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怎麼當上黨的惟一「總負責」

中共黨史上曾有過一位擔任過「總負責」的領導人，僅24歲就主管全黨工作，那就是曾被列為「左」傾錯誤代表人物的博古。客觀地看，博古如此年輕就被推上高位，又剛從莫斯科學習回來而不大了解中國的實際，出現錯誤的責任不能只歸咎於個人，而是共產國際介入中共內部事務造成的不正常結果。他一生得到的總評價，還是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和社會活動家，並作為1946年死難的「四八烈士」之一受到全黨悼念。

　　18歲赴蘇聯留學

　　取名「博古諾夫」

博古本名秦邦憲，1907年生於杭州，祖籍卻是無錫人，據傳是北宋著名詞人秦觀的第32代孫。秦邦憲出生時，其家道已經衰落，這種破落的家庭倒容易出革命者，重要原因是子弟們面對起落反差心理不平衡，對社會的認識比較深刻，又能有好的教育環境熏陶。

秦邦憲少年時就讀於江蘇省立第三師範學校附小，後赴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上海大學讀書。1925年9月，他在瞿秋白等人主持的上海大學內加入中國共產黨，並短期「跨黨」擔任過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幹事，同年10月便赴蘇聯的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當時蘇方要求入學者必須起一個俄文名字，秦邦憲取了一個「博古諾夫」之名。回國後他曾用「伯虎」、「卜古」的筆名發表文章，直到1931年才固定用「博古」，後來在黨內就成了他的名字。

年輕的博古在中山大學同王明、張聞天等人成為同學，因觀點一致，被王明稱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員。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時，博古同王明一起被調去為共產國際領導人當翻譯，認識了斯大林，也結識了當時的中共主要領導人。1930年以後共產國際對六大選出的向忠發等「工人領袖」失望，想以中山大學中受蘇聯模式熏陶的學生來改造中共，博古正是在這種政治氣候下被推上了領導崗位。

　　雖不是中央委員

　　卻成黨的總負責

1930年5月，博古秘密潛回上海向中央報到，因資歷淺只被安排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上海工聯宣傳部工作，編輯《勞動報》和《工人小報》。1931年1月，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在上海主持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支持普通黨員王明等人掌握中央權力。博古因與王明觀點一致也受到重用，會後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4月間改任青年團中央書記。

1931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叛變，使隱蔽在上海法租界內的中共中央面臨著嚴重威脅。6月下旬，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並遭處決。在此危急時刻，周恩來準備轉向中央蘇區，王明想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六大以「工人領袖」身份選入政治局的盧福坦則野心勃勃地想當領袖。黨內領導人多認為此人同向忠發一樣沒有水平，且與顧順章同樣有流氓無產者習氣（不久盧福坦叛變，還到軍統擔任過一個區站長，「文革」期間被康生下令處決），共產國際遠東局也感到不能重用此人。

一天夜間，周恩來、王明、盧福坦和博古到一個小酒店會面。王明提出，他和周恩來走後，新中央應找一個顧順章不認識的人負責。於是中央組成了臨時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雲等人組成，博古成為總負責，此時他只有24歲。

據博古在延安整風時回憶，當時他再三提出自己不是中央委員，負責黨中央工作不合組織原則。博古還說自己太年輕，不懂軍事，又不熟悉國情。旁邊的領導人卻說，這是工作需要，只要共產國際同意就行。

　　請來李德管軍事

　　紙上談兵害紅軍

年紀輕輕且剛從蘇聯留學回來的博古，在理論上執行了王明提出的「左」傾教條主義、冒險主義的路線。博古又缺乏軍事知識，出於對蘇聯的崇敬，請來一個名叫奧托·布勞恩的德國共產黨員到蘇區指揮作戰，並起個化名叫「李德」。

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只在德軍當了一年列兵，戰後參加了德國共產黨，併到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卻從未指揮過部隊作戰。他到瑞金後否定了毛澤東的游擊戰術，要求用蘇聯的戰術同國民黨軍隊打陣地戰，結果紅軍英勇奮戰仍節節敗退。彭德懷曾當面斥責說：「你們這些教條主義者，只不過是地圖上和紙上談兵的戰術專家！」

1933年11月，福建發生了第十九路軍抗日反蔣的事變，博古起初贊成同第十九路軍合作，卻遭到共產國際與黨內不少領導人反對，習慣於聽從國際意見的他只好服從而錯失良機。

從1933年9月到翌年10月，國民黨軍對中央根據地進行為時一年的第五次「圍剿」，中央紅軍被壓縮到僅有七個縣的狹小地域，最後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之初，博古、李德、周恩來這「三人團」負責領導，李德仍主管軍事指揮，讓部隊以呆板遲緩的方式前進。中央紅軍在湘江經歷了突圍以來最慘烈的一仗，部隊由出發時的8.6萬人減至3萬多人。據當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在回憶錄中說，湘江之戰後，博古感到責任重大，行軍途中痛心疾首地拿手槍對準自己比劃。聶榮臻馬上制止說，「你冷靜一點，別開玩笑，防止走火。」

此時博古自知難以領導下去，李德也推說自己是個顧問不能對失敗負責任，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指揮紅軍轉兵貴州，中共中央隨之在遵義召開了擴大會議。

