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 影響中國

金融危機影響中國作者：歐國峰易…政經新聞來源：華夏時報點擊數： 更新時間：2007-7-7 【字體：小大】本版撰文 本報記者 歐國峰 易蔚從1997年7月2日，泰銖兌美元匯率下跌20%，創下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並標誌著東南亞金融危機全面爆發起算，至今整整10年。面對那場危機，中國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方面，中國政府在IMF安排的框架內並通過雙邊渠道，向泰國等國提供了總額超過40億美元的援助，向印尼等國提供了出口信貸和緊急無償藥品援助；另一方面，在全世界幾乎都認為人民幣應當貶值，否則中國經濟將面臨滅頂之災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決定人民幣不貶值，從而維護了地區穩定和發展，避免了危機擴散。儘管東南亞金融危機已過去10年，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相關國家產生了深遠影響——諸多政策和制度、宏觀經濟的走勢，都可從中找出那場危機留下的痕迹。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濱表示：在總結和回顧那場危機如何影響了歷史的同時，更加值得深思的是——各國是否從中吸取了正確的經驗和教訓？現行政策是否得當？是否到了該調整的時候？對危機成因的認識事實上，為尋求應急之策，在那場危機剛剛發生之時，對其成因的探究就已經開始。而10年之後，憑藉時間給予我們的優勢，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更深刻得多。對沖基金曾經被遭受衝擊的國家普遍視為罪魁禍首。典型如1997年9月在香港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上，馬來西亞原首相馬哈蒂爾就公開指責索羅斯，他甚至說金融危機是猶太人的陰謀，因為像索羅斯這樣的猶太人不願意看到穆斯林的進步，所以蓄意發起貨幣投機。但現在，偏激持有這種觀點的已經不多了。中國社科院世經所所長助理何帆對本報記者表示，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主要成因可歸結為三大方面：一是當時東南亞各國普遍實行的固定匯率制，這給外部攻擊者提供了攻擊目標，使得各國政府的「防線」最終失守；二是當時東南亞各國普遍存在貿易逆差、國內外匯儲備也較少，在危機中很快就被消耗殆盡；三是外部資金的大規模突然流出，主要是來自日本銀行的資金大規模抽離。胡濱認為，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這表現為，在生產領域，發達國家擁有高新技術、生產高新技術產品，產品的技術含量逐級向欠發達、不發達國家下降，最不發達國家只能做裝配工作和生產初級產品；在交換領域，發達國家用低價購買初級產品和高價推銷自己的產品；在國際金融和貨幣領域，全球金融體系和制度均有利於金融大國。危機究竟改變了什麼？上述專家的看法，也代表了東南亞國家學界和政界的主流意見。危機過後，各國據此採取了相應的措施，作出了改變。「危機爆發之後，首次對東南亞各國的改變反映在其觀念上。」何帆表示，「在那場危機爆發之前，各國（包括中國）普遍傾向於更激進的對外開放思路，包括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但危機和對危機成因的認識，使得各國的觀念變得謹慎起來。」這種思路轉向，直接體現在當時受衝擊國家的一些應急措施上，卻「意外」取得較好的效果。譬如，馬來西亞及時恢復了一些資本管制措施，對跨國資本的流動作出了制度限制；同時採取了擴大內需的政策，最終使得經濟恢復得比較快，發展也比較平穩。在危機中，金融機構首當其衝受到影響。因此，改善整個國家的融資體系，改善金融機構的質量成為各國競相採取的措施。在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入了大動筋骨的改制；韓國也對其金融機構進行重整，大力藉助了外資。東南亞金融危機還使各國普遍加大了對外匯儲備的額度。截至今年2月底，東南亞各國的外匯儲備總量已經達到3.28萬億美元，較1999年初增加了2.49萬億美元；單就中國而言，其同期儲備額就增加了1.01萬億美元，達到1.16萬億美元。而在大多數東南亞國家，外匯儲備與短期外債的比例達到4比1或5比1。這種情形，使得各國專家普遍認為：雖然危機之後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似乎是個合理的保障方式（縱然不考慮代價太高昂），但如今的水平也是過高了。