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祿國|論民族志研究與民族學

我們必須承認民族志研究已經達到了上述的狀態，而且這也意味著民族志工作者身上一種新的態度的出現。

在這裡，我將做出進一步的論述。過去，成為一位植物學家不需要受到生物、化學、物理、顯微技術甚至是應用數學方面的訓練，而如今，他們必須經過這些訓練才能成為現代植物學家；過去，一位化學家也不需要受到物理、物理化學和數學等方面的訓練就可以開展研究。……但是，還存在另一個方面的問題。在19世紀初讓一個年輕人去得到如今一名中學生在進入大學之前所掌握的物理學方面的知識是無法想像的，而且當今的大學生所研究的問題已經超越了一個世紀之前教授們所涉及的範圍。由此推論，當論及民族志時，其方法被認為應該是臻於完美的而實際上卻不可能做得到。由於民族志研究的普遍原則和綱要已經形成並被確認，而且就觀察的技術而言，新的調查方法已經產生，原來存在的大量問題已經不再是問題，民族志研究明顯可以向更深的層次邁進。如果沒有它的理論基礎，現代意義上的物理學將不會存在，對於民族志研究來說同樣如此。因此，對於民族志研究的兩個方面必須加以清楚的區分。一方面是對新的事實材料的搜集，這意味著民族志調查者應受到特定的理論訓練，同時也應掌握現代的調查方法。另一方面是關於調查的方向選擇，這意味著要有廣泛的理論準備和關於調查對象的知識，以及對方法的熟練掌握。就搜集材料而言，當然不能像過去所做的那樣，運用「試錯」(trial－error)的方法，然而，必須找到基於理論之上的得以證成(justified)的具體方法，如果民族志研究不想走向衰落的話，那麼就必須如此。民族志研究並不是不可能實現這一點，在該領域我們已經有了一些成功的例子。例如，過去可能要花費許多年的時間來記錄一個族群單位的「習慣法」，而在運用當下法理學知識工具的情況下，花幾周的時間就能完成這一任務；過去，描述一種方言(包括辭彙、語音和形態學)要花費數年的時間，而在熟悉普通語言學的情況下，不到幾周的時間就能把這項任務完成。對社會組織、經濟活動和技術工藝的研究也是如此。有的研究者雖然為搜集事實做好了技術準備，但如果對理論不十分精通，就容易進入一種機械性地自動搜集新材料的狀態，而這樣的新材料有時也許變得多餘。事實上，民族志研究者僅僅是一個事實搜集者，甚至不總是一個分析者。眾所周知，民族志研究者搜集到的事實由於數量多而不能夠被分析和出版的例子比比皆是。因此，比之於要在短時間完成材料搜集而言，想了解需要多少材料顯得不是那麼重要。對事實過分地搜集很容易蛻變為「資料搜集狂」。雖然事實材料可能非常引人入勝，並被巧妙地呈現出來，但如果對科學的一般趨勢加以漠視，這些事實材料也會成為累贅。我可舉一個荒謬的例子，即一位植物學家去測量每棵樹上的每一片葉子。這項工作可能是精確的、辛苦的，甚至是英雄般的，但卻是無用的，因為運用生物統計學的方法可節省工作時間。民族志調查者可能要花費一生的時間對一個人的語音變化做精確的記錄，但這對語言屬性的研究不會產生任何知識貢獻，因為有關語言的基礎理論已被發現。以此類推，為了探索方言的變化，逐村逐庄、挨家挨戶地進行調查，與植物學家對葉子進行逐個測量沒有什麼不同。當然，一個人甚至可能通過搜集郵票、舊鋼筆和留聲機唱片獲得超越物質享受的樂趣，但是，我從來沒聽說過哪個熱衷於搜集郵票、舊鋼筆和唱片的人對金融、鋼鐵和音樂作出了什麼貢獻。有人有時在民俗搜集中也發現了同一樂趣，在民族志研究中也同樣如此；但是如果這種樂趣轉變成一種搜集狂熱，而且該群體中的許多人都身陷其中的話，那麼我將懷疑這種狀況是否可以被認為是完全無害的。那些業餘的鬥雞和斗跳蚤者以及從事各種形式賭博的人，可能會在他們所從事的活動中獲得樂趣，但是其水平的提高並不足以使這種活動在社會(族群)中便可獲得正當性。在族群間壓力增長的情況下，如果一個群體的思想層也受到上述活動的影響，那麼這些看起來沒有害處並且具有審美激情的活動可能會使整個族群單位停滯麻痹。因此，這種無目的的民族志材料搜集傾向的正當性獲得令人堪慮，如果民族志學者是對社會有用的一員，那麼這種搜集方式就不能被認為是對科學有貢獻，並對調查者所屬群體完全無害；儘管，這種激情亦可被那些科學管理者所利用。通過指出上述這些看起來似乎矛盾的類似情形，我想要說明的是，如果民族志研究者背後沒有理論做指導，那麼本可有用的一種文化現象就會轉向過度生長並步入頹勢，比如，民族志搜集工作。正如植物學和植物分類學領域的合格匠人、化學領域的合格技師、有機化學領域的實驗操作員，在這些技術人員背後，有普通生物學和普通化學作為其理論指導，民族志搜集者也需要有科學指導。事實上，民族志的歷史一直反映出這種狀況。一方面，如前文所述，民族志領域的塊狀剝離導致了學科分化的趨勢，並且「專家們」想通過該種方式來簡化他們的工作，從而保持一種不受控制的工作狀態；另一方面，存在著對理論家干預的公開抗議，「專家－民族志學者」群體業已形成。第一種趨勢無需解釋，但對後者卻需略加議論。正如前文所述，必須承認的是，解除理論家干預的趨勢根源於理論家並沒能給民族志材料搜集者一個正確的理論指導方向，民族志材料搜集者的行動速度遠遠超過了理論家。再者，理論家對事實材料也不夠熟悉。理論上是可以有一段試錯階段的，搜集資料工作也應如此。但是，除此之外，又產生了與抗議理論化與專門化趨勢相伴而生的其他一些問題———理論指導的缺位。一些基本問題諸如調查單位的選擇、方言的記錄、文化叢形成的機制［「文化叢(complexes)一詞最近才出現］、文化要素如何傳播、如何記錄等問題都沒有答案，與此同時，雖然理論家們沒有看到「原始人」，但是他們一直都在爭論原始雜婚、事物的起源、母權制和父權制、圖騰和原始心智進化等問題，還包括上世紀湧現的其他一些數以百計的有關哲學趨勢的有趣問題。近期關於「心理學方法」、傳播和平行論、「身體」和「心靈」以及其他「問題」的討論，完全不能滿足民族志研究者對理論指導的需求。

