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開埠後的「腳印」

　　◆朱少偉

　　晚清，當上海朝近代化方向邁進之際，遭遇前所未有的變局：根據不平等的《南京條約》及其附約，它與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一起被強闢為通商口岸。至於上海因何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勢力覬覦，其中有個秘密；而一些早期馬路的變遷，則顯現了上海開埠後的「腳印」……

　　吳淞口出現間諜船

　　壹

　　英國從清代乾隆年間起，屢次遣使來華提出開闢通商口岸，均未涉及上海；為何到鴉片戰爭時，卻盯住申城？要解開這個謎，得從「阿美士德」號談起。

　　1832年2月26日，一艘大型西洋帆船自澳門啟碇，鬼鬼祟祟地順著中國海岸線北上，此即「阿美士德」號。那時，英國因要求增闢通商口岸未果，想用武力來改變清廷的態度，但苦於不了解對方沿海地形、港口深淺、防衛設施，所以便由東印度公司派出了這艘間諜船。

　　「阿美士德」號偽裝成「乘風漂至」的迷航商船，實際卻配有多種先進的軍事裝備。它的指揮者並非船長禮士，而是原廣州英國商館職員林賽（化名胡夏米），及其重要助手郭士立（化名郭甲利），兩人皆「略曉漢語，粗識漢字」。林賽一夥採取威脅、硬頂的手段，經過廈門、福州、寧波，於6月20日將船駛進長江。第二天，他們在吳淞口附近換乘小艇，強行闖入黃浦江，從上海縣城東門外登岸，隨即向上海道台衙門遞交「希望得到中國北部港口直接貿易」的稟帖。上海道台衙門斷然拒絕，並勒令「即速開船，遵照舊例回粵貿易」。然而，他們借故拖延，加緊繪製海圖、測量航道、察看要塞，不擇手段地搜集經濟情報，甚至還遊歷崇明島。直到7月8日，他們才悄悄離去，繼續朝北行駛……

　　「阿美士德」號返航後，林賽在撰寫的報告中說：「上海事實上已成為長江的入海口和東亞主要的商業中心，它的國內貿易遠在廣州之上。」「這一地區在對外貿易方面所擁有的特殊優越性，過去竟未曾引起相當的注意」。郭士立的《中國沿海三次航行日誌》則稱，「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商業中心」，「尤其是中國中部諸省的大門」。

　　由於林賽和郭士立的介紹，西方殖民主義勢力開始覬覦上海這個「黃金口岸」。

　　洋涇浜與「露天通事」

　　貳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在屈辱中開埠。昔日，在黃浦江西岸有一條名為洋涇浜的支流，長約兩公里，寬不足20米。清代嘉慶《上海縣誌》記載：洋涇浜東引黃浦江水經八仙橋西流，北通寺浜（今慈溪路、重慶北路一線）、宋家浜（今蘇州河），西通北長浜（今延安中路），西南通周涇（今西藏南路）。它雖是一條不起眼的小河浜，卻四通八達。

　　洋涇浜一帶，原先分布著幾家舊式木船行，大片農田裡種植水稻和棉花。鴉片戰爭後，洋涇浜與「洋」有了不解之緣。1845年11月，英國首任駐滬領事巴富爾經過強行要求,迫使上海道台宮慕久同意劃定洋涇浜以北、李家廠（今北京東路外灘一帶）以南、黃浦江以西（北界未作說明）的灘地，供英商建房居留；1848年8月，法國首任駐滬領事敏體尼看中洋涇浜和上海縣城（今中華路、人民路環線內）間的一片空地，也不斷軟硬兼施，迫使上海道台麟桂於翌年4月同意將它作為法僑居留地，於是最初的英租界和法租界形成。從此，原先默默無聞的洋涇浜名氣大噪，成為頗受矚目的英租界和法租界之界河；「洋涇浜」（或「洋涇」）一詞一度被用作上海租界代稱。王韜在1875年刊印的《瀛壖雜誌》中說：「洋涇浜為西人通商總集，其間巨橋峻關，華樓彩輅，天魔賭艷，海馬揚塵，琪花弄妍，翠鳥啼暮，以及假手製造之具，悅耳葯曼之音，淫思巧構，靡物不奇。」