對危機應對措施的再評價「關注10年前的危機，是為了更好地關注我們的未來。」何帆表示。但對於東南亞各國的反思和努力，究竟是對教訓本身「重視不足」，還是有些「反應過度」？對此，存在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在採取階段性措施度過危機之後，東南亞國家出現政策「開倒車」現象，重新出現當初導致危機的情形。最典型的是固定匯率制度——鑒於固定匯率制是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一些國家曾採取了更靈活的匯率制度，但實際上很快又恢復到過去的做法。對於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何帆解釋說，東南亞國家普遍對外貿的依存度大，更靈活的匯率制度顯然不利於出口。區域金融合作是東南亞各國總結教訓、防範未來風險的重要措施。何帆因此警示：「三心二意建立不起來區域貨幣合作！」何帆認為，主要的問題在日本。他預計，在目前的情況下，日本註定要在區域貨幣合作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如果日本政府缺乏遠見和意志，缺乏處理複雜的地緣政治和歷史遺留問題的智慧和誠意，那麼區域貨幣合作仍會面臨擱淺的危險。與此相反，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東南亞國家普遍對那場危機「反應過度」，甚至作出了錯誤的判斷和選擇。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兼首席經濟評論家馬丁·沃爾夫撰文指出：10年前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留下了兩個對比鮮明的教訓——一是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認為亞洲人「應該學到」的教訓；另一個是亞洲人「實際學到」的教訓。並且，持批評意見者對造成東南亞國家外匯儲備規模劇增的匯率制度的前景表示質疑：為控制國內流動性過剩，就只能採用「沖銷」手段解決外匯儲備累積對本國貨幣供應的影響。對此，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魯比警示：外匯儲備持續增加，最終將達到難以沖銷的水平。中國，完善金融體系1998年下半年，是中國財政政策取向的分水嶺，由「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轉向積極的財政政策。儘管相對於周邊國家，我國受金融危機影響要小很多，但最終仍未實現1998年既定的8%的增長目標。受金融危機影響，香港股指也在1997年10月跌破歷史紀錄，並連帶香港樓市遭受重創，一路下跌。為緩解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在向世界承諾保持人民幣不貶值的同時，採取了一系列的積極措施和政策。財政部財科所所長賈康說，面對當時通貨緊縮壓力，我國在危機發生之後宣布啟動擴張性積極財政政策，最具代表性措施是增髮長期建設國債，支持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優化經濟結構。這些措施對穩定中國經濟、改善投資環境，以及帶動亞洲經濟復甦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這個舉措在1998年卻受到國際的質疑，當時亞洲各國都在實行緊縮的貨幣與財政政策。清理銀行體系與此同時，清理銀行體系提上日程。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說：「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後，我們認識到，國有商業銀行體系的低效運作已成為影響金融體系穩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澱多年的歷史壞賬和低效率的銀行治理結構則加大了中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因此，我們採取一系列措施，改革國有商業銀行體系，增強其抵禦危機的能力。1998年，對國有商業銀行注資2700億元，剝離14000億元不良貸款。」此後幾年，我們重點推進了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改造，對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產權結構進行了重大的改革，推動了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銀行的境內外成功上市，將國有商業銀行變為上市公司，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並按國際標準的會計準則、外部審計規則等進行監管，使這些銀行的治理結構有了根本性的改善。