廿載弱冠禮：香港會以什麼樣的姿態走向而立之年？

06-29

《禮記．曲禮上》載有：「二十曰弱，冠」。「冠者，禮之始也」，是男子從少年走向成年的標誌，而「弱」，則表明少年正處於從成年之初走向而立之年的征途上，尚未達到「強」的狀態。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弱冠」至少有兩個層面的意涵：一是在與少年相告別，作為一個生理與心理上初步成熟的個體，要獨立承擔起在社會中的責任與義務；二是也表明在邁入成人之初，無論是在身體發育，還是在心理精神上，尚未達到完善狀態，作為社會化成人世界中的「新人」，還沒有經歷充分的挑戰與考驗，處於「弱」而不「強」的狀態。

今年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今天是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紀念日。從六月底開始，一場關於回歸慶典的國家儀式就在轟轟烈烈地展開：

1、首長在時隔9年後首次訪港，也是最高首長的第4次訪港。此前最高首長對香港的訪問屈指可數：

（1）1998年，香港特區成立一周年之際，長者親臨香港參加回歸周年慶典，這是國家最高領導人自香港回歸後的首次到訪。

（2）2007年，慶祝香港回歸祖國10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三屆政府就職典，胡主席訪港並發表重要講話。

（3）2012年，香港回歸祖國15周年之際，胡主席再次訪港。

2、作為主權象徵的軍事力量大秀存在感。遼寧號航母訪問香港，並在慶典期間，駐港部隊舉行盛大閱兵式。

此前，儘管駐港部隊一直承擔捍衛國家主權、維護香港安全的防務責任，但是，駐港部隊的存在感始終若隱若現，甚至還不如屢屢訪問香港的美國艦機的存在感強。

現在，作為中國首艘航母遼寧號訪港，以及駐港部隊的大閱兵，不僅是中國軍力的一次展示，也是國家意志與存在感的一次宣洩。

3、陸港經貿關係重大舉措接連不斷。在年初兩會期間高調宣布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後，重金投入的超大工程——「港珠澳大橋」也宣告合龍。

凡此種種，無不表明，回歸廿載，香港與大陸的關係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香港從一個殖民地自由經濟體，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有機部分，並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如前所述，對於個人來說，二十是一個成人禮；對於香港來說，同樣是一個成人禮。

那麼，經歷過這一恢弘的回歸慶典國家儀式後，走向而立之年的香港又將會迎來哪些可能的變化呢？其前景又如何呢？如何看待處於處於「弱冠之年」的香港呢？

審視香港的角度非常多，見解也各有發現，在我看來，如同行完成人禮的男子，即將走向「由弱變強」的人生道路一樣，行完了成人禮的香港，也即將走向「由弱變強」的道路。

這一「由弱變強」可以在多個維度上得到觀察，包括：

（1）作為一個自由經濟體的香港，綜合競爭力不斷增強。如，在美國傳統基金會發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排行榜中，已經連續23年被評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發布的《2017年度世界競爭力報告》中，香港則連續第二年被評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

（2）香港與大陸的關係，變得更加緊密。無論是經貿還是文化上，都已經有大量的跡象在顯現，毋庸贅述。

（3）香港社會對作為共同體的「一中」認同將更加完整。其中，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將在中小學教育中全面普及「基本法」教育。

在諸多「由弱變強」的表徵中，對於我來說，更為關心的是香港政府的變化。

在此之前，回歸二十年的香港，前後歷經三任特首，分別是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三任特首共同的特徵就是「弱勢」：

第一任特首董建華，成功連任，但是，在第二屆任期剛剛過半時，就在港內壓力下，不得不黯然辭職。

曾蔭權臨危受命，在處理完董建華的爛攤子後，成功完成第二個特首執政期，但同樣面臨重重掣肘。

剛剛卸任的梁振英，外有顏值，內有氣質，但同樣無法擺平香港社會內部的政爭，早早就宣布不再謀求連任。

可以說，「弱勢」，幾乎是香港特首的典型的共性特徵。受「弱勢」影響，香港政府也難有大作為，甚至導致政壇亂象頻生，族群嚴重撕裂。

然而，自去年中開始的香港「佔中」事件後，作為弱勢政府的特區政府似乎正在發生變化，並且這種變化隨著回歸儀式透露出來的信號而愈益強烈。

在我看來，作為第五任、第四位特首，林鄭月娥毋庸置疑地正處於香港轉向的風口上。

自去年「佔中」事件後，香港正在發生質變。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基本制度定型化態勢愈益明顯。關於基本制度定型化，這是大陸全面深化改革正在進行中的事情，具體判斷可以參見我的文章「基本制度定型化：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目標」。

與大陸搭建「四梁八柱式」的基本制度定型化不同的是，香港的基本制度定型化，主要在兩個層面展開：

一是基本制度內容的清晰化與權威化。核心就是基本法及其釋義對既往模糊地帶的廓清與再定性。並且，通過人大釋法，特別是去年對基本法第104條款的釋法，重建了香港社會法治的根本基礎，即，基本法極其釋義。