上述問題的答案可能僅僅通過一門通論性學科(general science)——作為一門有關族群理論和相關民族志變數和民族志單位變數學問的民族學——就能解決，其中有單獨的一塊用來處理在(科學)知識體系中和分類原則中如何定義民族學當前狀態這一問題，它覆蓋了人類生存的所有表象，(主張)對人群不能進行抽象處理，而是將人置於文化叢中和作為具體的個人來對待，正如他們在日常生活中被觀察到的那樣。因此，族體的物質狀況與文化叢就不能因生物適應形式的不同而遭到人為割斷。當然，這門學科比其他任何分支學科都需要更多的基礎工作，儘管有時我們也記得由於同樣的原因，普通生物學、物理化學乃至普通語言學都曾被錯誤地懷疑過，甚至對它們存在的必要性都發生了疑問。但是這種通論學科遲早會被創立出來的，否則依靠它們的派生性學科諸如人類學、民族志研究、民俗學、語言學和其他一些學科將會被看做「毒瘤」，在未經分析和未加分類處理的也許還是毫無用處的事實資料中窒息，此類材料過度泛濫的跡象已經顯現。一來，在分析理論中能夠看到一種自我剋制的傾向，例如傾向於把民族志當做一門簡單的「歷史」學科看待，或者將其建立在文化內部機械運動的基礎之上，比如功能主義(這不過是「功用」這個老掉牙的辭彙的一種新提法)；二則，如著名的「本能圖示」理論，例如「飢餓」、「性」等……以及民族志中的所謂「內部人證詞」(internal evidence)，抑或使它成為一種「應用民族志」為政府管理部門服務，甚至定位更為狹窄，使民族志工作服務於政治黨派。

