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關於西南聯大

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作者：謝泳世局雖艱，著述有成　　一個時代的學風，從本質上映現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梁啟超論清代學術「極絢爛」的原因，其中有一條即是「舊學派權威既墜，新學派系統未成，無『定於一尊之弊』，故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這「自由之研究精神」可以說是學術繁榮的命脈。言學術，自然離不開大學，言大學自然離不開教授。西南聯大是在抗戰中由中國當時最著名的三所大學聯合組成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所大學的聯合，為我們分析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學術傳統，提供了一個極好的個案。 　　北大、清華、南開在抗戰中的偶然聯合，使當時中國人文和自然科學的多數第一流人才匯聚一處，人才的聚集自然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學術群體，在這個群體中自然形成的大體一致的學風，構成這個群體的學術傳統。我們今日研究西南聯大，在很大程度上是要研究這種傳統的形成，研究這種傳統何以在戰爭環境下能夠艱難生長，而最終成為這個學術群體彼此共同遵循的標準。 　　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主要由她的教授和學生體現。在當時，教授可以說是傳統的繼承者，而學生則是傳統的延續者。西南聯大在其消失50年後，依然讓人不斷提起，而且充滿敬意，即因為這個傳統的核心價值是有生命力的。這個傳統就是陳寅恪在王國維紀念碑中所說的「自由之意志和獨立之精神」。陳寅恪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相與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一個時代，一個群體的學術貢獻，都是這種學術精神的體現，舍此，學術必是荒蕪的曠野。西南聯大學術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中國三四十年代學術精神的縮影。 　　按照常規，戰爭帶給學術的影響是深重的，但中國的學術界在戰爭中的經歷，卻有它相對例外的一面，就是說，戰爭雖然對學術產生了影響，但這種影響不是致命的。何以會出現如此的意外情況呢？我以為從大的方面說，要從這個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尋找；從小的方面說，就是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學者，對於學術的熱情和執著，是完全以「獨立和自由」的精神去完成的。謝幼偉在《抗戰七年來之哲學》一文中說：「我們不要以為這七年來的抗戰，又把中國哲學的進展阻礙了。實際上，這七年來的中國哲學，比起中國任何一時期來講，都不算是退步。相反的，作者可以很自信地說，中國哲學是進步了。這七年來的抗戰，可以說是中國哲學的新生。」（賀麟《當代中國哲學》附錄，第143頁，1947年勝利出版公司）謝幼偉舉了這一時期重要的哲學研究成果，如熊十力《新唯識論語體本》、賀麟《近代唯心論簡釋》、章士釗《邏輯指要》、馮友蘭《新理學》、金岳霖《論道》，還有沈有鼎關於「意指分析」的兩篇論文。另外，湯用彤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成書於當時西南聯大前身長沙臨時大學的所在地南嶽擲缽峰下，錢穆的《國史大綱》則完成於昆明宜良。戰爭沒有完全阻隔學術，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戰爭爆發前，中國學術的強大生命力，這生命力主要由當時一批學者的風範來共同構成。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曾深情地回憶過戰前，他在北京大學和陳垣、馬叔平、吳承仕、楊樹達、聞一多、余嘉錫、容肇祖、向達、趙萬里、賀昌群等學者共論學術的情景，錢穆說：「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果使戰禍不起，積之歲月，中國學術界終必有一新貌出現。」（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159頁，1983年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余英時在《錢穆與中國文化》中，曾提到錢穆「承認3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已醞釀出一種客觀的標準，可惜為戰爭所毀，至今未能恢復」的惋惜。二十年代的中國學術界，它的發展和延續，即是後來的西南聯大。余英時說過，當時的政治中心是重慶，而思想和文化重心則在昆明的西南聯大。西南聯大當時被稱為「民主堡壘」，在思想上繼續「五四」的傳統。