這一變化的核心是，支撐其香港法治社會核心的法律權威，得到了明確，即，源頭只能來自於《基本法》，而不是西方的諸如「公民抗命」之類的法理。在這場法治權威爭奪戰中，《基本法》對於香港社會的至高無上性再次得到確認。

二是基本制度實踐重心發生重大移動。將從過去強調差異的「兩制」，變為未來強調一致的「一國」。以往，對香港發展的完整表述是「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在實踐中，中央政府對香港社會採取了極大寬容立場，更尊重港人的「高度自治」。然而，從公開信息看，現在更加強調「高度自治」的前提條件，即制度基礎——「一國兩制」，特別是對「一國」的主張。

可以看出，身位特區政府第五任長官的林鄭月娥，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機遇與挑戰。機遇的核心是，隨著中央政府治港基調的變化，特區政府贏得了一個從「弱勢」轉變為「強勢」的政策窗口期。最近一周來，至少有兩件事讓人印象深刻：

一是作為歷史文件的《中英聯合聲明》已經不具有現實意義。在6月30日外交部新聞發布會上，針對英國外交大臣約翰遜稱，法治、獨立司法體系和自由媒體是香港取得成功的關鍵。香港未來的成功無疑將取決於《中英聯合聲明》賦予香港的權利和自由評論。發言人陸慷明確指出：「《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二是中央政府治港方針發生了重大變化。2017年7月1日，最高首長就香港落實「一國兩制」談四點意見。在半個小時左右的講話中，24次提及「一國兩制」。縱觀講話稿全文，「一國兩制」是毫無疑問的關鍵詞。我們知道，在回歸之初，中央政府在關於香港的政制安排上，採取的是十二字方針，即，「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現在最高首長最新論述，全篇只剩下「一國兩制」四個字了。從十二字變成四個字，個中冷暖，不言而喻。

這種變化的根源，在於回歸20年來，香港社會中的部分人士，一直以破壞性對抗而非建設性協商的態度，來處理香港的重大議題，如，關於香港未來政制的安排，以及與中央政府的關係等問題。這種破壞性對抗在去年的「佔中」事件中達到了高潮。對於中央來說，並不是不允許香港社會中的不同聲音，如，回歸二十年來，基本上不直接干預香港社會的具體事務。真正無法容忍的底線在於，這種不同聲音，並非源自於對香港未來的高度政治責任，而是倚洋自重、甘當走狗，充當境外反華勢力的政治工具。現在，已經有大量證據表明，去年的「佔中」事件，是打著「公民抗命」旗號的一次「顏色革命」，只不過沒有得逞而已。

極端自由，只會最終毀了自由。自由，始終是一種理性精神。只有理性的自由，才是溫和的，是可愛的，是符合人性的。那些情緒化的自由觀，本質上是非常危險的，非常兇殘的，甚至會假以自由之名來威脅他人的人身安全與人身自由。回歸20年來，自由也一直是香港典型的城市個性與氣質表達。然而，就像一粒老鼠屎，壞了一鍋粥一樣，極端自由派不僅玷污了自由，讓自由走向了反面，而且也讓溫和派、理性派的努力付之東流，甚至讓整個香港要為這一政治投機付出慘重代價。

無論是最高首長的香港之行及其閱兵，還是航母入港，都是以無聲的方式，在敲打著香港社會。這在賦予林鄭月娥領銜的特區政府執政底氣的同時，也在隱含地提升特區政府以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解決政爭的衝動與概率。因為，相對於低效繁瑣的溝通性理解，藉助於暴力來解決政爭是達成共識最為高效的方式。

無論林鄭月娥是否意識到，香港的城市氣質，特別是作為一個自由港（從過去看，這裡的自由港，不僅僅是資本與財富的自由港，而且是政爭與陰謀的自由港）的氣質，將處於一個考驗期。林鄭月娥及其特區政府對一號首長「七一講話」的理解，以及其在落實時採取的路線圖與時間表，就極為重要。

問題的關鍵是尺度。其實，現代政治，本質上就是一個尺度的藝術。如果尺度把握的好，能夠在各種理念、利益、群體之間維持平衡的話，確實有利於社會的多元與活力，但是，從政治實踐看，真正能把握好尺度的政治家是非常罕見的，不是過猶不及，就是矯枉過正。

如何在香港個性與國家共性之間保持平衡，將考驗林鄭月娥的執政智慧，也將考驗著作為自由港的香港城市氣質何去何從。可以說，以回歸二十周年為節點，中央政府至少已經在經濟、法律，武力，甚至民意上，為一個強勢特首的誕生，提供了條件。問題就看林鄭月娥，是否會選擇強勢特首之路了。弱勢特首，會過得很苦，而強勢特首，則只用向上負責。

事物皆有兩面，都是辯證的，有得必有失。中央政府創造了條件，也在一定程度上指明了道路，接下來觀察的重點就是，香港走不走這條路，如何走這條路，快慢又是如何把握，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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