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根本沒有資格啟蒙任何人


任何思想任何知識之所以湧現出來,基準的給定,都是第一重要的命題。為了建構一個必要的思想基準,笛卡兒提出了這樣的判斷:哲學,形而上學,神學和科學是知識湧現的一個總的線性體系,是一個知識的湧現過程,不存在內在悖論。

事實上笛卡兒的思想,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他所處的時代,正好是教會權力和科學思想衝突的時代。一方面教會把已經形成的神學解釋和亞理斯多德的思想定為真理,不容挑戰,構成教會權力對科學的阻攔;另一方面,大量新興的科學思想者則誤以為只要衝破信仰傳統,就可以更多的發現科學知識。

笛卡兒或許是那個時代第一個認為信仰傳統與科學湧現並不衝突,而且存在一種內在的統一的思想家。「幻覺的內容不能與其來源發生衝突,真正科學的思想,應該能夠與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協調一致。」這是笛卡兒在沉思之後得出的新觀念。這個觀念秩序的基準建構,讓笛卡兒大為感恩,為此他專門到洛雷托聖母瑪利亞教堂敬拜。

事實上,這種開闊的觀念,讓笛卡兒成為17世紀理性主義思想流派的第一人,是歐陸理性主義思想的開創者。的確,整個17世紀屬於典範意義上的理性主義時代,思想史上有時候稱之為啟蒙主義時代。而笛卡兒生於1596年,相比於斯賓諾莎、萊布尼茲,他是惟一一位出生在16世紀後期的理性主義思想家。

有必要強調的是,在理解了笛卡兒的思想史位置之後,我們就需要對我們所熟知的理性主義概念和啟蒙主義概念進行思想史維度上的辨析。

一直以來,由於教材的原因,我們對理性主義的基本定義存在誤讀。整個歐陸理性主義的原初意義和方法論,乃是應用第一性的原理或者超驗的定義,而不是通過實驗的證據來進行知識的推導。對於中國讀者而言,這正是需要辨析的地方。當我們說到理性主義,我們往往認為理性主義就是完全依靠人類的經驗主義和科學主義。而在思想史的層面,其基本概念恰恰相反,理性主義就是人類憑著上帝啟示所形成的直覺能力,通過對第一性原理的深度沉思與想像,發現新的知識體系。而經驗主義則是指人類在明確地擁有來自於上帝啟示的直覺能力之後所展開的演繹能力。

這是笛卡兒極其重要的方法論貢獻,他把知識的湧現細分為直覺和演繹。直覺指向哲學、形而上學、神學和上帝信仰,演繹則指向科學。沒有直覺能力,人類的思想缺乏深度演繹的明確基礎和問題意識,因此無法湧現系統的知識體系。沒有演繹能力,人類的直覺則只能停留在感覺和模糊的階段,同樣無法湧現系統的知識體系。

了解思想史秩序的人們必然知道,理性主義或者是唯理論,在整個17世紀到18世紀的學術討論之中,乃是作為經驗論或者經驗主義的一個對立面,或者說是一個批判的對象而存在的。也就是說,17世紀以笛卡兒、斯賓諾莎、帕斯卡爾和萊布尼茲等人為主要思想家的理性主義思想體系,引起了18世紀以洛克、休謨等人為主要思想家的經驗主義的批判,構成了跨越兩個世紀的思想大爭論。一直到康德這裡,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才形成了一種綜合的判斷。

由於我們長期以來對理性主義的誤讀,隨之引起了我們對於啟蒙主義這個關鍵概念的誤讀。當我們討論17世紀的思想,我們所討論的,既是理性主義,也是啟蒙主義。所以啟蒙主義的原初定義,同樣是基於第一性的原理,基於超驗的觀念秩序而引發出來的思想史概念。啟蒙主義的合理解釋,應該是上帝之光照進人類的內心。Enlightenment,在思想史的語境里,是一個非常穩定的概念。這個詞意味著真正的啟蒙者,是上帝,而不是知識分子。

由此,那些深入了解過理性主義哲學思想史的人們,必然能看到一個偉大的事實,無論是笛卡兒,斯賓諾莎,還是萊布尼茲,他們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一生都在基於上帝的啟示而思考。在這樣的思想史傳統里,知識分子作為一個先知階層而存在,但是人們必須牢記,所有的先知,在自己的家鄉都不受尊重。同時人們還得明白,先知在先驗的意義上,惟一的使命,就是承受苦難。

我們的困境在於,當我們說啟蒙,或者啟蒙主義,知識分子幾乎不加思考地就把啟蒙的主體安放在自己身上,知識分子不僅德行高邁,而且知識淵博,因此所有人都應該而且必須接受知識分子的教化與訓練。

在全球範圍內看,這是知識分子的一種現代性病症,是一種知識的僭妄和一種理性的自負。而這種僭妄與自負,乃是由於知識分子普遍遠離了上帝啟示和聖經秩序的必然結果。

而在中國範圍內看,知識分子把自己想像成啟蒙的主體,乃是儒家思想「文教」傳統使然。從作為「萬世師表」的孔子,到「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知識分子身份想像,中國的知識分子理所當然地把自己想像成「君子型」啟蒙者,而芸芸大眾則屬於他們眼裡的「小人式」的被啟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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