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應明確目標與主線

全面深化改革應明確目標與主線

徐景安

　　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提出要「加強頂層設計」。與當年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同，今天的改革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五大領域，這就要明確目標、重點、主線。

　　全面深化改革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嗎？

　　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說：「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社會制度、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都是手段，需明確達到什麼目的。《決定》說：「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確保社會既充滿活力又和諧有序」等等，這都是對目的的闡述，但目的太多，目的又不明確了。

　　當年鄧小平就是抓住發展經濟問題，啟動改革開放的。為此，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難道就不講政治嗎？他說：實現四個現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鄧小平認為，只有把經濟搞上去，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才談得上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

　　1979年我作為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小組的成員，參與起草了我國第一部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規劃。當時，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為了發展經濟，主線就是引入市場機制，措施就是向企業放權、向地方放權。今天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如鄧小平所說：「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

　　現在，我們面臨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處於如小平所說「先發展起來」的階段，還是「發展起來以後」的階段。

　　《決定》說：「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立足於我國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堅持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個重大戰略判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這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很長的歷史時期，裡面是否應該分為若干階段，至少30年為一個階段。我們革命搞了30年，政治搞了30年，發展搞了30年。如今GDP躍舉世界第二位，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位，應該說完成了「先發展起來」的第一階段，進入「發展起來以後」第二階段。這就要既重發展，更要解決「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這就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務。「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怎麼能成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綱，怎麼帶動五大領域的改革？第二、今天現實存在的兩極分化、腐敗泛濫、道德下降、生態破壞，究竟是發展不夠帶來的，還是靠發展不能解決的。如果 「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那就不需要「全面深化改革」了。

　　具體來說，兩極分化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如果不搞分配改革，越發展，分化就越嚴重。腐敗泛濫是由於權力得不到有效約束，這需要制度改革，靠發展能解決嗎？道德下降是拜金主義帶來的，生態破壞是經濟主義的惡果，而拜金主義、經濟主義怡恰是發展主義的派生物。

　　中國需要發展，這是確定無疑的。對此，今天的中國沒有人提出異意，從中央到地方、從政府到民眾都忙於發展。然而，怡恰對為什麼發展的問題缺乏思考。這是終極目的的問題，是個元問題。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必須對終極目的問題有個理論判斷和理性思考。

　　基本理論問題要有所創新與突破

　　發展為什麼、改革為什麼、開放為什麼？追問下去，堅持社會主義為什麼、堅持馬克思主義為什麼、堅持黨的領導為什麼？這樣的問題不值得思考、不應該追問嗎？當年鄧小平曾說：「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鄧小平的結論就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從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追問入手，啟動改革開放。社會主義要發展生產力，但發展生產力不等於社會主義。鄧小平說得很清楚：「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這是從社會風氣講，發展並不具有終極意義。恰怡相反，今天許多問題正是重發展、輕分配；重經濟、輕社會；重建設，輕民生；重物質、輕精神帶來的。

　　搞全面改革的頂層設計必須在基本理論問題上有所創新與突破。

　　《決定》對公有經濟和非公經濟有新的提法：「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這就為發展非公經濟提供了理論依據。但對社會主義的理論認識並沒有解決。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按此判斷，社會主義是公有制，排除了非公經濟。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承認非公有制，這是由於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那麼，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就不能搞市場經濟，就要取消非公經濟，回到一大二公？最後，還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沒有清晰的認識。對這樣的基本理論問題，我們不能再迴避了。

　　以幸福為目標代替以發展為目標

　　我在《幸福社會主義論》一文中說：「所謂社會主義就是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社會，拉丁文SOCILIS，意思就是公共的、集體的、社會的。」「社會公共利益至上，這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公有制還是私有制，這是路徑與手段。換言之，按照社會公共利益的原則與要求選擇公有制還是私有制，或者什麼領域適合公有制，什麼領域適合私有制。」「邏輯的結論就是不必消滅私有制，通過分配與再分配，把剩餘價值的一部分為勞動者與社會所佔有，也就是說剩餘價值在資本所有者、勞動者與社會中合理分配，這就符合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社會主義原則。」

　　我這樣解釋就解決了所有制難題。長期以來，我們陷入所有制誤區，重所有制形式，輕所有制實質。所有制的實質是剩餘價值歸誰所有，如果名義上是公有制，剩餘價值卻為少數人佔有，就不是真正的公有制。相反，名義上是私有制，剩餘價值的大部分為社會所佔有，就是間接公有制。《決定》「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二0二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於保障和改善民生。」這是公有制回歸本原的措施，符合社會主義原則。

社會主義是社會公共利益至上的社會，究竟用什麼綜合衡量社會公共利益呢？這就是所有社會成員的幸福，社會主義就是以所有社會成員幸福為目標的社會主張和社會模式。過去30年以發展為目標，今天就應以幸福為目標，就是《決定》所說「以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以幸福為目標代替以發展為目標，不是不要發展，而是擺正發展與幸福的位置，發展是手段，幸福是目的。正如汪洋在搞幸福廣東時說：「如果不解決好為什麼發展、為誰發展的問題，就會帶來比物質生活得不到滿足時更突出的問題，就很難做到發展的過程使人快樂、發展的結果使人幸福。尤其不能以犧牲人民的幸福為代價去發展，不能以發展為理由，讓影響人民幸福的突出矛盾和問題長期存在。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歸結到一點，就是要回到為人民謀幸福這個中國共產黨的最高使命和一貫承諾，回到為人民謀幸福這個科學發展的本質要求和邏輯起點。」