2003年中國「一行三會」的格局最終形成，落實了分業經營和分業監管體制，加強了對各類金融機構的監管。培育金融市場在改革銀行體系的同時，中國還積極培育完善的金融市場，至今，中國已經逐漸形成了一個由貨幣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外匯市場、黃金市場和期貨市場等構成的，具有交易場所多層次、交易品種多樣化和交易機制多元化等特徵的金融市場體系。在此基礎上，針對股票市場長期遺留的歷史問題，大刀闊斧進行了股權分置改革，為全面實現資本市場的機制轉換和功能發揮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外匯管理體制方面，2005年我國開始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近年來還不斷擴展浮動空間，促進了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也維護了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在大力推進各項改革的同時，一系列旨在規範市場管理、維護市場秩序的法律法規相繼出台，大大提高了經濟和金融建設的法治化進程。近日，外匯管理局還加大了對外資銀行流資的監督，防止外貿中可能存在的騙匯行為等。「十八拍兮曲雖終，響有餘兮思無窮」，金融危機雖然已過去10年，但它向人們提示出這樣的關鍵詞：全球化視角下的宏觀調控。經濟學家鄭超愚教授在採訪即將結束時說道：「全球化可能的確是個痛苦的過程，但它確實提供了一個參照指標，通過外幣檢測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好壞。我們不僅要具有危機思維，更應有超越危機的眼光。」改革路上的亞洲三國「當時韓國的經濟出現了很大問題，很多朋友都失業了。」旅居中國的朴女士對本報記者回憶說。為應對危機，東南亞各國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有相似處，也各有特色。同樣的，其取得的成果、對當今的影響也殊為不同。韓國：政府主導擺脫危機「我那時想死的心都有了。」現工作於北京望京地區，2003年離開韓國來華的李先生有些誇張地說，「還記得那時，本來昨天工資還值4萬人民幣，結果睡一覺起來就只值1.5萬了。」面對這種千瘡百孔的局面，韓國政府奮起還擊，使盡渾身解數以拯救崩潰中的韓元。擺在當時的總統金大中面前的有三大問題：如何償還馬上到期的巨額外債？如何挽救崩潰邊緣的韓元？如何挽救以大財閥為支柱的經濟體系？中國社科院金融所金融法治研究中心主任胡濱對本報記者表示：為擺脫金融危機，韓國對整個金融結構進行了大膽而堅定的調整。於是，靈活運用法律工具和市場槓桿來管束、治理金融市場，清理與大財閥關係不明的金融機構成為首項措施。危機過後，韓國對國際投機資本也有了更穩健的監控方式。專家認為，這些政策的順利貫徹深深仰賴於韓國的社會文化因素——「政府威權」。泰國：仍未走出困境「拿在手裡的錢轉眼間變成了廢紙。」生活在泰國社會底層的巴里·乍侖蓬（音）對本報記者講述。1997年8月11日，泰國政府決定接受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起的緊急救援計劃，取消雙重外匯市場，但同時要接受IMF開出的改革條件：開放金融市場，全面實施緊縮的財政政策。然而，泰國的經濟衰退進一步惡化。1998年泰國經濟大幅衰退，增長率為－10.5％。泰國政府還忽視了企業生產方式落後、效益低、投資質量不高等問題。而國內經濟增長速度緩慢，企業生產率不高，是泰國目前金融系統不良債務難於化解的重要原因。至今，泰國經濟仍未從危機中真正走出來，這進一步危及到國內政治穩定。2006年底，軍人政權貿然採取針對外國短期投資的資本管制措施。然而，僅實行一天，就引起了金融市場的巨大震蕩。大馬：獨特的復甦道路東南亞金融危機確實給馬來西亞帶來沉重打擊。1997年下半年，該國超過2000家公司宣告清盤。根據該國1998年的一份報告書，官方記錄的1998年總裁員人數是8.3441萬人，其中一半的失業者來自製造業。然而，馬來西亞政府堅決不答應IMF的援助附帶的改革條件，而是從1997年下半年開始陸續推出一攬子國民經濟復興計劃；1998年9月，針對金融危機出台了一系列管制措施。其主要內容是對短期外資進行監管，開始實行固定匯率制。到了1999年的第二季度，馬來西亞經濟就開始復甦，全年經濟增長5.4%。馬來西亞在較短的時間裡度過了危機，令全世界刮目相看。據馬來西亞《星洲日報》2006年報道，馬來西亞目前的經濟發展蓬勃，預計2007年可取得5.9%的增長。