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社會兩大奇變與五項對策

當前中國社會兩大奇變與五項對策作者：冼岩 一、當前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兩大奇變：精英與大眾的對立，寡頭主義、民粹主義的勃起 當代中國的群體矛盾（即人與人的矛盾）主要可概括為4種，分別為官民矛盾、勞資矛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以及各種贏利機構（如廠商、醫院、學校）與廣大消費者的矛盾。矛盾的顯著化是源於因利益分歧與力量對比不平衡所導致的資源佔有不平衡。 資源佔有不平衡是每個社會都難避免的現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利益分化導致貧富分化，從而加劇階層分化，使資源佔有不平衡更加突出。客觀世界利益資源分配的不平衡必然反映在人們主觀意識上，造成社會心態失衡。如果這種不平衡還有權錢交易參與其間、推波助瀾，那麼這種在利益取得形式上的客觀「不公正」，必然加劇人們對分配「不公平」的主觀感受，社會心態的失衡更易走向極端。 當代中國正處在這樣一種社會心理失衡的加劇期。由市場化改革加劇的階層分化及其不公正性，正在撕裂整個社會，形成精英（政治、經濟精英與部分文化精英）與大眾（工、農及失業人群）的二元對立。隨著城市貧困人口的增加以及農村人口處境的相對改善，現在仍然嚴重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的重要性相對下降，精英與大眾這一二元結構正在取代原來的城鄉二元，成為描述中國社會群體狀況，尤其是說明社會關係變遷的最主要特徵。 在精英與大眾越來越互不信任、對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心態土壤上，寡頭主義、民粹主義漸成氣候，正在取代越來越充滿歧義、不再能準確定義的思想陣營，反之屢屢造成思想混亂的左右劃分，成為當下中國最具標誌性的思想符號。 精英與大眾的尖銳對立，寡頭主義、民粹主義的勃起，這是進入21世紀後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兩大奇變。這兩種變化接踵而至，後一種思想變化建立在前一種社會結構變化的基礎之上。 山雨欲來風滿樓，接踵而至的變化說明社會情緒已趨極端、社會進程有可能被導向某一極端方向。當此之際，惟一有可能超出自身立場的局限性，將社會對立導向緩和的重要力量，是中央政府與民間知識分子。後者的主要作用方式是利用社會輿論。 歷史賦予此二者影響未來走向的機會，危機也有可能成為轉機，促使中國走向更和諧的未來。 二、政府對策與將要發生的三大轉型 改良當前的社會心理土壤，政府與民間都應負起責任。筆者在此提出5種化解當前危機的相應對策，前兩種屬於政府操作層面，後三種為知識分子操作層面。 對策一：轉換政府職能。縮小資源佔有不平衡是化解危機的必經之路。在市場社會，這主要是政府的責任。當前中國的經濟發展遠未達到富裕水平，但貧富分化已接近甚至超過某些西方發達國家。這種不平衡導致一些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持續得不到顯著改善，其背後反映的是政府行為的缺位。 在優勝劣汰的遊戲規則下，市場不可能顧及弱勢群體的利益，政府應該通過稅收集中一部分社會財富，用於改善弱勢群體、貧困人口的生存狀況，調節貧富懸殊。現實情況卻是：政府集中了數目不菲的財富資源，但除維持自我運轉外，只有少數用於公共服務目標，其他大多數資源主要用於經濟建設。由於對此過程缺乏有效監督，許多官員通過權錢交易牟取不正當利益，政府行為從總體而言不僅沒有縮小貧富差距，反而在擴大這一差距。這是當前官民關係成為社會主要矛盾之一的重要根源。 在原來主要靠投入推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中國政府將自己的主要職能定位於「經濟建設」具有一定的現實合理性，畢竟，保持經濟増長是實現其他目標的物質基礎。此時即使有人提出政府職能應該由「經濟建設」向「公共服務」轉型，也不具備客觀可能性，因此在當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順理成章成為全社會的主流價值標準。 但現在情況已大不相同。無論是貧富分化對國內穩定的震蕩，還是國外對中國經濟低成本擴張的抵制，都昭示著原來的經濟增長模式已接近極限，難以為繼。配合經濟增長模式由「投資推動」向「消費拉動」的轉型，中國政府本身的轉型已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同時，社會價值評判標準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公平與效率並重」的轉型也已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此時，政府應該主動轉型，將自己的主要目標定位於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在現階段，首先要做的是扶助弱勢群體，改善貧困人群的生存狀況。 政府的公共服務應該為弱勢群體提供基本權益保障，一方面儘可能縮小貧富差距，另一方面在貧富分化仍然存在的現狀下，儘可能改善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使其在感受「不平衡」的同時，仍然能持有「活下去」的意願與期待。為此，除運用轉移支付手段外，政府還應提供包括司法公正、司法救濟與行政協調等項公共服務。如果政府不能盡到職責，自覺受到不公正對待且無望擺脫困境的弱勢者就會產生仇恨心理，甚至有可能因絕望而走向極端，社會情緒的極端化亦將無從化解。 