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伊斯蘭自我革新的胡思亂想

當「我是查理」的浪潮從巴黎街頭退去，當《紐約時報》「我不是查理」的獨善其身被輿論場淡忘，「我們不是查理，我們是穆罕默德」的標語又在穆斯林的示威隊伍中興起。一觸即發的「鉛筆戰爭」，不只源於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文明衝突」，也內在於伊斯蘭自身革新道路上的自我齟齬。有觀點認為查理慘案只是世俗「言論自由」與「宗教信仰」間的戰爭，失之簡單，但我們不妨撇開衝突本身，去觀察伊斯蘭世界自我革新道路上的痛苦。

有一種有趣的觀點，將伊斯蘭教比作蘋果操作系統，將基督教等比作安卓操作系統。認為伊斯蘭教晚於猶太教、基督教、佛教700多年產生，吸取之前宗教精華，成為最徹底的一神教。教規相對完善，卻缺少更新，類似封閉的蘋果系統。基督教之類草創階段相對粗糙，但適應性強。這是當代愛科學愛思考的IT男的腦洞。不過伊斯蘭教伴隨阿拉伯世界的興衰而波動。沒有創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沒有基督教新教式的宗教改革。與伊斯蘭教重合的地區普遍是後發民族國家甚至部落，伊斯蘭世界也一次次嘗試著自我更新以適應現代化世界。世俗化向西方學習是其中最主要的道路。

奧斯曼：帝國的反思

何為世俗化？學界眾說紛紜。一般而言，世俗化是指宗教的作用和約束力不斷「衰退」和「減弱」的過程。如果說基督教趨向於主動變革，那麼伊斯蘭社會的起點是在外力的驅動。

19世紀，英、法、俄等國對伊斯蘭世界步步緊逼，奧斯曼帝國在與西方國家的戰爭中接連失利。曾經權傾一時的王朝飽經屈辱，抱著「救亡圖存」的決心，求「變」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普遍共識。咦，怎麼好像在說我大清呢？

1839年，坦齊馬特改革啟動，帝國按世俗需求進行立法，1840年和1850年，帶有世俗特徵的刑法和商法先後產生，隨之而建立的世俗法庭以此為依據審理案件。世俗教育快速發展，世俗學校脫離了烏里瑪（穆斯林教法學家和神學家）的控制，由教育部門管理。此後的幾十年里，教育、司法、現代行政管理機構改革深入，西方的自由主義思想大規模傳入，服裝和生活方式出現明顯的歐化傾向。同一時期，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和其子孫也在大力推行歐化改革。歐式國家教育系統、法國式的民法典和刑法典相繼面世。

然而，這一歷經百年的世俗化階段，成果卻十分有限。世俗思想僅僅得到少數精英的支持，改革運動遭遇重重障礙。要說最深遠的影響，大概是培養了一些類似凱末爾的世俗精英，開啟了世俗化改革的序幕。

土耳其：鐵腕凱末爾

隨著一戰的結束，奧斯曼帝國崩潰，現代土耳其興起，阿拉伯各國除沙特等國外均處於英、法等國的殖民統治之下。在西方強大的壓力之下，強勁的變革之風吹遍中東各獨立國家，其中以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三國的改革影響最大。這之中，又以凱末爾治下的土耳其為先鋒。

生於奧斯曼帝國式微時代的凱末爾，以卓越的軍事才能聞名於世。一戰爆發後的1916年8月，凱末爾因保衛首都伊斯坦布爾，獲得「伊斯坦布爾的救星」和「帕夏」的稱號，名揚全國和歐洲。奧斯曼帝國分崩離析，曾經臣服在奧斯曼鐵蹄下的各民族紛紛披上古代的外套，早就消失的拜占庭人冒出來了，帶著希臘人的面具追求民族獨立。風水輪流轉，到1920年6月，輪到希臘軍隊大舉進攻，幾乎扼殺土耳其獨立運動。凱末爾出任國民軍總司令，以秋風掃落葉之勢突破希軍防線，把希軍趕出了已經很小很小的土耳其。協約國不得不於1923年7月24日在瑞士簽訂洛桑協定，正式承認土耳其的獨立和主權。

今天的土耳其，民眾仍將代表世俗主義與現代化精神的凱末爾視作國父。

而真正成就凱末爾的，是他的民族主義情懷。國難之中，凱末爾曾喊出「不獨立，毋寧死！」著手把全國各地分散的愛國組織統一起來，他向戰友們發出吶喊：「祖國的領土完整和民族獨立正處在危機中」。在上述思想的引導下，凱末爾登上總統位置後，提出「土耳其民族不屬於任何宗教」的世俗化主張也就不足為奇了。

