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迎來自信時代 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

速拉大。據印度媒體分析，經濟發展上，它比中國落後10年，社會發展上，則落後30年。印度今天的GDP為1.8萬億美元，相當於中國2002年的水平。貧窮人口比例，印度也相當於2002年時的中國水平。城市人口水平，印度僅相當於中國1995年時的水平。在改善衛生條件上，中國領先印度17年。兒童死亡率，印度僅相當於中國1980年代以前的水平。世界還記得，2012年7月31日，印度發生了11年來最嚴重的斷電事故，全國超過一半地區、約6.2億人無電可用，受影響人數超過歐盟國家人口總和、美國人口的兩倍。這不僅是印度10餘年來最嚴重、也是全球歷來最大規模的停電事故。此時世人也才知道原來這個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竟然有1/3的家庭所獲得的電力供應，還不足以點亮一個燈泡。

儘管印度擁有全球最多的耕地，但根據國際食品政策研究所2011年全球飢餓指數(2011 Global Hunger Index)顯示，印度在81個國家中排名第67位（中國是第4位）——後33位被指飢餓是最主要的威脅，有兩億人的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是世界上飢餓人數最多的國家。(全球飢餓指數根據一個國家營養不良人口的百分比，五歲以下體重過輕兒童的比例以及五歲以下兒童的死亡率等指標來衡量飢餓程度。)2012年1月，印度總理辛格將印度的營養不良問題稱為國家的恥辱，因之前的一項調查顯示，印度有42%的兒童體重過輕。

日本和印度，還有一個共性，即嚴重的社會不平等。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發表的2012年全球性別報告，日本和印度男女不平等程度在135個國家中分別名列第101名和105名，遠遠低於眾多非洲國家、中東國家。中國是第69名，名列亞洲最佳五強行列（該指數都分列各洲前五名國家），優於歐洲的義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希臘和匈牙利等國。

最近，印度首都新德里一起強姦案引發全國憤怒和抗議浪潮，就是對女性長期所受歧視不滿的總爆發。根據路透社的調查，對女性而言，印度是全球危險程度第四高的國家，比索馬利亞還要糟，略好於戰亂不斷的阿富汗。新德里更是以「強姦之都」而惡名遠揚。印度除了嚴重的男女不平等，還有更觸目驚心的種姓制度。目前印度低種姓超過全國人口的一半，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群體遭遇到全方位的歧視，再加上廣大受歧視的婦女，這等於是說在印度，絕大多數公民是二等公民 。

雖然日本和印度一個號稱亞洲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一個號稱全球最大的民主國家，但一個沒有平等或者嚴重存在不平等的社會，是一個好的制度嗎？

再來看看美國。美國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卻陷入19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中，5年間搞了四輪量化寬鬆卻於事無補，其債務卻已經高達16萬億——奧巴馬上任時還只是10萬億，他競選時聲稱第一個任期要減少一半至5萬億，結果卻是不減反增。今天的美國每花出1美元，其中的45美分就來自借債。經濟危機中，許多中小城市宣布破產。如果不是憲法規定州政府無權破產，許多資不抵債的州也早踏上破產的境地。美國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設有債務上限的國家之一，但其債務上限自1960年以來，已經提高了78次，平均一年接近兩次。債務上限的作用早就形同虛設。

如果以冷戰後20年來看，美國先是搞出互聯網泡沫，後又搞出房地產泡沫，最後以次貸危機為標誌，出現大崩盤。對外則戰略性錯誤地發動一場又一場戰爭，將其軟硬實力無謂地大量消耗。

從國家進步的角度來看，美國的內外戰略顯然都出了嚴重的問題，和同時期中國抓住每一個機會高歌猛進形成鮮明對比。在中國面前，美國正在丟失一個個桂冠：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美國超越英國後，100多年來第一次被另一個國家反超）、全球第一大汽車銷售國、專利申請全球第一、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2009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已經達到50%！

對於美國的制度，可以從不同角度去解讀。倒是美國前總統卡特一席話，頗令人尋味。卡特2012年年末參加「三亞財經國際論壇」表示，他本人很討厭攻擊中國的言論，但很不幸，這就是美國政治生活運轉的一部分，幸好選舉結束後，這些言論會自動消失。