　　由於交通的發展，洋涇浜畔逐漸形成兩條小街，南岸稱孔子路、北岸稱松江路（今皆融入延安東路）。浜上陸續架起八座橋，分別為外洋涇橋、二洋涇橋、三洋涇橋、三茅閣橋、帶鉤橋、鄭家木橋、東新橋和西新橋。該地段商鋪、酒家、茶樓、煙館林立，西人紛至沓來。於是，「露天通事」應運而生。當年，懂外語者被喚作通事，遊盪於馬路的蹩腳翻譯則被譏為「露天通事」。隨著大批從事經濟掠奪的外商湧入，在沒有共同語言又急於交流的情況下形成了一種「商業英語」，西人稱為「別琴英語」（pidginEnglish），華人叫做「洋涇浜英語」；其特點是以當地母語為主，夾雜許多英語辭彙，屬不同語言人群交流的混合語言。「露天通事」一般在洋行打過工，稍諳一些英語辭彙，但讀音不準、語法不通，西人聽了勉強可意會。隨著「十里洋場」的畸形繁華，「洋涇浜英語」曾大行其道。「露天通事」起先僅30餘名，最興旺時達200餘名；「洋涇浜英語」的單詞，大約700個，後來由於教授英語的正規學校紛紛開辦和大批留學生回歸，「露天通事」慢慢匿跡。

　　1914年，因洋涇浜已污穢不堪,上海租界當局開始實施填浜，修築愛多亞路（今延安東路）。

　　從派克弄到南京路

　　叄

　　鴉片戰爭前，今南京東路從外灘到河南中路段只是一條東西向的田間小道。開埠後，一些洋商發現了它，覺得可以用來跑馬。隨著馬蹄聲響起，它逐漸被整平加寬。附近居民見西人常在此跑馬，遂稱之為「馬路」。

　　1848年，西人在今南京東路、河南中路交匯處西北面圈佔農田八十餘畝建第一個跑馬場，附設滾木球場、英式牆手球場，因內植花木而叫做「花園」(俗稱拋球場)；1850年,又組織跑馬總會（RaceClub），並舉行比賽。從1851年起，原先的「馬路」正式被分段築路，因它通「花園」，便叫做派克弄（ParkLane）或花園弄(GardenLane),俗稱大馬路。跑馬總會在經營三年後，趁地價上漲將花園賣掉，在今湖北路、北海路一帶另建面積為一百七十餘畝的第二個跑馬場，派克弄也延伸到今浙江中路口。1862年，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築路」使派克弄穿過第二個跑馬場，推進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不久，再往西面靜安寺方向修一條馬路，定名靜安寺路，也叫做湧泉路（抗戰勝利後更名南京西路）。1863年，跑馬總會再次以高價將地賣掉，開始在泥城浜西岸建面積為430畝的第三個跑馬場（俗稱跑馬廳，今人民公園、人民廣場一帶）。1865年，派克弄定名南京路（抗戰勝利後更名南京東路），已初現熱鬧街景。

　　西方冒險家和中國富商均認為南京路是發財的好地段，紛紛在此租地造房開店；早期沿街多為瓦屋頂或瓦楞白鐵頂兩層磚木結構建築，通常前做店堂後做倉庫。後來，南京路日益興盛，猶太裔房地產大亨哈同出於商業目的，主動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請纓，斥資鋪鐵黎木路面。這樣，南京路便成為當年遠東最漂亮的馬路之一。

