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無為而治 不治之治

道家：無為而治 不治之治

核心提示：道家同意儒家的政治說法：理想的國家是有聖人為元首的國家。只有聖人能夠治國，應該治國。可是兩家也有不同，照儒家說，聖人一旦為王，他應當為人民做許多事情；而照道家說，聖王的職責是不做事，應當完全無為。道家的理由是，天下大亂，不是因為有許多事情還沒有做，而是因為已經做的事情太多了。

道家的中心問題是全生避害，躲開人世的危險

老子警告我們：「不知常，妄作，凶。」（同前）我們應該知道自然規律，根據它們來指導個人行動。老子把這叫做「襲明」。人「襲明」的通則是，想要得些東西，就要從其反面開始；想要保持什麼東西。就要在其中容納一些與它相反的東西。誰若想變強，就必須從感到他弱開始；誰若想保持資本主義，就必須在其中容納一些社會主義成分。

所以老子告訴我們：「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還告訴我們：「不自見，放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衿，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二十二章）這些話說明了通則的第一點。

老子還說：「大成若缺，其用必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第四十五章）又說：「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第二十二章）這說明了通則的第二點。

用這樣的方法，一個謹慎的人就能夠在世上安居，並能夠達到他的目的。道家的中心問題本來是全生避害，躲開人世的危險。老子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和解決，就是如此。謹慎地活著的人，必須柔弱、謙虛、知足。柔弱是保存力量因而成為剛強的方法。謙虛與驕傲正好相反，所以，如果說驕傲是前進到了極限的標誌，謙虛則相反，是極限遠遠沒有達到的標誌。知足使人不會過分，因而也不會走向極端。老子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第四十四章）又說：「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

所有這些學說，都可以從「反者道之動」這個總學說演繹出來。著名的道家學說「無為」，也可以從這個總學說演繹出來，「無為」的意義，實際上並不是完全無所作為，它只是要為得少一些，不要違反自然地任意地為。

人們喪失了原有的「德」是因為慾望太多 知識太多

為，也像別的許多事物一樣。一個人若是為得太多，就變得有害無益。況且為的目的，是把某件事情做好。如果為得過多，這件事情就做得過火了，其結果比完全沒有做可能還要壞。中國有個有名的「畫蛇添足」的故事，說的是兩人比賽畫蛇，誰先畫成就贏了。一個人已經畫成了，一看另一個人還遠遠落後，就決定把他畫的蛇加以潤飾，添上了幾隻腳。於是另一個人說；「你已經輸了，因為蛇沒有腳。」這個故事說明，做過了頭就適得其反。《老子》里說：「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這裡的「無事」，就是「無為」，它的意思實際上是不要為得過度。

人為、任意，都與自然、自發相反。老子認為，道生萬物。在這個生的過程中，每個個別事物都從普遍的道獲得一些東西，這就是「德」『「德」意指power（力）或virue（德）。「德」可以是道德的。也可以是非道德的，一物自然地是什麼，就是它的德。老子說：「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第五十一章）這是因為，道是萬物之所從生者，德是萬物之所以是萬物者。

按照「無為」的學說，一個人應該把他的作為嚴格限制在必要的、自然的範圍以內。「必要的」是指對於達到一定的目的是必要的，決不可以過度。「自然的」是指順乎個人的德而行，不作人為的努力。這樣做的時候，應當以「朴」作為生活的指導原則。「朴」（simplicity）是老子和道家的一個重要觀念。「道」就是「璞」（「UncarvedBlock」，未鑿的石料），「璞」本身就是「朴」。沒有比無名的「道」更「朴」的東西。其次最「朴」的是「德」，順「德」而行的人應當過著儘可能「朴」的生活。

道家處世方法：慧智出，有大偽

順德而行的生活，超越了善惡的區別。老子告訴我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己。」（第二章）所以老子鄙棄儒家的仁、義，以為這些德性都是「道」、「德」的墮落。因此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第三十八章）由此可見道家與儒家的直接衝突。

人們喪失了原有的「德」，是因為他們慾望太多，知識太多。人們要滿足慾望，是為了尋求快樂。但是他們力求滿足的慾望太多，就得到相反的結果。老子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第十二章）所以，「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第四十六章）為什麼老子強調寡慾，道理就在此。