和卡特只談現象不同，美國也有人開始把矛頭指向美國民主制度本身。保守派評論家大衛·布魯克斯在《紐約時報》有如下的評論：現在大家把民主奉為神聖的信條，殊不知建國之父很少談民主，他們是以共和的原則來建構國家。民主與共和的一大區別在於，民主相信多數人，共和則對人性高度不信任，要設計一套制度來抑制變幻不定的人性所可能帶來的破壞力。

和強調自由企業法則的美國不同，歐洲則是以福利制度為基礎的龐大官僚體系、持續升高的收入再分配製度（稅收）和政府控制企業為特徵的模式。然而，這種模式在全球化和全球經濟危機的衝擊下，也同樣不可持續。今天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最重的希臘，失業率高達25%，青年人失業率高達60%，百姓生活整體倒退10多年，許多孩子被父母拋棄至學校、幼兒園、政府機關。希臘原本是歐洲自殺率最低的國家，希臘東正教更拒絕為自殺者舉行葬禮。根據希臘衛生部報告，2011年上半年的自殺率與2010年同期相比暴增40％，甚至發生了在雅典憲法廣場舉槍自盡、帶著90歲老母親一起跳樓的駭人案例。

西方在空前嚴重的經濟危機挑戰面前，既沒有出現指點迷津的思想大師，提不出指向性強、思路清晰的改革路線圖，也沒有出現類似於上世紀80年代里根、撒切爾夫人那樣的政治領袖，以推進大刀闊斧的改革。整個社會依然處於混沌、迷茫、束手無策的境地，其精英的制度自信心迅速下降。

中國崛起過程中，西方一直都在質疑中國模式能否持續。應該說，誰都不是預言家，中國模式未來是否能夠持續只能由歷史來驗證。但歷史（這場危機）已經告訴我們，歐美的模式已經不可持續，必須進行重大、全面而又深刻的變革，否則將很難渡過難關。

類似於今天西方經濟危機的考驗，自中國崛起以來已經幾乎成為常態。上世紀80年代，是拉美經濟危機，90年代先是日本經濟泡沫崩潰，再是東南亞經濟危機和俄羅斯經濟危機。 但中國大陸不但沒有發生類似的危機，而且頂住了各種危機的衝擊，進而又不得不擔負起克服危機的區域或全球性責任。今天的中國，被稱為金磚國家，但在五大金磚國家中，中國GDP的總量是其他四國總和的兩倍還要多（廣東一省GDP2008年就超過南非，和荷蘭不相上下），全球競爭力更是以名列第29位而遠遠把另外四國拋在身後（巴西排名第48，南非排名第52，印度排名第59，俄羅斯排名第67）。反腐敗問題，中國在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中，也是表現最好的。根據透明國際2011年排名：巴西73位，中國75位，印度95位，印尼100位，墨西哥100位，孟加拉國120位，巴基斯坦134位，奈及利亞143位，俄羅斯143位。

三、中國制度模式的特點

英國哲學家培根說：「歷史使人明智」。當回顧歷史，環顧全球，只要尊重客觀事實，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制度不僅是100多年來中國最成功的制度，也是60年總體看來全球表現最佳的制度。那麼，究竟應該如何解讀中國的制度模式呢？

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目前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蕩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如果說中國的政改是未雨綢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則是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以領導權力的更替為例。中國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 讓」終身制的局限，實行的是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年齡限制、定期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培養」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定期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鑒。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託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選出最優秀的人才，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最後，不妨借用一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科斯的一段話作為中國復興的註腳。他在2008年7月參加中國經濟變革30周年的國際研討會上說：「過去30年中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中國以外的人對此並不十分了解，但我們都清楚中國的變化，對全人類具有最高的重要性。中國的奮鬥是全人類的奮鬥。」在我們中國人看來，中國對世界的貢獻，並不僅僅是擔當了全球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也不是從歐洲每年進口1000億美元的商品，不是入世10年每年平均進口7500億美元商品，也不是對歐洲的投資超過歐洲對中國的投資，不是減免了非洲等第三世界國家的多少債務和提供了少援助,而是中國走出了了一種新的而且是十分成功的模式。這也難怪《紐約時報》著名的專欄作家托巴斯·弗里德曼不無憂心地感嘆：我很不願意地對我女兒說，你只有去中國才能看到未來。

顯然，當西方精英開始失去自信的時候，中國正迎來自己的自信時代。（作者宋魯鄭 旅法學者）(紅旗文稿)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