亞洲金融 下一個危機在哪裡？——專訪中國社科院世經所所長助理何帆中國社科院世經所所長助理何帆10年之前，儘管因為中國的金融業很大程度上還沒有開放，所以東南亞金融危機並未對中國造成巨大損害。但從吸取別國教訓、防範風險的角度，其對中國政府決策層的心理，以及後期的現實政策取向的影響不容低估。更重要的是，10年之後的中國，金融業的開放程度已極大加深，銀行業更是如此。東南亞金融危機，對中國政府決策究竟有何影響？下一步應怎樣走？就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社科院世經所所長助理何帆。《華夏時報》：從宏觀層面看，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有何政策調整？何帆：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在危機爆發之前，從中國的政界到學界，也曾考慮實行更激進的對外開放政策，包括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後來變得謹慎起來。從宏觀層面看，1997年之後，盯住美元的浮動匯率製成為事實上的固定匯率制；資本管制加強；實行強制結售匯制度；實行出口退稅等。《華夏時報》：從微觀層面看，中國在東南亞金融危機後有哪些主要的新做法？何帆：微觀層面的做法就更多了。比較典型的例子，是中國曾考慮效仿韓國的做法，在大型國有企業中試行綜合商社，但東南亞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這種過於密切的銀、企關係所存在的深層弊端，所以並未實施；同時，在進行銀行業改制過程中，中央政府還逐漸加大了抑制地方政府干預銀行信貸的衝動，推動銀、企關係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市場經濟基礎上。《華夏時報》：對目前的匯率制度，您如何評價？何帆：目前的匯率制度是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的制度。短期內的相繼擴大人民幣對美元的波動區間、逐步提高中間價等做法都是合理的，但我國匯率制度的最終選擇是自由浮動匯率制度。另外從改革時機上來說，本輪匯率制度始於2005年7月，其實早在2003年就應該這樣改了，錯過了一個人民幣升值的好時機。《華夏時報》：2003年未啟動匯率制度改革，是不是決策層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印象太深，以致過於謹慎？何帆：匯率制度改革涉及到多方面問題，究竟與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反思有多大聯繫，不好做出判斷。《華夏時報》：資本管制、強制結售匯等制度，目前是否也應該調整了？何帆：資本管制在現階段仍有必要，並且仍宜採取「流入」和「流出」的雙向控制，如此既有利於控制熱錢流入的規模和速度，也不至於造成短期內資本大量流出。強制結售匯制度早就該改了——過去是缺少外匯儲備，現在則是外匯儲備嚴重過剩。打個比方說，過去是冬天故需要穿棉衣（強制結售匯），但現在是夏天，就很不合時宜了。《華夏時報》：與10年前相比，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形勢發生了什麼變化？金融危機還可能再次爆發嗎？會出現在哪裡？何帆：造成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多項主要原因，如今都發生了變化甚至逆轉。譬如，外貿由逆差到順差、外匯儲備由過少到過多等。從整體經濟發展態勢看，過去是「雁形模式」發展（日本領頭，「亞洲四小龍」等隨後），現在則是中、印崛起成為新的「發動機」。但是金融危機的幽靈仍然在徘徊，下一個金融危機出現在哪裡？是股票市場異常狂熱的越南，還是一度股市下跌的印度？是步入老年化陷阱的日本？還是巨額貿易逆差越來越大的美國？是運氣屢屢不佳的泰國？還是曾經免於劫難的中國？危機是不可預測的，但風險卻是可以管理的。《華夏時報》：為管理風險，中國應採取怎樣的政策基點？何帆：中國需要走向全面的國家風險管理，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監管政策等的協調和配合，以達到全面的風險監控，這涉及到不同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作為大國，一是貨幣政策要充分獨立自主，二是要啟動內需，不能過於依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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