那時在屬於北大、清華一系的教授群中，思想的主調還是「民主」與「科學」。 群賢畢至，少長成集　　抗戰前中國學術界的精英，戰爭爆發以後，基本上都集中於西南聯大。在這個獨立的精神家園內，30年代學術界形成的學術傳統得以保留和延繼。 　　我們可以先看一下當時文學院和法商學院教授的陣容（據《清華大學史料選編》（三）下，第289－313頁，1994年清華大學出版社）： 　　　　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 　　　　朱自清　羅常培　羅　庸　魏建功 　　　　楊振聲　陳寅恪　劉文典　聞一多 　　　　王　力　浦江清　唐　蘭　游國恩 　　　　外國語文學系： 　　　　葉公超　柳無忌　莫泮芹　陳福田 　　　　燕卜蓀　黃國聰　潘家洵　吳　宓 　　　　陳　銓　吳達元　錢鍾書　楊業治 　　　　傅恩齡　劉澤榮　朱光潛　吳可讀 　　　　陳　嘉　馮承植　謝文通　李寶堂 　　　　林文錚　洪　謙　趙詔熊　聞家駟 　　　　陳家民　溫　德　黃炯華　胡　毅 　　　　歷史學系： 　　　　劉崇鋐　雷海宗　姚從吾　毛　准 　　　　鄭天挺　陳寅恪　傅斯年　錢　穆 　　　　王信忠　邵循正　皮名舉　向　達 　　　　張蔭麟　蔡維藩　葛邦福　吳　晗 　　　　哲學心理學系： 　　　　湯用彤　馮友蘭　金岳霖　沈有鼎 　　　　孫國華　周先庚　張蔭麟　馮文潛 　　　　賀　麟　鄭　昕　容肇祖　王維誠 　　　　王憲鈞　陳　康　敦福堂 　　　　熊十力（專任講師） 　　　　法商學院—— 　　　　政治學系： 　　　　張奚若　張純明　崔書琴　邵循恪 　　　　吳之椿　浦薛鳳　王贛愚　張佛泉 　　　　錢端井　羅隆基　王化成　沈乃正 　　　　趙鳳喈 　　　　經濟學系： 　　　　陳盛孫　趙乃摶　周作仁　秦　瓚 　　　　伍啟元　周炳琳　李雲鵬　張德昌 　　　　徐毓丹　楊西孟　載世光　蕭　蘧 　　　　周覃紱 　　　　法律學系： 　　　　燕樹棠　戴修瓚　蔡樞衡　羅文干 　　　　張企泰　李士彤　費　青　芮　沐 　　　　馬質夫　章　劍 　　　　商學系： 　　　　丁　信　李卓敏　陳序經　陳公孫 　　　　林維英　李雲鵬　周覃紱 　　　　社會學系： 　　　　陳　達　潘光旦　李景漢　李樹青 　　　　陳序經　吳澤霖　陶雲逵　費孝通（講師） 　　學術傳統的延續，首先要靠相對穩定的教授群體的形成。當時西南聯大學術傳統之所以能夠結出豐碩成果，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這一個教授群體從年齡結構上呈完整的三代共存現象。 　　當時西南聯大的教授群體恰好是由30年代前完成中西兩面教育的三代知識分子共同組成的。第一代是出生於十九世紀末的那一批人，以陳寅恪、傅斯年、劉文典、聞一多、朱自清等人為代表；第二代是二十世紀初出生的那一代人，以1900年前後為代表，如王力、唐蘭、浦江清、錢端升、葉公超等；第三代則以錢鍾書、費孝通、吳晗等1910年前後出生的人為代表。這三代學人的共同特點是在抗戰前基本上都完成了學者的準備階段，開始迎來自己學術上的豐收期，當時最年輕的教授如錢鍾書、費孝通等人已經是留學歸來了。這三代學人的年齡結構恰好是50歲、40歲、30歲。這個年齡結構是學術繁榮的最佳梯隊結構，它可以使三代學人的知識結構、學術視野形成互補。在西南聯大，當錢鍾書剛剛學成歸來時，當時的文學院長馮友蘭和教授吳宓都力邀他回清華執教，對他的才能，陳寅恪也認為錢種書「人才難得」。這種前輩學人寬廣的學術胸懷，對後輩學人的成長極為有利。西南聯大時期，這種前輩學人對後輩學人的鼓勵和幫助，也構成西南聯大學術傳統的一部分。如陳寅恪對周一良、楊聯升的愛護，聞一多對陳夢家的提攜，都堪稱學林佳話。 　　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有豐富的內涵，從教授的自由流動到教授治校，從合理抗議政府到支持學生運動，從視學術自由為生命到為自由而關心政治，這些今日看來很抽象的東西，在當年的西南聯大都有實實在在的體現，由大量生動的事例構成了鮮活的學術傳統。由於這個傳統成為大家公認的價值標準，在西南聯大，儘管生活艱難，還有各種各樣的壓力，但在精神上，當時的大學教授是自由舒展的。我們可以從當時一封簡短的信函中，看出當時大學教授的心態。1946年1月29日，時任西南聯大文學院中文系系主任的聞一多，為王瑤研究生畢業事致函梅貽琦校長和教務長潘光旦： 　　　　月涵校長、光旦教務長先生大鑒： 　　　　中國文學部研究生王瑤申請舉行半業初試。茲定於二月十五日下午三 　　時起在辦事處舉行該項初試。謹將有關事項開陳於後，即乞核定。 　　　　囑文書科辦通知，並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備茶點。至紉公誼，敬頌。 　　　　道安 　　　　聞一多上　卅五·一·廿九 　　　　計開： 　　　　一、王瑤論文題《魏晉文學思潮與文人生活》。 　　　　二、初試範圍：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通史。 　　　　三、考試人員，除中國文學系教授外，聘請湯錫予、彭仲鐸、馮芝生、 　　吳辰伯四位先生。 　　這封短簡，可見聞一多當時的心態，而這種心態，也是當時西南聯大學術傳統的體現。首先，作為系主任的聞一多，對學術有極嚴格的要求，這也是西南聯大的規矩。聞一多的這封公函，是給校長和教務長的，但從「乞囑事務組屆時照例預備茶點」一語，可以想見當時教授的氣派。