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惑」：《論語》的迷霧與光芒

06-29

人生多「惑」，不免向先賢們請教，這讓人想起了孔子說的「四十而不惑」。孔子一生致力於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然而在40歲的時候，想在齊國推行「仁義禮樂」的願望卻落空了，無奈的孔子自齊返魯。無心求仕，潛心自修，提出了「40而不惑」的主張，他說：「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論語·顏淵》）又說：「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同上）又說：「智者不惑。」（《論語·子罕》）又說：「40而見惡焉，其終也矣！」（《論語·為政》）在此，孔子描述的「惑」的特徵是感情用事，偏激，走極端，因此主張「不惑」，即理智，不偏不頗，40而不惑，表明孔子40歲已成為一位具有獨立見解的「智者」，掌握了不偏不倚的中庸方法，有獨特的見識，再加之正確的處事方法，就可以少犯或不犯錯誤。以上這一段說法，見之很多大眾化的解讀，也不新鮮。一般人做論，總是不由自主地已經將孔子先在的假定為聖人了，於是，他的一切觀點都是「聖論」，人云亦云起來。孔子和我們一般人沒有什麼區別，人生本來波波折折，得意和失落是在所難免的，面對如此困惑，哭也好笑也好，該來的都要來，該走的留也留不住，我們普通人，只能事事隨緣，隨遂自然，免增煩惱，聯繫孔夫子因其政治理想的無法實現而時常留露出來的失望情緒看，其「智者不惑」的說法也不像是讚美，倒似自嘲。孔子畢竟是那個時代的人，其出位之思總有左顧右盼的遮擋，「中庸」的說法多少有那麼一點「前一腳後一腳」的感覺；不偏不倚這句話不過是一種說法，嚴格意義上的公正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總不能因為說有了現實的不平衡、有了愛恨情仇的縈繞於懷、有了左右為難的選擇就痛不欲生，「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有便有了，過多的徘徊於情感的兩極，就會失去了陽光的感覺。對於「惑」與「不惑」的理解，不是一過40歲，就突然之間不惑了；人生其實充滿了困惑，不惑乃是對一次次惑的解決，一次惑的解決不意味著終生解決；因此，對「四十而不惑」這句話就不能執於「四十」這個年齡的界限，有的人一生都拿不起，亦放不下；有的人少年即閱盡紅塵，滿目滄桑。重要的是，承認人生的無奈，比如對死亡、對美、對愛恨情仇，承認我們的力量有時只能是蒼白的無奈，人生行走在時間的縫隙中，連著苦難和幸福的兩極，那座獨木橋本就緊窄，又何必牽腸掛肚，徒然煩惱，只能使人生更加痛苦。孔子當然不是一個以兒女情長為天地之間最大事的人，這是時代的原因；但是孔子亦有自己的理想，對於自己的理想來說，是什麼內容倒是分別不大，與我們凡夫俗子的蠅頭之利的小願望亦無分別，說到底，「中庸」與「執」是相通的，儒道佛也是相通的，人生到了至境，面對的是同樣的拷問：這個飄忽的短暫的生命該如何著落？安置靈魂，找到位置，尋求行程中短暫的安穩和快適，是這些聖賢們之所以為聖的緣由；然而如果過於執著於聖訓，那就距離聖人們的願望遠矣。然而，這並不是孔子思想的全部，不是《論語》思想的唯一中心。當下大眾文化喜歡把作為儒家學說中心經典的《論語》的意義解說成心靈雞湯，這是不全面的，「心靈雞湯」也不是《論語》最重要的思想，這容易把人引向迷惑，難道兩千多年的「聖書」其意義僅在於此嗎？《論語》的真正光芒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士人烏托邦理想的思想體系；二是儒家治世思想的政治方略；三是士人自我成人的心靈之道。事實上，《論語》中核心的內容是儒家的烏托邦理想秩序的建構，包括後期儒家思想發展中的「仁義禮智」主要核心思想的闡釋；另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在這一烏托邦理想基礎上的政治行為策略，在對弟子的教誨中，孔子比較詳細的闡釋了自己的行政觀點，以夫子讚賞的態度向弟子們展示了其政治理想。儒家士人在精神旨趣上留意「擔當意識」，表現浩然之氣，有一種憂懷天下，眷顧黎民蒼生的氣質。這種走向是排斥為帝王書、做家奴的思想的，在中國古代士人知識分子那裡，「致君堯舜上」之「堯舜」並不是現實的帝王，而是三代之上有聖主的理想君主。這一「堯舜」，不但不是歌功頌德，而且還是對當時君王的一種「立法」之限制。這種價值觀是士人理想的實現，是擔當意識的實現，追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價值目標，是外指的、社會人格的實現。後期儒家士人扮演了「政治中間人角色」，儒家士人憑藉文化知識參與意識形態建構努力而獲得了一種社會定位的描述。理解歷史中的人物，當然是放到歷史中去理解，所以不臧否歷史中生活過的人，這是一種語境化的「同情」，對於中國文化中的公案，還是放到歷史中去說的好。那些先賢都是人類綿綿不絕思考晶瑩之鏈條中的一粒粒明珠，我們需持敬仰和尊重，今天我們把歷史中的很多罪過歸咎於孔子或儒家學說，這如果不是教化的需要，就是因為人們懶惰的惡果；歷史只有拉開足夠的距離才能有更清晰的面目出現，這不是感情所能夠決定的；當然不排除歷史的遮蔽，但是文化既有隱身和遮蔽，還有復甦和需求，這些文化自身的邏輯會在歷史的某一個轉彎之處默默的守候，真相偶一顯現，其光芒會令人膽戰心驚。儒家、儒家士人以及其參與意識形態建構都要放在具體的時代和文化語境中去闡釋，脫離開具體問題的論述往往會搔不到癢處，泛泛而論，看似有理，實際卻毫無價值。儒家文化不是一統的文化，在兩千年的變化中呈現出極為複雜的面貌，有時思想甚至截然不同，因為中國特有的治學方式，這種疊加的文化呈遞需要我們耐心的抽絲剝繭，方可穿透迷霧，撿拾到真金。對《論語》的解讀，當以上述的思考進行，才能撥開迷霧，見其彩虹，這樣的讀書，似乎更恰切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