補白　　為何出現　　一個「總負責」當年中共總負責人稱為「總書記」，為何會出現一個「總負責」？據說是因盧福坦曾想當總書記大家不同意，王明想留著這個職務以後自己擔任，才出現這個黨史上特殊的稱謂。1931年10月，共產國際批准了中共中央的人事安排。博古臨危受命擔任這一職務，雖手續不完備，卻算是得到了組織認可，因中共屬於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要聽從上級意見。1933年初，臨時中央在上海面臨搜捕已難生存，博古秘密潛入中央蘇區的瑞金，同已到那裡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項英會合。有人認為，作為臨時負責人應該就此交權，組織觀念很強的周恩來卻認為既然有共產國際批准，還是可以讓博古繼續負責。1934年1月，在中央蘇區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才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並繼續為總負責人，也有人稱他為「總書記」。　　遵義會議後卸任　　移交印章鐵皮箱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一個轉折點。博古開會時所作的主報告雖然受到批評，卻還是主持了整個會議。後來的黨史上認為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與軍內的領導地位，主要是從指導思想而言，會議期間和會後一段時間博古仍是中央總負責。2月5日前後，中央紅軍行進到雲、貴、川三省交界一個名為「雞鳴三省」的村子宿營，周恩來找到博古，向他說明中央常委決定以張聞天代替他負總責。當時，有的領導人建議他不要交權，要把情況彙報給共產國際最後來處置。不過博古還是從大局出發，第二天坦然地把中央委員會的印章、中央政治局書記處的印章與中央書記的條形章交給周恩來，並讓人把文件擔子即兩個鐵皮箱挑到張聞天處，體現了一位真正革命者的坦蕩胸懷。交權後的博古，仍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後來長征途中擁護毛澤東堅決要求北上的正確主張。西安事變發生時，博古和周恩來、葉劍英共同前往，促成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博古擔任新華通訊社社長，隨即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擔任了中央長江局成員。1938年秋長江局撤銷，中央在重慶成立南方局，博古又擔任了南方局委員兼組織部長。1940年他返回延安，領導創辦了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此間他還翻譯了蘇聯出版的《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卡爾·馬克思》等著作，為在全黨範圍內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提供了重要教材。　　整風時一次次檢討　　日夜工作想「贖罪」1941年延安整風開始，博古作為教條主義的典型成為被批判對象。起初他在思想上轉不過彎兒來，認為黨的路線上如果有問題應由共產國際來負責，當時的軍事指揮也不歸他管。不過通過回顧歷史和清算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博古逐步認識到自己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路線，遵義會議糾正這條路線是正確的。從1943年起，當王明以生病住院對抗批判時，博古在中央作了一系列痛切的檢查，裡面有些對自己批判的話說得很重。他多次講的一句話是：我給黨造成了這麼大的損失，我就是再做多少工作都彌補不了這個損失。當時博古身體並不好，醫生建議他不要過度勞累，可是他日夜工作，想用這種方式「贖」自己的「罪」。當年中國共產黨人還承認斯大林在國際共運的領導地位，在批「左」的錯誤時不便涉及到蘇聯，只能提王明路線。實際上那條路線是共產國際的路線，博古在中共七大前和大會上對錯誤責任大包大攬，並檢討說自己「在執行中把它發揮了，極端化了」。1945年中共召開七大時，毛澤東強調要體現黨內團結，動員代表們仍要選舉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結果在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陳紹禹（王明）排名為倒數第二，秦邦憲（博古）列為倒數第一。　　重慶談判返回途中　　遭遇空難成為烈士1946年2月，博古作為中共代表之一，赴重慶同國民黨談判。4月上旬，國共關係出現了嚴重危機，中共代表王若飛、博古等人急於向中央請示對策，乘美國飛機回延安（根據國共美三方「軍調」協議，國共代表交通工具由美方提供）。4月8日，他們不顧氣候條件不佳而趕回延安，剛獲釋的葉挺和在重慶的鄧發也搭乘此機，結果失事於晉西北的黑茶山。此次飛機失事遇難者共17人，其中有四名美國飛行員。辨別遺體時，因博古高度近視而常年戴眼鏡，眼眶附近有一道很深的凹痕，才得以確認。遺體運回延安後，毛澤東率黨政軍機關人員為王若飛、葉挺、博古、鄧發這四人為首的「四八烈士」舉行了隆重的祭悼儀式。回首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是一個英雄主義的時代，也是一代理想主義者奮鬥的舞台。博古作為那個特定環境中成長起來的立志改造中國和世界的人，雖然犯過錯誤，走過彎路，卻也建立過功績。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人們會肯定一個最基本的事實，那就是博古始終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他的名字將留在黨的英烈錄中被後人紀念。　　補白　　「四八空難」是意外　　還是國民黨特務破壞？「四八空難」發生後，中共中央和新華社當年發的消息定性為「失事」。2006年，某家報紙發了篇文章，說「四八空難」是國民黨軍統特務破壞導航設備而導致飛機偏離航線造成的，結果不少媒體轉載。隨後熟悉烈士事迹的人查考，發現文中講到的一些人物並不存在，所描繪的情節也漏洞百出。此事是否真有軍統破壞，恐怕要到台灣的歷史檔案徹底解密時才能揭曉。4月8日在延安機場的眾多接機者都說，當地氣候一向乾燥，那天偏偏出現少有的大霧，又下起了雨，稍遠一點的地方都看不清。下午2點左右，人們聽到頭頂雲層里響起飛機轟鳴聲，抬頭卻什麼也看不見，轟鳴聲持續了一會兒，又漸漸消失……當時不少人判斷：「霧大，能見度差，飛機肯定是返回重慶或者先降到西安。」當天晚間西安、重慶卻回電說未見飛機返航，人們才知道出事了。從這一情況看，飛機還是按預定航線到達了延安上空，中共方面事後的調查也認為是飛機因氣候惡劣降落不成準備返回西安，返航途中迷失了航向，誤入東部的晉西北山區，在濃霧中撞山墜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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