人。」「這個陰謀丟盡了日本的臉。」這位日本人倒是能夠面對歷史事實的。其實，第一次爆炸後，矢田總領事立即跑到現場。他看到，爆炸現場血肉橫飛，「真是慘不堪言」。矢田總領事「揀到沒爆炸的炸彈，並帶回給本鄉房太郎上將看，本鄉說：『這是日本特製的火藥。』」當時日本人就明了是他們日本人乾的。
這一事件，使得張作霖對日本人有了一定的警覺。他知道，當日本人的傀儡是很危險的。這是日本人第一次炸張作霖。１２年以後那次是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了。
鄭家屯事件
１９１６年８月１３日，鄭家屯的日僑吉田在街上買魚，給價太低，賣魚的小孩不想賣，吉田就動手痛打這個小孩。駐地奉軍是第二十八師騎兵第二十八團，其士兵看不過去，就對吉田加以勸阻。吉田惱羞成怒，對士兵報以老拳，打不過，就跑到日軍守備隊，告歪狀。並由松尾中尉帶領武裝日兵二十餘人，奔至奉軍駐地尋釁。門衛加以阻攔，日兵竟悍然開槍，奉軍不得不開槍還擊。結果發生槍戰，雙方各傷亡十餘人。
槍戰之後，日軍守備隊隊長松尾中尉一面電求附近日軍來援，一面向遼源當局提出中國駐軍須一律撤出城外３０里。後日軍兩個大隊從鐵嶺擁至，將遼源鎮守使署和中國軍隊營房，全部佔據。並張貼告示，無理地宣布自鄭家屯至四平街３０里內，不準華人入內，否則開槍。當時四鄭鐵路還沒有通車，日軍就將此一線路劃歸了日本。這就是歷史上的鄭家屯事件。
日本製造鄭家屯事件，其最初的目的是要救援以內蒙馬賊頭領巴布札布為首的蒙古叛匪。同時，幫助大連的宗社黨叛亂。日本的設想，是在鄭家屯這個戰略要地製造混亂，以便渾水摸魚。
在鄭家屯事件之前，於６月末，奉省西北部的蒙匪巴布札布、善耆的七子憲奎和日本軍官糾集五千餘胡匪，打著「勤王復國軍」的旗號，蜂擁南下。１９１６年７月２６日，被吳俊升部擊敗。巴布札布龜縮到南滿鐵路附屬地內的郭家店，伺機待起。郭家店在四平和長春之間的南滿鐵路線上，巴布札布叛匪得到了日軍的保護。此時，大連的宗社黨本部抽調八百餘人也組成「勤王軍」，乘坐南滿鐵路火車，奔赴郭家店，支援巴布札布敗軍。這就造成了叛匪南北匯合的局面。８月３０日，川島浪速一行從大連趕到郭家店，對巴布札布表示慰問，對巴布札布及其部下給予犒賞，並鼓動他「將來時機成熟，再度舉事，以效忠於清朝」。
張作霖對巴布札布叛匪的行蹤是掌握的，對川島浪速的所為也是了解的。他一方面感到，巴布札布叛匪對他的東北王的地位是個嚴重威脅，不能掉以輕心，必須剷除；另一方面，也感到日本的勢力強大，亦不能輕舉妄動，要適可而止。因此，他在派重兵包圍郭家店的情況下，又同川島浪速進行了談判。
川島浪速提出讓巴布札布安全撤退，並安排了撤退路線和具體方法。同時，又派一個中隊的日軍加以保護。本來張作霖想在巴布札布撤退時，一舉將其殲滅。但由於日本的干涉，張作霖也擔心事態擴大，就對巴布札布的撤退採取了規避的態度。這樣，巴布札布就安然地退走了。
１９１６年９月，他們向熱河方向逃竄。１０月７日，巴匪攻擊熱河西北的西林縣，縣知事李傳勛告急。由於準備比較充分，打退了巴匪的進攻，並俘獲了一些巴匪。李傳勛電稱：「此次匪內日人甚多，現經拿獲久泉登喜藏一名，經知事面認，曾經來林遊歷。逐加詢問，供甚狡猾。察看情形，確系幫助巴匪。」可知，巴匪內還有一些日本的死硬分子。後來，巴布札布被熱河前敵總司令兼林西鎮守使米振標擊斃。巴布札布叛匪也就樹倒猢猻散了。
由於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世凱已死，黎元洪出任總統，段祺瑞擔任國務總理。日本對華政策發生變化，決定對北京政府給予支持。日本當局便決定甩開宗社黨這幫無用的老朽，於８月１９日同宗社黨達成協議，在兩個月內解散宗社黨，頭目給予巨額遣散費。從此，宗社黨便消失了。