對王瑤的初試，完全由聞一多一人做主，只是照例呈報。從聞一多外聘的四位教授看，都是與王瑤論文所涉專業有研究的，可見要求之嚴格。梅貽琦在聞一多的這封公函上所做的批示只有兩個字：「照辦琦一·卅。」聞一多的函是廿九日寫的，梅貽琦第二天就批了，可以想見教授的地位。同年4月，梅貽琦在朱自清關於王瑤畢業論文考試聘請教授的公函上的批示是：「照聘。仍備晚飯。」 　　這是西南聯大諸多學術活動中的一件小事，但這件小事卻給我們許多聯想，一個時代學術傳統的高揚，帶給人精神上的決樂是學術發展的基本保證，王瑤後來痛苦地放棄了他喜愛的中古文學，而改治中國現代文學，但他畢竟用自己的努力，延續了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 　　40年代中期後，梅貽琦對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曾有擔憂，他在日記中寫到：「食後談及時局及學校將來問題，頗興奮，蓋倘國共問題不得解決，則校內師生意見更將分歧，而負責者欲於此情況中維持局面，實大難事。民主自由果將如何解釋？學術自由又將如何保持？使人憂惶！深盼短期內得有解決，否則匪但數月之內，數年之內將無真正教育可言也！」梅貽琦視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為自己的生命，他曾說過：「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子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當時的西南聯大雖是三校聯合，但實際負責人是梅貽琦，他的這種信念，使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保持了下來，而且成為中國知識分子最珍視的精神遺產。 大學的理念　　傅斯年1945年曾被任命為西南聯大的校務委員，接替離職的蔣夢麟。他出任台灣大學校長之後，曾寫過一篇名為《貢獻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他在文章一開始即說：「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這中間是專求真理，不包括利用大學做為人擠入的工具。」如果傅斯年在西南聯大待下去，他也會繼續保護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1946年西南聯大返回北方，重建北大、清華、南開。她的學術傳統也隨著教授重歸自己原來所在的大學而繼續發展，但後來這個學術傳統被阻割了。隨著1952年的院系調整和以後一系列的政治活動，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在慢慢地消亡。關於這個學術傳統的消亡，我們可以做出許多解釋。我想簡單通過馮友蘭和賀麟的經歷來略述一二。 　　馮友蘭在《南渡集》中曾寫過一篇《大學與學術獨立》的文章。他是極贊成學術獨立的，他認為，對於大學，國家社會要持不干涉的態度，國家社會要予他們研究自由，並且要給予他們選擇人才的自由。外邊的人，不能干涉。馮友蘭做了八年西南聯大的文學院院長，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正是靠他和他的同事們保持和延續的，抗戰八年，加上後來的五年時間，他始終保持著西南聯大的學術傳統，但後來丟失了。賀麟也是西南聯大的教授，雖然當年他和馮友蘭都曾被蔣介石請去給中央政治學校的幹部講過課，也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說過迎合蔣氏的話，但賀麟本人對西南聯大的傳統還是有極清醒的認識的。1941年他寫過一篇《學術與政治》的文章。他在文章一開始就說：「學術在本質上必然是獨立自由的，不能獨立自由的學術，根本上不能算是學術。學術是一個自主的王國，她有她的大經大法，她有她神聖的使命，她有她特殊的廣大的範圍和領域，別人不能侵犯。每一門學術都有每一門學術的負荷者或代表人物，這一些人，一個個都抱『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態度，忠於其職，貢獻其心血，以保持學術的獨立自由和尊嚴，在必要時，犧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為一個學者爭取學術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同時也就是爭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獨立和尊嚴，假如一種學術，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飾，或者為經濟所左右，完全為被動的產物，那麼這一種學術就不是真正的學術。」賀麟的這一番話，講得真好。但後來賀麟也放棄了他的學術尊嚴，說了許多違心話。一種學術傳統，在它的代表人物身上的消失，為我們留下了許多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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