凱末爾改革努力將土耳其從一個衰朽的宗教帝國變成世俗民族國家。政治方面，他先後廢除了蘇丹制和哈里發制，建立政教分離的土耳其共和國；法律方面，廢除宗教法庭，制定新憲法、新民法和新刑法等法律，使法制徹底脫離了伊斯蘭教的控制；教育方面，停辦舊式的獨立宗教學校，統一全國的教育體制，規定所有的教育機構都隸屬教育部。

但貫穿於這種變化、並使之長期穩定的，是文字改革。凱末爾變革存在了數百年的阿拉伯字母，採用拉丁字母。1928年11月1 日，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正式通過《字母改革法》，宣布將土耳其語改用拉丁字母拼寫。要求40歲以下的土耳其人都必須學習新文字，目標是用15年時間在全國普及新文字。1931年成立土耳其語言學會，開始剔除土耳其文中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辭彙，簡化土耳其語，新造土耳其辭彙。到1930年代後期，文盲率已從建國初期的80%多下降到50%。文字改革既割斷了和伊斯蘭教傳統聯繫的臍帶，同時割斷了與外部伊斯蘭世界的糾葛，將民眾對伊斯蘭教的認同演化為對國家的認同。歷經20年，土耳其結束了宗教與世俗機構並存的局面，世俗機構就此一統天下。

伊朗：「暴君」巴列維

凱末爾改革在中東引起了連續性的反應。幾乎就在同一時期，伊朗巴列維和阿富汗阿馬努拉以土耳其為榜樣大力推行具有世俗化性質的改革。與土耳其建立共和國不同，巴列維的改革在君主體制下進行，但在法律、教育、社會、宗教管理等方面同樣採取了一些世俗措施，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巴列維自小被嚴厲的父親送到瑞士，接受西方精英教育。這位國王皇宮裡的房子大部分房間從天花板的紋路、壁爐，到桌椅、茶具都是歐式風格。

巴列維自小接受西方精英教育，與其說他是個伊朗人，不如說他骨子裡更像歐洲人。

一心西化的他力求完成伊朗現代化。六十年代初，巴列維推行了一場叫「白色革命」的運動。他從土耳其移植了許多觀念和做法，建立了現代司法和教育體系，使得法律和教育基本脫離了宗教的約束。如果看那些長年超過10%高速增長的GDP數據，巴列維十五年的「白色革命」可圈可點。在每年200億石油美元的刺激下，伊朗工業化和現代化進展神速：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高速公路和電氣化鐵路不斷延伸。在他的治下，伊朗開放而時尚。德黑蘭的女大學生可以身著迷你裙頭戴太陽鏡。學生畢業人手一本托福資料，準備去海外留學念書。在展示皇家歷史的博物館中，陳列著1930年代皇室年輕人全球旅行的裝備：一輛老式摩托。

巴列維時期的女大學生

然而，石油可以帶來財富，卻不能帶來底層肌體的改變。巴列維看起來很美的「經濟大躍進」把伊朗分裂成了窮人和富人兩個國家。社會不滿情緒在積累，世俗化改革嚴重削弱了宗教領袖的社會和政治地位，被認為背叛了伊斯蘭傳統，傳播了西方腐朽墮落的文化。

1979，宗教學者霍梅尼發動「伊斯蘭革命」，站出來反對國王的改革。巴列維被激怒，霍梅尼被流放國外，但其宗教精神領袖的地位沒有因此改變。伊朗國內反對國王的群眾運動越來越厲害，巴列維也不手軟，派出軍警血腥鎮壓，最後導致大規模衝突。軍方看見革命已經箭在弦上，不再效忠國王，他只得自我流亡。霍梅尼在百萬人的歡呼下返回伊朗，隨即就任了伊朗歷史上沒有過的新職位「最高領袖」。一個資源豐富、國際環境優越的國家，終結於民粹，最終只得到一個神權國家。

埃及：納賽爾治下的極端主義魅影

那位茉莉花運動之後上台的民選埃及總統，穆兄會出身的穆爾西，讓人險些想不起他的名字。因為上任僅一年，就被騷亂群眾和軍方送進了監獄。穆兄會骨幹紛紛被送進監獄甚至暴死。

埃及的「革命」似乎只是增加了這個國家的苦難，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太陽底下無新鮮事，這句話在有些時候是真實的。埃及精英與民粹穆兄會的對立已經綿延半個多世紀。

土耳其與伊朗，幾乎同一時期的兩個國家，同樣是政治強人與國家機器強行推動的世俗化改革，卻走向了不同的結局。如果說這兩個國家的成敗更多限於國內，那麼埃及的現代化與伊斯蘭化的衝突，以至於納賽爾時期對穆兄會的打擊，直接導致了伊斯蘭極端主義鼻祖——庫特布的誕生。