　　在清末，葛元煦的《滬游雜記》這樣記述南京路及其周邊：「上海貨物皆有聚市之所；如綢緞在拋球場路南及東門內外，綉貨在盆湯弄，絲茶棧在二擺渡者居多，洋布呢羽在英大馬路」，「洋廣雜貨在棋盤街及法大馬路」；頤安主人的《滬江商業市景詞》則云：「滿街裝飾讓銀樓，其次綢庄與匹頭；更有東西洋廣貨，奇珍異產寶光流。」

　　山東路與新聞出版業

　　肆

　　現在的山東中路，始築於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末，初名廟街；1865年，更名山東路（抗戰勝利後更名山東中路），中段俗稱麥家圈，北段曾叫望平街（今南京東路至福州路）。

　　麥家圈的墨海書館（起初設在上海縣城北門外），1843年由傳教士創辦，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出版機構，引進比較先進的印刷設備，印行了大量介紹西方宗教、政治、科學的書籍。後來，附近還曾設中華書局、大東書局、世界書局、開明書店，以及商務印書館發行所等。

　　望平街曾被譽為「報館街」。這一帶先後有過數十家報館，如《申報》《新聞報》《時報》《警鐘日報》《神州日報》《民呼日報》《民吁日報》《民立報》《時事新報》《中外晚報》《中華民報》《大共和日報》《天鐸報》《太平洋報》等均曾駐足。當年，在這條不長的馬路上，每天清晨報販雲集，成捆的報紙從各報館搬出，有的用車拉，有的用肩扛，送往上海各處和江蘇、浙江等地；逢報館出「號外」，到此打聽消息者站滿街頭，販運報紙者更是擠得水泄不通，誠若《上海鱗爪竹枝詞》所云：「集中消息望平街，報館東西櫛比排。」

　　可以說，山東路與近現代上海新聞出版業發展的關係頗為密切。

　　黃浦灘高樓林立

　　伍

　　外灘早先俗稱黃浦灘。1846年春，英國駐滬領事館在這裡落戶，接著美國、法國、荷蘭、奧地利、西班牙、德國、丹麥、義大利等國也陸續在附近設領事館。1848年9月，英國植物學家福鈞在第二次抵滬時有這樣的觀感：「使我驚訝的是沿岸的外觀。我曾聽說上海已建了許多英美洋行，我上次（按即1843年）離開中國時，的確有一兩家洋行正在建築；但是現在，在破爛的中國小屋地區、棉田及墳地上，已建立起一座規模巨大的新的城市了。」

　　上海租界當局在黃浦灘的第一個市政工程，是用鵝卵石、煤渣將臨江纖道鋪成一條馬路。在英租界內的那段築於1848年，初名揚子路，後來定名黃浦灘路(抗戰勝利後更名中山東一路)；在法租界內的那段築於1856年，初名黃浦灘馬路、法外灘路，後來定名南黃浦灘路（抗戰勝利後更名中山東二路）。

　　1856年，英國人韋爾斯組織的股份公司在蘇州河河口附近建收「買路錢」的木橋即「韋爾斯橋」，因坐落於外擺渡渡口，市民習稱外擺渡橋。187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其東面建免費通行的木質浮橋（基樁腐爛的舊橋被折價收購併拆除），因緊靠公共花園(PublicPark)即今黃浦公園，定名「公園橋」（GardenBridge），市民習稱外白渡橋。上世紀初，由於電車引入上海，必須對位居要津的木質浮橋進行改建；1907年底，全鋼結構的外白渡橋通車後，成為外灘的一道亮麗風景。

　　後記

　　這幾條馬路的「身世」表明：西方殖民主義勢力的動機不可能完全決定效果，開埠在客觀上促進了上海這座城市的近代化。然而，上海能迅速崛起，最主要是由於以下原因：第一，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處在東亞大陸海岸線中點，由此抵北美和西歐的距離大致相等；第二，在鴉片戰爭前已是江南有一定規模的商業城市，有近二十萬人口，發展潛力巨大；第三，作為江海要衝和重要商埠，這裡聚集著我國各地的人才，他們成為城市建設的有生力量。

朱少偉