關於鄭家屯事件，日本公使向中國提出了８條苛刻的要求。張作霖不能全部接受，他便以奉天省議會的名義向北京政府呈送咨文，堅決反對日本借鄭家屯事件對中國提出無理要求。１１月２６日，奉天召開了公民大會，抗議日本的侵略行徑。
中日兩國政府經過反覆交涉，張作霖斷然拒絕了在東北派駐日本警察和向東北各部隊派遣日本軍事顧問的侵略要求。張作霖明確地指出：「警察有關一國之主權，顧問有關軍事之秘要」，「應請嚴重交涉，據理力爭，以順輿情。」後來北京政府在駐警的問題上，有軟弱的表示，張作霖當即表態：「查警權之作用，屬於內務行政之全體，國權所系，詎容覬覦。」如果答應他們的要求，後患無窮，「亟應繼續拒駁」。
最後，於１９１７年１月２２日結案，簽訂了一個不平等條約。其基本內容是：申斥二十八師師長；處罰有責任的軍官，應從嚴的從嚴；在中日雜居區域內，對日本軍民以禮相待；奉天督軍向日本領事、關東都督表示歉意；給日本商人吉本撫慰金５００元。以上條件實行後，日軍才從遼源撤出。
但是日本在中國東北設立警察和聘請日本軍事顧問等要求，均被駁回。這雖然是個不平等條約，但在關鍵的事項上還是頂住了日本的壓力。當然，張作霖知道，要想實現他的更大的政治野心，還必須依靠日本。這是張作霖當時的內心想法。
恰逢此時，日本的政情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有利於張作霖。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大隈重信內閣倒台，寺內正毅上台組閣。
大隈重信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期間，對中國採取了露骨的侵略政策。１９１５年１月１８日，他命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遞交了「二十一條」，逼迫中國簽訂這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人民堅決反對。５月７日，又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５月９日，袁世凱承認了這個條約。這一切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對日本帝國主義更加痛恨。
有鑒於此，新上台的內閣總理大臣寺內正毅，就變換了對華的侵略手法。他決定，對北京政府，運用大借款的方式，支持段祺瑞「武力統一」中國的政策，從經濟上控制中國，進而達到從政治、軍事上控制中國的目的。在東北，決定支持張作霖「統一東北」，以達到「滿蒙獨立」的目的，從而控制整個滿蒙地區。
寺內正毅，１８５２年生，陸軍元帥。日俄戰爭後，曾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創立委員長，主持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活動。後任朝鮮總督，對朝鮮實行嚴酷的統治。這個寺內，可以說是個中國通。
前文提到，張作霖在朝鮮時和他打得火熱。此次寺內正毅上台，張作霖異常興奮，認為有了一個欣賞自己的後台老板。為投其所好，張作霖向他的日本顧問菊池武夫說：「我對日本在滿蒙有特殊地位一點十分了解，對日本開發滿蒙一事……抱歡迎態度。」請菊池武夫「把以上各點向總理大臣轉達」，以圖取得寺內正毅的全力支持。
日本有一個關注對華政策的高級謀士，叫後藤新平。此人於１９０６年曾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第一任總裁。１９０８年，歷任日本遞信大臣兼鐵道院總裁、拓殖局總裁。他於１９１６年６月和９月，曾兩次到我國東北進行考察，為日本當局提供具體的侵華政策。