民族志當然有它的歷史學目標，但是將其等同於「歷史學」是不可能的。首先，歷史學不是民族志唯一的目的，就一些專家—歷史學者來說，他們要做的事情還不是很清楚:是逐個事實的記錄，還是記錄看起來重要的東西；是創造一種「歷史哲學」，或分析事實，還是操作「價值體系」；是分析「地理學」以及「種族」遷徙，還是為政治宣傳服務使它成為「應用歷史學」。歷史學有它自身的方法論問題。在諸如文獻真實性的確認，事實序列的編排，年代學以及分類方法等方面，像知識領域任何分支學科一樣，歷史學都用自己的方法搜集和描寫事實。但是歷史學家卻沒能創造出一門通論性學科來指導其研究(可能是由於學科自身的複雜性以及歷史學家所要處理的材料太過複雜)。在這方面，歷史學家的處境與尋找指導的民族志學者並無不同。儘管就研究方法而言，歷史學家的經驗已經足夠多，並對任何一門研究連續性事實的科學都有用處。但是，上個世紀歷史學的研究方法已不能在當今使用，因為它不能充分地處理很多事實。比如，對於兩個不同歷史階段人口變動的情況，當民族志學者提供族群人口組成分析時，歷史學家不能漠視他的結論；歷史學家也不能漠視古生物學家對考古地層中發現的物種的分析。人類學者、民族志學者和古生物學家的方法不是19世紀的歷史學者的方法。今天的歷史學者，如果想處在現代科學的水平上，必須在他的判斷中應用「科學家們」使用的方法。這意味著現代歷史學者的研究範圍比19世紀歷史學者寬廣得多。實際上，歷史學家不能將自身僅僅局限在「歷史學方法」之內。過去曾經試圖將「歷史學」與「科學」割裂開來的分界線如今已經消失了，還在堅持這種將二者截然分開態度的，要麼是那些沒有掌握「科學」方法的人，要麼是那些不願承認科學及其相關方法，與各知識領域專家們應開展具有高度事實契合性研究的人。

毫無疑問，理解文化叢的內部機制是民族志研究者應履行的基本任務。是的，它可能僅僅是「功能的」或者是取「內部人證詞的」(interno－evidential，原文如此，譯註)，享樂主義的(gedonistic，原文如此，疑為hedonistic之筆誤，譯註)、物質主義的、歷史學的等等，就好比光線只能從一個方向進入，但終將映射全景。因為，現在人們已經意識到不能再無視文化的整體相貌(文化叢——譯註)，人們也認識到用單一的方式來理解文化叢的內部機制是不充分的。(文化運轉)的「動因」有時內生於文化叢內部，有時遠在內部機制之外。從這個角度上說，喚起民族志研究者對「人類生物學」、「環境地理」以及「歷史學」的關注，也就是說，對外部的、非「文化的」環境的關注顯得十分必要。有趣的是，即便如此，上面所提到的「專門化」趨勢還是被民族志學者們牢牢抓著不放。

我不需要再絆在民族志研究的「實用價值」這個問題上駐足不前，有關於此，民族志研究者為了獲得管理者的支持已經一再強調，管理者並不知道心智叢(psychomental complex)的內部機制如何微妙——不是其他元素，正是心智叢結成為文化科學誕生的誘因，而文化科學的功能僅與認知相關聯而無其他實用性目的。認知衝動(stimulus of cognition)一直都存在，它構成文化機制的一個要件，但民族志學家的工作動因不應僅僅限於認知這一個方面，如果那樣也將傷害到民族志工作者和民族志這門學科。事實上，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都不會用一個有學識的工程師來釘釘子，用一個物理學家來修理印表機。而民族志研究一旦成為實現「實用價值」的工具，它的科學功能就會終止，它的結論也因此不再可信。甚至，這種「實用主義」取向不可避免會導致民族志研究者走向更加狹窄的專門化，而不再成之為民族志研究者。如前文所述，這樣的民族志研究在沒有被冠以民族志名稱的情況下已經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了。轉向新型的民族志學和民族志調查，僅僅是一種有意無意間試圖阻止民族志材料過度泛濫的想法的表露；至於「視野狹窄化」(the narrowing of the point of view)這一話題，體現的也是這樣一種不鼓勵其過度泛濫的態度；還有，需要防止民族志研究演變成一種簡單的「歷史學」。