老子又同樣強調棄智。知識本身也是慾望的對象。它也使人能夠對於慾望的對象知道得多些，以此作為手段去取得這些對象。它既是慾望的主人，又是慾望的奴僕。隨著知識的增加，人們就不再安於知足、知止的地位了。所以《老子》中說：「慧智出，有大偽。」（第十八章）

道家政治學說：無為而治

由以上學說老子演繹出他的政治學說。道家同意儒家的說法：理想的國家是有聖人為元首的國家。只有聖人能夠治國，應該治國。可是兩家也有不同，照儒家說，聖人一旦為王，他應當為人民做許多事情；而照道家說，聖王的職責是不做事，應當完全無為。道家的理由是，天下大亂，不是因為有許多事情還沒有做，而是因為已經做的事情太多了。《老子》中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第五十七章）

於是聖王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廢除這一切。老子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第十九章）又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第三章）

聖王首先要消除亂天下的一切根源。然後，他就無為而治。無為，而無不為。《老子》中說：「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朴。」（第五十七章）「無為，而無不為」。這是道家的又一個貌似矛盾的說法。《老子》中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第三十七章）道是萬物之所以生者。道本身不是一物，所以它不能像萬物那樣「為」。可是萬物都生出來了。所以道無為而無不為。道，讓每物做它自己能做的事。照道家說，國君自己應該效法道。他也應該無為，應該讓人民自己做他們能做的事。這裡有「無為」的另一種含義，後來經過一定的修改，成為法家的重要學說之一。

孩子只有有限的知識和慾望。他們距離原有的「德」還不遠。他們的淳樸和天真，是每個人都應當儘可能保持的特性。老子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第二十八章）又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第五十五章）由於孩子的生活接近於理想的生活，所以聖王喜歡他的人民都像小孩子。老子說：「聖人皆孩之。」（第四十九章）他「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第六十五章）「愚」在這裡的意思是淳樸和天真。聖人不只希望他的人民愚，而且希望他自己也愚。老子說：「我愚人之心也哉！」（第二十章）道家說的「愚」不是一個缺點，而是一個大優點。

但是，聖人的「愚」，果真同孩子的「愚」、普通人的「愚」完全一樣嗎？聖人的愚是一個自覺的修養過程的結果。它比知識更高；比知識更多，而不是更少。中國有一句成語：「大智若愚」。聖人的愚是大智，不是孩子和普通人的愚。後一類的愚是自然的產物，而聖人的愚則是精神的創造。二者有極大的不同。但是道家似乎在有些地方混淆了二者。在討論莊子哲學時，這一點就看得更清楚。

莊子：不治之治

本段節選自《中國哲學簡史·第十章 道家的第三階段：莊子》，作者馮友蘭，2004年，新世界出版社。

一切法律、道德、制度、政府的目的，都是立同禁異。那些儘力立同的人、動機也許是完全值得欽佩的。他們發現有些東西對他們有好處，就迫不及待，要別人也有這些東西。可是他們的好心好意，卻只有把事情弄得更慘。《莊子》的《至樂》篇有個故事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烏養養鳥也。……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魯侯以他認為是最尊榮的方式款待海鳥，的確是好心好意。可是結果與他所期望的恰恰相反。政府和社會把法典強加於個人以同其事，也發生這樣的情況。

為什麼莊子激烈反對通過正規的政府機器治天下，主張不治之治是最好的治，原因就在此。他說：「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莊子·在宥》)在，宥，就是聽其自然，不加干涉。

如果不是「在宥」天下，而是以法律、制度「治天下」，那就像是絡馬首，穿牛鼻。也像是把鳧腿增長，把鶴腿截短。把自然自發的東西變成人為的東西，莊子稱之為「以人滅天」(《莊子·秋水》)。它的結果只能是痛苦和不幸。

莊子和老子都主張不治之治，但是所持的理由不同。老子強調他的總原理「反者道之動」。他的論證是，越是統治，越是得不到想得到的結果。莊子強調天與人的區別。他的論證是，越是以人滅天、越是痛苦和不幸。

以上所說，僅只是莊子的求得相對幸福的方法。只需要順乎人自身內在的自然本性，就得到這樣的相對幸福。這是每個人能夠做到的。莊子的政治、社會哲學，目的正在於為每個人求得這樣的相對幸福。任何政治、社會哲學所希望做到的，充其量都不過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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