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的「後帝國」重生

　　一

　　一千個人眼裡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不同人眼裡也有不同的俄羅斯。對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的認識，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至今還沒有從蘇聯解體造成的衝擊波和眩暈中蘇醒過來，國人最為關注的是蘇聯解體的原因、對蘇聯體制的評價、蘇聯體制留下的後遺症，以及中國可以從中吸取哪些「經驗教訓」。對西方人來說，俄羅斯能不能完成向自由民主制和市場經濟的轉型，能不能同鄰國保持和平友好關係，這些將如何影響西方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問題。

　　在這樣的話語環境中，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莫斯科中心主任、俄羅斯人德米特里·特列寧所著的《帝國之後：21世紀俄羅斯的國家發展與轉型》一書，有一個獨闢蹊徑的之處：它選擇了「後帝國」這個角度來詮釋1991年之後的俄羅斯。在這裡，核心的觀察角度不再是從「社會主義」到「資本主義」，不再是從「極權」到「民主轉型」，而是從「帝國」到「後帝國」。作者探討的核心問題是，蘇聯解體意味著，一個有著500年歷史的大帝國落幕了，在此之後，俄羅斯將何去何從。

　　顯然，俄羅斯要把自身重建為一個「民族國家」。雖然我們更熟悉民族獨立之後的民族國家構建，但「後帝國」的民族國家構建並非沒有先例。曾經的海洋帝國葡萄牙、荷蘭在丟失海外殖民地後，都轉型成了民族國家，二戰之後的英國和法國也都經歷了這個過程。俄羅斯的這場轉型有個相對不錯的開始：帝國的瓦解基本是平和的，沒有像英、法那樣，曾經絕望地試圖以海外戰爭挽救帝國的終結。但這場轉型目前還沒有實現完美的結局。

　　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轉型，意味著一種根本性的蛻變。帝國是一種超國家的政治組織形態，通常存在於前現代。帝國總是擔負著某種普世性的使命。在歷史上，俄羅斯就有救世情懷——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後，莫斯科自認為是「第三羅馬」，是基督教世界復興的希望所在。而在20世紀的革命之後，「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這個名稱，就顯示著它是普世事業的一部分，是通往未來的全球共產主義的一個步驟——只是斯大林借著這個普世工程的外衣重建了帝國。帝國曾是俄羅斯的驕傲。冷戰期間，蘇聯雖然猛烈抨擊「美帝國主義」，但其領導人心底里其實為自身在世人眼中的「帝國」形象而滿意。

　　但是，帝國雖然意味著榮耀，也意味著更大的負擔。帝國是一個大熔爐，需要把不同語言、宗教、文化的人群融為一體，需要處理中心與邊緣的關係，需要負起提供「公共品」的責任。對於蘇聯來說，這種「責任」一度是全球性的。蘇聯曾經給這個世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莫三比克甚至把卡拉什尼科夫衝鋒槍作為國徽的部分元素。曾幾何時，從埃及、安哥拉到越南、古巴，天南地北的國家都接受蘇聯援助，得到蘇聯顧問的指導。而今天的俄羅斯不再享有帝國的威名，同時也擺脫了帝國所背負的包袱——擺脫了這些浪費蘇聯財力的海外「無底洞」，也讓俄羅斯人感到了解脫。

　　對俄羅斯來說，帝國的終結確實意味著一種健康重生的可能。通常，帝國的只能以一種方式來統治——專制。「陸地型帝國通常擁有一個威權政府，統一的疆界不允許在宗主國地區實行議會民主制，而在海外佔領區實行殖民統治，」特列寧寫道。基於此，他認為，蘇聯的解體對俄羅斯來說是一種解放，而且解體採取了基本不流血的「軟著陸」方式，更是「上天的眷顧」。在他看來，在帝國解體後，俄羅斯得到了重新認識自己的機會，需要找到自己在全球的新角色、新位置，在戰略上重新規劃和實現積極的復興，成為全球社會中有尊嚴和貢獻的一員。

　不過，這個過程不是甜蜜的，而是充滿苦澀的。俄羅斯曾經天真地相信自己將融入西方，葉利欽時代的外交部長科濟列夫甚至宣布俄羅斯不再有自身的「國家利益」，但俄羅斯收穫的卻是自身戰略空間的收縮和影響力的衰落，以及向著一個二流國家的淪落。俄羅斯不願再作為帝國而存在，但這並不代表它不想成為強國。為了重拾強國夢，俄羅斯在普京時代重新調整。雖然特列寧稱普京政府為「新沙皇」式的政府，但它已不存在征服「帝國失地」的強烈願望——「當前俄羅斯更多是內省，而非擴張。」