不只是民族志研究處於上述狀態。大量其他的「人文學科」，例如社會學、歷史學，甚至是部分的經濟學和其他學科，都在努力擺脫虛構的理論叢林的糾纏，試圖從中找到自己的問題所在；而那些理論都緣起於採用人為的方法去因應新的社會事實和調查方法。這並不能像某些人所說的那樣算做一條死路，但的確是一個危機:用舊有的分析和歸納方法已經不能覆蓋個別學科以及某些分支學科所獲取的材料。心理學已經樹立了一個典範，它已與哲學融會貫通，在這個過程中，因擺動幅度之大的確還帶來了學視野窄化和專門化。當然這只是一種暫時的反應。

假如這種狀態在民族研究中持續下去，那麼它將會造成想像力的停滯。而且，如果民族志研究不強化理論並使自身條理化，它將會在大量的材料中窒息。美國社會學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儘管社會學中現在充斥了各種僅具歷史旨趣的理論，以及集納了大量分析兩個人或多個人交往互動現象的事實材料，但諸如社會組織理論和社會功能理論等理論社會學單薄的軀幹，已經無法通過運用舊有的研究方法獲得增益，好在諸如「社會的」、「社會」等關鍵詞恰恰比其字面的簡單涵義要更強一些。「社會科學」現已覆蓋了由現代社會功能產生的所有實際問題，而「社會學」正試圖解決這些問題。諸如警察、道德評議員、市政職員、避孕用具銷售代理商、廣告代理商、勞工監護員，甚至是普通教師的功能都被轉換成「社會工作者」，他們的活動必須被置於社會學的框架中進行理解。由於「應用社會學」可怕的混淆，以「社會學原理」的形式所進行的理論辯護完全淹沒了原本貧乏的理論。附錄不斷累積，那些半懂不懂的人秉持的「實務主義」衍生出贅瘤，卷帙浩繁的「理論」收納範圍已擴張到上至柏拉圖下至去年的新著，而真正的理論卻從未產生。當然，從歷史角度來看這些理論很有意思，但是要想處理它們首先得是個史學家或者民族志學家。許多出色的化學家並不知道17世紀和18世紀各種煉丹術之原理。被當代科學奉若圭臬的盧梭、孟德斯鳩以及其他一些人，其實是些不經意間被挑選出來的舊時「思想家」，他們遭到了「社會科學」的可怕的扭曲，這種扭曲已被強加於年輕一代身上，我們並沒有給予年輕人一門簡單的社會學。正如在民族志領域中所遇到的那樣，我們看見了同樣的嚴重的理論缺乏，同樣過早的專業化趨勢以及同樣的「應用主義」，這使得現代「社會學」也不可能被掌握，它缺乏堅實的理論，是一片材料的汪洋大海。可能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學因與這種現狀瓜葛不清而終至癱瘓。

對於民族志研究來說，擺脫這樣一種困境還不算太晚。首先，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方法已經被嘗試，並且被證明是有用的。民族志研究的方法取得了很大進步，民族志研究者應用方法諸多，如技術知識、語言學分析、心理學分析、必要時採用數據模型、還有歷史學方法等；在選擇材料和族群單位時不帶偏見，盡量「客觀」，不置可否；他對文化進行全貌觀察，也考察民族志本身。但是民族志研究需要的是理論，是前面所定義的那種民族學。要想填平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與族體所創造的特殊適應功能——文化(ethnographical)適應之間的鴻溝，這超出了民族志的能力，但這卻是其使命之一。