【隨想】幸福是納稅人者自己創造的，政府只是為這種創造提供環境安全，以兌現吸納收的承諾，不存在一個什麼誰「為人民幸福謀幸福」的事。當然如果把政府為納稅人提供安全保障視為「為人民幸福謀幸福」，那這種說法可以成立；尤其在資源被政府壟斷的情況下，還真存在一個領導賜給人民幸福的事。

　　對終極目的認識非常重要，發展、改革、開放，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黨的領導統統是為了人的幸福。現實生活中產生的種種問題，歸根到底是偏離了這個本元。今天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回歸本元。這個問題解決了，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五大領域的改革就有了綱。以人民的幸福作為目標，就要研究、關注民眾哪裡不幸福、怎麼不幸福，化解民眾對政府的不滿、對改革的不滿，從而提高民眾的幸福感與滿意度。

　　我創造了幸福社會主義理論，用這個理論來解釋，很多問題迎刃而解。什麼是以人為本？人的本質就是追求幸福。什麼是和諧社會？大家幸福了，社會就和諧了。什麼是科學發展？能給民眾帶來幸福的發展，就是科學發展。所以，我建議，以「幸福中國」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旗幟與目標。

　　改善與保障民生是最大的政治

　　當前，影響民眾幸福感最直接的是民生問題。我認為，改善與保障民生是最大的政治，全面深化改革應以民生為主線。社會呼聲最高的政治改革，也應圍繞民生問題開啟。這樣，政治改革可直接惠及民眾、穩定社會，再逐步推進。

　　改善與保障民生，首先要改革收入分配，遏制兩極分化，縮小貧富差距。這是當今中國最突出、最嚴重的問題。抓兩頭，一是打擊非法收入、減少制度腐敗、取消不合理規定，控制黑色收入、灰色收入與不合理收入，二是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工資收入與財產收入。其次是健全社會保障，推進公共服務均等。目前，我國這個問題非常突出與嚴重，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與各類群體之間差別太大、太不合理。

　　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這兩個問題已提出多年，2012年5月17日國務院頒發了《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2013年2月6日國務院批轉《關於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若干意見》，但大都定性不定量，量化的指標少，地區與部門也沒有跟進的措施。

　　民生問題長期不能解決，是制度缺陷所致。政府、資本、民眾，這三類群體中民眾沒有相應的組織與渠道反映訴求、參與決策、實行監督。所以，要解決民生問題必須相應改革社會體制與政治體制。這又與理論認識的缺陷相關。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要義是市場主體是平等的，作為市場主體的工人、農民在相關利益的博弈中權利就不平等。這是我國市場經濟的最大的不完善。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要義是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克服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帶來的兩極分化，我們的執政目標、執政理念、執政措施以發展為第一，忽視分配、分視公平，忙於招商、忙於項目。對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理論認識存在嚴重缺陷的情況下，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發生嚴重偏差。

　　改善與保障民生要落到實處，涉及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領域的一系列改革，而執政目標、執政理念的改革實際上是意識形態改革，這一項改革還沒有提到議事日程上，改革頂層設計必然涉及意識形態改革

　　政治改革應從強化財政監管入手

　　現在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呼聲很高，究竟怎麼改分歧很大。我認為應從強化財政監管入手。社會主義是社會公共利益至上，財政是社會公共利益的集中體現。實行公平合理的財政分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然而我們強調堅持社會主義，卻忽視財政分配是嚴重失誤。2012年國家財政收入117210億元、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37517億元、國有企業實現利潤21959.6億元，三項共計176686.6億元，佔GDP34%。 如果加上地方債務總額12.1萬億，四項合計29.7萬億，佔GDP57%。這麼一大塊蛋糕怎麼分配，是直接關係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生態五大領域的建設。首先，應該做到財政信息公開、透明，這是最起碼、最基本的要求，然而至今相差甚遠。這是要花大力氣做的。其次，預決算審查應採取座談、聽證、質詢等方式，並安排公眾代表和媒體參加。第三、將機構編製部門與審計部門歸屬於人大，強化人大的審批監督職能。第四、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與地方人大有關專門委員會需充實人員，各級人民代大會延長對財政審核的時間。總之，人民當家作主，首先應該管好、看緊大家的錢袋子。

　　民生不能代替民主，民生問題的根本解決要靠民主，但不能離開民生談民主，民主的最大議題是民生。緊緊圍繞民生問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解決廣大民眾的知情權、參與權、決策權、監督權，直接受惠於民眾，改善政府與民眾的關係，提高民眾的幸福感。這就能避免民主化的政治改革可能帶來的社會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