經濟增長方式由「投資推動」向「消費拉動」轉型、政府職能由「經濟建設」向「公共服務」轉型，以及社會主流價值評判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公平與效率並重」轉型，此三者相輔相成，缺一即行之不遠。從這個意義上說，決定不同價值輕重排序的關鍵因素其實在抽象的價值關係之外，而紮根於實際的經濟社會需要之中。 對策二：強化體制內權力監督，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在市場社會，人們在主觀運用資源為自己創造利益的同時，也會客觀上造福於社會，只有政府官員幾乎是惟一例外。由於官員對不屬於他本人的資源擁有極大支配權，市場機制所創造的利己與利他的同一性不能覆蓋此一公權領域，權力制衡需要市場之外的手段，否則，就必須要求政府官員能夠主動承擔為公眾服務的義務。這種高於一般行業的道德要求，使官員這一職業充滿了道德風險，因此現代政治理論特彆強調要對政府行為保持警惕。無論是在「經濟建設型政府」還是在「公共服務型政府」，官員都有可能假公濟私。如果對權力監督不到位，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的同時，就有可能強化官民力量對比的不平衡。在耗費大量資源縮小某一種貧富分化的同時，又可能導致另一種貧富分化的擴大，而且是更惡性、更不公正的貧富分化。為消除不公平而設的手段，卻可能導致不公平擴大的惡果。 在現行體制下，對權力的監督除執政黨強化自我監督外，只能寄希望於社會輿論的監督。在信息時代，輿論監督是不可能被徹底封殺的，關鍵在於執政者能否主動將輿論監督這一工具與自我監督這一目標聯接起來，統籌兼顧輿論監督與維持穩定兩項目標。 三、民間對策及知識分子的責任 對策三：以公共輿論監督公權力。監督公權力也是知識分子運用輿論工具以緩解當前矛盾的一項可行之策，它直接針對的是對社會情緒影響舉足輕重的官民關係。這不是一種制度性的制衡，而是針對社會實際事務中的權力缺位、越位、錯位，以及政府不作為或亂作為等現象的具體監督，是對以權牟私等腐敗行徑的披露。由於擔心影響社會穩定，迄今為止政府對輿論監督的限制多於鼓勵。公共輿論此一功能積弱不振，社會監督渠道不暢，這是瀰漫性腐敗迄今屢治不愈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雖然資源佔有的不平衡必然導致社會心態的不平衡，但由此及彼還有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許多因素可作用其中，強化或弱化、加速或緩和這一過程及其結果。在一個運行良好的社會，固然難以完全消弭社會心態的不平衡，但可極大緩和、縮小這種不平衡，使其不致走向極端、釀成災禍。由此可推導出知識分子影響輿論、引導社會的另外兩項對策： 對策四：倡導社會扶貧濟困。近年來，國內許多媒體都主動承擔了這一責任，積極倡導社會主流價值評判由「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公平與效率並重」轉型；通過對弱勢群體生存狀況及其不公正境遇的披露，引起社會的關注、同情，讓多方力量介入其中，幫助弱勢群體走出困境。這種輿論導向在為弱勢群體提供實際幫助的同時，重點應該引導社會精英關注底層大眾的現實困境，通過增加雙方良性互動的正反饋過程，促使精英與大眾走出各自封閉、相互對立的怪圈，為群體關係的改善創造良性循環的條件。 但是，國內輿論的這種作用迄今為止仍然只是選擇性的，即主要針對不存在大的利益衝突的單純事件。當對弱勢群體的救助即意味著對某一強勢利益的損害，尤其是涉及地方權力時，政府一般會限制輿論介入，媒體只能退避三舍。這種從地方利益或穩定需要出發對媒體的限制，無疑弱化了輿論的此一公共職能。 對策五：倡導理性、溫和與寬容，拓展思想的中間地帶。引導社會情緒，弘揚寬容、溫和、樂觀、積極的精神態度，使陷入困境者不致因忍無可忍的絕望而走向極端，弱化精英、大眾之間的負反饋過程，緩解其緊張關係，這是知識分子通過公共輿論影響社會進程的另一項可行之策。 但在宗教闕如的當代中國，溫和寬容的精神不易在激烈競爭的社會落地生根，僅僅提倡復興傳統文化，似乎已不足以抵禦全球性商業競爭所造成的精神侵蝕。另一方面，社會輿論的主導者知識分子至今仍無弘揚寬容精神的群體自覺。體制內知識分子已基本喪失引導民意的公信力與說服力，民間知識分子因其處境原因，精神氣質多具有「不溫和」特徵，普遍帶有某種不平衡心態。 引領輿論的知識分子心態的不平衡，導致社會輿論不但未能減少精英與大眾間的心態對立，反而易加劇全社會尤其是弱勢群體的心態失衡，使社會結構更趨剛性，社會進步更易喪失彈性基礎。要改良當前的社會心理土壤，政府與民間都應負起責任來。在此特定情勢下，民間知識分子更應該反求諸己，跳出自我局限性，積極倡導理性、溫和與寬容，爭取與政府實現良性互動。 在現行體制條件與社會關係下，知識分子不可能成為政府與民間的二元中介。一方面它本身就身在局中，在道德上難以做到自我超脫；另一方面政府作為二元之一，也不會容忍在它之外還存在協調者、仲裁者。但是，知識分子可以成為精英與大眾之間的二元中介，不但它本身（主體是民間知識分子）可以超脫後一種二元對立，而且政府也不在此二元之中（只有其官員以個人身份隸屬於精英集團）。政府具有一定的超然性，因而能夠容忍其他協調者的存在。 只有知識分子普遍形成群體自覺，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拓展思想的中間地帶，使寡頭主義、民粹主義等極端思潮淪為過街老鼠、眾矢之的，率先完成民間主流思想及價值評判的轉型，才能截斷由資源佔有不平衡到社會心態不平衡的惡性循環，為政府職能、經濟增長方式、以及社會收入分配機制的轉型贏得時間，扭轉已經出現了危險徵兆的社會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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