將民族學視為焦點，不同學科之間的關係可以如圖1所示。遺憾的是，各門學科及其分支的關係以及學科之間的相互關係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圖表、通過二維的方式來演示，還需一個三維圖示才能展現。這裡，我僅能給出不同學科之間關係的一個大概，每門學科都可作為中心點。

從圖表可以看出，我為人類學在動物學中保留了一個位置，而將其歸入民族志科學這門描述性的學科、將其劃入一個族群單位，因為它是有關族群後天性適應問題的一個具體研究部門。一度構成舊式民族學研究內容的「種族史」的一部分內容必須歸入古生物學和人種史。當然，民族學的內容涵蓋甚廣，它包括:人類群體的分類方法、族群均衡和族際均衡、體質演變、功能演化(尤其是文化變遷)、整體均衡系統(這個問題不能由人類學家或民族志研究者拉出去單獨研究)、流動人口的行為與文化要素及文化叢的傳播等。如果這些問題及早得到闡釋，大量的「問題」，如「環境影響」、「人文地理學」、「遺傳與環境」、「傳播與平行」等諸多問題就不會出現。對民族志現象的重要歸納與分析描述工作早已有之，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民族學在還沒有被認識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了。事實上，各種各樣的問題在人類學、民族志、語言學、考古學、歷史學甚至是我們所知的19世紀的民族學中已經得到了回答，我更傾向於有一個嚴格的學科界限。因為舊式的人類學——人的科學——像19世紀的自然哲學那樣顯得過度膨脹。至少在當下，沒有一個名稱比「民族學」更適合了。當然，反對意見主要認為這需要民族學家做太多的初步工作，但對此我們無能為力。如前所述，同樣的反對聲音在普通生物學出現的時候也出現過。理論上可以預見到，不同領域的專家們會發出何種反對的聲音，但這不會阻止(可能僅僅會延遲)科學的誕生，因為生命比個體的力量強大，而科學是有生命的。我不認為將來會出現一個龐大的民族學家群，但通過與其他學科領域進行類比，可以假定，如同以往，在以下領域會湧現一批專家:人類學、語言學、民族志研究，甚至是顱骨研究、愛斯基摩語法以及社會組織，他們的科學貢獻都將十分重要。

與普通生物學一樣，民族學會在一定程度上成長為一門科學，這一點確定無疑，它是科學總體發展的一個自然結果。如果生物學衰退了，文化叢也一起衰敗，或者，文化叢被整體改造，科學也被取代，也就無所謂與民族學相關的問題了。然而，民族志學家、人類學家以及語言學家的數量正在增長，這要歸功於新的族群單位(至少部分的)被納入同一個文化圈的視野範圍之內———日本、印度和中國的研究者正在產生，他們可能會對只有民族學才能給出的答案感到滿意。回顧自人類學、民族志研究以及民族學正式面世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必須承認上述學科當今取得的進步應歸功於輝煌的過去。通過四代學者的努力，各個方向的深度調查工作成果豐碩。從體質特徵和文化特徵的角度對遍及地球的各個族群單位進行總體性描述是可能的；人類體質和文化資料的大量採集消除了我們對自己陷於無知的擔心；調查方法是完善的，民族學的基礎已經奠定。

……我注意到出現了一種有意將我納入某一「學派」的意圖。我認為有必要說明的是，作為一個民族志研究者，我認為我自己屬於「民族學(我所理解的)學派」。當然，在民族志中可以沒有「觀點」，提供的僅僅是對事實的一種可能性對待——一種民族志式的闡釋。

編者按：本文譯自《通古斯人的心智叢結》，史祿國著，倫敦:開根·保羅、特倫奇、特呂布納公司( London: Kegan Paul，Trench，Trubner＆Co．Ltd)，1935 年。原文取自前言部分( 第1—8 頁) ，題目為譯者所加，限於篇幅，文中個別部分進行了節譯處理，在文中以省略號標示。中文發表於：《世界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本文圖片來自於百度搜索。

翻譯者簡介：于洋，舟溪，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本期通訊員：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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