　　二

　　這也許不僅是俄羅斯政府的主觀選擇，也是客觀形勢所迫。目前，俄羅斯受困於嚴峻的國內經濟與社會問題。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人平均壽命縮短，低生育率、高死亡率和醫療水平下降，讓人口減少成為長期趨勢，同時大量高技能勞動力移民國外，造成腦力流失。從體量上看，俄羅斯已經不能稱為全球經濟的一極，其GDP僅佔全球的2%。由於缺乏工業、技術和金融潛力，除了能源業之外，俄羅斯在其他方面毫無優勢。由於成書時間較早，特列寧所沒有寫到的是，國際油價下跌可能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而俄羅斯經濟現在每況愈下了。

　　同時，俄羅斯在它舊日「勢力範圍」內的影響力也在縮減。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在獨立後都把關注重點轉向本國事務，同時也在重建本國的民族主義敘事，這讓人想起了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所說的，冷戰後的歐洲新獨立國家都在通過重構歷史，來構建本民族的獨特神話。而這一過程可能與俄羅斯民族國家的構建過程發生抵牾，因為這涉及到新國家如何對待國境線內的俄羅斯族人。在今天的烏克蘭，我們可以看到民族國家整合進程的失敗，以及由此導致的流血衝突。

　　特列寧寫道，除了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之外，俄羅斯人現在在心理上都已經把波羅的海三國、南高加索各國、中亞各國都視為「外國」。普京政府有意識地對這些地區採取不同策略。俄羅斯不要求統治權，但要求尊重俄羅斯敏感的安全問題，並讓它繼續在經濟和文化領域扮演領導角色。但顯然經濟實力會限制這一戰略的事實。如果俄羅斯經濟繼續衰退，它將逐漸只能吸引鄰國的低端勞動力，而鄰國更願意與西方、日韓、中國甚至土耳其、伊朗發展高端的經貿關係，與俄羅斯逐漸離心離德。俄羅斯想重新把自己的身份定位為「歐亞」，但如果沒有經濟基礎的支撐，俄羅斯的「歐亞共同體」構想可能只是一場幻夢，而它可能從該地區的核心一極變成邊緣國家。

　　不過特列寧總的語調還是保持樂觀的，他反對把俄羅斯衰落視為必然，然而我們可以推測，在2014年的烏克蘭衝突之後，他的看法的悲觀一面會加強。本書寫於這場衝突之前，不過我們可以從特列寧後來的文章中了解他對此的想法。他在英國《衛報》發表的文章里寫道，克里米亞危機可能從根本上改變俄羅斯與西方的關係，導致一場「新冷戰」。和基辛格等人的分析相同的是，特列寧強調，俄羅斯人從來沒有把烏克蘭視為一個外國，它無論何時都是一個「小俄羅斯」，而為了讓烏克蘭不加入北約，俄羅斯只能支持克里米亞的分離主義分子。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矛盾最終激化為兩國之間的攤牌。

　　流血衝突的責任應該完全由俄羅斯來承擔嗎？特列寧不這麼認為。在他看來，根本的病因在於，西方與俄羅斯之間在冷戰之後存在一些長期糾結、不能解決的問題，如烏克蘭如何實現內部整合，俄羅斯族人在各個新獨立國家的權利如何得到保障，俄羅斯是否可以融入西方共同體等等。雖然俄羅斯要為它在烏克蘭問題上選擇的對抗付出巨大的代價，但西方也要為僵局及其導致的衝突承擔一定的責任。

　　三

　　不過，與中國的良好關係也許是俄羅斯外交的一個亮點。特列寧遐想著，假如起彼得大帝於地下，這位富有改革意識的皇帝，將再次從莫斯科拔營而起，把首都遷往太平洋沿岸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這這裡作為俄羅斯在21世紀實現現代化的大本營，將融入東亞作為俄羅斯的未來方向。然而現實是，俄羅斯社會對它的亞洲地區仍不甚重視。

　　如果說俄羅斯不重視亞洲的話，中國也不重視俄羅斯，兩國之間存在著深重的陌生感。儘管分享著漫長的邊境線，但多數中國人把俄羅斯視為一個遙遠而神秘的國家。俄羅斯學在中國也不是顯學，中國知識人把目光主要投向了歐美。中國史學有個長久的傳統是，在一個朝代滅亡之後再蓋棺定論，這樣的思路或許也影響了我們的俄羅斯認知——中國人至今集中感興趣的是蘇聯史，而1991年之後的俄羅斯，只是被視為蘇聯解體的餘波，這場轉型自身的獨特性和豐富性，並沒有得到足夠的體認。