二戰後，埃及人民掀起了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1952年，以納賽爾為首的埃及自由軍官組織發動革命推翻了法魯克王朝。

1954年，納賽爾曾在埃及亞歷山大城的曼施亞廣場上遭到穆兄會成員刺殺，8聲槍響後屹立不倒，喊出「如果我死了，你們依然是納賽爾」。（資料圖）

此後，納賽爾提出關於埃及建立社會主義主張，這一系列方案被稱為「納賽爾主義」。他認為，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均可簡稱為「富足」和「正義」四個字，即「建立一個富足和正義的社會，一個勞動和社會均等的社會，一個生產的社會和福利的社會。」納賽爾執政的1952年~1971年間，埃及開始大規模的國有化，全面干預經濟。到1964年末，所有大企業和部分中型企業都已國有化。1953~1970年，埃及進行了兩次土地改革。可這些進程，都沒能使得貧富懸殊和兩極分化得以消減。

大刀闊斧的改革背景下，穆兄會在1954年和1965年遭受沉重打擊，被宣布為非法組織，大批成員被逮捕和處決。

早在推翻法魯克王朝之時，出於對腐敗政府的憎惡，穆斯林兄弟會曾與納賽爾站在同一陣營。但世俗化畢竟和原教旨主義相去甚遠。兩者日益對立，激化的結果直接導致穆兄會成員對納賽爾的刺殺。有說法稱這次不成功的刺殺也可能是納賽爾自己策劃的。

反正納賽爾沒有死，而對穆斯林兄弟會的大逮捕開始了。穆斯林兄弟會領導層人員統統被送上非法法庭。穆兄會領導人及其8名成員判處了死刑，隨後又改判為無期。另外1100名穆斯林兄弟會成員也被收押入獄，還有1000人未經起訴便被投入獄中。此後，納賽爾的世俗化道路也引起了原教旨主義發源國——沙特的敵視，他們暗中資助穆斯林兄弟會，企圖政變，推翻納賽爾。於是，納賽爾越發加緊了對穆兄會的逮捕和鎮壓。

鐵窗生涯使穆兄會日益地極端主義化，他們對埃及軍方精英人士的看法更明確：政治腐敗、缺乏信仰、本質上是非法執政。其中，賽義德·庫特布，舊時教育部門的小官員，搖身一變成了穆斯林兄弟會宣傳部門的一把手。他開啟了一個更為激進、不妥協的伊斯蘭主義理論，修編的《里程碑1964沿途》一書激勵了好幾代的極端主義分子。

薩義德·庫特布

庫特布公開表示痛恨西方，直接將美國和美國白人定義為全人類的敵人。認為作為穆斯林，應該消滅白人，也要消滅美國。他所開創的名為「塔克菲爾」理論認為，穆斯林只要背叛了真主，行了不義的事情，也屬於可以消滅的對象。這一規定，將那些關押兄弟會成員的監獄看守和納賽爾政府官員樹為了敵人。他最後說道，伊斯蘭的目標是在全世界建立人間天國，所有不屬於伊斯蘭思想的東西全部都加以消滅，為此要發動聖戰。關押十年後，庫特布被絞死。自此，為伊斯蘭教「殉道」的庫特布被推為聖徒。

庫特布的信徒接過他的火炬，在激進主義上越來越遠。庫特布本人沒有廣收門徒，但塔利班，拉登都是他的忠實信徒；基地組織的精神領袖扎瓦西里，巴勒斯坦極端派別「哈馬斯」的創始人亞辛等在內的各種組織掀起了一個又一個的極端運動，試圖將整個阿拉伯世界帶進「純凈的、傳統的」伊斯蘭世界。不過在庫特布與拉登之間，隔著結結實實的四十年冷戰。很難說塔利班就是庫特布的直接種子，不如說是國際政治、經濟變化的結果，是世界革命與進步衰朽的後果。

直至今日，在中東這片廣袤的地帶，經濟繁榮、社會動蕩、宗教勢力回潮仍在交錯上演。奧斯曼帝國、土耳其、伊朗乃至埃及，或成功或失敗，僅僅是世俗化進程的蜿蜒曲線——而《查理》事件就是這條線上醒目的一點。如果現代化勢所必然，那麼不同民族、不同體制、不同的領導者對於國家而言是怎樣的變數關係？穆斯林們又該怎樣在時代的巨變中自處。

先知穆罕默德已逝，昔日振聾發聵聖訓只留下歷史峽谷中模糊的「回聲」。伊斯蘭民族只能自己尋找答案。不過，粗暴地套用世俗主義與神權主義對立的元敘事，並不能根本解釋阿拉伯國家的發展問題。從苦難中掙扎崛起的中國能給他們什麼樣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