他回國後，撰寫了一本《日支衝突之真相》。書中關於日本如何對待張作霖，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張作霖並無宦途履歷，與中央政府亦無密切因緣，而在滿洲，則有特殊之勢力與地位。張離滿洲則無地位，蓋以滿洲為其惟一之勢力範圍也。張氏心中惟有權勢利慾，別無他種知識。彼認日本在滿洲有絕大勢力，反對日本，於彼不利，傾向日本，於彼有益。如果利用此特殊之地位，照其心中所認識者而行，則張氏將為滿洲專制之王，而日本亦得利用張氏，在滿洲為所欲為。」
這是後藤新平在為日本當局進言獻策。他通過對張作霖心理和處境的分析，指出日本必須全力支持張作霖，讓他當上東北王，然後日本才能「在滿洲為所欲為」。這就是後藤新平為日本打得如意算盤。
後藤新平回國後，先後擔任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東京市長等職，瘋狂宣傳支持張作霖的主張，極力鼓吹向中國擴張勢力範圍。他的想法和寺內正毅的看法不謀而合，因此成為日本對待張作霖的基本對策。那就是「日本援助張作霖是最為上策」。
以後，日本確實把寶押在張作霖身上，極力支持他。１９１７年，張作霖與馮德麟的矛盾激化，張想解決這個問題。但考慮到馮德麟是個老牌親日派，不敢輕易出手。後來張作霖派他的日籍顧問菊池武夫向日方咨探消息，日本外務大臣本野一郎回電：「帝國政府對張作霖的立場充分同情。」得到日本的承諾，張作霖便採用軟硬兼施的手腕，解決了這個難題。在奪取吉林省的大權時，張作霖又得到日本的支持。日本為了幫助張作霖打擊孟恩遠，製造了寬城子事件，使得吉軍不戰而退，束手待斃。這樣，張作霖就把自己的勢力擴展到了吉林省。總之，張作霖在統一東三省的過程中，得到了日本的全力支持。
作為回報，張作霖也在用各種方式答謝日本。聘請日本顧問，就是張作霖對日本表示親善的一種方式。早在張錫鑾任奉天都督時，在日本的壓力下，不得不聘用日本顧問。在東北，第一次官方正式聘請的日本顧問是菊池武夫中佐和町野武馬少佐。他們都是日本參謀本部選拔並派遣的。他們都是姦細，經常和「奉天特務機關」秘密聯繫，接受指示，提供情報。
他們作為顧問，同奉天都督簽有正式契約。關於聘請菊池武夫為軍事顧問的一份契約的開頭部分是這樣寫的：「大中華民國鎮安上將軍張錫鑾，茲與大日本帝國關東都督男爵福島安正商議，聘訂大日本帝國步兵中佐菊池武夫為鎮安上將軍之顧問，所有議定合同，開列於左。」下列６款，時間是１９１４年９月８日，簽字者為張錫鑾和福島安正。
這兩個顧問，在張作霖時代仍然耀武揚威，還是當顧問。「張作霖真的把町野當成親信，每年必定派他去日本一次，聯絡朝野要人」。據統計，自１９１３年到１９３１年，１９年間，張作霖父子先後聘用日本顧問１８人。其中軍事顧問１３人，私人顧問３人，普通顧問和警察顧問各１人。
此外，張作霖還在東北鎮壓學生運動，以取悅於日本人。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五四運動爆發。張作霖嚴密封鎖外界消息，嚴禁奉天學生罷課遊行，宣布「對有妄動行跡者」，「予以槍殺」。並向北京政府通電：「請國家一面將青島問題交涉經過，宣布中外；一面對肇事之徒，嚴加懲處，以遏亂萌，而全邦交。」這完全暴露了張作霖以革命學生為敵、以帝國主義為友的醜惡嘴臉。
由於張作霖的鎮壓措施，全國「獨奉省當局嚴加取締，並添派軍警監視，各校學生行動不得自由」，「奉省的抗日運動終於熄滅」。對此，日本關東廳長官林權助表示感謝。這些只是張作霖親日的部分表現。在張作霖主政的前期，他同日本也有矛盾，但相互勾結是主要的。當然，隨著張作霖的羽翼逐漸豐滿，勢力逐漸強大，他同日本的矛盾也就逐漸激化了，以至一發不可收拾。這乃是後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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