　　我們還可以關注的是俄羅斯在中國公共輿論空間中的形象。很多時候，不同的人出於自己在國內政治爭論中的需要而去人為地建構俄羅斯，甚至走極端：一個極端是把普京奉為為一個敢於「亮劍」的強人來崇拜，另一個極端是對俄羅斯的全盤否定，彷彿中國過去一百年里走的彎路都是「以俄為師」的惡果，其中甚至夾雜著對俄羅斯一定的妖魔化。

　　在西方，也存在這種把俄羅斯本質化、單向化理解的傾向。特列寧調侃說，在西方媒體的漫畫里，代表其他國家的符號都是多種多樣的，唯獨俄羅斯始終是一頭北極熊，就像是一條不成文的法則。「你無法擁抱一隻北極熊，」西方人調侃說，但這樣的理解也葬送了和解的可能。

　　在烏克蘭衝突後，普京的支持率一直高漲，西方對此很不理解。特列寧在《衛報》的文章中這樣解釋：不是俄羅斯人沒有認識到與西方衝突很可能反傷自身，而是俄羅斯人真正相信主要的錯誤在基輔一邊。英國《金融時報》記者現駐俄席佳琳（Kathrin　Hille）最近在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里也寫道，歐美人常常把今天俄羅斯人對普京的高支持率，視為克里姆林宮宣傳和欺騙的結果，但往往忽視了俄羅斯人真正的想法——很多人對西方懷著一種真實的、而且有充分理由的憤懣。她呼籲，西方人要了解俄羅斯人真正在想什麼。

　　俄羅斯曾經的名片是普希金、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現在則是展示肌肉的普京，以及黑色的石油。這樣的轉換或許並不全是外部世界的錯，但我們也無法接受俄羅斯是如此的單薄和無趣。特列寧說，這本書獻給在後冷戰時代成長起來的人們，他們或許對俄羅斯已經形成了固定的印象——一貫奉行擴張政策，總是威脅弱小的鄰國，等等。作者試圖解釋一些背後的故事，呈現出其多樣化的面相，比如，在有些時候，並不是簡單的俄羅斯以強凌弱，比如，在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對西方的態度是溫順而不是強硬，但這種溫順並未換來西方的尊重。

　　從彼得大帝的時代起，俄羅斯一直痛苦地試圖擺脫自己「邊緣、落後」的身份印記。彼得大帝遷都於更靠近歐洲的聖彼得堡，不可不說是反映了一種自卑的、希冀得到別人承認的心理。在1815年擊敗拿破崙後，俄羅斯甚至夢想拯救和領導歐洲。但時至今日，俄羅斯仍然被歐洲視為異己。在本書中，我們看到了俄羅斯為尋求在現代世界中的一個身份而做出的苦苦掙扎，以及困惑，還有困惑導致的某種叛逆。

　　令人有些不安的是，特列寧提到，今天的俄羅斯更像一戰之後的德國魏瑪共和國——失去了部分領土國際地位，但仍然龐大並有大國潛力，不滿現實又對未來感到茫然。特列寧沒有說的是，這個魏瑪共和國會不會向希特勒體制轉變。不過或許我們始終要記得，希特勒的崛起並不全是德國人自己的錯，一戰戰勝國對德國的不公正對待，也曾經起了重要的作用。

　　俄裔哲學家亞歷山大·科耶夫曾說，希望得到他人的「承認」是人類的一種根本性的慾望，而「追求承認的鬥爭」貫穿著人類的歷史，這種鬥爭甚至導致流血。或許，「承認」需求不止存在於個體之間，也存在於不同的國家、民族之間。俄羅斯一直希望得到外部世界的承認。在卸下帝國的光環與鐐銬之後，俄羅斯正在經歷一場艱難的重生，充滿著不確定性，而外部世界的尊重與承認有助於它更順利地蛻下這沉重的繭套，讓這個裂變過程少一些痛苦，少一些給世界製造動蕩與衝突的可能。

　　為此，對俄羅斯的一種全方位的、感同身受的認識是必要的。如果俄羅斯要成功轉型為特列寧所說的全球社會中「有尊嚴和貢獻的成員」，一個重要前提是，外部世界應該正確地理解俄羅斯：它有它固有的弊病與問題，但有時它衝動與激進的一面，也許反映了自身的某種不安與恐懼。一種基於普遍的人性的理解，而不是一種帶著我們這個時代膚淺特徵的、卡通化的理解，或許可以讓未來的俄羅斯更多展現它托爾斯泰的一面，而不是伊凡雷帝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